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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古代诗文，我们发现：在中国古代，每当行人远离，送行者往往折柳相送，以表惜别之情、祝福之意。这种独特的送别方式在文人墨客中颇为流行，为原本落寞惆怅凄凉伤感的离别场面平添了几分浪漫色彩。
一般认为，“折柳送别”发端于西周初期，而《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则被视为首开了咏柳寄情、借柳伤别的先河。到了汉代，“折柳送别”渐成风气，记录汉代京师长安社会生活的《三辅黄图》云：“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折柳送别”有固定的送别地点及具体的折柳内涵，标志着这一送别形式的定型与成熟。到了唐代，由于实行科举制度和边疆战争频繁，普通庶民为追求功名，或远离家乡以文求仕，或远赴边塞建功立业，“折柳送别”之风大盛，成为时人送行饯别的主要方式，所谓“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者，应为离别多”。多情浪漫的唐代诗人将其作为诗歌中的特定意象，引诗入词反复吟咏。如权德舆《送陆太祝》诗：“新知折柳赠，旧侣乘篮送。”同时，情感表达也从抒发离别之苦拓展到了表现离别双方的相思之痛。如李白《宣城送刘副使入秦》：“无领长相思，折段杨柳枝。”
那么，古人为什么会采用这种别具一格的送行方式？“折柳送别”的原始意蕴究竟何在呢？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探讨，历来不乏其人，然终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一、礼俗说
有人从古代的丧葬礼俗中加以解释，认为古人用柳来制作丧车丧具，是借用柳的再生功能，表现了活着的人对逝者生命再生的企盼和愿望；再由“死别”转向“生离”，柳成为现实生活中人们远行或亲友分离时，寄托生命长在、生命平安这一类朴素愿望的吉祥物。
二、生命说
有人从生物学角度予以阐述，杨柳易活，生命力旺盛，以柳入诗，寄寓祝福，希望远行之人能很快适应异乡的水土，健康地生活，随遇而安，能够很快地融入当地的人群中，一切顺遂。正如清朝褚人获在《坚瓠广集》卷四中所说：“送行之人岂无他枝可折而必于柳者，非谓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乡正如木之离土，望其随处皆安，一如柳之随地可活，为之祝愿耳。”这一说法便有了深刻的哲理性和更高的文化品位。
三、文化传承说
有人认为最早的渊源应该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几句古诗。这诗句来自《诗经》，而且是名句。“杨柳依依”表达了战士出征前怀家恋土的离情别绪，为后来的的送别诗奠定了文化基调。《诗经》作为五经之一，其深广的文化传承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折柳送别”实际是一种文化传承。
四、介之推说
有人认为“折柳”、“插柳”源于寒食节习俗。南北朝时期梁宗懔撰《荆楚岁时记》记载：“江淮间寒食日，家家折柳插门。”家家户户门前插柳，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晋国大臣介之推的。据说他力保国君重耳出逃19年，割股作汤，忠心耿耿。后来重耳作了国君却把他遗忘了，他与老母在绵山自耕自织为生，最后被大火烧死在山中的枯柳树下。人们插柳，是怀念介之推追求政治清明之意。从这个角度来看，折柳便有了纪念、怀念之意，成为后世“折柳送别”之滥觞。
五、谐音说
有人从音韵学方面给予解释，认为古人注重谐音表意。“柳者，留也。”这样，柳的这种谐音便易于成为表达情感的媒介。折柳相送，是表达依依惜别的深情。况且，那随风飘舞千丝万缕的柳枝与“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绪是何等吻合，柳丝飘荡与游子飘泊的情状又何其相似，以柳相送，自然合情合景。
六、信仰说
现代学者追溯出“折柳送别”的起源乃是蕴涵着“树神崇拜，生殖信仰”的观念，认为柳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为就有祛邪扶正的神异力量，是被推崇敬奉的神树，同时也是生殖重版的象征，后来逐渐演化为了送别形式。
以上种种观点，虽然丰富发展了“折柳送别”的文化内涵，却使得这一送别形式的原始意蕴愈加变得扑朔迷离、真伪难辨。
笔者认为，任何习俗的产生形成都来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是那个时期人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具体表现。正如郭于华在《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一文中所说，“民间仪式主要是作为生存的技术而存在的，其遵循的是一种生存的逻辑。”追根溯源，“折柳送别”的起源亦应来自人们的生产生活。我们因此认为：“折柳送别”滥觞于西周初期的“禁烟改火”制度，源自古人对火的崇拜，是现实生活在习俗中的具体反映。
众所周知，火在人类进程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它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增强了人类的体质，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本领，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同时，火所酿成的巨大灾难，给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极大损害，又使古人对火产生一种畏惧之感。这种既敬且惧的复杂心理表现在生活上，就出现了对火的崇拜和用火的禁忌。
据专家考证，曾有过很长一段时期，周人是以火星作为示时星象，安排生产和生活的。那时候，天上的火星和人间的火，被想象为有着某种神秘关系。仲春时节火星昏见东方之时，被认为是新年的开始，此时有一套隆重的祭祀仪式。仪式之一便是熄灭去年薪火相传下来的全部旧火，代之以重新钻燧取出的新火，为新的一年生产和生活的起点，其名目叫做“改火”——《论语•阳货》“钻燧改火”讲的就是此事。
新火未至，就禁止人们生火，这是当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周礼•秋官•司煊氏》云：“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在周代时还专设官职，名曰司爟氏，是主持火禁的官，负责仲春的改火，他摇着木铎通知人们熄火，三天后再给人们带来新火。古代钻木取火讲究四季要用不同的木。《论语集解》马融曰：“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与春相关的是榆、柳之木。春季正是将士出征、游子远行的多发时节，将用于改火后的柳枝新火赐于行人以避祸祈福保留火种，方便征人生活，温暖游子身躯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为了保证火种不致半道熄灭，就须折柳相送，以备路途不时之需。这应是“折柳送别”的原始起源。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对火的认识日趋理性客观，钻木取火保留火种已非生活必需，对火的崇拜、保留火种的原始意蕴就逐渐淡化。后人沿用了其送别的意义，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折柳送别” 的习俗，并且对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也有了不同的理解。
赠火的古老传统即使在唐宋仍留有余绪。韩翊“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唐王朝赐火的情况。据唐末李绰《辇下岁时记》载：“清明日取榆柳枝火以赐近臣。”《宋朝事实类苑》亦有记载：“唐时唯清明以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本朝因之，唯赐辅臣、戚里、帅臣、节察三使、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中使，皆得厚赐，非常赐例也。”我们注意到其中赐火的时间与材质同西周时期的“禁烟改火”完全吻合。“以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也充分证明赐火之说并非笔者妄加揣测，实乃古亦有之。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折柳送别”与“禁烟改火”乃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只不过此时赐火的主体与对象发生了变化，赐火已成为统治者的特权，是封建贵族独享的殊荣，一般的平头百姓则与之无缘。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折柳送别”与“禁烟改火”源出一辙，但其社会功用却大相径庭。
综上所述，“折柳送别”与“禁烟改火”同出于西周，且选用的材质亦有雷同之处，其中的联系似乎很难用“巧合”一词解释。而且，从“折柳送别”习俗的产生发展轨迹看，它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现实生活需要到情感寄托表现的演变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及人类认知水平的。
一般认为，“折柳送别”发端于西周初期，而《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则被视为首开了咏柳寄情、借柳伤别的先河。到了汉代，“折柳送别”渐成风气，记录汉代京师长安社会生活的《三辅黄图》云：“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折柳送别”有固定的送别地点及具体的折柳内涵，标志着这一送别形式的定型与成熟。到了唐代，由于实行科举制度和边疆战争频繁，普通庶民为追求功名，或远离家乡以文求仕，或远赴边塞建功立业，“折柳送别”之风大盛，成为时人送行饯别的主要方式，所谓“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者，应为离别多”。多情浪漫的唐代诗人将其作为诗歌中的特定意象，引诗入词反复吟咏。如权德舆《送陆太祝》诗：“新知折柳赠，旧侣乘篮送。”同时，情感表达也从抒发离别之苦拓展到了表现离别双方的相思之痛。如李白《宣城送刘副使入秦》：“无领长相思，折段杨柳枝。”
那么，古人为什么会采用这种别具一格的送行方式？“折柳送别”的原始意蕴究竟何在呢？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探讨，历来不乏其人，然终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一、礼俗说
有人从古代的丧葬礼俗中加以解释，认为古人用柳来制作丧车丧具，是借用柳的再生功能，表现了活着的人对逝者生命再生的企盼和愿望；再由“死别”转向“生离”，柳成为现实生活中人们远行或亲友分离时，寄托生命长在、生命平安这一类朴素愿望的吉祥物。
二、生命说
有人从生物学角度予以阐述，杨柳易活，生命力旺盛，以柳入诗，寄寓祝福，希望远行之人能很快适应异乡的水土，健康地生活，随遇而安，能够很快地融入当地的人群中，一切顺遂。正如清朝褚人获在《坚瓠广集》卷四中所说：“送行之人岂无他枝可折而必于柳者，非谓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乡正如木之离土，望其随处皆安，一如柳之随地可活，为之祝愿耳。”这一说法便有了深刻的哲理性和更高的文化品位。
三、文化传承说
有人认为最早的渊源应该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几句古诗。这诗句来自《诗经》，而且是名句。“杨柳依依”表达了战士出征前怀家恋土的离情别绪，为后来的的送别诗奠定了文化基调。《诗经》作为五经之一，其深广的文化传承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折柳送别”实际是一种文化传承。
四、介之推说
有人认为“折柳”、“插柳”源于寒食节习俗。南北朝时期梁宗懔撰《荆楚岁时记》记载：“江淮间寒食日，家家折柳插门。”家家户户门前插柳，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晋国大臣介之推的。据说他力保国君重耳出逃19年，割股作汤，忠心耿耿。后来重耳作了国君却把他遗忘了，他与老母在绵山自耕自织为生，最后被大火烧死在山中的枯柳树下。人们插柳，是怀念介之推追求政治清明之意。从这个角度来看，折柳便有了纪念、怀念之意，成为后世“折柳送别”之滥觞。
五、谐音说
有人从音韵学方面给予解释，认为古人注重谐音表意。“柳者，留也。”这样，柳的这种谐音便易于成为表达情感的媒介。折柳相送，是表达依依惜别的深情。况且，那随风飘舞千丝万缕的柳枝与“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绪是何等吻合，柳丝飘荡与游子飘泊的情状又何其相似，以柳相送，自然合情合景。
六、信仰说
现代学者追溯出“折柳送别”的起源乃是蕴涵着“树神崇拜，生殖信仰”的观念，认为柳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为就有祛邪扶正的神异力量，是被推崇敬奉的神树，同时也是生殖重版的象征，后来逐渐演化为了送别形式。
以上种种观点，虽然丰富发展了“折柳送别”的文化内涵，却使得这一送别形式的原始意蕴愈加变得扑朔迷离、真伪难辨。
笔者认为，任何习俗的产生形成都来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是那个时期人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具体表现。正如郭于华在《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一文中所说，“民间仪式主要是作为生存的技术而存在的，其遵循的是一种生存的逻辑。”追根溯源，“折柳送别”的起源亦应来自人们的生产生活。我们因此认为：“折柳送别”滥觞于西周初期的“禁烟改火”制度，源自古人对火的崇拜，是现实生活在习俗中的具体反映。
众所周知，火在人类进程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它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增强了人类的体质，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本领，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同时，火所酿成的巨大灾难，给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极大损害，又使古人对火产生一种畏惧之感。这种既敬且惧的复杂心理表现在生活上，就出现了对火的崇拜和用火的禁忌。
据专家考证，曾有过很长一段时期，周人是以火星作为示时星象，安排生产和生活的。那时候，天上的火星和人间的火，被想象为有着某种神秘关系。仲春时节火星昏见东方之时，被认为是新年的开始，此时有一套隆重的祭祀仪式。仪式之一便是熄灭去年薪火相传下来的全部旧火，代之以重新钻燧取出的新火，为新的一年生产和生活的起点，其名目叫做“改火”——《论语•阳货》“钻燧改火”讲的就是此事。
新火未至，就禁止人们生火，这是当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周礼•秋官•司煊氏》云：“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在周代时还专设官职，名曰司爟氏，是主持火禁的官，负责仲春的改火，他摇着木铎通知人们熄火，三天后再给人们带来新火。古代钻木取火讲究四季要用不同的木。《论语集解》马融曰：“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与春相关的是榆、柳之木。春季正是将士出征、游子远行的多发时节，将用于改火后的柳枝新火赐于行人以避祸祈福保留火种，方便征人生活，温暖游子身躯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为了保证火种不致半道熄灭，就须折柳相送，以备路途不时之需。这应是“折柳送别”的原始起源。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对火的认识日趋理性客观，钻木取火保留火种已非生活必需，对火的崇拜、保留火种的原始意蕴就逐渐淡化。后人沿用了其送别的意义，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折柳送别” 的习俗，并且对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也有了不同的理解。
赠火的古老传统即使在唐宋仍留有余绪。韩翊“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唐王朝赐火的情况。据唐末李绰《辇下岁时记》载：“清明日取榆柳枝火以赐近臣。”《宋朝事实类苑》亦有记载：“唐时唯清明以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本朝因之，唯赐辅臣、戚里、帅臣、节察三使、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中使，皆得厚赐，非常赐例也。”我们注意到其中赐火的时间与材质同西周时期的“禁烟改火”完全吻合。“以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也充分证明赐火之说并非笔者妄加揣测，实乃古亦有之。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折柳送别”与“禁烟改火”乃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只不过此时赐火的主体与对象发生了变化，赐火已成为统治者的特权，是封建贵族独享的殊荣，一般的平头百姓则与之无缘。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折柳送别”与“禁烟改火”源出一辙，但其社会功用却大相径庭。
综上所述，“折柳送别”与“禁烟改火”同出于西周，且选用的材质亦有雷同之处，其中的联系似乎很难用“巧合”一词解释。而且，从“折柳送别”习俗的产生发展轨迹看，它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现实生活需要到情感寄托表现的演变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及人类认知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