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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过去二十多年世界经济非常态高速增长的终结。对于中国来说，随着有利的外部条件和内部约束机制的转变，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更多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凯恩斯主义式的需求管理。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或外部吸收降下来时，也要求竞争方式跟着发生相应的转变。
关键词：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困局；增长前景
中图分类号：F820.5；F11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3.33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72-02
自2007年初美国爆发的 “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险象环生，失业率高居不下，银行倒闭，股市暴跌，企业破产，经济衰退。历时四年多，世界经济仍然无法走出低迷，随着希腊，爱尔兰，葡萄牙主权债务危机的升温，债务危机开始从欧元区外围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世界经济将走向何方，学者们众说纷纭。对于经济危机的根源，大多认为次贷危机是直接原因，如宽松的货币监管，过度的货币供给，过高的消费率等[1]；也有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入手解释，如重大革命性技术未能实施并广泛应用[2]，经济的长波运行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偏离差距过大[3]等。实际上，如果从一个较长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看，就会发现华尔街金融风暴就是一种非常态经济增长的终结。中国经济在过去依靠有利的外部条件，呈现出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高外贸依存度，以及增长显著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特征。随着外部条件和内部约束条件的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也须作出调整。
一、世界经济特定条件下的非常态高增长
战后西方主要民主国家，普遍扩大了人民民主参与权，福利主义盛行，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下，刺激了政府过度发行货币，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然而，20世纪80年代，美国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主导的技术创新取得突破并进入大规模运用阶段，不仅使得供给端更有效率，还产生了新一轮巨大有效需求。加之柏林墙倒塌，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市场经济使得25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这二者共同稳定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和商品价格，使得美国扩张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正是这些因素的积累作用，美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吸收了世界上近70%以上的新增储蓄，美国由原来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变为了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和债务国，美国自然也由此成为该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今天，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剩余劳动已接近用完，以不变价格获得无限劳动供给已无可能；短期里，也看不到能够替代IT革命的技术革命。今天，过度发行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的时代已经去而不返了。所以，还处在金融危机之中，大宗商品价格也轮番地大幅上涨。 在金融危机中，一些国家已经不得不紧缩财政了[4]。金融危机是深刻的教训，过去借钱消费、超前消费的行为方式已不再时髦。危机中实施财政紧缩无疑是痛苦的，也不可能靠一、两年的紧缩恢复健康的财政状况，未来人们会更加重视财务纪律。这带来我们一个基本判断：过去二十年，世界经济其实是一种非常态的高增长，未来世界经济将从过去的非常态高增长恢复到常态的增长。
二、西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困难
当今的世界经济并不是简单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存在重大结构失衡的问题。
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失业率高达10%。奥巴马政府和美联储货币当局安排了巨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政界认为原因在于人民币的低估，没有价格和工资管制。世界经济存在的重大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在于中国经济存在着的“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 法国只是要减少一点福利，增加劳动市场的弹性，就遭到了工人的罢工反对。柏林墙倒塌，25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西方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应该不能维持了。然而过去20年，由于来自发展中国家廉价制造品对于物价的抑制，西方国家的实际工资不但没有向下调整，反而是上升了。这才是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西方国家不降低高福利，不增加劳动市场的弹性，无法面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世界经济也不可能重回高增长、低通胀轨道。由此，西方的问题，在于民主政治，在于福利主义。这里不是反对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而是如何使民主体制、选举政治、福利制度与审慎财政和稳定货币相协调，才是西方国家今日面临的需要解决问题！但这样的调整显然不容易。扩张货币已经不可能真正刺激实体经济了。过去二十年，各国货币扩张的另一个后果，是当今世界流动性泛滥、热钱成灾，但凡供给弹性偏低的产品都容易变为资产。货币扩张带来的将不主要是就业增长，产量增加，而是资产泡沫，投机盛行。今天的中国经济的各种“炒”就是这样的投机经济。
三、中国特殊的经济增长结构
（一）中国的高增长及增长结构源于工业化和城市化
事实上，高储蓄、高投资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但是中国的高增长有两大不同寻常的特征：一是中国的高增长时间长，增长速度也高，在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9.1%的平均增长率；二是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本来偏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本来偏低的消费率则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需求和供给的结构在发生着不对称的变化[5]。因此，要引入几个因素加以解释。 首先是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口红利”。从上个世界60年代开始，中国适龄劳动人口逐渐上升，到2004年，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2%,加之上世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推行，中国经济社会在整体上呈现出典型的青壮年特征。在一个人口结构正常稳定的社会里，不需要借助国际社会来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可以追求国际收支平衡、贸易平衡。但是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不是正常稳定的状态。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典型的青壮年特征，决定了中国经济必然在整体上呈现出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作为国家整体，储蓄大于投资就要表现为贸易顺差，否则，经济的均衡增长就不能实现。在这段时期之内，中国经济不能靠自身维持充分就业下的均衡高增长。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就处在这样的时期。 （二）中国经济典型特征及非常态发展所存的问题
首先，中国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深，这使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软预算约束特征。其次，产权国有，特别是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垄断所有，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高，加之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等原因，制度性的“消费压抑”形成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第三，外需的至关重要性。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克服1998至2002年期间所面临的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压力，成功实现持续高速增长，正是得益于加入WTO之后外需的强劲增长。对外开放为我们带来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知识、技术以及大范围市场交换的契约，对外开放为我们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初始的和持续的推动力。因此，排除社会保障不健全、教育社会化程度低以及高房价等对于消费的抑制作用，中国经济仍然会是一个高储蓄、低消费的国家，经济仍然呈现巨额贸易顺差。
在贸易顺差下，中国又存在着长期的资本项目顺差。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扭曲”存在的积极作用，其在于通过外资的流入让国外的技术、管理、关于生产和市场的知识与我们众多的人口相结合，形成了现实的生产力。 “扭曲”背后其实是暗藏巨大收益的，但是这种扭曲政策存在很大的负面效应，表现为资源过度利用，环境遭到破坏，国民的收入没能随经济增长同步增长，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承担着越来越高的风险。我们还得清楚，上述现象收益超过成本，不仅要以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前提，而且需要有利的外部条件。其核心是我们形成的巨大产能要能够被外部世界有效吸收。当劳动市场上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增加就业的好处就减少或者消失了；当外部吸收降了下来，不能有效吸收我们因扭曲和过度投资而形成的巨大产能的时候，那么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双顺差这样的增长结构，以及与这样的增长结构相伴随的高增长就不能维持了。
中国经济还将面临世界性超发货币的难题。上文指出，西方国家超发货币并不会增加他们的就业，这些钱一部分就会流向新兴经济体。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热钱就会大量流入中国，从而造成中国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为了避免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泡沫，中国经济已不能承受货币扩张之重了。否则，流动性泛滥，投机盛行，这对于我们这样人口众多、资源贫乏、人力资本含量不高的国家势必是灾难。房地产泡沫会剥夺穷人，补贴富人，造成两极分化；会增加制造业成本，长期里将严重伤害制造业的竞争力；还可能给银行体系造成潜在风险。泡沫最终会破裂的，泡沫愈大，最终造成的破坏会愈大。面对众多挑战，中国经济也要适时做出调整。
四、中国经济的选择
既然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高增长，最终必将回归常态增长，于是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回归到常态水平。开发内需，主要是国内消费需求于是变得至关重要。
（一）这是一个转轨国家的制度制约问题，而不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消费倾向不足问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的比重过高，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以及上游产品垄断经营等等严重制约了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增长。这些都不是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改革制度才能解决。
（二）这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问题。广大中下层人民收入的提高，最终要依靠制造业来实现。然而今天的经济是耐用品经济，其特征是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为此需要外需吸收我们的劳动密集制造品。外需对于中国经济长期至关重要。现在面临外需减少，这就构成了矛盾。好些人认为农村存在巨大的存量需求可以开发。但实际并不是。追根溯源，不仅农民将来之收入提高依赖于制造业，就是他们既有的收入也是来自于制造业。逻辑上，我们要靠工业发展来让农民富起来，而不是通过农民的消费来吸收工业的巨大产能。
（三）克服“投资冲动”也具有必要性。给定人民币不得不缓慢升值[6]，而西方国家超发货币不易停下，那么资本项目管制可能不得不重新严格起来。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可能也是必要的政策选项，这不仅增加了吸收过量货币的广阔天地，可以有效避免房地产泡沫涨大，同时还可以有效增加民众收入，增加国内消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公有而老百姓是富裕的，国内消费需求是旺盛的。
要使我们的外需增长回归到常态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必须调低增长预期。无论从需求方面看，还是从供给方面看，曾经8%以上的高增长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未来中国经济将会告别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很可能会回到一个7%左右的中速增长时代。同时，增长方式、竞争方式也要随着约束条件的转变而转变。
参考文献：
[1] 宋玉华、叶绮娜.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再平衡及其挑战[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05).
[2] 方芳、唐五湘. 重大革命性技术与经济危机的关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12）.
[3] 文进.美国经济危机原因及其影响的新解释[J].当代财经，2010,（10）.
[4] Tom Bramble.Crisis and contradc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J]. Journal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economy.
[5] 谢作诗、李善杰.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原因及含义[J].社会科学战线，2011,（11）.
[6] Eswar Frasad.The world economy: Bottoming outor arespite before the next grungh[J]. Catojoumcd, Vol. 30, No. 2.
关键词：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困局；增长前景
中图分类号：F820.5；F11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3.33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72-02
自2007年初美国爆发的 “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险象环生，失业率高居不下，银行倒闭，股市暴跌，企业破产，经济衰退。历时四年多，世界经济仍然无法走出低迷，随着希腊，爱尔兰，葡萄牙主权债务危机的升温，债务危机开始从欧元区外围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世界经济将走向何方，学者们众说纷纭。对于经济危机的根源，大多认为次贷危机是直接原因，如宽松的货币监管，过度的货币供给，过高的消费率等[1]；也有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入手解释，如重大革命性技术未能实施并广泛应用[2]，经济的长波运行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偏离差距过大[3]等。实际上，如果从一个较长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看，就会发现华尔街金融风暴就是一种非常态经济增长的终结。中国经济在过去依靠有利的外部条件，呈现出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高外贸依存度，以及增长显著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特征。随着外部条件和内部约束条件的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也须作出调整。
一、世界经济特定条件下的非常态高增长
战后西方主要民主国家，普遍扩大了人民民主参与权，福利主义盛行，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下，刺激了政府过度发行货币，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然而，20世纪80年代，美国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主导的技术创新取得突破并进入大规模运用阶段，不仅使得供给端更有效率，还产生了新一轮巨大有效需求。加之柏林墙倒塌，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市场经济使得25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这二者共同稳定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和商品价格，使得美国扩张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正是这些因素的积累作用，美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吸收了世界上近70%以上的新增储蓄，美国由原来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变为了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和债务国，美国自然也由此成为该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今天，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剩余劳动已接近用完，以不变价格获得无限劳动供给已无可能；短期里，也看不到能够替代IT革命的技术革命。今天，过度发行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的时代已经去而不返了。所以，还处在金融危机之中，大宗商品价格也轮番地大幅上涨。 在金融危机中，一些国家已经不得不紧缩财政了[4]。金融危机是深刻的教训，过去借钱消费、超前消费的行为方式已不再时髦。危机中实施财政紧缩无疑是痛苦的，也不可能靠一、两年的紧缩恢复健康的财政状况，未来人们会更加重视财务纪律。这带来我们一个基本判断：过去二十年，世界经济其实是一种非常态的高增长，未来世界经济将从过去的非常态高增长恢复到常态的增长。
二、西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困难
当今的世界经济并不是简单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存在重大结构失衡的问题。
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失业率高达10%。奥巴马政府和美联储货币当局安排了巨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政界认为原因在于人民币的低估，没有价格和工资管制。世界经济存在的重大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在于中国经济存在着的“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 法国只是要减少一点福利，增加劳动市场的弹性，就遭到了工人的罢工反对。柏林墙倒塌，25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西方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应该不能维持了。然而过去20年，由于来自发展中国家廉价制造品对于物价的抑制，西方国家的实际工资不但没有向下调整，反而是上升了。这才是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西方国家不降低高福利，不增加劳动市场的弹性，无法面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世界经济也不可能重回高增长、低通胀轨道。由此，西方的问题，在于民主政治，在于福利主义。这里不是反对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而是如何使民主体制、选举政治、福利制度与审慎财政和稳定货币相协调，才是西方国家今日面临的需要解决问题！但这样的调整显然不容易。扩张货币已经不可能真正刺激实体经济了。过去二十年，各国货币扩张的另一个后果，是当今世界流动性泛滥、热钱成灾，但凡供给弹性偏低的产品都容易变为资产。货币扩张带来的将不主要是就业增长，产量增加，而是资产泡沫，投机盛行。今天的中国经济的各种“炒”就是这样的投机经济。
三、中国特殊的经济增长结构
（一）中国的高增长及增长结构源于工业化和城市化
事实上，高储蓄、高投资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但是中国的高增长有两大不同寻常的特征：一是中国的高增长时间长，增长速度也高，在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9.1%的平均增长率；二是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本来偏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本来偏低的消费率则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需求和供给的结构在发生着不对称的变化[5]。因此，要引入几个因素加以解释。 首先是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口红利”。从上个世界60年代开始，中国适龄劳动人口逐渐上升，到2004年，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2%,加之上世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推行，中国经济社会在整体上呈现出典型的青壮年特征。在一个人口结构正常稳定的社会里，不需要借助国际社会来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可以追求国际收支平衡、贸易平衡。但是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不是正常稳定的状态。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典型的青壮年特征，决定了中国经济必然在整体上呈现出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作为国家整体，储蓄大于投资就要表现为贸易顺差，否则，经济的均衡增长就不能实现。在这段时期之内，中国经济不能靠自身维持充分就业下的均衡高增长。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就处在这样的时期。 （二）中国经济典型特征及非常态发展所存的问题
首先，中国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深，这使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软预算约束特征。其次，产权国有，特别是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垄断所有，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高，加之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等原因，制度性的“消费压抑”形成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第三，外需的至关重要性。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克服1998至2002年期间所面临的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压力，成功实现持续高速增长，正是得益于加入WTO之后外需的强劲增长。对外开放为我们带来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知识、技术以及大范围市场交换的契约，对外开放为我们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初始的和持续的推动力。因此，排除社会保障不健全、教育社会化程度低以及高房价等对于消费的抑制作用，中国经济仍然会是一个高储蓄、低消费的国家，经济仍然呈现巨额贸易顺差。
在贸易顺差下，中国又存在着长期的资本项目顺差。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扭曲”存在的积极作用，其在于通过外资的流入让国外的技术、管理、关于生产和市场的知识与我们众多的人口相结合，形成了现实的生产力。 “扭曲”背后其实是暗藏巨大收益的，但是这种扭曲政策存在很大的负面效应，表现为资源过度利用，环境遭到破坏，国民的收入没能随经济增长同步增长，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承担着越来越高的风险。我们还得清楚，上述现象收益超过成本，不仅要以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前提，而且需要有利的外部条件。其核心是我们形成的巨大产能要能够被外部世界有效吸收。当劳动市场上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增加就业的好处就减少或者消失了；当外部吸收降了下来，不能有效吸收我们因扭曲和过度投资而形成的巨大产能的时候，那么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双顺差这样的增长结构，以及与这样的增长结构相伴随的高增长就不能维持了。
中国经济还将面临世界性超发货币的难题。上文指出，西方国家超发货币并不会增加他们的就业，这些钱一部分就会流向新兴经济体。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热钱就会大量流入中国，从而造成中国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为了避免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泡沫，中国经济已不能承受货币扩张之重了。否则，流动性泛滥，投机盛行，这对于我们这样人口众多、资源贫乏、人力资本含量不高的国家势必是灾难。房地产泡沫会剥夺穷人，补贴富人，造成两极分化；会增加制造业成本，长期里将严重伤害制造业的竞争力；还可能给银行体系造成潜在风险。泡沫最终会破裂的，泡沫愈大，最终造成的破坏会愈大。面对众多挑战，中国经济也要适时做出调整。
四、中国经济的选择
既然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高增长，最终必将回归常态增长，于是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回归到常态水平。开发内需，主要是国内消费需求于是变得至关重要。
（一）这是一个转轨国家的制度制约问题，而不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消费倾向不足问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的比重过高，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以及上游产品垄断经营等等严重制约了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增长。这些都不是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改革制度才能解决。
（二）这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问题。广大中下层人民收入的提高，最终要依靠制造业来实现。然而今天的经济是耐用品经济，其特征是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为此需要外需吸收我们的劳动密集制造品。外需对于中国经济长期至关重要。现在面临外需减少，这就构成了矛盾。好些人认为农村存在巨大的存量需求可以开发。但实际并不是。追根溯源，不仅农民将来之收入提高依赖于制造业，就是他们既有的收入也是来自于制造业。逻辑上，我们要靠工业发展来让农民富起来，而不是通过农民的消费来吸收工业的巨大产能。
（三）克服“投资冲动”也具有必要性。给定人民币不得不缓慢升值[6]，而西方国家超发货币不易停下，那么资本项目管制可能不得不重新严格起来。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可能也是必要的政策选项，这不仅增加了吸收过量货币的广阔天地，可以有效避免房地产泡沫涨大，同时还可以有效增加民众收入，增加国内消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公有而老百姓是富裕的，国内消费需求是旺盛的。
要使我们的外需增长回归到常态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必须调低增长预期。无论从需求方面看，还是从供给方面看，曾经8%以上的高增长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未来中国经济将会告别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很可能会回到一个7%左右的中速增长时代。同时，增长方式、竞争方式也要随着约束条件的转变而转变。
参考文献：
[1] 宋玉华、叶绮娜.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再平衡及其挑战[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05).
[2] 方芳、唐五湘. 重大革命性技术与经济危机的关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12）.
[3] 文进.美国经济危机原因及其影响的新解释[J].当代财经，2010,（10）.
[4] Tom Bramble.Crisis and contradc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J]. Journal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economy.
[5] 谢作诗、李善杰.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原因及含义[J].社会科学战线，2011,（11）.
[6] Eswar Frasad.The world economy: Bottoming outor arespite before the next grungh[J]. Catojoumcd, Vol. 30, No.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