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月～2006年3月，任《经济观察报》总编辑；
　　2006年3月～2006年11月，任《经济观察报》社长；
　　2006年11月～2007年7月，任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新媒体业务总裁兼《财经时报》社长；
　　2007年9月至今，任《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
　　
　　一本以周为出版周期的商业新闻杂志，在截稿日当天更改封面故事，会有怎样的急促、混乱？问题在何力心里一闪而过，没有停留。
　　2008年5月12日，星期一。这一天是《第一财经周刊》总第12期的截稿日，下午，稿件编排已经接近尾声。14点28分，地震在四川汶川发生，远在1500公里之外的北京朝阳区一栋高层写字楼上，何力和执行总编辑伊险峰同样感受到大楼在晃动。
　　作为财经新闻人，当地震发生时，首先关注的是写字楼里井然有序的撤离；而在震感消失、传言澄清之后，想到的是在这场波及中国许多城市的地震中，能为自己的读者——“公司人”做点什么。于是，已经编排好的封面故事马上撤换；当晚6点到8点，《第一财经周刊》所有记者对京沪等地116家大公司如何应对地震灾情进行紧急调查。第二天，这篇题为《地震中的大公司》的封面故事被送上了印刷机。
　　“我们是国内商业杂志中报道汶川地震最迅速的。我们的记者已经在去往四川灾区的路上，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关注商业，我们只关心人。”何力说。尽管当时（5月14日）谁都无法预料这场灾难究竟会有多严酷，但何已决定下期杂志只关注“地震中的人”。
　　从2001年1月就任《经济观察报》总编辑到2008年4月创办《第一财经周刊》，无论是为“四有新人”办报，还是为“公司人”办刊，对“人”的关注似乎已经融入何力的骨髓。而何又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将问题抛出，答案却千奇百怪：他将西方媒体的影响带入中国，他本质上遵循中国主流报纸传统；他是个优秀的媒体管理人，他在管理方面乏善可陈；他宽容，他软弱。
　　但真正激动人心的问题不只这些，而是关乎更广阔的领域。人们想问：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八年，中国媒体和媒体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谁在推动这些变化或受其影响？谁在变化中被淘Ì或胜出？这些问题也得到了各种回答。数字或许可以说明问题，但还不是全部。
　　
　　告别“军校”
　　作为一个在相当长时间内掌控媒体内容真实性和公正性的总编辑，何力的新闻理念与价值观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有必要把故事向前追述。
　　何力作为一个媒体人的故事开始于1989年。此前一年，中央发布《关于报纸、期刊、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此后一年，《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正式将报刊经营管理列入第三产业，报刊产业化改革浪潮席卷而来，一批人事相对独立、自负盈亏的报纸相继诞生。27岁的“文艺青年”何力也被这股浪潮冲离了原先的轨道，进入了当时颇有生机的《中华工商时报》担任记者。
　　何力在《中华工商时报》最初的日子是艰难的，但也令人羡慕。《中华工商时报》的建立者和主持人丁望当时已届耳顺之年，但他的报纸却充满了令人惊奇的想象力与活力，麾下汇聚了大批充满新闻理想的优秀人才，日后中国财经新闻圈内的活跃人物大多与这份报纸有关，该报也因此被称为“财经媒体的黄埔军校”。多年以后，已经转战其他媒体的何力谈起12年的“时报生涯”，仍然不住感叹自己的幸运：周围都是优秀的人，只要你肯学习，就会进步。在这所学校，何不仅学到了新闻技术、财经知识，也形成了对自己影响至深的新闻理念：第一，要说真话；第二，当不是所有真话都能说的时候，至少不说假话。何坦言，要做到第二条更难，但直到今天他依然奉行这一原则。
　　12年里，何力边干边学，从一个连5个“W”都不知为何物的年轻人，一步步成长，编辑、新闻部主任、总编室主任，直到总编辑助理。而这份报纸却没有与他一道成长。“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机制变迁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和创办者的激情在短期内将报纸推上了一个高度，却没有支撑起日后的发展。报纸日趋平淡，何力成长的动力也日趋衰竭，“要当副总编越来越难了”。何开始萌生去意。
　　与此同时，在《中华工商时报》之外的广阔环境里，一场新的变革正在孕育。1999年11月15日，中国与美国正式达成协议，通往WTO之门轰然洞开。同年，《财富》年会第一次在中国上海召开，而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股市涨幅超过50%，资本市场获得长足发展。作为中国市场经济前行的报道者，此时，中国媒体的演变也正在成为其报道对象的脚步的映射：北京、上海、成都、西安、广州，每一个传媒竞争激烈的地区，都清晰地浮现出资本的身影，中国媒体开始从经营市场化向以资本为纽带的更深层次的市场化迈进。2000年9月，《新财经》创刊；尽管存在政策限制，《新财经》的大股东还是以750万元人民币神奇地注册了名为“新财经杂志社有限公司”的机构，使其成为中国第一家以注册公司形式存在的杂志；2001年1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面世，它由《南方周末》所办，复星实业投资。在此前后，由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山东省委宣传部主办，三联集团投资的《经济观察报》也开始在全国各地“挖角”。2000年8月，何力与三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继升晤谈后一拍即合。
　　2001年1月1日，新世纪开始的第一天，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有意为之，何力选择这一天离开《中华工商时报》，正式就任《经济观察报》总编辑。
　　
　　“经观”之治
　　2000年4月16日，《经济观察报》正式创刊。这份标榜“理性、建设性”的新锐财经报纸很快吸引了大部分知识精英的注意力。2002年，经权威中介机构调查，《经济观察报》和《中国经营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一并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三大财经媒体之一；2003年，根据慧聪的数据，《中国经营报》、《21世纪经济报道》和《经济观察报》的广告刊登额分别达到1.73亿、1.51亿和1.29亿，分别位居全国财经报纸二、三、四位（居首位的《中国贸易报》为每周四报）。相比《中国经营报》多年市场洗礼的经验积累、《21世纪经济报道》仰仗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强大背景支持，“经观”的平地而起殊为不易。何力随之声名鹊起。
　　曾经有人疑惑：究竟是何力成全了这份报纸还是后者成全了何力？但不论谁成全了谁，成功都首先得益于报社内部良好的运作机制。从投资方与运营方的关系来看，三联集团有一个非常明智的思路，“基本不以经营方面的事情向采编施压，非常放权，投资人一个季度都见不到一面。”从报社领导团队的构成来看：社长赵力，原《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助理；总编何力，原《中华工商时报》总编助理；副总编刘坚，原《中华工商时报》编委；总经理张忠，原《中国经营报》总编助理；副总李清飞，原爱多电器公司策划部总监。显然，何力、刘坚负责采编和出版，赵力、张忠负责报社的整体运作、经营活动及资本的沟通，再加上一个有丰富企业运作经验和背景的李清飞负责经营，四个传媒人加一个企业人构成了领导团体五人组。领导班子五个人，除社长不算，采编和经营在权重上是一半对一半，这种结构的好处突出表现在采编对市场反馈信息的反应比较灵敏，从报纸面世之后在内容、质量上的快速调整可以得见。而五人组在内部协调上则颇有些“君子和而不同”的味道。何力至今记得一个口号：“我们所有的工作都不要以别人的工作为前提”，“我们有不同的业务，发行做得好不好，不要讲内容做得如何，虽然二者有很大关系；同样，做内容的也不要说‘报纸做得这么好，怎么才卖这么点儿？’广告也是这样，没有好的发行量哪有好的广告，那你也不要管，你就把广告销售做好。如果每个人的工作都做好了，这个大的问题就不会有了。”
　　


　　科学的运作机制和领导层的默契给了何力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绝好平台，而在报纸的定位和品牌理念上，五人组也达成了高度一致，即为“四有新人”办报和“理性、建设性”。显然，建报之初，五人组（何一直强调“我们”）已经明确考量了报纸独特的受众定位，正是这种定位的明确性使该报获得极易识别而又一以贯之的鲜明个性。事实上，《经济观察报》的骤然显贵正是因为它满足了中国逐渐出现的数量日巨的新阶层的需要，何力把这一群人描述为“四有新人”，即有财富、有权力、有理想、有未来的新贵阶层。在今日中国，这一阶层是具备着最令人心动的现实消费能力的高端读者。而“理性，建设性”的品牌理念则更多的是出于对解决问题的方式的考虑。何认为，在中国社会，在当前新闻制度的安排下，如果要解决问题，就不能简单地指责、批评、抱怨，而应该多提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觉得你这样做有问题，与其告诉你这样做不好，不如告诉你更好的方式，这样你既改正了缺点又学到了正确的方法。这既是我们内心的愿望，也多少带有权宜的色彩，前者是主要的”。
　　在“为新人办一份新报”的宗旨下，《经济观察报》一面世就显得与众不同，它采用的橙色新闻纸虽然是模仿国外风格的舶来之物，但在当时国内报界的“一片灰白”之中仍不失为一种创新。它所提倡的橙色风格以及后来人们所谓的“穿灰色套装、吃绿色食品、看橙色报纸”的生活方式成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标志。2002年前后，橙色报纸一纸风行，成都《城市购物导报》、天津《假日100天》、福建《海峡生活报》等先后改版采用了橙色新闻纸。此外，优雅的叙事风格、浓郁的文人气质也引来了大学生的追捧，大学校园里一度掀起了“经观热”。但何力对“叙事风格创新”一说并不认同：“我们无非是想让事物回归它的本来面目而已，因为中国人过去的表达也是丰富多彩的，不是八股和套话空话。”因此，何认为，这种在创办之初就已明确的表达方式与其说是创新，毋宁说是对当下呆板空洞的媒体表达方式的校正和“反动”。
　　作为一名总编辑，何力除了管“内容”，还要管“人”。在《中华工商时报》时，即便做总编辑助理，何的职责还是以业务工作为主，管的也只有十几个人，而“经观”到2004年员工已经有两百人，采编人员占了一半，何力必须“努力学着做领导”。
　　何的管理风格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宽容”。一个故事在传媒圈儿广为流传：许知远第一次到报社，一进何力的办公室就把脚放在了茶几上。后来何告诉别人，这个年轻人真让人受不了，好像这是他的办公室。再后来，这个25岁的年轻人成了《经济观察报》的主笔。这份对有才华的年轻人的宽容甚至溺爱使得“经观”一度成为那些希冀“一朝成名天下闻”的青年的梦想舞台，一批满怀新闻理想、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迅速汇集到“经观”旗下并走上前台。业界对“经观”也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称其为“一家从头到脚都是新人的报纸、一家打破垄断媒体投资坚冰的报纸、一家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的报纸”。
　　然而世事难料。2005年8月，理想主义者云集的“经观”突发人事地震，包括总编辑助理于威、首席评论员邵颖波、主笔许知远、公司部主任史彦在内的多位资深编辑记者集体辞职。关于辞职的原因，许知远在自己的博客里有所透露：“我离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机构的正义感的彻底消失”，因为它变得越来越“官僚化”。 而对报社的公司政治难以容忍在邵颖波辞职的文字中也得到直接的体现。几乎与《经济观察报》人事震动同时，传出《南方周末》有十几名记者编辑集体辞职的消息。时隔不久，《中国青年报》知名评论员李方也因内部管理问题弃职而去。三起集体辞职事件的集中爆发令业界一片哗然，一场关于媒体内部管理制度的大讨论随之展开。
　　在采访中，对于这一段经历何力并没有回避。何甚至坦承，许知远等人所言确实是原因之一，但他强调根本原因并不在此，而在于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何认为，一个组织的成长往往不是以组织中最优秀的人的发展为标准的。随着规模壮大，管理愈益复杂，弊端自然产生。领导者如果没有很好地把握这些问题，克服这些弊端，就必然造成组织中优秀的人与组织的关系产生问题。而许知远等人又是非常优秀的人，他们的才华能力学识大大超出了这个行业的平均水平。何打比方说，如果他们的理想是“一万”，而这个机构当时想到的目标也许只有“一千”。但身为领导者，绝不能只为少数人的“一万”负责，而要顾及组织整体的利益。
　　世事充满偶然，事后的评说难说公允，但毫无疑问，当《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等财经日报于2004年相继问世后，财经媒体的竞争已变得越来越激烈残酷，任何一家媒体都不能再继续充当理想主义者的试验田，报纸的生存是任何一个领导者的首要任务，《经济观察报》也不例外。何与其他领导者同样面临着对个人理想或报社健康、长久发展的选择，只是这次选择的代价稍微沉重了些。
　　辞职事件之后7个月，何力成为《经济观察报》的社长，此时，他开始关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关系并在“经观”的评论版上频频露面。2008年10月，又一条“经观”人离职的消息在传媒圈儿风传，这次的事件主角是何力，他的新东家是杨澜吴征夫妇所有的阳光媒体集团。11月，何力正式出任“阳光”大中华区新媒体业务CEO。
　　
　　“阳光”黯淡
　　2006年11月30日，已有28年历史的台湾《民生报》停刊，海峡彼岸的媒体将此事解读为网络的趋势使然。在海的这一边，何力也并不是一个吃螃蟹的传统媒体人。自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网络媒体先天所具备的先进的管理模式、薪酬机制以及通过资本市场获得的强大的资源配置力，使它们在飞速发展壮大的同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引力场，不断吸纳着传统媒体所具有的人力和各方面资源。而这种引力在2005年前后显得空前强大，不少国内有影响力的传媒巨头放弃传统媒体，跳槽网络或新媒体。2005年4月份，网易200万年薪挖走了《环球企业家》总编辑李甬，担任网易副总裁和内容总编辑；随后《新京报》原副总编王跃春加入搜狐担任常务副总编。而何力的这次跳槽，不仅是传媒行业资历和级别最高的，而且也是跳槽价格最高的一次(有消息说为一次性补贴80万美元，年薪100万元人民币)。何的跳槽也因此被业内视为中国传媒业内的一大标志性事件。这种标志性意义的典型解释之一，是以何为代表的这一代财经媒体人开始转型，日益强大的新媒体产业对传统媒体进一步融合。
　　然而新媒体的号召力和高薪的诱惑并不是导致何力“跳槽”阳光集团的全部。
　　在2004、2005年前后，随着中国传媒产业化的进一步升级，媒体的规模化竞争和发展已经成为不可更改的客观逻辑。此时，报业集团，更准确说是传媒集团开始成为主宰报纸发展的新力量。在财经报纸市场，以2004年为例：上海文广传媒集团联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北京青年报社跨地区、跨媒体创刊《第一财经日报》，并与上海文广旗下的第一财经电视和广播频道形成多媒体联动报道之势；上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联合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创刊《每日经济新闻》，突进市场；而刚刚划归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的《粤港信息日报》改名《民营经济报》，以一周六期，每日对开20版的形态加入财经日报的竞争。除了地方报业和媒体集团的进入，财经报纸自身也开始集团化。同样是这一年，“经观”的老对手《中国经营报》正式创办《商学院》杂志，并在随后几年中先后创办《职场》杂志、全英文的《中国经济学人》杂志，迈出其集团化的第一步。如果我们再将视野扩大到其他经济类平面媒体，就会发现，此前一年的2003年，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已经将包括《财经》杂志、《证券市场周刊》等在内的财经刊物打包成财讯传媒集团在香港上市。
　　


　　变化仍在继续，竞争主体在改变，竞争的参与者也在增加，要在竞争中保持主动，规模化发展是唯一的通途。对《经济观察报》而言，规模化无非两种，由周报变日报或培育新的子报子刊，无论哪一种，资本的助力必不可少。“经观”创建之初，曾有消息说其投资方三联集团将在三年内投资8000万将其打造成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但实际上除了一次性投资的2000万元以外，由于种种原因，三联再没有给“经观”任何的后续资金支持。几年来报纸的生存与发展完全是靠自给自足，维持一张报纸尚可，想要扩大规模只能纸上谈兵。“经观”遇到了发展的瓶颈。相比之下，作为一家拥有出版、电视与多媒体、教育、互联网、娱乐制作及体育赛事与传媒在内的综合性传媒投资集团，“阳光”的优势不言自明。
　　2006年11月，何力出任阳光媒体投资事业集团大中华区新媒体业务CEO，并兼任全球新媒体业务执行董事之一，全力推行“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业务的整合”。1个月后，阳光媒体集团成立了阳光财时新媒体公司，何同时担任财时新媒体总裁一职。很快，何力就拿出了包括产品计划在内的完整的新媒体发展战略，即通过对纸质媒体《财经时报》的业务整合，推出包括网络版、邮件版和手机版的商业财经多媒体产品——每日财经时报，同时《财经文»》等电子杂志、掌上财经时报等也将通过自身渠道进行传播。何力曾对媒体表示，财时新媒体将凭借技术和内容整合优势，率先实现商业和财经信息服务的统一内容生产平台。
　　何力的计划得到了老板吴征的肯定，但最终没有变成现实，其中原委，何不愿深谈。沉吟过后，何力说：“我们要做的事业是需要钱的，但老板当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或者说他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因为做什么事都是要冒风险的。”“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们在2006年底到2007年初推出这个业务，并按照计划在2007年5月上市的话，是绝对能够受益的，因为2007年正是中国股市最好的时候。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真的。”
　　何力与阳光集团的“蜜月”很快过去，新媒体战略流产是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根据吴征给予何力的权力，100万以下的金额由何说了算，100万以上的何才需要向吴汇报，而实际上“权限没有这么大。”2007年5月，何不再担任原职，改任集团高级顾问。7月，何力告别“阳光”。
　　
　　情投CBN
　　既然“经验丰富的传统媒体人，不可能去创造一个伟大的新媒体”，那何必自己跟自己“拧巴”？何力选择重回自己熟悉的传统财经媒体。
　　此时，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奥运概念的升温，财经媒体迎来了第三次发展高潮。2007年，曾经与何联手创办《经济观察报》的张忠着手改版《财富时报》；原“经观”社长赵力筹备《投资者报》；而原《中国工商时报》副总编辑水皮稍早加盟了《华夏时报》。但何力此番志不在报纸，而在杂志。相比财经报纸白热化的竞争态势，近两年财经杂志市场显得波澜不惊。除理财类杂志2006年急速升温之外，细分程度的加深使大部分财经杂志都能保持自己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但财经类杂志虽然数量众多，市场却并不是“密不透风”。何把当前国内的财经杂志仔细地琢磨了一遍，发现无论出版周期还是内容，都没有一本商业周刊是关注公司、关注公司中的新兴群体的。于是何决定办一本“填补市场空白”的杂志，而且这本理想中的杂志必须摒弃老一代财经媒体的固有思维，直接进入到商业杂志的2.0时代，它应该更像一种服务产品，立足于商业市场，为进入新时代的年轻人提供帮助。
　　方案有了，谁来办？毫无疑问，第一财经（CBN）最合适。何力当时的判断是，一方面新媒体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的财经传媒一定会向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一样，媒体机构呈规模化发展并不断集中，但领先的财经媒体公司或从事财经信息服务的集团也就三四家。“我看当时中国的媒体中最像的一个就是第一财经”。
　　何力与第一财经的渊源始于2003年7月，当时《第一财经日报》正在筹备，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副总裁、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韵斐邀请何力出任该报总编辑，但由于当时《经济观察报》正处于起步阶段，何婉言谢绝。四年以后，何力自己“送上门来”。2007年7月底，何力把杂志的方案发给了高韵斐。而当时的第一财经旗下已经拥有广播、电视、报纸、网站、研究院等5大战略平台，独缺杂志，何的到来正中下怀。
　　2008年2月25日，《第一财经周刊》问世。在当天举行的创刊仪式上，46岁的何力伴着极具动感的音乐高调出场，并以一个颇为潇洒的360度转身赢得在场众人的欢呼。一向给人沉稳儒雅印象的何竟会有如此“星”味十足的表现，不禁令人大跌眼镜，但想想《第一财经周刊》以“成长的一代”作为目标读者，身为该杂志总编辑的何力此举实在是煞费苦心。
　　虽然初来乍到，但《第一财经周刊》的确有值得其自信的资本：目前国内唯一每周出版的商业新闻杂志、第一财经的强势品牌和成熟渠道，特别是第一财经跨媒体、跨地域的整合营销和价值传播。凡此种种都为竞争者构筑了不低的门槛。但毕竟是一本新杂志，需要何力面对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周刊的流程控制、采编队伍的经验问题，又如第一财经的电视只在上海有影响力，周刊在北京、广州等地的推广力度如何加大等等。何本人也面临着转型，由于《第一财经周刊》不是独立法人，没有社长，所以从内容、广告、发行到市场推广，何要负全责。而最牵扯何力精力的还不是杂志的具体业务，而是各个方面关系的协调。在第一财经这个庞大的机构中，视业务的不同，何要经常与公司的领导、财务部门、人事部门乃至第一财经的上级机构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上海市有关部门和国家有关部门等方方面面请示、汇报、沟通。作为总编辑，何对杂志的内容反而参与不多。对于目前的状态，何感觉“压力蛮大，也谈不上满意或者快乐”。但何依然对《第一财经周刊》寄予厚望，希望将其打造成“华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杂志，21世纪中国知识青年的商业读本”。
　　先人有言：不难于有初，而难于久。无论对于《第一财经周刊》还是何力，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也许正如何力所说，最大的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相关链接•
　　
　　何力自述
　　还不到总结的时候
　　
　　过去这8年也是变化蛮大的，我可以从事传媒业工作，甚至可以从事传媒业的领导工作，但我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事业单位的干部身份，只是一个把档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和雇主签有劳动合同的人。但我仍然是共产党员，我的党的组织关系依然在某一级党委组织的领导之下，所以，像我这样的媒体领导还是存在双重属性和双重身份的。如果就媒体领导者所具有的职业经理人属性而言，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不充分的属性，也是一个非常不充分的市场。和其他行业比，无论是职业化水平和职业化程度，差距都是蛮大的。这个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是相当落后的，市场化的力量和训练也不够，于是为之服务的所谓的打引号的职业经理人队伍也不大。
　　我今年46岁，就个人而言，还不到总结的时候。但我是一个风险意识很浓的人，我很敏感，就这个意义来讲我还可以说一说。
　　过去的8年是我最重要的职业成长期，无论是职业声望、职业荣誉感还是个人的经济收入，这8年是最好的、成长最快的。这8年也是我心智不断成熟的8年，从青年步入中年。至于是不是巅峰，我现在还不敢百分之百地断定，因为人生就是一个曲线，也许50岁时会走得更高，但依我个人的感觉来讲，十有八九从此以后会走下坡路。可能到了我65岁时回顾一生的职业生涯，发现其实最巅峰的就是在《经济观察报》的那几年。很有可能就是这样。
　　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应该不断地走上坡路，实际上所谓“上坡”或者成功都不是自己的力量使然，或者说不尽然，而是各种外部因素、自己的努力等机缘巧合组合在一起，于是在那时候你就“成”了，这之后那些要素不在了，你怎么还能向上呢？当然所谓“上”或“下”也是就世俗的眼光而言的，或者是就大家公认的一种评判标准而言的，并不涉及自己的内心，你的内心可能还是向上的。
　　老丁望那一代人年轻时没有机会一搏，他63岁才开始创业。而时代给了我们机会，我们搏过了，即使没有绚烂过，又怎么样？我知道这个行业里有很多有才华的人，包括我过去在工商时报的同事，我们有个总编室主任叫郭晓冬、周末版主编杨欣莲（音），你听说过这些人吗？没有。无论是智商、才华、对新闻的理解，他们都在我之上。当你发现这个圈子里那么多比你优秀的人，但以世俗的眼光你今天获得的成功可能还比这些人强，你就会觉得你是多么幸运啊。真的，我确实运气比较好，另外我人缘比较好，这是蛮重要的，就是有没有人给你机会。给你机会的人不仅仅是你的老板，还有你的同事、下属。而且我也不是很贪婪的人，如果你不贪婪，你会发现你反而获得的蛮多的。我做事也算是肯为别人打算。一个好处来了，一般的人都会首先想到自己，我也不例外，但在想到自己的同时，你是不是也想想别人？想想跟你一起工作的人？你想得越多，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更努力。毕竟在这个组织里，我的工资是最高的。当然我从来没说要把自己的整个工资拿出来给大家，毕竟要有个分寸。
　　一个领导者要做无数个决策，可这个世界哪有百分之百正确或者百分之百错误的事儿，哪有啊！这些事情有无数个分寸点，你要去权衡，而你的经验、人生态度、道德水准都会帮你权衡。有人说我宽容，说我是无为而治，其实宽容也有两面性。一种是你能够掌控全局，但你对不同的声音和想法都给予肯定，这是一种主动的宽容；还有一种是被动的。“无为而治”这个词也是双重含义，一重是说你能“治”但你又选择了无为，还有一种是本身就无为，因为无能而无为。这两种情形在我身上都发生过。
　　对未来没有太多的规划。曾经有这样的想法，老了以后做财经媒体的教育工作，到学校里给年轻人讲讲财经新闻的写作、历史等等，现在对这个想法又有点犹豫。因为如果仅仅是讲述自己的经验、感悟，不花大量的心血去研究问题，在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补充新的内容，就会误人子弟。回到体制内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可以衣食无忧。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个可能性就是到公益组织做一些不涉及到更多利益瓜葛的事情，也是可以的，但薪水也会大幅下降。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对物质的需求也会下降。这种下降也是有两个因素，一个是随着生命的延续你会发现给你带来更多快乐的是精神而不是物质，这是主动的下降，还有无奈的下降，因为客观上你的挣钱能力永远也追不上比尔•盖茨，既然如此，那就算了，放弃这种挣钱的努力。人生是个无奈的过程，大多数人最后发现都很无奈。推荐你看个电影，叫《大鱼》。主题就是，人人都希望有条大鱼，但最后真正获得那条大鱼的，是特别少的人。大多数人最后获得的都是一条小鱼，有的人甚至什么都没有，像地震中死去的人，就是这么不公平。你怎么办？
　　年轻时很容易抱怨，觉得不公平，想改变。现在更多的是接受，但也没有放弃“挣扎”，毕竟才46岁。中国文人有归隐的传统，但这种归隐多少有点虚伪。一边在家乡锄着地，一边想着过两天皇帝一换，就有人来找我了。没有人真的甘愿默默无闻，被别人忘记，人人都希望在镁光灯下有所表现。
　　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创业呢？我当然想过。我真的想试试，因为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可以的话，在50岁之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