严羽在其《沧浪诗话》里批评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并直指这一弊病在宋诗里的普遍性反映，从而提出“别材”、“别趣”、“兴趣”的文学观点。此为陈年旧货，稍涉中国文学者均耳熟能详。严氏固然针砭到位，然而他大概忽视了宋诗好议论求理趣乃时代风气使然，并非空穴来风，也并非这些好发议论的作诗者全都不懂艺术规律，弃自然意象和天纵情趣如敝屣。其实，正如李春青教授所言：“宋学的这一特征又与宋代君主的治国方略有关系，与宋代台谏制度的空前发达有关系。而这一情形又是以晚唐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武人秉政以及宋太祖获得天下的手段有关系。”我同意这一看法，只要翻开史书检阅，即能体会到宋诗好议论之风乃国家政策上行下效的结果。沈括《梦溪笔谈·续笔谈》尝载：
　　太祖皇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可见，宋诗中议论纷纷，是由君主的治国理念推动的，个中实践也不乏理与趣的相映成辉。当然，为议论而空发议论的现象肯定存在，面目可憎，自然为严羽所痛恨。不过，大多数宋诗中的议论还是从自家胸襟发出，流露出参政议政的入世激情，闪耀着人生智慧的光芒。这些士大夫们大体像范仲淹一样怀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和精神，也就难免议论行事，甚至发生意气之争。由意气之争，导致宋人话语中流行一个词，那就是“不惜唇吻”。
　　“不惜唇吻”是什么意思？明眼人肯定不会把它理解为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虽说动作发出者离不开唇绕不开吻。假如有人对这个宋代习语不很理解，那么看看下面所引掌故，即便对问答内容不甚明了，也当知不惜唇吻之意。《五灯会元》卷十二，载有百丈惟政禅师语录：
　　“岩头和尚用三文钱索得个妻，只解捞虾捷蚬，要且不解生男育女，直至如今，门风断绝。大众要识公妻么？百丈今日不惜唇吻，与你诸人注破：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
　　僧问：“牛头未见四祖时，为甚么百鸟衔花献？”师曰：“有钱千里通。”曰：“见后为甚么不衔花？”师曰：“无钱隔壁聋。”问：“达磨未来时如何？”师曰：“六六三十六。”曰：“来后如何？”师曰：“九九八十一。”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木耳树头生。”问：“一切法是佛法，意旨如何？”师曰：“一重山下一重人。”问：“上行下学，未是作家。背楚投吴，方为达士。岂不是和尚语？”师曰：“是。”曰：“父财子用也。”师曰：“汝试用看。”僧拟议，师便打。上堂：“天台普请，人人知有，南岳游山，又作么生？会则灯笼笑你，不会有眼如盲。”
　　为了注释两句诗，师徒一问一答费了这么大段，百丈禅师真正地做到了“不惜唇吻”，苦口婆心昭昭然。可见，不惜唇吻就是不惜花费口舌，言下之意是要说尽一切话语，正面推导和旁敲侧击，总之，要通过话语的表述达到说服对象的目的，从而实现表述者的意图。
　　连向来主张以“拈花微笑”方式对弟子传经解道的佛门也不惜唇吻，紧跟宋人议论的风潮，不可不谓议论之时尚浸润社会各阶层。
　　北宋党争愈演愈烈，即与士大夫及政治家们不惜唇吻的朝政议论风气有关。各执己见本不见得是坏事，但所有人反对所有人，从无统一意见，况且由党争演化成党锢和党祸，那就于国不利了。宋太祖曾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使谏官有恃无恐，也使朝廷上下各为其利，党同伐异，置私利于前，国运于后。一旦临时有事，则互相攻讦，民心与军心涣散，未及接战而心已背矣！“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的笑话很自然就产生了。
　　既然不惜唇吻与误国大事有嫌，那么为何宋人依然热衷如故？
　　李弥逊有诗云：
　　幺麽何从到上方，敢将唇吻犯堂堂。
　　但知射影求阴中，可笑当车不自量。
　　目苦遭蚊喙聒，象蹄犹畏鼠牙伤。
　　须臾怀命随翻手，蛮触应难望故乡。
　　诗题原为《夏日游连江石门，坐林下，有虫咂肤，视之仅可分有无，疑蚋也，以诗嘲之》。“敢将唇吻犯堂堂”，本是嘲笑蚊蚋之类的小动物，可是用来形容宋人那副好辩善议的唇吻未尝不当。它刚好体现这些文人们的时尚追求，一可表示不落伍；二标示伟岸人格；三在论辩过程中征服对手，获得语言上的快感。刘勰《文心雕龙卷三十三·声律》曰：“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不战而屈人之兵，历来是文人骚客的梦想，所以在话语对抗中征服对手，必能获得极大的满足感。更酷的是，宋人通过议论能达到引起君王注意的效果，取得重用，从而实现自己某些远图。“申商刀锯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勋”（《文心雕龙卷十七·诸子》），应当是宋代文人士大夫们梦寐以求的事业。
　　然而，不惜唇吻并非没有麻烦，它招致的结果往往是唇吻可畏，有时带给人的受挫印痕几乎终生难忘。
　　前文已说，宋代强化中央集权、重视文人的统治政策是鉴于前朝皇权式微、天下离析的情况而确定的，一方面的确有助于平息兵火及繁盛国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三冗”（冗兵、冗官和冗费）的负面效应，使宋朝一直处于患贫患弱的窘境。为此，从庆历以来的通变救弊思潮应运而生。同时，围绕着熙宁变法产生的新旧党争也越来越复杂难辨。“法之初行，议论纷纷”，各方都自视有责任兴致太平，因而各持己见，导致像南宋陈亮在《铨选资格》中所说的结果：“方庆历、嘉，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及熙宁、元丰之际，则又以变法为患。虽如两苏兄弟之习于论事，亦不过勇于嘉佑之策，而持重于熙宁之议，转手之间，而两论立矣。”（《龙川先生文集》卷十一）从文化语境上看，各方政见前后态度不一，并交相攻讦，导致党祸连连，文祸蜂起，与宋代鼓励议论事务的风尚关联甚大；而相互攻讦的后果是人人自危，忧畏讥谗，身与心均备受重创。
　　一句话，唇吻可畏是不惜唇吻者内心深处的阴影。从起初的君子小人之辩与朋党论，到台谏制度与台谏势力的推波助澜，再到党同伐异而制造的“进奏院案”、“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神宗实录案”、“同文馆狱”、“嘉禾篇案”以及东坡策题、题诗之谤，光是北宋一代的文人士大夫们就经历了不少天风海雨，庆历党争、熙丰党争、元党争、蜀洛朔党争及绍述党争，种种明争暗斗的经历，使宋人深深地感到唇吻可畏。新旧党派文人群体的聚合与分野，意气之争与唇吻主体的畏祸心理，党锢文祸与士人们的价值取向，等等，无不揭示宋人佯作气定神闲、其实内忧外患的真实面目。唇吻可畏正是宋人内倾封闭和指斥异己的心理和行为的直接结果，两者又是互为因果的。这个影响波及南宋士人群体，方岳有诗为证：
　　生无燕颔可封侯，贫有牛衣可省愁。
　　老矣江湖双短鬓，悠哉天地一归舟。
　　野夫畴昔友麋鹿，人世是非风马牛。
　　口角雌黄吾岂敢，并忘皮裹有春秋。
　　诗的题目叫《始见台章弹予面目可憎唇吻可畏》。按：方岳（1199～1262年），字巨山，号“秋崖”，祁门（今属安徽）人。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进士。历任淮东安抚司干官、南康军（今江西星子）、饶州（今江西鄱阳）、袁州（今江西宜春）、抚州（今江西临川）等地长官。性格倔强，自言“生无媚骨，与世少谐”（《通杨左师》），或触犯同僚，或忤逆达官，事有未合，即拍案而起，不顾念后果，因而仕途屡受挫折，数遭罢黜，坎坷终身。正是他因言辞争辩招来了如此多的身世变故，才会作诗痛定思痛，回归到杨万里诚斋体的童趣里。毕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语无二三”（《别子才司令》），虽然谁掌握话语霸权和经典阐释权，谁就掌握争唇吻的主导权，但是强争唇吻最终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只会给人留下面目可憎的恶劣印象。
　　争唇吻，即言辞争辩，而言辞争辩大多是空谈，往往得不偿失，过来人或聪明人一般不屑为之。但是，真正做到不争唇吻的人是很少的，除非万缘皆空或修行得道。一般情况下，宋人在这么一个特定的内敛型时代氛围里，都爱好参与讨论大小事情，特别是国家时事。欧阳修于庆历五年作诗《镇阳读书》：
　　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
　　治学、创作、从政三件事是士大夫们的人生目标。而议论煌煌是实现他们人生目标及价值的具体行为。所以，明知唇吻可畏亦在所不顾，明知随时会遭贬处穷亦口舌不疲。
　　以苏东坡为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载：
　　熙宁初，时论既不一，士大夫好恶纷然，同在馆阁，未尝有所向背。时子瞻数上书论天下事，退而与宾客亦多以时事为讥诮。同极以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听也。出为杭州通判，同《送行诗》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句。及黄州之谪，正坐杭州诗语，人以为知言。
　　吃尽了苦头，东坡也本性难改，加上他虽属旧党，实际上特立独行，只好多受一些贬谪之累。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东坡“怒邻骂坐”，正如他自己在徐州《与滕达道》中自述：“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而司马光执政全盘否定新法的时候，东坡又着力与之廷辩，甚至性急火爆时呼司马光为“司马牛”。这样的脾气进行朝政议事怎么能心平气和、开诚布公？黄庭坚在《豫章黄先生文集》中告诫弟子辈：“东坡文章妙天下，而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当然，并非东坡一人如此，举朝皆然，连理学开创者程颐都“以天下自任，议论褒贬，无所顾避”（朱熹《伊川先生年谱》），遑论他人！所以，时风使然，结果发展成打击报复、恨壑难填的局面，弄得人人居安不敢不思危。
　　最糟糕的是，自宋代进奏院案及乌台诗案肇始，以兴治文字狱来排斥异论、打击异己的作法演化成后代历史的定制和惯常手段。虽说此前历史上也有过文字狱，但不成气候。自宋代以后的文字狱案件，不管是所涉文字治有确证还是深文周纳、捕风捉影，一律坐连甚众，规模极大，无疑，这与宋人不惜唇吻脱不了干系。而越来越酷烈血腥的文字狱使后人产生唇吻可畏的阴暗心理，也是在所难免的。不惜唇吻的激情褪尽之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的状况，恐怕不仅仅是东坡一人的忧畏心理写照，更是全体宋人对唇吻可畏局面的恐惧感的表露。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