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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人也是黄皮肤、黑眼睛,说起话来也和我们一样,并不像我们某些影视剧中表现的那样嗲声嗲气、扭捏作态。但在宝岛又分明让我感到台湾人的某些不同,这些不同让人生发出关于“人”的深深思考。
关于台湾的人,最先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台湾的“志工”。一天参观历史博物馆,为我们讲解的老者风度翩翩,头发花白,戴一副金边眼镜,穿着红色马甲,脖子上挂着工作牌。他说得很详细,很流畅,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也都能给出恰当的解答。在大陆看惯了年轻姑娘当讲解员,我以为他是馆里的资深工作人员,甚至是馆长一级的人物,专门为我们这些大陆来的文化人解说的。我向一直跟随着我们的一位女士打听,这位女士也穿着红色马甲,胸前同样挂着工作牌,当那位老者讲解时,却在一旁垂手而听。她告诉我,老者是“志工”,也就是大陆所说的“志愿者”。“我也是志工”,女士说,“只是还没有什么经验,不如他讲得好,正在学习”。我问她从事什么职业,她说是某企业的财会人员,而那位正在讲解的男士在电信部门工作。后来,我问负责讲解的老者,他介绍自己是1951年生人,算起来已步入花甲之年了。女士还告诉我,在台湾,义博展馆的讲解员很多都由“志工”担任,并须通过报名、培训、实习和考试等环节,被录取后就得听从安排,等候“上班”。她说,像她这样还没有退休的,只能节假日来,展馆如有需要就会跟她预约,她自己过来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
在接下来的行程中,我开始留意“志工”们。参观故宫博物院,得知那里的志工有数百人,其中不乏六七十岁的长者。在台湾文献馆,给我们当讲解员的志工则是两位年轻的小学老师。有一天,我们准备在路边的小饭店吃中饭,饭店在停车场对面,横过马路时,有志工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为我们指挥汽车避让。那是一个很小的镇,饭店又在偏僻的路旁,吃饭的人并不多,却也有志工的服务。在台湾,不但是旅游景点,马路上、医院里都有志工,到处可见志工的身影。据说,现在活跃的志工团体有两万多个,而登记的志工则超过了300万。台湾人做志工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在他们看来,做志工是在帮助别人,更是自己生命的延伸,不但是一种荣誉,甚至还是一种福气。这个时代,我们看惯了物欲横流,也看多了锱铢必较,台湾民众对人生的理解令人感慨不已。
如果说志工展示着台湾人的人生态度,游览日月潭时与一个普通人的邂逅,则让我见到了一种享受人生的情趣。在大陆人的心目中,日月潭是台湾的一个标志、一个象征,但从旅游景致看,它似乎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不过,给我们驾驶游艇的那位中年人却很有意思。艇上就他一位工作人员,他独白在前头把舵,同时担当解说。本来我们的人就少,没有坐满艇上一半的座位,而且大家都在游艇的后部照相、聊天,根本没人留意这位驾驶员兼导游在说什么。起初听到喇叭里的讲解声,我还以为是在播放录音,后来才发现,原来是驾驶员在解说关于潭、潭边的山及山里的人的事。
我不由好奇,便走到船头观察。但见这位男子戴副墨镜,挺立向前,一手操纵舵盘,一手举着话筒解说。他的声音沉着、平稳而没有起伏,字词间夹杂着乡音,听上去甚至有点含混不清。但他似乎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豪与满足,根本不考虑有没有听众,只是自顾自地不断说着,脸上流露出一种只有享受时才有的自得神情。我看不清楚墨镜后面的眼睛,但能感觉到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描述中,化入了这周遭的山、水、人及附着其上的历史。这些解说词他一天里要说多少遍?这些被他背得滚瓜烂熟的说辞日复一日在一拨拨游客的耳边随风飘过,难道依然可以给他熟稔而新鲜的想象?我被他的专注深深感动了,甚至觉得他的姿势和神情看上去有点“酷”——那是一种驾驭人生的自信的表露。我相信,如果没有对生活的热爱,他这种对工作的怡然自得是很难想象的。
对生活的热爱和融合在台湾人中随处可见。在花莲考察时,一个飘飞着细雨的上午,我与几位同行者在乡间路边的一个小杂货店里作短暂盘桓。店面只有10平方米左右,店主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独自守着一个陈列杂货的小货架和一个雪藏饮料的冰柜。像台湾大多数路边店一样,这里也售卖槟榔。妇女一边用荖叶包裹着一只只青色的槟榔,一边随意地与我们闲聊,聊北京、台北,也聊自己的生活。她是来台老兵的后代,儿女都到城里工作去了,她不愿意跟去。我问她独自在这偏僻的小店是否会寂寞,她说不会,指了指搁在冰箱顶上的卡拉OK机说:“没有人光顾时我就唱歌。”我看看四周,只有几间留下不少岁月痕迹的民居平房,估计平时顾客不多,她唱歌的机会想必不少。她喜欢唱什么歌呢?大约无论唱什么都可以满足她的心情吧?我不由在心里问:这种弥漫在台湾人身上的随遇而安和自得其乐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个问题从花莲出发就萦绕在我心上,一直到太鲁阁风景区。
太鲁阁风景区沿着横贯台湾中部的中横公路展开,主要景点在燕子口一段,一边是陡峭的山岭,另一边是同样陡峭的深谷。景象雄奇壮观,筑路条件却十分艰苦,上世纪50年代,大量国民党溃兵从大陆来到台湾,为了改善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同时也为了安顿这些军人,蒋氏父子发动他们开凿了这条沟通东西两岸的公路。有226位老兵为开辟这条公路献出了生命。台湾人在离燕子口不远的一面山坡上修建了一座“长春祠”以示纪念,祠内除了用碑刻记载了他们的事迹外,还供奉着一个“集体神位”。如今的长春祠已成为太鲁阁的旅游景点,这些筑路者就在不绝的香火和如云游客的心目中得以“长春”。一座祠堂表现出台湾人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让我更加感知了台湾人对生命的积极理解。
中横公路的太鲁阁路段有一座桥梁,以溪畔公路段段长靳珩命名,桥头还有靳珩的一座半身的铜像。靳珩是在巡视桥梁工程时被山上滚落的石头击中而殉职的。蒋经国对这位普通的段长表现出十分的敬重,在他殉职的地方为其立碑,请著名教授钱穆手书墓志铭。墓志铭上有这样的句子:“人类个别生命必有限,惟社会公共事业能无穷;而事业必创造于生命,惟能融聚其生命于事业者,其生命亦无穷也。”这种对生命的认识既是靳珩的人生写照,也是祭奠在长春祠里的所有老兵生命的提升。我似乎觉得,台湾人的人生态度就与这样的理念有关。
如果说中横公路对生命的肯定是通过追念死者,台北101大厦对生命的赞扬则是鼓励生者,那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颂歌。
101大厦的正式名字叫台北国际金融中心,高度曾居世界第一,如今依然是台北的地标。大厦旁有一座雕塑,是一组五彩玻璃砖砌成的短墙。它的诞生不知是源于设计师的创意,还是出于业主或建筑团队的要求,它似乎是作为美化这座大厦的一件艺术品而存在的,但它更是一座纪念碑。大厦共有五块约三米高的墙,整齐排列成一个整体,每块彩砖的内里都透现出几个人名——那是101大厦建设者的名字。一块块砖组合起来,墙上就留下了参与建设101大厦的所有建设者的名字。当然,他们中绝大多数只是普通劳动者。
起首的那块墙上有如下几行字:“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每一角落、每一片段,都有他们生命刻划的轨迹。献给所有亲身参与台北101伙伴。”接下来还有一行字:“特别纪念因工往生者”,专门标出了6位逝者的名字。
作为普通劳动者,他们的名字被永久地留在这里,与这座大厦——他们的劳动成果一起,在时光的流逝中享受辉煌,这是坚实的肯定,是无法湮灭的荣耀,也是充满温馨的慰藉和激励。这种社会关怀精神或许就是我的思考答案,是台湾人的生命动力。
无论是钟情、挚爱自己的工作,还是积极做志工延展人的社会属性,或者自得其乐地生活,都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体现,都源于尊重人、尊重普通生命的社会理念和社会环境。人类在大自然面前何其渺小,但面对人生的宿命可以不卑不亢,在社会的支持下实现生命的圆满。
从台湾人那里,我似乎更深入地理解了生命。
(作者系第九、十届广东省政协委员,文化学者,资深媒体人)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关于台湾的人,最先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台湾的“志工”。一天参观历史博物馆,为我们讲解的老者风度翩翩,头发花白,戴一副金边眼镜,穿着红色马甲,脖子上挂着工作牌。他说得很详细,很流畅,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也都能给出恰当的解答。在大陆看惯了年轻姑娘当讲解员,我以为他是馆里的资深工作人员,甚至是馆长一级的人物,专门为我们这些大陆来的文化人解说的。我向一直跟随着我们的一位女士打听,这位女士也穿着红色马甲,胸前同样挂着工作牌,当那位老者讲解时,却在一旁垂手而听。她告诉我,老者是“志工”,也就是大陆所说的“志愿者”。“我也是志工”,女士说,“只是还没有什么经验,不如他讲得好,正在学习”。我问她从事什么职业,她说是某企业的财会人员,而那位正在讲解的男士在电信部门工作。后来,我问负责讲解的老者,他介绍自己是1951年生人,算起来已步入花甲之年了。女士还告诉我,在台湾,义博展馆的讲解员很多都由“志工”担任,并须通过报名、培训、实习和考试等环节,被录取后就得听从安排,等候“上班”。她说,像她这样还没有退休的,只能节假日来,展馆如有需要就会跟她预约,她自己过来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
在接下来的行程中,我开始留意“志工”们。参观故宫博物院,得知那里的志工有数百人,其中不乏六七十岁的长者。在台湾文献馆,给我们当讲解员的志工则是两位年轻的小学老师。有一天,我们准备在路边的小饭店吃中饭,饭店在停车场对面,横过马路时,有志工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为我们指挥汽车避让。那是一个很小的镇,饭店又在偏僻的路旁,吃饭的人并不多,却也有志工的服务。在台湾,不但是旅游景点,马路上、医院里都有志工,到处可见志工的身影。据说,现在活跃的志工团体有两万多个,而登记的志工则超过了300万。台湾人做志工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在他们看来,做志工是在帮助别人,更是自己生命的延伸,不但是一种荣誉,甚至还是一种福气。这个时代,我们看惯了物欲横流,也看多了锱铢必较,台湾民众对人生的理解令人感慨不已。
如果说志工展示着台湾人的人生态度,游览日月潭时与一个普通人的邂逅,则让我见到了一种享受人生的情趣。在大陆人的心目中,日月潭是台湾的一个标志、一个象征,但从旅游景致看,它似乎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不过,给我们驾驶游艇的那位中年人却很有意思。艇上就他一位工作人员,他独白在前头把舵,同时担当解说。本来我们的人就少,没有坐满艇上一半的座位,而且大家都在游艇的后部照相、聊天,根本没人留意这位驾驶员兼导游在说什么。起初听到喇叭里的讲解声,我还以为是在播放录音,后来才发现,原来是驾驶员在解说关于潭、潭边的山及山里的人的事。
我不由好奇,便走到船头观察。但见这位男子戴副墨镜,挺立向前,一手操纵舵盘,一手举着话筒解说。他的声音沉着、平稳而没有起伏,字词间夹杂着乡音,听上去甚至有点含混不清。但他似乎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豪与满足,根本不考虑有没有听众,只是自顾自地不断说着,脸上流露出一种只有享受时才有的自得神情。我看不清楚墨镜后面的眼睛,但能感觉到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描述中,化入了这周遭的山、水、人及附着其上的历史。这些解说词他一天里要说多少遍?这些被他背得滚瓜烂熟的说辞日复一日在一拨拨游客的耳边随风飘过,难道依然可以给他熟稔而新鲜的想象?我被他的专注深深感动了,甚至觉得他的姿势和神情看上去有点“酷”——那是一种驾驭人生的自信的表露。我相信,如果没有对生活的热爱,他这种对工作的怡然自得是很难想象的。
对生活的热爱和融合在台湾人中随处可见。在花莲考察时,一个飘飞着细雨的上午,我与几位同行者在乡间路边的一个小杂货店里作短暂盘桓。店面只有10平方米左右,店主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独自守着一个陈列杂货的小货架和一个雪藏饮料的冰柜。像台湾大多数路边店一样,这里也售卖槟榔。妇女一边用荖叶包裹着一只只青色的槟榔,一边随意地与我们闲聊,聊北京、台北,也聊自己的生活。她是来台老兵的后代,儿女都到城里工作去了,她不愿意跟去。我问她独自在这偏僻的小店是否会寂寞,她说不会,指了指搁在冰箱顶上的卡拉OK机说:“没有人光顾时我就唱歌。”我看看四周,只有几间留下不少岁月痕迹的民居平房,估计平时顾客不多,她唱歌的机会想必不少。她喜欢唱什么歌呢?大约无论唱什么都可以满足她的心情吧?我不由在心里问:这种弥漫在台湾人身上的随遇而安和自得其乐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个问题从花莲出发就萦绕在我心上,一直到太鲁阁风景区。
太鲁阁风景区沿着横贯台湾中部的中横公路展开,主要景点在燕子口一段,一边是陡峭的山岭,另一边是同样陡峭的深谷。景象雄奇壮观,筑路条件却十分艰苦,上世纪50年代,大量国民党溃兵从大陆来到台湾,为了改善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同时也为了安顿这些军人,蒋氏父子发动他们开凿了这条沟通东西两岸的公路。有226位老兵为开辟这条公路献出了生命。台湾人在离燕子口不远的一面山坡上修建了一座“长春祠”以示纪念,祠内除了用碑刻记载了他们的事迹外,还供奉着一个“集体神位”。如今的长春祠已成为太鲁阁的旅游景点,这些筑路者就在不绝的香火和如云游客的心目中得以“长春”。一座祠堂表现出台湾人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让我更加感知了台湾人对生命的积极理解。
中横公路的太鲁阁路段有一座桥梁,以溪畔公路段段长靳珩命名,桥头还有靳珩的一座半身的铜像。靳珩是在巡视桥梁工程时被山上滚落的石头击中而殉职的。蒋经国对这位普通的段长表现出十分的敬重,在他殉职的地方为其立碑,请著名教授钱穆手书墓志铭。墓志铭上有这样的句子:“人类个别生命必有限,惟社会公共事业能无穷;而事业必创造于生命,惟能融聚其生命于事业者,其生命亦无穷也。”这种对生命的认识既是靳珩的人生写照,也是祭奠在长春祠里的所有老兵生命的提升。我似乎觉得,台湾人的人生态度就与这样的理念有关。
如果说中横公路对生命的肯定是通过追念死者,台北101大厦对生命的赞扬则是鼓励生者,那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颂歌。
101大厦的正式名字叫台北国际金融中心,高度曾居世界第一,如今依然是台北的地标。大厦旁有一座雕塑,是一组五彩玻璃砖砌成的短墙。它的诞生不知是源于设计师的创意,还是出于业主或建筑团队的要求,它似乎是作为美化这座大厦的一件艺术品而存在的,但它更是一座纪念碑。大厦共有五块约三米高的墙,整齐排列成一个整体,每块彩砖的内里都透现出几个人名——那是101大厦建设者的名字。一块块砖组合起来,墙上就留下了参与建设101大厦的所有建设者的名字。当然,他们中绝大多数只是普通劳动者。
起首的那块墙上有如下几行字:“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每一角落、每一片段,都有他们生命刻划的轨迹。献给所有亲身参与台北101伙伴。”接下来还有一行字:“特别纪念因工往生者”,专门标出了6位逝者的名字。
作为普通劳动者,他们的名字被永久地留在这里,与这座大厦——他们的劳动成果一起,在时光的流逝中享受辉煌,这是坚实的肯定,是无法湮灭的荣耀,也是充满温馨的慰藉和激励。这种社会关怀精神或许就是我的思考答案,是台湾人的生命动力。
无论是钟情、挚爱自己的工作,还是积极做志工延展人的社会属性,或者自得其乐地生活,都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体现,都源于尊重人、尊重普通生命的社会理念和社会环境。人类在大自然面前何其渺小,但面对人生的宿命可以不卑不亢,在社会的支持下实现生命的圆满。
从台湾人那里,我似乎更深入地理解了生命。
(作者系第九、十届广东省政协委员,文化学者,资深媒体人)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