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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往往是人才辈出，学术转型的良好契机。反思历史，足以使人醒悟。二十世纪的前半载，是“五四”精神的 荡与歧出，造就了颇为壮观的“大师群”;二十世纪的后半载，中国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但就学术而言，最有价值的，却是周扬—巴金们的“忏悔录”，以及老一辈学者的“反思”话语。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又处于世纪之交的变幻中。人们呼唤大师，已近似笑话。仿佛只有“从头做起”，“回到原点（原典）”，才是希望。
本文将要谈及的劳承万的学术转型，岂非其个人之转型乎?西方人是“为学术而学术”，但在劳承万身上却是“为命运而学术”（或说“为自身的存在而学术”）。这里的“命运”与“自身的存在”，只有经历过五十年代风云变幻的生活的人，才能稍稍理解。有些人，用大脑神经进行纯思维;劳承万，却是以鲜血淋漓的生命去体验、分析。青年时代，他即涉足于康德哲学，不管其成效如何，踏出这一步，却是灵魂高洁之表现;中老年之后，则逐步“回归”中国心性哲学与诗学，回到自身生命的起点。其路向，且有“康德哲学∥中国心性哲学诗学”交互渗透循环往复、螺旋上升之势。就此而言，他的“只求耕耘，不问收获”，亦是一种大收获了。劳承万是以《审美中介论》一书而见识于学术界的。欲真正了解此书的方法论意义，只有回到此方法论所针对的“语境”中去，才能有所领悟。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期，将近三十年，中国人的学问大体上可以简化为一种“代数学”，其整体的公式、范畴概念，都是“二元对立”的，诸如:存在—意识，基础—上层建筑，内容—形式，唯心—唯物，进步—反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人民性—反动性，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红色（专家）—白色（专家），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两大阵营，东风—西风……。对这种“干脆利落”、“爱憎分明”的二元对立思维的最后追根，判断其正确与否，只有两大原则:一、经典作家是否说过;二、经济基础决定论。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考、认识方式（思维方式），从中小学开始，便严加训练了，君不见:语文教学中万古不变的“时代背景—作者介绍”，“主题思想—艺术特点（写作手法）”的二分法，至今都神圣得不可侵犯。以上所言之“语境”，把人的复杂思维完全整合在简单的对立二项式中，它铸造了一张颇为光明堂皇的“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如果不打破这个“二项式”思维方式，不焚毁这种“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中国学术则是毫无希望的。劳承万的天生灵魂和儿童时代的无拘无束的享尽大自然风光的放牛娃生活，使他极不安于这种“语境”和“气候”。八十年代初期，他向学术界抛出了他的“三项式”中介理论，企图反拨成为“传统”的对立“二项式”思维。不能不说，这实在是一种壮举。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审美中介论》，一年之内连续印刷三次，发行量达15万册之多，是当时学术界的一件颇为轰动的大事。劳承万也因此由一名普通教师，成为学术界的知名人物。国内的中青年学者大都读过他的这部方法论著作。从未与劳承万谋面的蒋孔阳先生，看了书后欣然为他作序，认为:“当我国美学研究逐步深入发展的时候，劳承万同志的《审美中介论》，应当说是可喜的收获之一。” ① 他还在序中写道:“劳承万同志的《审美中介论》，可说是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他不仅开拓了美学研究的新领域，对目前还很少人问津的‘审美中介'问题，作出了自己独特的探讨。” ② 学者刘士林认为:“劳承万的 美学理论方法，是集康德的逻辑—心理分析、黑格尔的历史视野与正反合三一式运动框架，以及马克思的“钥匙”（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方法为一体的综合物，并用“钥匙”方法剔除前两者的“先验性”与“神秘性”，成为一种新的综合。” ③ 谈到劳承万的学术道路，许多人会好奇。他，一个农民子弟，大学毕业前即被打成学生“右派”，发配到边远的山区去劳动改造，有何缘分与繁奥的西方哲学美学联系到一起的?用劳承万自己的话说是“命运的安排”。西方有“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而他因为命运的不幸，在老师及前辈们的影响下，在康德哲学和马克思哲学中寻求心灵的慰籍，由此度过了漫长而艰难的人生历程。对马克思的《手稿》的阅读让他认识到自己作为人的“异化”，尤其作为“右派”人生被异化的悲哀，于是也就开始了对人的命运的思考。康德的伟大哲学命题———人是目的，让他意识到中国当时把人当作工具和“革命的螺丝钉”的不合辙。康德哲学更是他漫长的右派劳动改造生活、痛苦心灵的精神慰籍。极度的抽象，既可以使人远离现实，也可以使人更深入现实。别人读康德是依托纯思维，他读康德是依托自身的命运。故他的立足点更高，而不至于尚未入门，便裹陷在繁奥的知识论中。
在1991年出版的《审美的文化选择》一书的后记中，劳承万写下了大学时期的老师韦卓民先生对他的深远影响。韦卓民（1888～1976）先生广东中山人，早年留学海外，精通多国语言，译有康德《判断力批判》《纯粹理性批判》《纯粹理论批判解义》《康德哲学讲解》等著作，是国内最著名的康德专家之一。在华中师范大学求学的劳承万，大学期间深受韦卓民先生为学为人的精神影响。韦先生开设的康德哲学研究课程是劳承万最早的西方哲学启蒙课。韦先生一生生活极有规律，正如康德一样，这对劳承万生活习惯的影响是终身的，足见其影响之深矣。除了韦卓民的影响，朱光潜对他更有直接的影响。在他1998年出版的《朱光潜美学论纲》的后记中，劳承万写道:“毫不掩饰地说，笔者大多是因为读了朱光潜的书（由此而连及马克思、黑格尔、康德）才走上美学研究这条路来的。” ① 朱光潜的“三项式”以及用“艺术”去联接美的对象等等思维方式，对劳承万的审美中介论的提出，其启发式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值得一提的是刘士林与劳承万的交往，他们的友谊可谓学术界的佳话。刘士林英年多才，著作颇丰，在他的众多著作的后记中常提到劳承万对他的学术研究的重要影响。然而，劳承万也在自己的学术运思中，颇受刘士林的“诗性智慧”开路的启示，一老一少，他们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先后交叉地（康德哲学中国诗学）走在一起了。这是很值得深思的当代学术现象。
目前国内学人的共识，只有一种“美学”，即康德黑格尔式的美学（哲学体系中的美学），多年来充满了反叛的声音:“美学应该从哲学中解脱出来”，让真是真，善是善，美是美。其实对“美学”原生形态的研究，及其依附形态的研究，都是艰难的课题。经过多年的不懈思索与研究，劳承万认为美学应该分成两种类型:一为哲学美学，即统辖在哲学体系中的美学。它是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传统美学，是真、善、美相结合的抽象美学，即理性主义美学，这是依附形态的美学;二为诗性智慧型美学，是一种感性-艺术美学。即青年学者刘士林多年开拓的《苦难美学》和“澄明美学”，即原生形态的美学。两种形态的美学研究或交互辉映的“反证”研究，正好与他的学术转型同步发展。其前景如何，还得看两种形态研究成果的“浮动力”，及其“浮动”的历史标尺。
《诗性智慧》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劳承万开始以独特的视角剖析中国诗学，进入新的学术领域。他一直关注西方哲学美学的研究动态，对十九世纪后半期诸多原始思维，原始艺术，集体原型等等学科，并对运用历史发生学的方法取得的学术成就是充满热情的。他的研究于是兵分两路:一路沿着马克思的“生产消费”的艺术生产论的道路;一路是追踪从维科开始的，即诗性智慧 的研究，前者侧重于逻辑，后者侧重于历史，以此开拓美学研究的新方向。
劳承万对中国诗性智慧的研究是先从形而下的韵律节奏开始的。中国是一个“诗国”，这个“诗”字，真是神秘万分，然而又是俗化万分。一个大学问家，欲从理论之高度上，说清中国之“诗思”与“诗意”，恐怕一辈子都难以完成，何以故?就在于这种“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式的“文史哲”一体化的“诗思”与“诗意”的深层融合，这便是“神秘万分”;村夫童子谁都能吟上几句，“举首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至于日常生活的悲喜婚丧，处处都是诗（对联），仿佛人人都是诗人。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大至古代外交，小至男女婚情，离开了诗简直寸步难行，这就是“俗化万分”。前者（神秘万分）的审察，可称作“形上”研究;后者（俗化万分）的厘析，暂可称作“形下”研究。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劳承万这种“形下”研究最具特色。中国诗行的节奏韵律（对仗对偶，平仄押韵相反相成，拗救相粘，阴阳四声，协和动听等等），简直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一片宫商。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警句提炼，贾岛的“推敲”一词的专利权，都说明诗行节奏韵律形下研究的艰辛与神秘。唐人一首七言四绝，也只不过4×7=28个字，小小空间却往往能容纳巨大宇宙意识与人间美妙的音响……所有这些，在劳承万的《诗性智慧》一书中，都得到较为确切的研究。所谓“确切”，是从两方面来看的:往上提，并不空洞浮泛;往下拉，并不琐碎、支离。它充分吸取前人成果，但又不受其束缚;它充分运用哲学美学理论，但又不生搬硬套。总之，在劳承万的《诗性智慧》的“形下”研究中，平凡的一句诗行，既是巨大的宇宙时空意识的浓缩物，又是阴阳四声、平仄韵律的音乐-节奏之流荡。由此进入中国诗学的“形上”世界，则是扎实、稳妥，而区别于那些即兴随机思维，与卡片串连式的学问。
只有形下研究较为完善之后，才能对孔孟、老庄、佛禅诗学进行形而上的理论研究。这里所谓“形上”研究，就是寻找中国诗学发生的历史本体论根源，厘定它的基本形态。相对于西方人的“上帝-人”的两个世界，中国古代则是“神.祖-巫-人”三位一体的“一个世界”。我们的“神”是与逝去的“祖先”是互通一体的，“巫师”则是沟通“人”与“神.祖”的中间人，她（他）是亦人亦神，能上能下的“圣”者。于是“神.祖-巫-人”世界通过巫师而联成一体，成为一个世界。这个三位一体的世界，具有什么特征呢?一、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这里的“神”，实际上已经“人”化（因为它与逝去的祖先互为一体），而巫师又带着凡人“寻根返乡”，把个体当下的存在与族类的存在融合起来，因而这个世界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的“上帝”世界，那儿的人只能终身赎罪。中国如果有宗教的话，就是这“人化”了的宗教。二、这个世界充满着“诗情画意”（现实的、梦幻的），与歌舞、音乐的浓烈氛围，因为巫师的存在，而显得分外生色———这是诗的世界.舞的世界.乐的世界。因而，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与亦诗亦歌亦舞的世界，融合在一起，这便是中国古代“一个世界”的根本特征，这也就是中国哲学、诗学发生的历史本体论根源。劳承万在其相关的论著中，充分吸取了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了新的综合，并且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抓住了“一个世界”中的两大方面:“人文精神∥诗.歌.舞世界”，并看作是一个二重的互逆结构。在这种完备的深厚的背景下，再引出中国诗学的形上形态，简直就是水到渠成了。
劳承万在其论著中抓住的线索是:“神.祖-巫-人”一个世界→四书五经原典→儒.道.佛原典。前者，是发源地;中者，经典理论的“混沌”形态;后者，是三家分离形态（儒家:“礼-乐”社会存在本体论.道家:“静虚—无为”道体本体论〈亦曰诗性本体论〉.佛禅:“佛性—心性”空智本体论，〈亦曰“去实有”的本体论〉）。 ① 依据以上三环节线索进行逐环逐节的分疏、厘定、参考，是一番极为艰难的功夫，如果没有康德哲学和中国哲学洋溢出的提摄力，则极易弄成一堆大杂烩，或者一盘散沙。但是，劳承万还是极审慎地，以“形上形下”互为一体的交互视角去考察中国诗学的形上世界。
近年来劳承万发表了众多关于中国诗学研 究方面的论文，如《中国诗性智慧源头论》《孔孟儒学的诗学方向》《中国佛禅的诗学方向》等论文，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诗学进行了一种从本体到现象的发掘与再认识。如对孔孟儒学的诗学方向，他提出该诗学基本上是围绕“礼-乐”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方向旋转的。儒家哲学之心性本体，是一种亦哲亦诗的诗性精神。儒学的诗性智慧，按照中国哲学的互补互动功能，又可大致分为:以“水”为象之乐和以“山”为象之乐，即山水（智.仁）之乐。他强调中国诗学是心性诗学，认为只有把握住了中国心性哲学的要义，中国诗学研究才能有所成就，而不是一个永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秘密”。对中国诗学的“形上形下”交互结构的研究，必将成为中国未来诗学研究的新动向。
由“西学”回归“中学”，在劳承万看来是他的学术研究和思考的必然过程，西学的研究可更好地为中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的依据，中学研究则能反过来为西学的研究开拓思维。这正如劳承万在《喝牛奶与吃母奶》一文中所说的，“喝牛奶只能长身体，吃母奶才能长智慧”。 ② 这里的“牛奶”指的是西学，“母奶”指的是中学。这一切正如牟宗三的研究体会，即对中国哲学智慧的把握，才能解开康德之“迷”（物自体），而康德哲学（尤其道德形上学），对中国心性哲学的解剖、范导也有重要的意义。如此西学中学则是一个循环互逆的学术研究良性运动。这正如人的大脑的左半球与右半球的互动关系一样。因而中西贯通是最高智慧的贯通，而不是“语录式”的贯通，也不是比附式的贯通。
由上看来，劳承万的学术转型与人生轨迹是同一事实的两个方向。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本专题责任编辑:杨立民
本文将要谈及的劳承万的学术转型，岂非其个人之转型乎?西方人是“为学术而学术”，但在劳承万身上却是“为命运而学术”（或说“为自身的存在而学术”）。这里的“命运”与“自身的存在”，只有经历过五十年代风云变幻的生活的人，才能稍稍理解。有些人，用大脑神经进行纯思维;劳承万，却是以鲜血淋漓的生命去体验、分析。青年时代，他即涉足于康德哲学，不管其成效如何，踏出这一步，却是灵魂高洁之表现;中老年之后，则逐步“回归”中国心性哲学与诗学，回到自身生命的起点。其路向，且有“康德哲学∥中国心性哲学诗学”交互渗透循环往复、螺旋上升之势。就此而言，他的“只求耕耘，不问收获”，亦是一种大收获了。劳承万是以《审美中介论》一书而见识于学术界的。欲真正了解此书的方法论意义，只有回到此方法论所针对的“语境”中去，才能有所领悟。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期，将近三十年，中国人的学问大体上可以简化为一种“代数学”，其整体的公式、范畴概念，都是“二元对立”的，诸如:存在—意识，基础—上层建筑，内容—形式，唯心—唯物，进步—反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人民性—反动性，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红色（专家）—白色（专家），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两大阵营，东风—西风……。对这种“干脆利落”、“爱憎分明”的二元对立思维的最后追根，判断其正确与否，只有两大原则:一、经典作家是否说过;二、经济基础决定论。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考、认识方式（思维方式），从中小学开始，便严加训练了，君不见:语文教学中万古不变的“时代背景—作者介绍”，“主题思想—艺术特点（写作手法）”的二分法，至今都神圣得不可侵犯。以上所言之“语境”，把人的复杂思维完全整合在简单的对立二项式中，它铸造了一张颇为光明堂皇的“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如果不打破这个“二项式”思维方式，不焚毁这种“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中国学术则是毫无希望的。劳承万的天生灵魂和儿童时代的无拘无束的享尽大自然风光的放牛娃生活，使他极不安于这种“语境”和“气候”。八十年代初期，他向学术界抛出了他的“三项式”中介理论，企图反拨成为“传统”的对立“二项式”思维。不能不说，这实在是一种壮举。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审美中介论》，一年之内连续印刷三次，发行量达15万册之多，是当时学术界的一件颇为轰动的大事。劳承万也因此由一名普通教师，成为学术界的知名人物。国内的中青年学者大都读过他的这部方法论著作。从未与劳承万谋面的蒋孔阳先生，看了书后欣然为他作序，认为:“当我国美学研究逐步深入发展的时候，劳承万同志的《审美中介论》，应当说是可喜的收获之一。” ① 他还在序中写道:“劳承万同志的《审美中介论》，可说是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他不仅开拓了美学研究的新领域，对目前还很少人问津的‘审美中介'问题，作出了自己独特的探讨。” ② 学者刘士林认为:“劳承万的 美学理论方法，是集康德的逻辑—心理分析、黑格尔的历史视野与正反合三一式运动框架，以及马克思的“钥匙”（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方法为一体的综合物，并用“钥匙”方法剔除前两者的“先验性”与“神秘性”，成为一种新的综合。” ③ 谈到劳承万的学术道路，许多人会好奇。他，一个农民子弟，大学毕业前即被打成学生“右派”，发配到边远的山区去劳动改造，有何缘分与繁奥的西方哲学美学联系到一起的?用劳承万自己的话说是“命运的安排”。西方有“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而他因为命运的不幸，在老师及前辈们的影响下，在康德哲学和马克思哲学中寻求心灵的慰籍，由此度过了漫长而艰难的人生历程。对马克思的《手稿》的阅读让他认识到自己作为人的“异化”，尤其作为“右派”人生被异化的悲哀，于是也就开始了对人的命运的思考。康德的伟大哲学命题———人是目的，让他意识到中国当时把人当作工具和“革命的螺丝钉”的不合辙。康德哲学更是他漫长的右派劳动改造生活、痛苦心灵的精神慰籍。极度的抽象，既可以使人远离现实，也可以使人更深入现实。别人读康德是依托纯思维，他读康德是依托自身的命运。故他的立足点更高，而不至于尚未入门，便裹陷在繁奥的知识论中。
在1991年出版的《审美的文化选择》一书的后记中，劳承万写下了大学时期的老师韦卓民先生对他的深远影响。韦卓民（1888～1976）先生广东中山人，早年留学海外，精通多国语言，译有康德《判断力批判》《纯粹理性批判》《纯粹理论批判解义》《康德哲学讲解》等著作，是国内最著名的康德专家之一。在华中师范大学求学的劳承万，大学期间深受韦卓民先生为学为人的精神影响。韦先生开设的康德哲学研究课程是劳承万最早的西方哲学启蒙课。韦先生一生生活极有规律，正如康德一样，这对劳承万生活习惯的影响是终身的，足见其影响之深矣。除了韦卓民的影响，朱光潜对他更有直接的影响。在他1998年出版的《朱光潜美学论纲》的后记中，劳承万写道:“毫不掩饰地说，笔者大多是因为读了朱光潜的书（由此而连及马克思、黑格尔、康德）才走上美学研究这条路来的。” ① 朱光潜的“三项式”以及用“艺术”去联接美的对象等等思维方式，对劳承万的审美中介论的提出，其启发式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值得一提的是刘士林与劳承万的交往，他们的友谊可谓学术界的佳话。刘士林英年多才，著作颇丰，在他的众多著作的后记中常提到劳承万对他的学术研究的重要影响。然而，劳承万也在自己的学术运思中，颇受刘士林的“诗性智慧”开路的启示，一老一少，他们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先后交叉地（康德哲学中国诗学）走在一起了。这是很值得深思的当代学术现象。
目前国内学人的共识，只有一种“美学”，即康德黑格尔式的美学（哲学体系中的美学），多年来充满了反叛的声音:“美学应该从哲学中解脱出来”，让真是真，善是善，美是美。其实对“美学”原生形态的研究，及其依附形态的研究，都是艰难的课题。经过多年的不懈思索与研究，劳承万认为美学应该分成两种类型:一为哲学美学，即统辖在哲学体系中的美学。它是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传统美学，是真、善、美相结合的抽象美学，即理性主义美学，这是依附形态的美学;二为诗性智慧型美学，是一种感性-艺术美学。即青年学者刘士林多年开拓的《苦难美学》和“澄明美学”，即原生形态的美学。两种形态的美学研究或交互辉映的“反证”研究，正好与他的学术转型同步发展。其前景如何，还得看两种形态研究成果的“浮动力”，及其“浮动”的历史标尺。
《诗性智慧》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劳承万开始以独特的视角剖析中国诗学，进入新的学术领域。他一直关注西方哲学美学的研究动态，对十九世纪后半期诸多原始思维，原始艺术，集体原型等等学科，并对运用历史发生学的方法取得的学术成就是充满热情的。他的研究于是兵分两路:一路沿着马克思的“生产消费”的艺术生产论的道路;一路是追踪从维科开始的，即诗性智慧 的研究，前者侧重于逻辑，后者侧重于历史，以此开拓美学研究的新方向。
劳承万对中国诗性智慧的研究是先从形而下的韵律节奏开始的。中国是一个“诗国”，这个“诗”字，真是神秘万分，然而又是俗化万分。一个大学问家，欲从理论之高度上，说清中国之“诗思”与“诗意”，恐怕一辈子都难以完成，何以故?就在于这种“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式的“文史哲”一体化的“诗思”与“诗意”的深层融合，这便是“神秘万分”;村夫童子谁都能吟上几句，“举首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至于日常生活的悲喜婚丧，处处都是诗（对联），仿佛人人都是诗人。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大至古代外交，小至男女婚情，离开了诗简直寸步难行，这就是“俗化万分”。前者（神秘万分）的审察，可称作“形上”研究;后者（俗化万分）的厘析，暂可称作“形下”研究。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劳承万这种“形下”研究最具特色。中国诗行的节奏韵律（对仗对偶，平仄押韵相反相成，拗救相粘，阴阳四声，协和动听等等），简直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一片宫商。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警句提炼，贾岛的“推敲”一词的专利权，都说明诗行节奏韵律形下研究的艰辛与神秘。唐人一首七言四绝，也只不过4×7=28个字，小小空间却往往能容纳巨大宇宙意识与人间美妙的音响……所有这些，在劳承万的《诗性智慧》一书中，都得到较为确切的研究。所谓“确切”，是从两方面来看的:往上提，并不空洞浮泛;往下拉，并不琐碎、支离。它充分吸取前人成果，但又不受其束缚;它充分运用哲学美学理论，但又不生搬硬套。总之，在劳承万的《诗性智慧》的“形下”研究中，平凡的一句诗行，既是巨大的宇宙时空意识的浓缩物，又是阴阳四声、平仄韵律的音乐-节奏之流荡。由此进入中国诗学的“形上”世界，则是扎实、稳妥，而区别于那些即兴随机思维，与卡片串连式的学问。
只有形下研究较为完善之后，才能对孔孟、老庄、佛禅诗学进行形而上的理论研究。这里所谓“形上”研究，就是寻找中国诗学发生的历史本体论根源，厘定它的基本形态。相对于西方人的“上帝-人”的两个世界，中国古代则是“神.祖-巫-人”三位一体的“一个世界”。我们的“神”是与逝去的“祖先”是互通一体的，“巫师”则是沟通“人”与“神.祖”的中间人，她（他）是亦人亦神，能上能下的“圣”者。于是“神.祖-巫-人”世界通过巫师而联成一体，成为一个世界。这个三位一体的世界，具有什么特征呢?一、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这里的“神”，实际上已经“人”化（因为它与逝去的祖先互为一体），而巫师又带着凡人“寻根返乡”，把个体当下的存在与族类的存在融合起来，因而这个世界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的“上帝”世界，那儿的人只能终身赎罪。中国如果有宗教的话，就是这“人化”了的宗教。二、这个世界充满着“诗情画意”（现实的、梦幻的），与歌舞、音乐的浓烈氛围，因为巫师的存在，而显得分外生色———这是诗的世界.舞的世界.乐的世界。因而，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与亦诗亦歌亦舞的世界，融合在一起，这便是中国古代“一个世界”的根本特征，这也就是中国哲学、诗学发生的历史本体论根源。劳承万在其相关的论著中，充分吸取了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了新的综合，并且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抓住了“一个世界”中的两大方面:“人文精神∥诗.歌.舞世界”，并看作是一个二重的互逆结构。在这种完备的深厚的背景下，再引出中国诗学的形上形态，简直就是水到渠成了。
劳承万在其论著中抓住的线索是:“神.祖-巫-人”一个世界→四书五经原典→儒.道.佛原典。前者，是发源地;中者，经典理论的“混沌”形态;后者，是三家分离形态（儒家:“礼-乐”社会存在本体论.道家:“静虚—无为”道体本体论〈亦曰诗性本体论〉.佛禅:“佛性—心性”空智本体论，〈亦曰“去实有”的本体论〉）。 ① 依据以上三环节线索进行逐环逐节的分疏、厘定、参考，是一番极为艰难的功夫，如果没有康德哲学和中国哲学洋溢出的提摄力，则极易弄成一堆大杂烩，或者一盘散沙。但是，劳承万还是极审慎地，以“形上形下”互为一体的交互视角去考察中国诗学的形上世界。
近年来劳承万发表了众多关于中国诗学研 究方面的论文，如《中国诗性智慧源头论》《孔孟儒学的诗学方向》《中国佛禅的诗学方向》等论文，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诗学进行了一种从本体到现象的发掘与再认识。如对孔孟儒学的诗学方向，他提出该诗学基本上是围绕“礼-乐”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方向旋转的。儒家哲学之心性本体，是一种亦哲亦诗的诗性精神。儒学的诗性智慧，按照中国哲学的互补互动功能，又可大致分为:以“水”为象之乐和以“山”为象之乐，即山水（智.仁）之乐。他强调中国诗学是心性诗学，认为只有把握住了中国心性哲学的要义，中国诗学研究才能有所成就，而不是一个永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秘密”。对中国诗学的“形上形下”交互结构的研究，必将成为中国未来诗学研究的新动向。
由“西学”回归“中学”，在劳承万看来是他的学术研究和思考的必然过程，西学的研究可更好地为中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的依据，中学研究则能反过来为西学的研究开拓思维。这正如劳承万在《喝牛奶与吃母奶》一文中所说的，“喝牛奶只能长身体，吃母奶才能长智慧”。 ② 这里的“牛奶”指的是西学，“母奶”指的是中学。这一切正如牟宗三的研究体会，即对中国哲学智慧的把握，才能解开康德之“迷”（物自体），而康德哲学（尤其道德形上学），对中国心性哲学的解剖、范导也有重要的意义。如此西学中学则是一个循环互逆的学术研究良性运动。这正如人的大脑的左半球与右半球的互动关系一样。因而中西贯通是最高智慧的贯通，而不是“语录式”的贯通，也不是比附式的贯通。
由上看来，劳承万的学术转型与人生轨迹是同一事实的两个方向。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本专题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