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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不断攀升的CPI(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涨幅始终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四川大地震之后，CPI走势如何又引发了很多猜想。
据国家统计局5月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8.5%，涨幅比上月增加了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在4月30日公布的3月CPI为8.3%）。从季度上来看，今年一季度CPI上涨率高达8%，创12年来的季度新高。
“这次汶川地震强度比较大，灾害涉及范围比较宽，对存量资产的影响规模比较大。”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而且四川是粮食和猪肉生产基地之一，平时要输出粮食和猪肉，但在地震灾害之后，不仅短期内不能输出，而且还得从外面输入，对物价肯定会有推高作用。但这不会改变CPI增长下半年略比上半年收敛的总趋势，同时,经济稳定增长的大趋势也不会改变。”
本轮通胀的六大成因
陈东琪认为,和去年相比,目前物价形势表现出新的特征:CPI、RPI（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反映流通领域供求关系）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反映生产者定价行为）三大物价指标同步上行，改变了去年二季度以前只有CPI一个指数上涨的形势；在食品价格继续保持涨势的同时，家电、服装和房租等非食品类价格出现补涨；上游产品涨价向下游传导的压力较大；大地震之后,对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带来了一些新的影响。
陈东琪指出,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共出现过四次物价上涨较高的时期。第一次在1985年，CPI上涨率最高为9.3%；第二次在1988-1989年，CPI上涨率最高时分别达到18.8%和18%；第三次在1993年、1994年和1995年，CPI上涨率最高时分别高达14.7%、24.1%和17.1%。纵向相比，前三次通货膨胀一次比一次严重，持续时间一次比一次长，付出代价一次比一次大。这一次对物价上涨的控制,动手比较早,应当有能力控制在“两位数”以内。
陈东琪副院长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本轮物价上涨的原因很复杂：一是受需求拉动的影响，去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还在15%以下，今年1-4月超过20%，其中4月份超过22%，为1997年以来的新高，既明显高于1978-2007年年均15%的水平，也大大高于2003年以来各年的增长水平；二是受成本推动的影响，工资、福利待遇等人力开支增加，不动产、能源、原材料及其他上游产品涨价，以及加大节能环保和其他外部性约束的政策力度，都会使生产者的实际成本提高，带来内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三是食品价格本身的上涨占CPI的权重比较大；四是受国际传递的影响；五是前几年滞胀的影响；六是经济高速增长带出的结果。”
“应对这种复合型通胀,”陈东琪说，“不能只靠货币政策，还应当结合财政手段综合治理，要在控制和稳定需求的同时,努力增加供给。”
本轮通胀具有全球性
分析人士认为，去年美国次级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元加速贬值，能源、资源和食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全球通胀率快速攀升。在对铁矿石、石油等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依赖度不断提高的新背景下，我国面临着国际初级产品持续大幅上涨的外部环境，承受着较大的外生成本型通胀压力。
4月16日，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一季度CPI指数同比增长8%后，欧盟统计局同日宣布，欧元区3月份CPI同比增长达到3.6%，创近16年来新高。
“CPI上涨率, 不仅欧盟和美国加快上涨，俄罗斯和印度等国近几个月是两位数，而且各国之间的涨价互相推动。可以说，这一轮通胀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一次大范围、大幅度、突发性、全球性的通胀，各个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胀压力, ”陈东琪表示，“这次全球通胀突出表现为能源、粮食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其势头很强。”
相关资料显示，进入21世纪，美欧等国家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采取了持续大幅降低利率的措施应对经济衰退。充裕的货币供应以及随后经济复苏产生的巨大需求，推动石油价格不断上升。由于石油短缺威胁到了国家能源安全，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开始将粮食作为能源生产的原料，大幅增加了玉米、大豆等农产品的需求量，引发了粮食价格暴涨。小麦价格近两年来上涨近两倍，玉米价格上涨一倍多，大豆价格上涨近一倍。国际原油和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带动了铁矿石和铜等其他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平均上涨30%-50%。
“全球通胀风险在不断向中国转移,”陈东琪认为,“同时,发达国家也在向中国转移衰退风险。”
随着全球性经济收缩，我国GDP增长出现减速现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为10.6％，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1个百分点。部分工业企业增加值和企业利润增速下滑，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4%，比上年同期回落1.9个百分点；同时，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3482亿元，同比增长16.5%，比上年同期回落27.3个百分点；一季度，我国的贸易顺差同比减少49亿美元，下降10.6%，其中对美国出口增速同比回落15个百分点。
陈东琪认为,“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风险全球化,以前我们只看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对风险全球化估计不足。今后的宏观调控,不仅要注意‘内调’,而且要注意‘外调’,要防范外部风险的冲击”。
震灾不会带来经济低迷
从去年开始，我国施行多种控制物价上涨的举措，主要包括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税收政策和增加粮食生产供给等。去年央行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6次提高利率，今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央行继续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
5月12日，央行宣布，自5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升至16.5%的历史高位。
在调整税收方面，为缓解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带来的生活压力，国务院从今年3月1日起，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此前的1600元提高到2000元，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另外，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也降低了大部分企业的成本。
陈东琪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在增加粮食供给方面，去年在粮食已连续几年丰收基础上,国家进一步鼓励农民种粮和养猪，成效显著。我今年4月到湖南进行市场调研发现,猪肉价格比去年最高时期的价格已下降了10%-15%左右。”
针对有人提出“没有一个通货膨胀时期，经济难以实现高增长”的观点，陈东琪认为，“现在我国经济的供给面和以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目前国内生产能力比较强，尤其是实体经济非常强，农业占GDP的比重接近15%，工业占45%左右，商品供给水平很高，不会出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那样的由于供给不足、需求旺盛而引起的高通胀。”
陈东琪进一步分析说,“这次四川大地震损失重大,有人估计要损失2000亿—5000亿元,主要是灾区居民房屋和家庭财产,学校,企业的厂房设备,各种基础设施和其它存量财富受到严重损失。但灾区重建要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要给灾区人民提供各种消费物资,而且重建将是一个时间较长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下滑的风险反而会缩小一些。”
他补充说,“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考验着政府,考验着宏观调控,但现在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经验比以前丰富多了,在经济的总供求关系并未出现严重失衡的背景下,可以用几个月时间渡过最困难的时期。我相信,在全国支持灾区重建的同时,下半年 CPI上涨率会比上半年有所收敛,同时经济能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
据国家统计局5月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8.5%，涨幅比上月增加了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在4月30日公布的3月CPI为8.3%）。从季度上来看，今年一季度CPI上涨率高达8%，创12年来的季度新高。
“这次汶川地震强度比较大，灾害涉及范围比较宽，对存量资产的影响规模比较大。”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而且四川是粮食和猪肉生产基地之一，平时要输出粮食和猪肉，但在地震灾害之后，不仅短期内不能输出，而且还得从外面输入，对物价肯定会有推高作用。但这不会改变CPI增长下半年略比上半年收敛的总趋势，同时,经济稳定增长的大趋势也不会改变。”
本轮通胀的六大成因
陈东琪认为,和去年相比,目前物价形势表现出新的特征:CPI、RPI（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反映流通领域供求关系）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反映生产者定价行为）三大物价指标同步上行，改变了去年二季度以前只有CPI一个指数上涨的形势；在食品价格继续保持涨势的同时，家电、服装和房租等非食品类价格出现补涨；上游产品涨价向下游传导的压力较大；大地震之后,对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带来了一些新的影响。
陈东琪指出,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共出现过四次物价上涨较高的时期。第一次在1985年，CPI上涨率最高为9.3%；第二次在1988-1989年，CPI上涨率最高时分别达到18.8%和18%；第三次在1993年、1994年和1995年，CPI上涨率最高时分别高达14.7%、24.1%和17.1%。纵向相比，前三次通货膨胀一次比一次严重，持续时间一次比一次长，付出代价一次比一次大。这一次对物价上涨的控制,动手比较早,应当有能力控制在“两位数”以内。
陈东琪副院长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本轮物价上涨的原因很复杂：一是受需求拉动的影响，去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还在15%以下，今年1-4月超过20%，其中4月份超过22%，为1997年以来的新高，既明显高于1978-2007年年均15%的水平，也大大高于2003年以来各年的增长水平；二是受成本推动的影响，工资、福利待遇等人力开支增加，不动产、能源、原材料及其他上游产品涨价，以及加大节能环保和其他外部性约束的政策力度，都会使生产者的实际成本提高，带来内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三是食品价格本身的上涨占CPI的权重比较大；四是受国际传递的影响；五是前几年滞胀的影响；六是经济高速增长带出的结果。”
“应对这种复合型通胀,”陈东琪说，“不能只靠货币政策，还应当结合财政手段综合治理，要在控制和稳定需求的同时,努力增加供给。”
本轮通胀具有全球性
分析人士认为，去年美国次级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元加速贬值，能源、资源和食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全球通胀率快速攀升。在对铁矿石、石油等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依赖度不断提高的新背景下，我国面临着国际初级产品持续大幅上涨的外部环境，承受着较大的外生成本型通胀压力。
4月16日，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一季度CPI指数同比增长8%后，欧盟统计局同日宣布，欧元区3月份CPI同比增长达到3.6%，创近16年来新高。
“CPI上涨率, 不仅欧盟和美国加快上涨，俄罗斯和印度等国近几个月是两位数，而且各国之间的涨价互相推动。可以说，这一轮通胀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一次大范围、大幅度、突发性、全球性的通胀，各个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胀压力, ”陈东琪表示，“这次全球通胀突出表现为能源、粮食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其势头很强。”
相关资料显示，进入21世纪，美欧等国家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采取了持续大幅降低利率的措施应对经济衰退。充裕的货币供应以及随后经济复苏产生的巨大需求，推动石油价格不断上升。由于石油短缺威胁到了国家能源安全，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开始将粮食作为能源生产的原料，大幅增加了玉米、大豆等农产品的需求量，引发了粮食价格暴涨。小麦价格近两年来上涨近两倍，玉米价格上涨一倍多，大豆价格上涨近一倍。国际原油和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带动了铁矿石和铜等其他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平均上涨30%-50%。
“全球通胀风险在不断向中国转移,”陈东琪认为,“同时,发达国家也在向中国转移衰退风险。”
随着全球性经济收缩，我国GDP增长出现减速现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为10.6％，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1个百分点。部分工业企业增加值和企业利润增速下滑，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4%，比上年同期回落1.9个百分点；同时，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3482亿元，同比增长16.5%，比上年同期回落27.3个百分点；一季度，我国的贸易顺差同比减少49亿美元，下降10.6%，其中对美国出口增速同比回落15个百分点。
陈东琪认为,“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风险全球化,以前我们只看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对风险全球化估计不足。今后的宏观调控,不仅要注意‘内调’,而且要注意‘外调’,要防范外部风险的冲击”。
震灾不会带来经济低迷
从去年开始，我国施行多种控制物价上涨的举措，主要包括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税收政策和增加粮食生产供给等。去年央行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6次提高利率，今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央行继续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
5月12日，央行宣布，自5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升至16.5%的历史高位。
在调整税收方面，为缓解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带来的生活压力，国务院从今年3月1日起，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此前的1600元提高到2000元，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另外，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也降低了大部分企业的成本。
陈东琪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在增加粮食供给方面，去年在粮食已连续几年丰收基础上,国家进一步鼓励农民种粮和养猪，成效显著。我今年4月到湖南进行市场调研发现,猪肉价格比去年最高时期的价格已下降了10%-15%左右。”
针对有人提出“没有一个通货膨胀时期，经济难以实现高增长”的观点，陈东琪认为，“现在我国经济的供给面和以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目前国内生产能力比较强，尤其是实体经济非常强，农业占GDP的比重接近15%，工业占45%左右，商品供给水平很高，不会出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那样的由于供给不足、需求旺盛而引起的高通胀。”
陈东琪进一步分析说,“这次四川大地震损失重大,有人估计要损失2000亿—5000亿元,主要是灾区居民房屋和家庭财产,学校,企业的厂房设备,各种基础设施和其它存量财富受到严重损失。但灾区重建要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要给灾区人民提供各种消费物资,而且重建将是一个时间较长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下滑的风险反而会缩小一些。”
他补充说,“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考验着政府,考验着宏观调控,但现在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经验比以前丰富多了,在经济的总供求关系并未出现严重失衡的背景下,可以用几个月时间渡过最困难的时期。我相信,在全国支持灾区重建的同时,下半年 CPI上涨率会比上半年有所收敛,同时经济能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