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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给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和指导。“新常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结合而提出的最具特色的概念。这种新的经济思维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一脉相承，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济领域的最新成果。
[关键词] 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
“新常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结合而提出的最具特色的概念。这种新的经济思维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一脉相承，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济领域的最新成果。它不但能指导中国从容应对复杂的经济形势，更使鼓吹“中国崩溃”，歪曲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经济滑坡的代名字的论调不攻自破。“新常态”打破已往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而转至创新驱动，从而带动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使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态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抓住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契机，主动出击，夯实基础，以大国风范掌控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经济必将迎来新的春天。
一、经济新常态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这种强大的旺盛的生命力仍然常驻不衰。习近平同志在其系列讲话中多次明确指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这一重要论断，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指导地位，依旧是一项十分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指导，首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有了这样的世界观做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便能形成自己特有的分析经济现象的方法论，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中分析整个社会经济的制度等等。其次，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还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及其趋势，且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有科学的阐释，这一系列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给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无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和指导。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而这一理论在以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90多年的岁月中，发挥了极大的优越性，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尽管有一段时期处于摸索时期，但其理论本身却具高度的科学性。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行动指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指南，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发展生产力，坚持解放思想，坚持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经济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新时期的具体体现，那就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提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经济新常态提出的背景
近些年来，悲观论调者和别有用心鼓吹“中国崩溃论”者，歪曲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经济滑坡的代名词。加上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经济形势也确实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多种情形交织组成的新的历史环境下，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逐步常态化，这些鼓吹“中国崩溃论”，歪曲中国经济“新常态”等论调便不攻自破。
（一）几次“中国崩溃论”回顾
过去20多年，世界上有不少人对中国不断发展的经济持悲观情绪，以致在中国也有一些学者表现出忧心忡忡。对于这种焦虑，不否认，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但同时说明，他们的判断与预测是失准的。仅从几次“中国崩溃”的论调来看，至少，许多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势的判断是不对的，尤其是所谓“唱衰”中国的崩溃论。
据有关学者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别有用心的人在世界上总共刮起过4轮“中国崩溃”的论调：第一轮于1989年后，大致可称为“中国政治崩溃论”；第二轮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即所谓的“中国经济崩溃论”；第三轮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重弹“中国社会崩溃论”；近一轮即于2012年前后掀起的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论，被称之为“中国金融崩溃论”[1]。
前三轮“崩溃论”的鼓噪恰巧是中国经济最为困难、改革最为艰巨的时期。第一轮“中国崩溃论”喧嚣时，中国内部环境表现为经济过热，财政、货币政策双紧，国家重点治理整顿“官倒”。其时，恰遇国际环境恶化，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支离破碎。因而美国等加紧了对中国新一轮渗透。第二轮“中国崩溃论”唱响时，正因为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出口减少，国内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短期内出现较大幅度的滑坡。第三轮“中国崩溃论”的缘起是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继而蔓延为全球金融危机之时。当时中国经济因受这种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股市高位下陷，经济急剧下降，出口大幅下滑，造成部分行业产能极度过剩，产品大量积压，社会不满情绪积聚[1]。面对国际压力、经济下行与社会恐慌三重冲击，中国用30多年的增长与发展实践挺过了难关，靠的就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而这又源自信仰自信，结果是三次“中国崩溃论”不攻自破。
随着2012、2013年国际国内风险累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第四轮对中国经济悲观预期的论调再度来袭，主要表现为以房地产市场低迷、地方债难题和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担忧为主要逻辑的“中国金融崩溃论”悄然兴起[2]。但随着我们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随着中央新的经济政策的应运而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多次就中国经济建设提上重大议程，举全国之力，最终于2014年5月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确定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新方向，从此，“新常态”便成为了中国经济适应阶段性发展特征和运行规律的必然选择。我们自信，“崩溃论”亦将不攻自破。 （二）我国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党做出了明确部署，重点在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胡锦涛同志也曾强调：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断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踏着时代的步伐，走上了历史的征程。正如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阐述“新常态”时提醒的那样，“新常态”必将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亦将渐渐浮出水面。这一把了解中国走向的神奇“钥匙”，究竟有着怎样的面纱，揭开这一面纱，可以让我们全面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实质上，“新常态”即为“正常态”，即为保持中国经济长久发展启动的“原常态”。唯有如此，中国的经济才能持速发展。不求“高速”求“持速”，恰恰说明我们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高瞻远瞩。
三、经济新常态之特征
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出经济新常态。接着，同年7月29日，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他再次提到这同一问题。针对习近平同志的两提“新常态”，人民日报连续3天发文阐释，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自此，从酝酿到正式提出，“新常态”以崭新的词汇荣登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榜首。这种经济上的“新常态”指的是，要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不要动辄进行过度干预。为此，习近平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演讲中系统地阐述了新常态理论。他说，新常态有三个特征：首先，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其次，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再次，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将逐步转向创新驱动。
（一）经济增速换档回落
中国经济增速将换挡运行，单从GDP来看，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确确实实给国人乃至世界以震撼。但不讳言，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应地确也带来不少负面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环境骤变造成，另一方面不排除来自国际环境的压力。因而在多重压力下，倘若一意保持高速增长，肯定是弊大于利，终将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相反，倘若让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把增速控制在合理的区间，既不去追求过高的GDP，也不过分地干预经济发展，让中国经济平稳在一个合理区间内运行，那么，就可有效避免来自国内或国际的所有压力。同时，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在高速过猛增长后换挡转速是正常现象。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很多场合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不以GDP论英雄”，尊重经济的客观规律，可见，中国经济换档是历史的必然，明智的选择。习近平同志说，以目前确定的战略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因为这样做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未来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的重要根基。当前，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有限，环境污染与产能化解的矛盾突出，传统行业与金融行业利润相差悬殊，科技型企业发展仍然缓慢等等。面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应优化传统产业供给结构，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发展，大力推进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国产化，不断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唯有如此，方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应该从优化传统产业供给结构、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大力发展、大力推进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国产化、不断提高科技创新水平等多个角度入手。使中国经济“质量更好，结构更优”成为趋势。
（三）创新驱动经济转型
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激励创新制度等无形要素实现要素的重新组合，是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和商业上的应用和扩散。创新驱动作为发展战略本身也有个从外生向内生转变的问题。这就是转变技术进步的模式，由外生转为内生，立足于自主创新，依靠原始创新和引进技术的再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创新驱动需要注重协同创新，最为重要的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不否定，我国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还有个过程，甚至是一个艰难的漫长的过程，但这一目标不能变，而且必须以此为目标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就创新投入制度的创新来说，既要有市场创新，又要有政府创新，创造激励创新的环境。
四、结语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动力充沛，发展前景光明”。这是中国以自身实践对世界作出的自信宣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常态，面对风险挑战从容镇定，创新宏观调控精准发力，全面深化改革有序展开，因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和新一年开展实践，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即是最好的说明。当然，未来的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面对经济新常态的机遇和挑战，必定还会遇到不少困难，因而我们要想解决问题就要面对问题，必须要把信心写在脸上，把机遇抓在手中，把责任扛在肩头，把宗旨印在心里，把胆识摆在胸前。
“唱衰”论调必衰，“看空”预测必空。新的发展成绩，凸显着新常态的鲜明特征和崭新机遇，见证着中国经济的新趋势、新变化、新境界。可以说，一种广泛共识正在生成和巩固：告别了简单粗放、不可持续的旧模式，我们所要适应的经济新常态，就新在“质量更好，结构更优”，这是中国经济适应阶段性发展特征和运行规律的必然选择。新常态是中国社会的“应该”状态，反映的是对价值的坚守。
[参考文献]
[1]王 文.“中国崩溃论”的崩溃[J].红旗文稿，2014，（16）.
[2]王寿林.充分认识党的十八大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J].求是，2012，（23）.
[责任编辑：肖偲偲]
[关键词] 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
“新常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结合而提出的最具特色的概念。这种新的经济思维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一脉相承，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济领域的最新成果。它不但能指导中国从容应对复杂的经济形势，更使鼓吹“中国崩溃”，歪曲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经济滑坡的代名字的论调不攻自破。“新常态”打破已往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而转至创新驱动，从而带动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使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态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抓住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契机，主动出击，夯实基础，以大国风范掌控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经济必将迎来新的春天。
一、经济新常态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这种强大的旺盛的生命力仍然常驻不衰。习近平同志在其系列讲话中多次明确指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这一重要论断，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指导地位，依旧是一项十分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指导，首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有了这样的世界观做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便能形成自己特有的分析经济现象的方法论，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中分析整个社会经济的制度等等。其次，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还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及其趋势，且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有科学的阐释，这一系列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给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无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和指导。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而这一理论在以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90多年的岁月中，发挥了极大的优越性，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尽管有一段时期处于摸索时期，但其理论本身却具高度的科学性。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行动指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指南，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发展生产力，坚持解放思想，坚持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经济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新时期的具体体现，那就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提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经济新常态提出的背景
近些年来，悲观论调者和别有用心鼓吹“中国崩溃论”者，歪曲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经济滑坡的代名词。加上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经济形势也确实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多种情形交织组成的新的历史环境下，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逐步常态化，这些鼓吹“中国崩溃论”，歪曲中国经济“新常态”等论调便不攻自破。
（一）几次“中国崩溃论”回顾
过去20多年，世界上有不少人对中国不断发展的经济持悲观情绪，以致在中国也有一些学者表现出忧心忡忡。对于这种焦虑，不否认，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但同时说明，他们的判断与预测是失准的。仅从几次“中国崩溃”的论调来看，至少，许多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势的判断是不对的，尤其是所谓“唱衰”中国的崩溃论。
据有关学者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别有用心的人在世界上总共刮起过4轮“中国崩溃”的论调：第一轮于1989年后，大致可称为“中国政治崩溃论”；第二轮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即所谓的“中国经济崩溃论”；第三轮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重弹“中国社会崩溃论”；近一轮即于2012年前后掀起的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论，被称之为“中国金融崩溃论”[1]。
前三轮“崩溃论”的鼓噪恰巧是中国经济最为困难、改革最为艰巨的时期。第一轮“中国崩溃论”喧嚣时，中国内部环境表现为经济过热，财政、货币政策双紧，国家重点治理整顿“官倒”。其时，恰遇国际环境恶化，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支离破碎。因而美国等加紧了对中国新一轮渗透。第二轮“中国崩溃论”唱响时，正因为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出口减少，国内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短期内出现较大幅度的滑坡。第三轮“中国崩溃论”的缘起是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继而蔓延为全球金融危机之时。当时中国经济因受这种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股市高位下陷，经济急剧下降，出口大幅下滑，造成部分行业产能极度过剩，产品大量积压，社会不满情绪积聚[1]。面对国际压力、经济下行与社会恐慌三重冲击，中国用30多年的增长与发展实践挺过了难关，靠的就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而这又源自信仰自信，结果是三次“中国崩溃论”不攻自破。
随着2012、2013年国际国内风险累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第四轮对中国经济悲观预期的论调再度来袭，主要表现为以房地产市场低迷、地方债难题和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担忧为主要逻辑的“中国金融崩溃论”悄然兴起[2]。但随着我们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随着中央新的经济政策的应运而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多次就中国经济建设提上重大议程，举全国之力，最终于2014年5月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确定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新方向，从此，“新常态”便成为了中国经济适应阶段性发展特征和运行规律的必然选择。我们自信，“崩溃论”亦将不攻自破。 （二）我国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党做出了明确部署，重点在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胡锦涛同志也曾强调：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断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踏着时代的步伐，走上了历史的征程。正如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阐述“新常态”时提醒的那样，“新常态”必将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亦将渐渐浮出水面。这一把了解中国走向的神奇“钥匙”，究竟有着怎样的面纱，揭开这一面纱，可以让我们全面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实质上，“新常态”即为“正常态”，即为保持中国经济长久发展启动的“原常态”。唯有如此，中国的经济才能持速发展。不求“高速”求“持速”，恰恰说明我们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高瞻远瞩。
三、经济新常态之特征
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出经济新常态。接着，同年7月29日，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他再次提到这同一问题。针对习近平同志的两提“新常态”，人民日报连续3天发文阐释，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自此，从酝酿到正式提出，“新常态”以崭新的词汇荣登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榜首。这种经济上的“新常态”指的是，要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不要动辄进行过度干预。为此，习近平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演讲中系统地阐述了新常态理论。他说，新常态有三个特征：首先，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其次，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再次，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将逐步转向创新驱动。
（一）经济增速换档回落
中国经济增速将换挡运行，单从GDP来看，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确确实实给国人乃至世界以震撼。但不讳言，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应地确也带来不少负面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环境骤变造成，另一方面不排除来自国际环境的压力。因而在多重压力下，倘若一意保持高速增长，肯定是弊大于利，终将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相反，倘若让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把增速控制在合理的区间，既不去追求过高的GDP，也不过分地干预经济发展，让中国经济平稳在一个合理区间内运行，那么，就可有效避免来自国内或国际的所有压力。同时，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在高速过猛增长后换挡转速是正常现象。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很多场合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不以GDP论英雄”，尊重经济的客观规律，可见，中国经济换档是历史的必然，明智的选择。习近平同志说，以目前确定的战略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因为这样做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未来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的重要根基。当前，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有限，环境污染与产能化解的矛盾突出，传统行业与金融行业利润相差悬殊，科技型企业发展仍然缓慢等等。面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应优化传统产业供给结构，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发展，大力推进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国产化，不断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唯有如此，方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应该从优化传统产业供给结构、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大力发展、大力推进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国产化、不断提高科技创新水平等多个角度入手。使中国经济“质量更好，结构更优”成为趋势。
（三）创新驱动经济转型
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激励创新制度等无形要素实现要素的重新组合，是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和商业上的应用和扩散。创新驱动作为发展战略本身也有个从外生向内生转变的问题。这就是转变技术进步的模式，由外生转为内生，立足于自主创新，依靠原始创新和引进技术的再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创新驱动需要注重协同创新，最为重要的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不否定，我国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还有个过程，甚至是一个艰难的漫长的过程，但这一目标不能变，而且必须以此为目标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就创新投入制度的创新来说，既要有市场创新，又要有政府创新，创造激励创新的环境。
四、结语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动力充沛，发展前景光明”。这是中国以自身实践对世界作出的自信宣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常态，面对风险挑战从容镇定，创新宏观调控精准发力，全面深化改革有序展开，因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和新一年开展实践，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即是最好的说明。当然，未来的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面对经济新常态的机遇和挑战，必定还会遇到不少困难，因而我们要想解决问题就要面对问题，必须要把信心写在脸上，把机遇抓在手中，把责任扛在肩头，把宗旨印在心里，把胆识摆在胸前。
“唱衰”论调必衰，“看空”预测必空。新的发展成绩，凸显着新常态的鲜明特征和崭新机遇，见证着中国经济的新趋势、新变化、新境界。可以说，一种广泛共识正在生成和巩固：告别了简单粗放、不可持续的旧模式，我们所要适应的经济新常态，就新在“质量更好，结构更优”，这是中国经济适应阶段性发展特征和运行规律的必然选择。新常态是中国社会的“应该”状态，反映的是对价值的坚守。
[参考文献]
[1]王 文.“中国崩溃论”的崩溃[J].红旗文稿，2014，（16）.
[2]王寿林.充分认识党的十八大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J].求是，2012，（23）.
[责任编辑：肖偲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