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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1·15”大火中遇难者的灵堂都摆在宾馆的房间里,花圈放在过道上。
逝者已远去,活着的人,生活还要继续。但一场灾难并不那么容易过去。
在大火中幸存的家庭,先是悲恸,继而质疑,最终,他们走到一起,选择用一种公民的方式参与到善后事宜中去。
那些问题
火灾已过去了半个月,震惊中的人们渐渐恢复了平静,开始思考许多此前忽略的问题。身处其中的受灾家庭首先想到的,便是问责。
11月15日那天,下午两点,王先生在地铁里,接到妻子王颖星的电话,说楼房着火了,她已经打了119。
他家住在2203室,他听到妻子的声音还很镇定,火还在楼下好几层,大家的日常经验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楼,大火不会蔓延开来。王先生在电话中对妻子说:“要冷静,不要慌,没事。”
20分钟后,妻子又打来电话,此时电话那边的声音已经不对了,气喘吁吁,紧张,怕。
妻子说,她和婆婆郑慧玲已经跑到20楼,同行的还有2201室的邻居刘树兴、徐勤玉夫妇,以及他们帮朋友带着的16个月宝宝夏雨辰,此时,小雨辰哭得厉害。王先生在电话里也听到哭声,还听到刘树兴说:“不要慌,镇定。”
此时第一批消防官兵已经到达现场。但人们发现,他们没有高层救援必须的云梯,救援高度有限。
大火在燃烧,楼内的人们却是“当局者迷”。侥幸逃出的居民都说,在楼里根本不知道整幢大楼火情究竟什么状态,能在浓烟和烈火中逃生,全靠运气。
王先生的母亲郑惠玲曾是一名儿科医生,她那时还在担心,小宝宝吸入太多烟雾,伤着身体,所以她在电话里催着王先生说:“你再打下119,快来救人。”
王先生说,至少这时,他母亲还未意识到,这场大火是如何凶险。这可能也间接导致了婆媳二人,以及邻居家人的丧生。
大火扑灭后,几名农民工的尸体被发现,他们挤在一处房间里,看姿势是在集体躲避。
选择逃生,还是就地避险?对于摩天高楼里的人,是一个问题。照常识,钢混结构的楼房不应该通体燃烧,火势也不该蔓延这么快。
王先生事后质疑,如果当时消防人员能在楼外架设高音喇叭,及时广播火情,或通知逃生,就可能避免很多无谓的伤亡。
对此,上海消防局没有正面回应。但火灾后,公安部表彰了上海消防救援,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救援。
赔偿的难题
据此前媒体的报道,胶州路发生火灾的高层住宅正在进行着外墙加装保温层工程。工程总承包方为静安区建设总公司,受静安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委托,具体施工单位则是上海佳艺建筑装饰工程公司,而空调、脚手架、门窗及保温工程等具体项目则分别由袁某、张某、沈某等人负责,但这些人却无一人属于上海佳艺公司,都是上海佳艺下属转包项目的负责人或者代理人。甚至施工方的安全管理员,也不属于施工公司。
这样一个政府施惠于民的工程,是怎样被层层分包,将工程款层层盘剥,目前,官方尚无明确结论。
事故发生后,上海有关方面首先拘留了12名事故责任人,11月26日,又批捕了13名对这些火灾事故负有责任的人。但这些人都是谁?至今尚无详细的名单。
灾后第10日,上海静安区“11·15”火灾善后工作小组公布了每位遇难者96万元赔偿和救助金的具体构成。除去政府综合帮扶和社会爱心捐助资金31万元以外,事故责任单位将承担65万元的一次性死亡赔偿金。
经由媒体披露的信息是,包括火灾中遇难死亡的赔偿金在内,受伤人员的伤残赔偿、失火房屋和财产损失赔偿金都将全部由事故单位进行赔偿。
但许多人认为,这样笼统的计算有失公平。
以2203室王先生为例。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爷爷曾是民国上海滩有名望的文化人,文化界很多大人物都和他爷爷有交往,往来送些物件,很是平常,但那都是现在看来非常珍贵的墨宝和古董。一把火,都没了,怎么认定?
除此以外,许多人珍爱的藏书、过往的照片、保留一生的书信等,还有一位老教授倾其一生撰写的即将付印的文稿,都在大火中消失了。
如果说,真的要定价,这些该如何定价?
家属们还说,火灾之后几天,政府工作组态度很好,会很关心地问:“什么事你说,都可以商量,我们可以为你做……”
然而头七过后,家属们觉得个别政府人员的态度渐渐变成了“一种传达式的指令”。比如,“要拿赔偿,得先签火化同意书。”
一位中年妇女说,工作组派几个人来负责一户家庭。对于安置办工作人员来说,这是在上班,一日复一日。但受灾家庭无论从精神上,还是感情上,却等不起。他们迫切地需要了解事故的来龙去脉,需要知道下一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需要知道何时才能开始新的生活。
团结,并且理性
当然,政府也在积极行动。
据报道,火灾发生后,上海多家医院投入到救治伤员的工作中来,政府协调附近多家宾馆,为受灾小区的居民安排食宿。静安区从各街道抽调出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志愿者,又从全区所有53个部门当中分别抽人,组成了53个综合帮扶小组,每个小组还配备了专职律师和心理咨询师。
据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介绍,上海尤其重视灾后的心理咨询工作。派出67位心理咨询专业人员,组成21个心理干预小分队到临时安置点和收治医院等对病人、受灾群众及其家属、周围居民、消防官兵等开展心理援助。紧急印制《灾变后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心理宣传资料3000份,送往各安置点。目前经干预后心理状况好转的人员明显增加。
很多受灾居民的身份证、户口本在火灾中被烧毁或遗失。静安区警方在所有安置点开展登记工作。居住在安置点以外需要补证的受灾居民,可以到派出所登记办理。办证时间可缩短至两天内。
承担住房公积金贷款担保的上海市住房置业担保公司也迅速行动,查清受灾楼宇公积金借款人的信息,并决定对在火灾中抵押物严重毁损的14位借款人的17笔公积金贷款余额计283万元债务予以免除。据悉,这是住房担保公司成立10年来,首次应对群体性抵押物毁损进行的代偿。
这些安排无疑解决了受灾家庭的很多现实问题。
但相比起这些,对于受灾家庭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和接受政府的安排。
于是,有人说,需要团结。
符号在此时站了出来。他号召:成立一个委员会,成为与政府对话沟通的桥梁。
符号是王先生的妹夫,本职是广告设计。他留着细卷的长发,眼窝深邃,鼻梁高挺,颇具艺术气质,但说起话来却条理分明。他说:散兵游勇,不利于与政府沟通和事件解决,团结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他还说,楼里居民的家庭背景和文化素养较高,分析能力较强,对于在自己所住的这幢楼里发生的事情,更有发言权。
11月26日晚8点,本着自发组织、自愿参加的原则,遇难者家属中的17户28人,在火灾现场200米外的一个房间里,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许多没有家庭成员遇难的受害家庭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经过数小时的讨论,联席会议发出一份倡议书:
我们是上海人,更是中国人,今日灾难当头,应当齐心协力与我们的国家、人民一道,共渡难关;我们所要强调的是:祖国,应该是灾民的依靠和希望,这一点目前在广大灾民心中仍有比较统一的共识,我们不希望这样源自灾民内心的善意和期许,在一个个被动的处理结果,甚至是错误的决策后,渐渐化为泡影。……
据符号介绍,联席会议每晚召开,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形成统一的要求,第二天以书面的形式递交政府工作组。他认为,这不仅有利于受难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有利于高效地解决双方共同面对的问题,将原本个人与政府之间重复的对话,变成集体与集体的对话。
他们已经达成共识的内容包括:
请求政府在善后处置、赔偿事宜之前,首先公开事故责任的分级认定;
要求相关责任部门、责任人的道歉,政府务实可靠的善意表态,对遇难家属都至关重要;
希望知道更多亲人确切死亡原因和遗骸发现时的具体位置,以及了解当时周边情况;
希望可以尽快回到已被烧毁,但法律上仍属于他们的家;
建议保险、银行、电讯、民政、公安、街道等单位,集中窗口或设专项通道为灾民补办、查找相关档案、信息,减少受灾者的再损失。
……
这次会议还选举出了5名民意代表及发言人。
符号说,通过民意代表与政府对话,是为了避免社会上不实或恶意的报道及谣言继续传播,对灾难家属和政府产生不良影响,确保各项善后处理事宜的顺利进行。
符号坐在圆桌前,对一圈家属反复说:“我们要团结,更要依靠法律。”
与此同时,法律界人士也站了出来。
11月22日,上海律师李洪华向静安区递交了一份信息公开的申请,要求政府依法公开工程转包等相关信息。
李洪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火灾背后,是一个完整的工程转包的乱象,应该将此作为样本,深入剖析。
一场燃烧了五个小时的大火,烧毁了一栋楼,带走了58条生命。但大火过后,留给上海的,除了悲痛与哀伤,还有更多的理性、公正,以及有关我们应该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城市的思考。★
逝者已远去,活着的人,生活还要继续。但一场灾难并不那么容易过去。
在大火中幸存的家庭,先是悲恸,继而质疑,最终,他们走到一起,选择用一种公民的方式参与到善后事宜中去。
那些问题
火灾已过去了半个月,震惊中的人们渐渐恢复了平静,开始思考许多此前忽略的问题。身处其中的受灾家庭首先想到的,便是问责。
11月15日那天,下午两点,王先生在地铁里,接到妻子王颖星的电话,说楼房着火了,她已经打了119。
他家住在2203室,他听到妻子的声音还很镇定,火还在楼下好几层,大家的日常经验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楼,大火不会蔓延开来。王先生在电话中对妻子说:“要冷静,不要慌,没事。”
20分钟后,妻子又打来电话,此时电话那边的声音已经不对了,气喘吁吁,紧张,怕。
妻子说,她和婆婆郑慧玲已经跑到20楼,同行的还有2201室的邻居刘树兴、徐勤玉夫妇,以及他们帮朋友带着的16个月宝宝夏雨辰,此时,小雨辰哭得厉害。王先生在电话里也听到哭声,还听到刘树兴说:“不要慌,镇定。”
此时第一批消防官兵已经到达现场。但人们发现,他们没有高层救援必须的云梯,救援高度有限。
大火在燃烧,楼内的人们却是“当局者迷”。侥幸逃出的居民都说,在楼里根本不知道整幢大楼火情究竟什么状态,能在浓烟和烈火中逃生,全靠运气。
王先生的母亲郑惠玲曾是一名儿科医生,她那时还在担心,小宝宝吸入太多烟雾,伤着身体,所以她在电话里催着王先生说:“你再打下119,快来救人。”
王先生说,至少这时,他母亲还未意识到,这场大火是如何凶险。这可能也间接导致了婆媳二人,以及邻居家人的丧生。
大火扑灭后,几名农民工的尸体被发现,他们挤在一处房间里,看姿势是在集体躲避。
选择逃生,还是就地避险?对于摩天高楼里的人,是一个问题。照常识,钢混结构的楼房不应该通体燃烧,火势也不该蔓延这么快。
王先生事后质疑,如果当时消防人员能在楼外架设高音喇叭,及时广播火情,或通知逃生,就可能避免很多无谓的伤亡。
对此,上海消防局没有正面回应。但火灾后,公安部表彰了上海消防救援,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救援。
赔偿的难题
据此前媒体的报道,胶州路发生火灾的高层住宅正在进行着外墙加装保温层工程。工程总承包方为静安区建设总公司,受静安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委托,具体施工单位则是上海佳艺建筑装饰工程公司,而空调、脚手架、门窗及保温工程等具体项目则分别由袁某、张某、沈某等人负责,但这些人却无一人属于上海佳艺公司,都是上海佳艺下属转包项目的负责人或者代理人。甚至施工方的安全管理员,也不属于施工公司。
这样一个政府施惠于民的工程,是怎样被层层分包,将工程款层层盘剥,目前,官方尚无明确结论。
事故发生后,上海有关方面首先拘留了12名事故责任人,11月26日,又批捕了13名对这些火灾事故负有责任的人。但这些人都是谁?至今尚无详细的名单。
灾后第10日,上海静安区“11·15”火灾善后工作小组公布了每位遇难者96万元赔偿和救助金的具体构成。除去政府综合帮扶和社会爱心捐助资金31万元以外,事故责任单位将承担65万元的一次性死亡赔偿金。
经由媒体披露的信息是,包括火灾中遇难死亡的赔偿金在内,受伤人员的伤残赔偿、失火房屋和财产损失赔偿金都将全部由事故单位进行赔偿。
但许多人认为,这样笼统的计算有失公平。
以2203室王先生为例。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爷爷曾是民国上海滩有名望的文化人,文化界很多大人物都和他爷爷有交往,往来送些物件,很是平常,但那都是现在看来非常珍贵的墨宝和古董。一把火,都没了,怎么认定?
除此以外,许多人珍爱的藏书、过往的照片、保留一生的书信等,还有一位老教授倾其一生撰写的即将付印的文稿,都在大火中消失了。
如果说,真的要定价,这些该如何定价?
家属们还说,火灾之后几天,政府工作组态度很好,会很关心地问:“什么事你说,都可以商量,我们可以为你做……”
然而头七过后,家属们觉得个别政府人员的态度渐渐变成了“一种传达式的指令”。比如,“要拿赔偿,得先签火化同意书。”
一位中年妇女说,工作组派几个人来负责一户家庭。对于安置办工作人员来说,这是在上班,一日复一日。但受灾家庭无论从精神上,还是感情上,却等不起。他们迫切地需要了解事故的来龙去脉,需要知道下一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需要知道何时才能开始新的生活。
团结,并且理性
当然,政府也在积极行动。
据报道,火灾发生后,上海多家医院投入到救治伤员的工作中来,政府协调附近多家宾馆,为受灾小区的居民安排食宿。静安区从各街道抽调出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志愿者,又从全区所有53个部门当中分别抽人,组成了53个综合帮扶小组,每个小组还配备了专职律师和心理咨询师。
据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介绍,上海尤其重视灾后的心理咨询工作。派出67位心理咨询专业人员,组成21个心理干预小分队到临时安置点和收治医院等对病人、受灾群众及其家属、周围居民、消防官兵等开展心理援助。紧急印制《灾变后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心理宣传资料3000份,送往各安置点。目前经干预后心理状况好转的人员明显增加。
很多受灾居民的身份证、户口本在火灾中被烧毁或遗失。静安区警方在所有安置点开展登记工作。居住在安置点以外需要补证的受灾居民,可以到派出所登记办理。办证时间可缩短至两天内。
承担住房公积金贷款担保的上海市住房置业担保公司也迅速行动,查清受灾楼宇公积金借款人的信息,并决定对在火灾中抵押物严重毁损的14位借款人的17笔公积金贷款余额计283万元债务予以免除。据悉,这是住房担保公司成立10年来,首次应对群体性抵押物毁损进行的代偿。
这些安排无疑解决了受灾家庭的很多现实问题。
但相比起这些,对于受灾家庭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和接受政府的安排。
于是,有人说,需要团结。
符号在此时站了出来。他号召:成立一个委员会,成为与政府对话沟通的桥梁。
符号是王先生的妹夫,本职是广告设计。他留着细卷的长发,眼窝深邃,鼻梁高挺,颇具艺术气质,但说起话来却条理分明。他说:散兵游勇,不利于与政府沟通和事件解决,团结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他还说,楼里居民的家庭背景和文化素养较高,分析能力较强,对于在自己所住的这幢楼里发生的事情,更有发言权。
11月26日晚8点,本着自发组织、自愿参加的原则,遇难者家属中的17户28人,在火灾现场200米外的一个房间里,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许多没有家庭成员遇难的受害家庭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经过数小时的讨论,联席会议发出一份倡议书:
我们是上海人,更是中国人,今日灾难当头,应当齐心协力与我们的国家、人民一道,共渡难关;我们所要强调的是:祖国,应该是灾民的依靠和希望,这一点目前在广大灾民心中仍有比较统一的共识,我们不希望这样源自灾民内心的善意和期许,在一个个被动的处理结果,甚至是错误的决策后,渐渐化为泡影。……
据符号介绍,联席会议每晚召开,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形成统一的要求,第二天以书面的形式递交政府工作组。他认为,这不仅有利于受难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有利于高效地解决双方共同面对的问题,将原本个人与政府之间重复的对话,变成集体与集体的对话。
他们已经达成共识的内容包括:
请求政府在善后处置、赔偿事宜之前,首先公开事故责任的分级认定;
要求相关责任部门、责任人的道歉,政府务实可靠的善意表态,对遇难家属都至关重要;
希望知道更多亲人确切死亡原因和遗骸发现时的具体位置,以及了解当时周边情况;
希望可以尽快回到已被烧毁,但法律上仍属于他们的家;
建议保险、银行、电讯、民政、公安、街道等单位,集中窗口或设专项通道为灾民补办、查找相关档案、信息,减少受灾者的再损失。
……
这次会议还选举出了5名民意代表及发言人。
符号说,通过民意代表与政府对话,是为了避免社会上不实或恶意的报道及谣言继续传播,对灾难家属和政府产生不良影响,确保各项善后处理事宜的顺利进行。
符号坐在圆桌前,对一圈家属反复说:“我们要团结,更要依靠法律。”
与此同时,法律界人士也站了出来。
11月22日,上海律师李洪华向静安区递交了一份信息公开的申请,要求政府依法公开工程转包等相关信息。
李洪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火灾背后,是一个完整的工程转包的乱象,应该将此作为样本,深入剖析。
一场燃烧了五个小时的大火,烧毁了一栋楼,带走了58条生命。但大火过后,留给上海的,除了悲痛与哀伤,还有更多的理性、公正,以及有关我们应该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城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