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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949年2月建台,我是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年17岁的我,与北平市军管会代表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城市接管工作,把大华报印刷所改为新北平印刷厂,专为市军管会印刷文件等。1952年,以我厂为基础,合并了16家公营中小印刷厂、所,组建起北京印刷总厂,地址在西便门原北京印刷厂一厂。我在市印刷行业干了40多年,1992年正式离休。
北京解放后,广大群众获得新生,但生活单调,收听广播成为大家喜欢的文化娱乐活动。当时,较大的厂矿及大学都在北京电台指导下组织起单位广播站,每天转播新闻和部分专题节目,像中午的《赵师傅和小刘谈时事》就是一档深受工人欢迎的节目,工友们边吃饭边听广播。单位同时还编播自己的节目。
记得1952年的夏日,广播里传出了我厂的新闻,轰动了全厂。事情是这样的:16个单位合并要搬迁设备,我厂成立了青年突击队,工人们自己当搬运工、拉排子车。领导让我给上级写一篇汇报材料,中央电台记者从市委采集到我厂的事迹后,改编成新闻稿播出。这也算是我的第一篇上了电台的文章,后来我成了一名通讯员。
当时投稿要寄送到电台,时效性强的稿子,我就骑自行车送过去。后来北京电台搬至复外真武庙二条,除了送稿,我还到那里开过会。主管编辑马家芳编辑我的稿件最多,记者赵世良原先也在印刷行业,我和他认识最早。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厂为市中小学印刷秋季教科书。8月是北京的雨季,一天,倾盆大雨灌进了简陋的车间,眼看七八万册教科书被淹,厂党政领导带领职工奋不顾身进行抢救抢运,使教科书完好无损,保证了学生们开学用书。我当即写了稿子,可大雨不停,怎么送到真武庙二条的电台呢?同事们帮我把稿子捆绑在头顶,随后我穿上帆布雨衣。当时东西长安街的积水已齐腰深,我只好推着自行车走到真武庙二条。马家芳同志亲自下楼取我送来的稿子,他说当晚8点就上首都新闻。我到电台已经傍晚6点了,我赶快回到家,饭后打开收音机,听到晚间首都新闻播出了我的稿件。
记得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新闻单位开会的人中,厂矿的并不多,除了首钢、门头沟煤矿等大单位外,多数来自区县宣传部、工业部等,写作交流的刊物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电台合办的内刊《通讯工作》,我每月能阅读到,也为该刊物投稿。由于我写稿多、速度快,且紧密配合形势,60年代我曾被这三家新闻单位评为北京市工业系统优秀通讯员,在报社、电台及东城区宣传干部大会上做过交流。报社、电台当时每月印发宣传报道提纲,举办新闻业务讲座,召开通讯员大会或座談会,帮助通讯员提高业务水平,扩大通讯员队伍,我当了30余年通讯员,至今感到受益匪浅。
北京解放后,广大群众获得新生,但生活单调,收听广播成为大家喜欢的文化娱乐活动。当时,较大的厂矿及大学都在北京电台指导下组织起单位广播站,每天转播新闻和部分专题节目,像中午的《赵师傅和小刘谈时事》就是一档深受工人欢迎的节目,工友们边吃饭边听广播。单位同时还编播自己的节目。
记得1952年的夏日,广播里传出了我厂的新闻,轰动了全厂。事情是这样的:16个单位合并要搬迁设备,我厂成立了青年突击队,工人们自己当搬运工、拉排子车。领导让我给上级写一篇汇报材料,中央电台记者从市委采集到我厂的事迹后,改编成新闻稿播出。这也算是我的第一篇上了电台的文章,后来我成了一名通讯员。
当时投稿要寄送到电台,时效性强的稿子,我就骑自行车送过去。后来北京电台搬至复外真武庙二条,除了送稿,我还到那里开过会。主管编辑马家芳编辑我的稿件最多,记者赵世良原先也在印刷行业,我和他认识最早。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厂为市中小学印刷秋季教科书。8月是北京的雨季,一天,倾盆大雨灌进了简陋的车间,眼看七八万册教科书被淹,厂党政领导带领职工奋不顾身进行抢救抢运,使教科书完好无损,保证了学生们开学用书。我当即写了稿子,可大雨不停,怎么送到真武庙二条的电台呢?同事们帮我把稿子捆绑在头顶,随后我穿上帆布雨衣。当时东西长安街的积水已齐腰深,我只好推着自行车走到真武庙二条。马家芳同志亲自下楼取我送来的稿子,他说当晚8点就上首都新闻。我到电台已经傍晚6点了,我赶快回到家,饭后打开收音机,听到晚间首都新闻播出了我的稿件。
记得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新闻单位开会的人中,厂矿的并不多,除了首钢、门头沟煤矿等大单位外,多数来自区县宣传部、工业部等,写作交流的刊物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电台合办的内刊《通讯工作》,我每月能阅读到,也为该刊物投稿。由于我写稿多、速度快,且紧密配合形势,60年代我曾被这三家新闻单位评为北京市工业系统优秀通讯员,在报社、电台及东城区宣传干部大会上做过交流。报社、电台当时每月印发宣传报道提纲,举办新闻业务讲座,召开通讯员大会或座談会,帮助通讯员提高业务水平,扩大通讯员队伍,我当了30余年通讯员,至今感到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