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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闻袁隆平
1930年9月7日，袁隆平出生在北京（平）协和医院。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当时任平汉铁路局秘书。1936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祖国处在急剧动荡的年代。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袁隆平一家和全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向后方逃难。1938年底，8岁的袁隆平，随父母一家7口从汉口动身，逆水而上至湖南。逃难途中，历尽艰难，时刻担心敌机轰炸，饥饿和死亡在威胁着全家。1938年冬抵达宜昌，这年的农历除夕，全家相聚在北风呼啸的木船上。1939年春，在滚滚的长江上经过长途颠簸之后，到达重庆。仲夏的一天上午，袁隆平和弟弟来到重庆朝天门的坝滩上，只见沙滩上摆满了几百具被敌机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面对国难日益深重、人民家破人亡的种种情景，每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满腔义愤。袁隆平和那个年代降生的所有中国儿童一样，受尽了折磨。但是，动荡的年代，又使他学到了和平年代学不到的许多知识。严酷的现实使袁隆平从小就立志，长大要做一个使中国富强，不再受外国列强欺侮的人。在这些残酷而痛苦的现实面前，袁隆平逐渐成熟起来。
求学时期
1942年秋季，袁隆平从重庆市龙门浩中心小学毕业，进入复兴中学。学校的规模大了，老师同学多了，所开设的课程也增多了，增加了代数、几何和物理，这一切都使袁隆平感到十分的新奇，他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很多。袁隆平在学习中最大的特点是喜欢思考，善于提问，刨根问底，尤其是在学习基本原理时。他不仅学业成绩十分优异，而且兴趣广泛，求知欲强，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1946年抗战胜利后，袁隆平随父亲回到汉口，并在汉口博学中学读高中，后又因父亲工作变动到南京，进入南京中山大学附中读书，并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成为袁隆平一家十分关心的热点问题。袁隆平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一是赴重庆求学，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其文化积淀对他有强烈的吸引力；二是要研究农学，他对大自然尤其是植物生长规律有极大的兴趣。这样，袁隆平报考了重庆相辉学院的农学系。相辉学院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呢?抗战期间，复旦大学于1938年2月迁于此，战后，复旦大学迁回上海，由留渝校友在夏坝创办的“相辉学院”是以复旦大学的马相伯、李登辉两位教授名字中各取一字而命名的。1949年8月，袁隆平来到了重庆北碚夏坝相辉学院。夏坝深厚的文化沉淀渊源于抗战期间重庆陪都文化的影响。尽管学生来自于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但这些青年学生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科学救国，中国早日获解放。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1950年11月，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建立了西南农业大学，夏坝相辉学院的农学系并入西南农业大学。大学4年的学习生活，使袁隆平张开了智慧的双翅，在知识的太空中翱翔。袁隆平的英语和俄语基础十分扎实，在图书馆，他阅读了国内外各种学术杂志和著作，开始接触了当时世界上著名的生物学家如米丘林、李森科、孟德尔、摩尔根等不同的学术观点和科学思想，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对生物学领域一些重大问题的兴趣日益增加。
走向社会
1953年夏天，袁隆平从西南农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湖南省西部山区雪峰山麓的黔阳安江农校教书。从重庆出发，行程2000多公里，袁隆平风尘仆仆地来到当年唐代诗人王昌龄曾经在此当县令时称为“醉别江楼桔柚香”的黔阳县，开始了他新的社会生活，从事了19个春秋的教学生涯。
第一学期，因缺少俄语教师，袁隆平被分配到文史教研室教俄语，他把教俄语看成多次学习的好机会。第二年，他又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讲授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等基础课和专业课。在此期间，他深入地研究了植物生物学、遗传学。
当时的情况是向苏联一边倒，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全盘照抄于苏联，生物学中主要向学生讲授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他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环境影响、营养教养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企图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种，但都未能获得成功。20世纪60年代，他从阅读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学派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于是，他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学说，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同时，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向探索，一边从事教学，一边从事科研工作。
光阴荏苒，一晃几年过去了，已到了大龄青年的他仍然是孑然一身。同事朋友们纷纷热心给袁隆平张罗对象。但是，总是介绍一个吹一个，姑娘们对袁隆平敬而远之。有次，一位男同事陪袁隆平去相亲，袁隆平与女方见面后，女方没有相中袁隆平，反而相中了介绍人，让人啼笑皆非。为什么呢？因为年轻时的袁隆平生活太不讲究，他不仅衣着朴素，而且不修边幅，衬衣穿脏了，把衣领翻个边又继续穿，上课时找不到黑板刷子他就用衣袖擦黑板，所以他穿的衣服总是脏兮兮的。
1968年，为了加快育种的步伐，袁隆平把杂交水稻科研的战线向南延长到云南和海南岛。每年10月，当寒风席卷洞庭湖畔时，他便带领助手到南国育种去了。在那里，他们曾经历了地震的考验，经受了酷热的煎熬。烈日下，他们带上干粮来到田间，常常在水田中一泡就是几个小时，顾不上中暑的威胁，耐心地观察，忘我地工作。渴了，就坐在田埂上喝几口水；饿了，啃几口馒头……1970年的一天，他们在海南岛上一片沼泽地的小池塘边发现了雄性稗育的野生水稻——“野稗”，为杂交水稻科研打开了突破口，成为杂交水稻材料探索中的一个重要转折。1973年第一个具有较强优势的杂交组合“南优2号”获得了成功。
杂交水稻在实践中立刻显示了它的增产效应，单产一般比常规稻增产20%左右。1975年，全国多点示范杂交水稻5600多亩，1976年迅速扩大到208万亩，并在全国范围开始大面积应用于生产。目前，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超过了2亿亩，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的51%，而产量约占水稻总产量的60%。
为把理想变为现实，袁隆平又继续奋斗，1977年，他在《中国农业科学》上发表了《杂交水稻培养的实践和理论》。这篇重要的论文，认真总结了10多年来杂交水稻育种的丰富实践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述了杂交水稻育种中的几个重大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同时，再一次预见杂交水稻“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蕴藏着巨大的增产潜力”。这篇论文的发表，对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三系杂交水稻”的成果，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杂交水稻的成功带来了巨大效益，为解决中国的粮食需求问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这项成果于1981年获得了国家特等发明奖。1981年6月6日，国家科委、国家农委在北京联合隆重召开籼型杂交水稻特等发明奖授奖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王震、方毅、万里出席授奖大会，并先后在会上讲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籼型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丰富了水稻遗传育种的理论和实践，在国际上遥遥领先，为中国争得了荣誉。美国、日本、印度、意大利、苏联等十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开展杂交水稻的研究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但都还处在实验阶段，而我们是走在前面了。”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金善宝、钱学森参加了大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授予特等发明奖的大会。6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消息，当天还同时发表了《争当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勇士》的社论。
杂交水稻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它的发明人袁隆平，作为世界上第一位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先后获得了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授予的“杰出发明家”金质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英国让克基金会“让克奖”、美国费因斯特基金会“拯救世界饥饿奖”、何梁何利基金奖、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奖”、日本“日经亚洲大奖”、日本“越光国际水稻奖”等荣誉，并被授予作物杂种优势利用“世界先驱科学家”称号。
1979年4月，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水稻科研会议，共有2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科学家参加了会议。中国的袁隆平因杂交水稻研究成功而有突出贡献，是应邀在会上宣读论文的科学家之一。
1980年5月，袁隆平应邀到美国洛杉矶国立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农业实验站讲学。
1986年，袁隆平在意大利米兰出席“利用无融合生殖进行作物改良的潜力”讨论会。
几年前，国外曾有人公开撰文说，到21世纪2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那时，谁来养活中国？谁来拯救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和动荡危机？
当时，袁隆平就站了起来，他挥动着长满双茧的手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
如今，中国大地有一半的水稻面积种上了由这位科学家培育出来的杂交水稻，占全国水稻总产量的60%，平均水稻亩产从1950年的140公斤提高到了1998年的450公斤。从1975年至1998年的几年间因此累计增产粮食3.5亿吨，相当于每年解决了3500万人的吃饭问题。
当时，世界上已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在研究杂交水稻，联合国粮农组织也把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杂交水稻技术作为该组织的一项战略计划。受联合国粮农组织之聘，袁隆平担当首席顾问，多次赴印度、越南、缅甸、孟加拉等国指导杂交水稻育种和繁殖制种技术。同时，还为这些国家培训杂交水稻技术骨干。从1981年至1998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共举办了12期国际杂交水稻培训班，培训了来自20个国家的200多名科技人员。在中国的帮助下，越南和印度的杂交水稻达20万公顷，印度为10万公顷，并取得了比当地良种每公顷增产1～2吨的效果。
杂交水稻在解决世界的饥饿问题上正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正如美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所说的：“随着农业科学的发展，饥饿的威胁在退出，袁（隆平）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
由于袁隆平为科学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党和政府给予他许多荣誉。他先后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先进科研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组长。袁隆平没有在荣誉和鲜花面前陶醉，他仍然潜心于他的杂交水稻研究，仍在孜孜不倦地献身于科学。
最后，我用袁隆平的一件往事和一句寓意深刻的话作为本文的结语：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在杂交水稻处于攻关阶段，每逢春节，袁隆平都坚持在海南岛育种基地。1974年新春佳节，袁隆平的夫人邓则赶到广东出席生物防治会议，趁此机会顺道到海南看望丈夫。年初一那天，袁隆平带着妻子来到三亚的天涯海角。只见茫茫的大海上，一只只海鸥张开强劲的翅膀，搏击狂风巨浪，向前奋飞。袁隆平触景生情，对身旁的妻子说：“我们过去只不过是洞庭湖边的麻雀，现在却要做太平洋上的海鸥了！”
现在，袁隆平那句富于激情和诗意的话已经变成了现实，袁隆平和杂交水稻展开腾飞的翅膀，飞过黄海、东海、渤海和南海，横跨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从中国走向全世界。
1930年9月7日，袁隆平出生在北京（平）协和医院。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当时任平汉铁路局秘书。1936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祖国处在急剧动荡的年代。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袁隆平一家和全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向后方逃难。1938年底，8岁的袁隆平，随父母一家7口从汉口动身，逆水而上至湖南。逃难途中，历尽艰难，时刻担心敌机轰炸，饥饿和死亡在威胁着全家。1938年冬抵达宜昌，这年的农历除夕，全家相聚在北风呼啸的木船上。1939年春，在滚滚的长江上经过长途颠簸之后，到达重庆。仲夏的一天上午，袁隆平和弟弟来到重庆朝天门的坝滩上，只见沙滩上摆满了几百具被敌机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面对国难日益深重、人民家破人亡的种种情景，每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满腔义愤。袁隆平和那个年代降生的所有中国儿童一样，受尽了折磨。但是，动荡的年代，又使他学到了和平年代学不到的许多知识。严酷的现实使袁隆平从小就立志，长大要做一个使中国富强，不再受外国列强欺侮的人。在这些残酷而痛苦的现实面前，袁隆平逐渐成熟起来。
求学时期
1942年秋季，袁隆平从重庆市龙门浩中心小学毕业，进入复兴中学。学校的规模大了，老师同学多了，所开设的课程也增多了，增加了代数、几何和物理，这一切都使袁隆平感到十分的新奇，他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很多。袁隆平在学习中最大的特点是喜欢思考，善于提问，刨根问底，尤其是在学习基本原理时。他不仅学业成绩十分优异，而且兴趣广泛，求知欲强，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1946年抗战胜利后，袁隆平随父亲回到汉口，并在汉口博学中学读高中，后又因父亲工作变动到南京，进入南京中山大学附中读书，并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成为袁隆平一家十分关心的热点问题。袁隆平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一是赴重庆求学，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其文化积淀对他有强烈的吸引力；二是要研究农学，他对大自然尤其是植物生长规律有极大的兴趣。这样，袁隆平报考了重庆相辉学院的农学系。相辉学院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呢?抗战期间，复旦大学于1938年2月迁于此，战后，复旦大学迁回上海，由留渝校友在夏坝创办的“相辉学院”是以复旦大学的马相伯、李登辉两位教授名字中各取一字而命名的。1949年8月，袁隆平来到了重庆北碚夏坝相辉学院。夏坝深厚的文化沉淀渊源于抗战期间重庆陪都文化的影响。尽管学生来自于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但这些青年学生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科学救国，中国早日获解放。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1950年11月，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建立了西南农业大学，夏坝相辉学院的农学系并入西南农业大学。大学4年的学习生活，使袁隆平张开了智慧的双翅，在知识的太空中翱翔。袁隆平的英语和俄语基础十分扎实，在图书馆，他阅读了国内外各种学术杂志和著作，开始接触了当时世界上著名的生物学家如米丘林、李森科、孟德尔、摩尔根等不同的学术观点和科学思想，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对生物学领域一些重大问题的兴趣日益增加。
走向社会
1953年夏天，袁隆平从西南农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湖南省西部山区雪峰山麓的黔阳安江农校教书。从重庆出发，行程2000多公里，袁隆平风尘仆仆地来到当年唐代诗人王昌龄曾经在此当县令时称为“醉别江楼桔柚香”的黔阳县，开始了他新的社会生活，从事了19个春秋的教学生涯。
第一学期，因缺少俄语教师，袁隆平被分配到文史教研室教俄语，他把教俄语看成多次学习的好机会。第二年，他又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讲授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等基础课和专业课。在此期间，他深入地研究了植物生物学、遗传学。
当时的情况是向苏联一边倒，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全盘照抄于苏联，生物学中主要向学生讲授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他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环境影响、营养教养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企图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种，但都未能获得成功。20世纪60年代，他从阅读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学派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于是，他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学说，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同时，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向探索，一边从事教学，一边从事科研工作。
光阴荏苒，一晃几年过去了，已到了大龄青年的他仍然是孑然一身。同事朋友们纷纷热心给袁隆平张罗对象。但是，总是介绍一个吹一个，姑娘们对袁隆平敬而远之。有次，一位男同事陪袁隆平去相亲，袁隆平与女方见面后，女方没有相中袁隆平，反而相中了介绍人，让人啼笑皆非。为什么呢？因为年轻时的袁隆平生活太不讲究，他不仅衣着朴素，而且不修边幅，衬衣穿脏了，把衣领翻个边又继续穿，上课时找不到黑板刷子他就用衣袖擦黑板，所以他穿的衣服总是脏兮兮的。
1968年，为了加快育种的步伐，袁隆平把杂交水稻科研的战线向南延长到云南和海南岛。每年10月，当寒风席卷洞庭湖畔时，他便带领助手到南国育种去了。在那里，他们曾经历了地震的考验，经受了酷热的煎熬。烈日下，他们带上干粮来到田间，常常在水田中一泡就是几个小时，顾不上中暑的威胁，耐心地观察，忘我地工作。渴了，就坐在田埂上喝几口水；饿了，啃几口馒头……1970年的一天，他们在海南岛上一片沼泽地的小池塘边发现了雄性稗育的野生水稻——“野稗”，为杂交水稻科研打开了突破口，成为杂交水稻材料探索中的一个重要转折。1973年第一个具有较强优势的杂交组合“南优2号”获得了成功。
杂交水稻在实践中立刻显示了它的增产效应，单产一般比常规稻增产20%左右。1975年，全国多点示范杂交水稻5600多亩，1976年迅速扩大到208万亩，并在全国范围开始大面积应用于生产。目前，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超过了2亿亩，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的51%，而产量约占水稻总产量的60%。
为把理想变为现实，袁隆平又继续奋斗，1977年，他在《中国农业科学》上发表了《杂交水稻培养的实践和理论》。这篇重要的论文，认真总结了10多年来杂交水稻育种的丰富实践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述了杂交水稻育种中的几个重大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同时，再一次预见杂交水稻“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蕴藏着巨大的增产潜力”。这篇论文的发表，对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三系杂交水稻”的成果，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杂交水稻的成功带来了巨大效益，为解决中国的粮食需求问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这项成果于1981年获得了国家特等发明奖。1981年6月6日，国家科委、国家农委在北京联合隆重召开籼型杂交水稻特等发明奖授奖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王震、方毅、万里出席授奖大会，并先后在会上讲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籼型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丰富了水稻遗传育种的理论和实践，在国际上遥遥领先，为中国争得了荣誉。美国、日本、印度、意大利、苏联等十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开展杂交水稻的研究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但都还处在实验阶段，而我们是走在前面了。”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金善宝、钱学森参加了大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授予特等发明奖的大会。6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消息，当天还同时发表了《争当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勇士》的社论。
杂交水稻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它的发明人袁隆平，作为世界上第一位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先后获得了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授予的“杰出发明家”金质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英国让克基金会“让克奖”、美国费因斯特基金会“拯救世界饥饿奖”、何梁何利基金奖、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奖”、日本“日经亚洲大奖”、日本“越光国际水稻奖”等荣誉，并被授予作物杂种优势利用“世界先驱科学家”称号。
1979年4月，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水稻科研会议，共有2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科学家参加了会议。中国的袁隆平因杂交水稻研究成功而有突出贡献，是应邀在会上宣读论文的科学家之一。
1980年5月，袁隆平应邀到美国洛杉矶国立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农业实验站讲学。
1986年，袁隆平在意大利米兰出席“利用无融合生殖进行作物改良的潜力”讨论会。
几年前，国外曾有人公开撰文说，到21世纪2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那时，谁来养活中国？谁来拯救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和动荡危机？
当时，袁隆平就站了起来，他挥动着长满双茧的手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
如今，中国大地有一半的水稻面积种上了由这位科学家培育出来的杂交水稻，占全国水稻总产量的60%，平均水稻亩产从1950年的140公斤提高到了1998年的450公斤。从1975年至1998年的几年间因此累计增产粮食3.5亿吨，相当于每年解决了3500万人的吃饭问题。
当时，世界上已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在研究杂交水稻，联合国粮农组织也把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杂交水稻技术作为该组织的一项战略计划。受联合国粮农组织之聘，袁隆平担当首席顾问，多次赴印度、越南、缅甸、孟加拉等国指导杂交水稻育种和繁殖制种技术。同时，还为这些国家培训杂交水稻技术骨干。从1981年至1998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共举办了12期国际杂交水稻培训班，培训了来自20个国家的200多名科技人员。在中国的帮助下，越南和印度的杂交水稻达20万公顷，印度为10万公顷，并取得了比当地良种每公顷增产1～2吨的效果。
杂交水稻在解决世界的饥饿问题上正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正如美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所说的：“随着农业科学的发展，饥饿的威胁在退出，袁（隆平）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
由于袁隆平为科学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党和政府给予他许多荣誉。他先后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先进科研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组长。袁隆平没有在荣誉和鲜花面前陶醉，他仍然潜心于他的杂交水稻研究，仍在孜孜不倦地献身于科学。
最后，我用袁隆平的一件往事和一句寓意深刻的话作为本文的结语：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在杂交水稻处于攻关阶段，每逢春节，袁隆平都坚持在海南岛育种基地。1974年新春佳节，袁隆平的夫人邓则赶到广东出席生物防治会议，趁此机会顺道到海南看望丈夫。年初一那天，袁隆平带着妻子来到三亚的天涯海角。只见茫茫的大海上，一只只海鸥张开强劲的翅膀，搏击狂风巨浪，向前奋飞。袁隆平触景生情，对身旁的妻子说：“我们过去只不过是洞庭湖边的麻雀，现在却要做太平洋上的海鸥了！”
现在，袁隆平那句富于激情和诗意的话已经变成了现实，袁隆平和杂交水稻展开腾飞的翅膀，飞过黄海、东海、渤海和南海，横跨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从中国走向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