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人口大国，农业本应是大有可为的事业，也应当是有利可图的事业
　　
　　关于土地，我们听过很多故事。用“命根子”来形容土地曾经对农民的重要，似乎并不为过。
　　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终于帮助农民实现了对土地的梦想，他们拥有了可以自己耕作和支配的土地。那些年我常常下乡，看到过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地里的庄稼随着农民劳动的投入，产量一年年增长，农民的日子也似乎越来越有了盼头。
　　但这些年来，农村的情形似乎变了。我在城里结识不少农民工，比如社区的保安、清洁工、修理工，以及大街上收废品和卖菜的小商贩。闲时也喜欢和他们聊天，问问他们家乡的情况。他们往往这样描述每年回家过年时的景象：村里冷落得已经不习惯再呆下去。能干活的青壮年几乎都去了城里，年轻一点的女人也纷纷进了城。村里的土地勉强耕种着，维持着基本的温饱。村落逐年破败，留下来的是些丧失劳动力的老人和父母外出打工带不走的孩子。土地不再留给人们念想，因为他们认为困在土地上不会有未来。
　　这大概是现代化发展过程必然有的残酷画面，大批农业劳动力离开土地流向城市是该有的历史进步。
　　然而，在这历史的人口迁移中，并不是任何事情都是那么该有的。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新闻：河北省上王庄的王甫龙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他有一个聪明能干的弟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县里工作，成为举村羡慕的成功榜样。有了这样的榜样，王龙甫在成家后的惟一信念是，哪怕吃再多的苦，受再大的累，一定要让孩子读书。只要孩子有出息，成绩好，能念到哪儿就供到哪儿。因为只有离开了土地，全家人的将来才有希望。王甫龙家有10亩地，他知道光靠种粮不会有多少收入，于是尝试着多种经营，包括种植瓜果蔬菜。
　　但这些努力仍无法使他负担两女一子的学费，于是他不得不频繁卖血，卖一次血可得100元。
　　同村的农民王美太有两个儿子，老大上技校，一年需要8000元；老二在镇小学上四年级，一年也得要2000元，靠打工挣钱显然远远不够孩子读书，于是王美太也开始频繁卖血，他在短短的半年中已卖血60多次，平均3天一次。
　　据记者调查，在附近村庄，凡是家有读书的孩子，卖血几乎成为绝大多数家庭解决读书费用的惟一可选择的手段。卫生部《单采血浆站质量管理规范》中规定，供血浆者两次供血浆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14天。在新华社报道了怀安县血浆站违规向农民频繁采集血浆后，该血浆站被关闭。频繁卖血有害健康，即使对于文化不高的农民来说，这似乎也并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高深知识，但关闭血浆站这样的好事对于附近的村民来说，却是十足的坏消息。离开了卖血，当地农民不知怎样才能筹得供子女读书的学费。
　　这是令人沉痛的现实。
　　农业是立国之本，一个猪肉涨价就引发了举国关注，连上层都为解决母猪数量而频频开会，发布各种批示和政策。一时间猪的身价飞涨，生猪竟成为盗窃团伙的目标。网上更有恶搞言论，称那位因一直找不到合适工作而干起卖猪肉行当的北大学生有“先见之明”。
　　猪肉涨价使农业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国计民生离不开农业。不管工业化进程如何迅猛，城市里竖起多少高楼大厦，但吃饭永远是第一位的。所谓“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人口数量如此之众的大国，依赖进口解决口粮问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我在同一天的同一份报纸上读到另一则消息则令人气愤。广西宜州去年耗资近亿元修建办公楼，报批时连殡葬所、文工团、鱼苗场都列入预算凑数。该项目费用相当于去年全市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而该市仅财政局办公楼建筑面积就达7520平方米。由于利益的趋动是一个绝对的规律，不知有多少人在这类项目中获取利益。
　　对于一个人口大国，农业本应是大有可为的事业，也应当是有利可图的事业，农民应该能够供得起子女上学。但现在，农民不卖血就供不起子女上学，农民宁肯卖血也要让子女念书离开土地。
　　这应当是一个警钟。改变一种社会现状，有时不需要讲那么多道理，比如当下把城里的办公楼盖得朴素一点，各级权力部门的公款消费有所节制一点，拿出更多资金和更好的政策向农业倾斜，把更多的钱花在农村建设上，花在对农民子女的培养和教育上，让农民通过耕作就能养育儿女并供他们读书，由此也让农民的孩子看到土地的前途，不是为了离开土地而读书，而是为了回报土地，让土地变得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