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直到现在，天津外国语大学韩语系的大四生秦川（化名），回忆起一年前自己在朝鲜留学的最后一堂课，仍会觉得不可思议：在那一节课里，老师不仅允许学生们自由提问，而且还有问必答。
“朝鲜人最自豪的是什么？”
“能永远守在两位领袖身边，有他们的英明领导，是最自豪最幸福的事情。”40岁左右的中年男老师脱口而出。作为金亨稷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他每个月工资5000多元朝币，身上从不携带超过1000元。
这个收入在秦川这些中国留学生看来，多少显得寒酸。要知道，在平壤的市场上，1元人民币可以换到450元朝币。用与秦川同期留学的贾志杭的话说：“上街买点水果都不止5000朝币。”
来自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贾志杭，与秦川一样，都是去年4月到平壤读书的中国公派留学生。有一次，贾在平壤的一个市场上买了橙子和香蕉，花了100多元人民币，相当于5万多朝币；他还曾在高丽饭店打了3个电话，花了78美金，折合20多万朝币。
成立于1948年的金亨稷师范大学，原为平壤第一师范大学，于1975年改为现名，它位于平壤东大园区，是朝鲜最好的师范类高校。而金亨稷是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的父亲。在朝鲜的政治语境中，他被描述成民族抗日英雄。
朝鲜，这片在远东地区夜间卫星照片上，因为电力不足而唯一缺乏光亮的国土，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留学生敞开大门。
根据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网站公布的数据，从2002年到现在，赴朝学习的各类中国留学人员已超过1700人次。每年中国与朝鲜互换奖学金的留学生为60人，自费留学生70人，他们均为语言类学生。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教育处赵铁军告诉记者，中国留学生大多被派往金日成综合大学和金亨稷师范大学学习。而在朝鲜，只有高考成绩最拔尖的朝鲜学生才能进入金日成综合大学、金策工业综合大学等高校。
包吃包住包分配
现任职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的田春丽，1989年高中毕业后，通过全班票选、学校政审等繁琐程序，成为当时全国40名公派朝鲜留学生之一，在金日成综合大学朝语系度过了5年的时光。
“那时候我很想上学，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留学朝鲜，父母可以负担轻一些，那边管吃、管住、管学习，每个月还有几十美金的零花钱。”田春丽谈起自己当年留学的动机。
据统计，在1954至1994年间，共有超过400名中国学生留学金日成综合大学，多数学习朝鲜语。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兼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1980年毕业于该校经济学系。
金日成综合大学创立于 1946年，现辖7所专科大学，有12000余名在校生和6000多名教学人员。金大选拔学生的标准极为严格，家庭出身成分、政治组织生活、初试成绩和高考成绩各占总成绩的四分之一。
在朝鲜，有超过二分之一的部长级、三分之一的副部长级官员来自金大；权力阶层排名前100名高官中，34名毕业于金大，包括前领导人金正日、金正日的弟弟金平曰。最近有媒体报道，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曾在金大接受了6个月的培训，以胜任第一夫人的身份。
在校期间，朝鲜大学生的所有学习用品、教科书、校服、住宿费甚至市内交通费，都由校方以奖学金的形式支付。家住平壤市的学生走读，约70%的外地学生住学校宿舍，毕业后，再由国家按计划分配工作。
田春丽所在的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本科课程通常为5-6年，无论文理专科，均必修金日成革命历史、金正日革命历史，金日成、金正日著作，主体思想哲学等课程。而秦川、贾志杭所读的金亨稷师范大学，为朝鲜各类师范院校和教育战线输送人才，在6年制的教育学课程设置中，政治类科目占八分之一。除正规课程外，还有周六的政治学习，不定时的政治会议和演讲，以及“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会”的各类活动。
对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的课程设置配合了国内朝鲜语专业的需要，开设的课程有精读、会话、语法、体育、音乐和朝鲜文化史等。二十年如一日，精读课都使用一本绿皮黄纸的教材，讲述伟大领袖英雄事迹和朝鲜童话。课堂上，老师逐字逐句地讲解，再抑扬顿挫地领读。老师讲，学生记，几乎没有什么互动环节。每篇文章教授完的第二天，学生们会被逐个要求背诵整段文章。要求背诵的头一天晚上，宿舍里到处是“蛙声一片”。
留学生们都知道，即便是年纪大的老教授，甚至是一些国家功勋教授，薪水都少得可怜。但是人家拿这么点钱还那么认真教书，不厌其烦地纠正每个人不同的口音，你怎好意思让他失望或者丢脸？
被“万岁”声淹没
即使过了将近20年之后，谈起自己在朝鲜的留学生活，田春丽依然觉得自己比现在留学朝鲜的8090后中国留学生更理解朝鲜人。
“朝鲜人对领袖的感情，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犹如1970年代中国人对毛主席的感情一样。”田春丽说。
据她回忆，在当年金大的宿舍里，除了18名中国留学生外，还有来自越南、蒙古、东德、俄罗斯和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此外，宿舍里还有朝方特别挑选的同宿生，帮助留学生们学习语言。朝鲜对本国人和外国留学生的交往严格限制。比如和留学生聊天时，一定要两个同宿生同时在场。
和田春丽做同宿生的那个女孩来自军人家庭，“很漂亮很雅致”。在大部分中国女孩还不知化妆品为何物的年代，她总是化着淡妆，上白下黑的朝鲜校服，熨得平平整整。
这名同宿生擦拭金日成相框的抹布，都是用缝纫机镶了花边，每次使用后，她都洗干净熨好。在朝鲜，学生们每天清晨到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领袖的相框擦拭得纤尘不染。那两帧挂在每家每户、学校、机关、餐厅、商铺的领袖照片并不只是墙头的装裱画而已，它活在朝鲜人真实的情感中。
五年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田春丽和她的同宿生相处极好。她甚至偷偷邀请田春丽到自己家里做客。热情的朝鲜妈妈拿出了红豆沙米饼、年糕汤、血肠甚至牛肉来招待女儿的中国朋友。
美国《洛杉机时报》记者芭芭拉·德米克在《我们最幸福》一书中曾这样描绘朝鲜： 恰如奥威尔在《1984》中想象的“未来主义”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在宣传海报上才找得到颜色。在描绘金日成的海报中，朝鲜特别使用了鲜艳的色彩。伟大的领袖坐在长凳上，对着簇拥在自己身旁穿着明亮衣裳的孩子们露出慈祥的微笑。他的脸庞放射出黄色与橙色的光芒：他就是太阳。而红色只保留给无所不在的标语——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在这个建筑灰白、天空瓦蓝的国度里，朝鲜人打心眼儿里相信，在领袖的万丈光芒照耀下，朝鲜最好，朝鲜人民最幸福。
2001年笔者在金亨稷师范大学留学时，恰逢当年9月3日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朝，平壤发动50万市民夹道欢迎。中方使馆人员和留学生们一起在机场迎接。停机坪边上早已布置好手持绢花、身着节日礼服的人群。朝方指挥人员一遍遍地带领大家练习举花束的动作，整齐划一。
当金正日的黑色奔驰驶进停机坪，车门打开，金将军现身红毯另一端的一刹那，人群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声音：“万岁！万岁！万岁！”这是在排练时不曾见过的场景。
对于从未经历过红卫兵时代的笔者来说，这是二十年人生头一回。平日里沉寂的朝鲜人如同激情被点燃，眼中流露兴奋的神彩，甚至泪流满面。对大部分朝鲜人来说，能亲眼见到传说中的金将军，是值得一辈子回忆的荣光。
这还不算完，在第二天的阿里郎集体操演出和各种节日的大型舞会上，笔者等中国留学生一次又一次地被这样的泪水和“万岁”声所淹没。
在去年，有一次和同宿生的私下交流中，秦川提到中国的银行，同宿生很敏感地回应道：我们朝鲜也有银行，什么都有。言下之意，我们什么也不缺。两个人一起去一家饭店新设的游泳池，那位经常就着啤酒吃韩国泡面的同宿生很自豪地问：你们中国也有这么大的游泳池吗？秦川哭笑不得。
当秦川和他的朋友们临别前，因为“不允许以个人名义单独与留学生一起行动”，在特种部队训练过、自称“能一拳头打死一个胖子”的男同宿找了个朝鲜同伴，专门跟指导员申请，要请秦川吃饭。三人点了三个拌饭、一份蘑菇烤肉，结账时两名同宿生坚持要付钱，在一旁商量了许久，秦川估摸着怎么也花了十二三美金，那是“挺奢侈的一顿饭”。
黑市和统一市场
十年前，不要说韩国货无从想象，就连日常的零食也要托丹东国际列车的乘务员为中国留学生从北京采购。平壤的建筑气势宏伟，但走进临街商铺，很多货架却空空如也。外汇商店里的食品选择不多，店里没有顾客，安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2001年，位于平壤市西城区上新洞的上新外国人宿舍，附近有只有一处小型的“黑市”，它隐匿在整齐干净的临街建筑后，在居民区泥泞的小胡同里。市场的主角是一些穿着暗淡的便服，身形瘦弱佝偻的老太太。她们或头顶硕大的包裹，蹒跚在土路上；或手持一两个装满了菜油的大可乐瓶，蹲坐在墙根边。
因为市场管理员的检查和拦截，白白胖胖的外国人很容易被客气地“请出来”。而身材苗条的留学生们只有换上最朴素的衣服，胸前别上领袖像章，装扮成朝鲜人才能混进市场——在那里，留学生们有可能以高于官方数十倍的汇率兑换朝币，那也是吸引他们每周都到此一游的动力。
在笔者印象中，那时的朝鲜颇有点像陶渊明笔下那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爱情也在天南海北朝夕相处的留学生之间蔓延。一位男生送给心爱女生的鲜花不是红玫瑰，而是跑了十几家商店寻得的黄菊。面对女孩子满脸狐疑的表情，如实相告：“花店里只有菊花，朝鲜人节假日给领袖铜像献花用的。”
早在1999年，韩国农村经济院的一份调查就指出，朝鲜全国各地常年开设的市场有300至350个，居民60%的粮食和70%的生活日用品都来自自由市场。市场上交易的商品有数百种，除了中国的产品外，还有流入境内的韩国商品和外国援助的食品等。
尽管农贸市场早已成为朝鲜人的日常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直到2002年官方才将其合法化。韩国开发研究院今年7月发布报告称， 2009年11月货币改革失败后，朝鲜当局曾一度关闭自由交易活跃的农贸市场。因物价暴涨、商品供给不足，农贸市场于2010年5月重新开放。在过去两年的权力交接期内，当局在改善民生的压力下有意放任民间市场经济活动的发展。
在朝鲜，规模最大的农贸市场，是2003年由金正日亲自选址建在平壤市统一大街上的统一市场。该市场的三个交易区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约1500个摊位，可供上万人同时进行买卖。每到周日，市场里人头攒动，从本地生产的水果蔬菜、服装鞋帽，到中国制造的日用百货、家电家具，可谓一应俱全。而坐在摊位前售卖的，则是清一色的着制服、戴白帽的朝鲜女性。
十多年之后的2012年，平壤每个区都有一两个类似的市场，规模比统一市场小一些。和十年前相比，留学生们可以大大方方地进去，不再和管理员捉迷藏。
除了使用朝币的统一市场外，贾志杭更愿意去外汇商店，可以使用人民币、美元和欧元结算。位于平壤富人区的“北赛商店”，里面大多是进口货，澳大利亚的牛奶、东南亚的饼干，还有新加坡的方便面和食品。“完全不亚于中国的商场”。在那里，笔记本电脑、MP3、相机和钢琴的价格虽然不菲，却也不是无人问津。这其中有不少是剪去了产地标签的韩国货。
秦川甚至花了21美金在那里买了件韩国产的灰色连帽马夹。他注意到，排队结账的队伍里，手持美元的朝鲜人占了大多数。
市场惊魂
对于身处平壤的留学生们来说，朝鲜也像一个精致的玻璃橱窗，有选择性地展现给他们看。
据秦川讲述，在距离上新外国人宿舍不远的居民区里，有一个由当地居民自发形成的大婶市场，摆摊的大多是四五十岁的朝鲜大婶，售卖一些自家做的泡菜、米肠、萝卜、鱼干等。
没有手机和网络的留学生们在平壤的生活与世隔绝，日子过得悠闲，大婶市场也成了留学生们消遣散心的好去处。一日晚饭后，秦川和四位同学散步到市场，看到满地红红绿绿的煞是好看，想也没想随手拍了几张。
在平壤，即便是摆摊卖菜的大婶，其政治觉悟之高也超乎留学生们想象。一位政治觉悟高的大婶看见了秦川的举动，向身边的摊主耳语了几句。结果一传十，十传百，秦川和同学们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团团簇拥过来的大婶们围了个严严实实。
“为什么要拍照？”热情亲切的招呼转瞬间变为群情激昂的质问。摊主们抢走相机，找来了市场管理员。秦川吓得赶紧删照片，但无济于事，他还是被带到一间小黑屋，不断有穿着军装配枪的军人进来问话。
询问持续了两个小时，最后一位身穿灰色西装的安全部门人员进来，趁赶来调解的辅导员老师不注意，带上秦川就走。
“我怕被带走了，就好几天都回不来了。”秦川跟出来没多远，就推说肚子痛，并且一装到底，躺在街上打起了滚。但行人只是过来瞥了一眼就走了，当做没有事情发生一样。平壤街头很宁静，没有车水马龙的声响，尤其在那暮色将至的时候。
当晚十一点多，秦川被带回上新宿舍，写悔过书、摁手印、跟使馆老师汇报经过。这是去年中国留学生在平壤最大的一起事故，当时60名中国朝鲜留学生都知道了这件事。这场风波过后，大婶市场加强管理，不再允许外国人进入。留学生们每两周由校方安排专车，到统一市场采购。
“朝鲜人怕被你拍到不好的画面。”回忆起那次惊心动魄的经历，秦川都只能找到这样的一个原因。
无论是背着指导员、受邀到朝鲜女同学家中做客的田春丽，还是离别前、和军人出身的男同宿喝酒吃肉的秦川们，一旦离开了朝鲜，便永远和当地的朋友们失去了联系。
“别给人家找麻烦了。”田春丽说道。
也许，切断联系就是保护友情的最好方式。
一些外媒记者以个人名义在新浪微博做了认证，特殊的身份让他们在微博上的发言屡屡遭遇删帖，不少人叫苦不迭。
“朝鲜人最自豪的是什么？”
“能永远守在两位领袖身边，有他们的英明领导，是最自豪最幸福的事情。”40岁左右的中年男老师脱口而出。作为金亨稷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他每个月工资5000多元朝币，身上从不携带超过1000元。
这个收入在秦川这些中国留学生看来，多少显得寒酸。要知道，在平壤的市场上，1元人民币可以换到450元朝币。用与秦川同期留学的贾志杭的话说：“上街买点水果都不止5000朝币。”
来自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贾志杭，与秦川一样，都是去年4月到平壤读书的中国公派留学生。有一次，贾在平壤的一个市场上买了橙子和香蕉，花了100多元人民币，相当于5万多朝币；他还曾在高丽饭店打了3个电话，花了78美金，折合20多万朝币。
成立于1948年的金亨稷师范大学，原为平壤第一师范大学，于1975年改为现名，它位于平壤东大园区，是朝鲜最好的师范类高校。而金亨稷是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的父亲。在朝鲜的政治语境中，他被描述成民族抗日英雄。
朝鲜，这片在远东地区夜间卫星照片上，因为电力不足而唯一缺乏光亮的国土，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留学生敞开大门。
根据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网站公布的数据，从2002年到现在，赴朝学习的各类中国留学人员已超过1700人次。每年中国与朝鲜互换奖学金的留学生为60人，自费留学生70人，他们均为语言类学生。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教育处赵铁军告诉记者，中国留学生大多被派往金日成综合大学和金亨稷师范大学学习。而在朝鲜，只有高考成绩最拔尖的朝鲜学生才能进入金日成综合大学、金策工业综合大学等高校。
包吃包住包分配
现任职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的田春丽，1989年高中毕业后，通过全班票选、学校政审等繁琐程序，成为当时全国40名公派朝鲜留学生之一，在金日成综合大学朝语系度过了5年的时光。
“那时候我很想上学，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留学朝鲜，父母可以负担轻一些，那边管吃、管住、管学习，每个月还有几十美金的零花钱。”田春丽谈起自己当年留学的动机。
据统计，在1954至1994年间，共有超过400名中国学生留学金日成综合大学，多数学习朝鲜语。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兼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1980年毕业于该校经济学系。
金日成综合大学创立于 1946年，现辖7所专科大学，有12000余名在校生和6000多名教学人员。金大选拔学生的标准极为严格，家庭出身成分、政治组织生活、初试成绩和高考成绩各占总成绩的四分之一。
在朝鲜，有超过二分之一的部长级、三分之一的副部长级官员来自金大；权力阶层排名前100名高官中，34名毕业于金大，包括前领导人金正日、金正日的弟弟金平曰。最近有媒体报道，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曾在金大接受了6个月的培训，以胜任第一夫人的身份。
在校期间，朝鲜大学生的所有学习用品、教科书、校服、住宿费甚至市内交通费，都由校方以奖学金的形式支付。家住平壤市的学生走读，约70%的外地学生住学校宿舍，毕业后，再由国家按计划分配工作。
田春丽所在的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本科课程通常为5-6年，无论文理专科，均必修金日成革命历史、金正日革命历史，金日成、金正日著作，主体思想哲学等课程。而秦川、贾志杭所读的金亨稷师范大学，为朝鲜各类师范院校和教育战线输送人才，在6年制的教育学课程设置中，政治类科目占八分之一。除正规课程外，还有周六的政治学习，不定时的政治会议和演讲，以及“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会”的各类活动。
对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的课程设置配合了国内朝鲜语专业的需要，开设的课程有精读、会话、语法、体育、音乐和朝鲜文化史等。二十年如一日，精读课都使用一本绿皮黄纸的教材，讲述伟大领袖英雄事迹和朝鲜童话。课堂上，老师逐字逐句地讲解，再抑扬顿挫地领读。老师讲，学生记，几乎没有什么互动环节。每篇文章教授完的第二天，学生们会被逐个要求背诵整段文章。要求背诵的头一天晚上，宿舍里到处是“蛙声一片”。
留学生们都知道，即便是年纪大的老教授，甚至是一些国家功勋教授，薪水都少得可怜。但是人家拿这么点钱还那么认真教书，不厌其烦地纠正每个人不同的口音，你怎好意思让他失望或者丢脸？
被“万岁”声淹没
即使过了将近20年之后，谈起自己在朝鲜的留学生活，田春丽依然觉得自己比现在留学朝鲜的8090后中国留学生更理解朝鲜人。
“朝鲜人对领袖的感情，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犹如1970年代中国人对毛主席的感情一样。”田春丽说。
据她回忆，在当年金大的宿舍里，除了18名中国留学生外，还有来自越南、蒙古、东德、俄罗斯和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此外，宿舍里还有朝方特别挑选的同宿生，帮助留学生们学习语言。朝鲜对本国人和外国留学生的交往严格限制。比如和留学生聊天时，一定要两个同宿生同时在场。
和田春丽做同宿生的那个女孩来自军人家庭，“很漂亮很雅致”。在大部分中国女孩还不知化妆品为何物的年代，她总是化着淡妆，上白下黑的朝鲜校服，熨得平平整整。
这名同宿生擦拭金日成相框的抹布，都是用缝纫机镶了花边，每次使用后，她都洗干净熨好。在朝鲜，学生们每天清晨到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领袖的相框擦拭得纤尘不染。那两帧挂在每家每户、学校、机关、餐厅、商铺的领袖照片并不只是墙头的装裱画而已，它活在朝鲜人真实的情感中。
五年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田春丽和她的同宿生相处极好。她甚至偷偷邀请田春丽到自己家里做客。热情的朝鲜妈妈拿出了红豆沙米饼、年糕汤、血肠甚至牛肉来招待女儿的中国朋友。
美国《洛杉机时报》记者芭芭拉·德米克在《我们最幸福》一书中曾这样描绘朝鲜： 恰如奥威尔在《1984》中想象的“未来主义”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在宣传海报上才找得到颜色。在描绘金日成的海报中，朝鲜特别使用了鲜艳的色彩。伟大的领袖坐在长凳上，对着簇拥在自己身旁穿着明亮衣裳的孩子们露出慈祥的微笑。他的脸庞放射出黄色与橙色的光芒：他就是太阳。而红色只保留给无所不在的标语——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在这个建筑灰白、天空瓦蓝的国度里，朝鲜人打心眼儿里相信，在领袖的万丈光芒照耀下，朝鲜最好，朝鲜人民最幸福。
2001年笔者在金亨稷师范大学留学时，恰逢当年9月3日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朝，平壤发动50万市民夹道欢迎。中方使馆人员和留学生们一起在机场迎接。停机坪边上早已布置好手持绢花、身着节日礼服的人群。朝方指挥人员一遍遍地带领大家练习举花束的动作，整齐划一。
当金正日的黑色奔驰驶进停机坪，车门打开，金将军现身红毯另一端的一刹那，人群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声音：“万岁！万岁！万岁！”这是在排练时不曾见过的场景。
对于从未经历过红卫兵时代的笔者来说，这是二十年人生头一回。平日里沉寂的朝鲜人如同激情被点燃，眼中流露兴奋的神彩，甚至泪流满面。对大部分朝鲜人来说，能亲眼见到传说中的金将军，是值得一辈子回忆的荣光。
这还不算完，在第二天的阿里郎集体操演出和各种节日的大型舞会上，笔者等中国留学生一次又一次地被这样的泪水和“万岁”声所淹没。
在去年，有一次和同宿生的私下交流中，秦川提到中国的银行，同宿生很敏感地回应道：我们朝鲜也有银行，什么都有。言下之意，我们什么也不缺。两个人一起去一家饭店新设的游泳池，那位经常就着啤酒吃韩国泡面的同宿生很自豪地问：你们中国也有这么大的游泳池吗？秦川哭笑不得。
当秦川和他的朋友们临别前，因为“不允许以个人名义单独与留学生一起行动”，在特种部队训练过、自称“能一拳头打死一个胖子”的男同宿找了个朝鲜同伴，专门跟指导员申请，要请秦川吃饭。三人点了三个拌饭、一份蘑菇烤肉，结账时两名同宿生坚持要付钱，在一旁商量了许久，秦川估摸着怎么也花了十二三美金，那是“挺奢侈的一顿饭”。
黑市和统一市场
十年前，不要说韩国货无从想象，就连日常的零食也要托丹东国际列车的乘务员为中国留学生从北京采购。平壤的建筑气势宏伟，但走进临街商铺，很多货架却空空如也。外汇商店里的食品选择不多，店里没有顾客，安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2001年，位于平壤市西城区上新洞的上新外国人宿舍，附近有只有一处小型的“黑市”，它隐匿在整齐干净的临街建筑后，在居民区泥泞的小胡同里。市场的主角是一些穿着暗淡的便服，身形瘦弱佝偻的老太太。她们或头顶硕大的包裹，蹒跚在土路上；或手持一两个装满了菜油的大可乐瓶，蹲坐在墙根边。
因为市场管理员的检查和拦截，白白胖胖的外国人很容易被客气地“请出来”。而身材苗条的留学生们只有换上最朴素的衣服，胸前别上领袖像章，装扮成朝鲜人才能混进市场——在那里，留学生们有可能以高于官方数十倍的汇率兑换朝币，那也是吸引他们每周都到此一游的动力。
在笔者印象中，那时的朝鲜颇有点像陶渊明笔下那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爱情也在天南海北朝夕相处的留学生之间蔓延。一位男生送给心爱女生的鲜花不是红玫瑰，而是跑了十几家商店寻得的黄菊。面对女孩子满脸狐疑的表情，如实相告：“花店里只有菊花，朝鲜人节假日给领袖铜像献花用的。”
早在1999年，韩国农村经济院的一份调查就指出，朝鲜全国各地常年开设的市场有300至350个，居民60%的粮食和70%的生活日用品都来自自由市场。市场上交易的商品有数百种，除了中国的产品外，还有流入境内的韩国商品和外国援助的食品等。
尽管农贸市场早已成为朝鲜人的日常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直到2002年官方才将其合法化。韩国开发研究院今年7月发布报告称， 2009年11月货币改革失败后，朝鲜当局曾一度关闭自由交易活跃的农贸市场。因物价暴涨、商品供给不足，农贸市场于2010年5月重新开放。在过去两年的权力交接期内，当局在改善民生的压力下有意放任民间市场经济活动的发展。
在朝鲜，规模最大的农贸市场，是2003年由金正日亲自选址建在平壤市统一大街上的统一市场。该市场的三个交易区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约1500个摊位，可供上万人同时进行买卖。每到周日，市场里人头攒动，从本地生产的水果蔬菜、服装鞋帽，到中国制造的日用百货、家电家具，可谓一应俱全。而坐在摊位前售卖的，则是清一色的着制服、戴白帽的朝鲜女性。
十多年之后的2012年，平壤每个区都有一两个类似的市场，规模比统一市场小一些。和十年前相比，留学生们可以大大方方地进去，不再和管理员捉迷藏。
除了使用朝币的统一市场外，贾志杭更愿意去外汇商店，可以使用人民币、美元和欧元结算。位于平壤富人区的“北赛商店”，里面大多是进口货，澳大利亚的牛奶、东南亚的饼干，还有新加坡的方便面和食品。“完全不亚于中国的商场”。在那里，笔记本电脑、MP3、相机和钢琴的价格虽然不菲，却也不是无人问津。这其中有不少是剪去了产地标签的韩国货。
秦川甚至花了21美金在那里买了件韩国产的灰色连帽马夹。他注意到，排队结账的队伍里，手持美元的朝鲜人占了大多数。
市场惊魂
对于身处平壤的留学生们来说，朝鲜也像一个精致的玻璃橱窗，有选择性地展现给他们看。
据秦川讲述，在距离上新外国人宿舍不远的居民区里，有一个由当地居民自发形成的大婶市场，摆摊的大多是四五十岁的朝鲜大婶，售卖一些自家做的泡菜、米肠、萝卜、鱼干等。
没有手机和网络的留学生们在平壤的生活与世隔绝，日子过得悠闲，大婶市场也成了留学生们消遣散心的好去处。一日晚饭后，秦川和四位同学散步到市场，看到满地红红绿绿的煞是好看，想也没想随手拍了几张。
在平壤，即便是摆摊卖菜的大婶，其政治觉悟之高也超乎留学生们想象。一位政治觉悟高的大婶看见了秦川的举动，向身边的摊主耳语了几句。结果一传十，十传百，秦川和同学们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团团簇拥过来的大婶们围了个严严实实。
“为什么要拍照？”热情亲切的招呼转瞬间变为群情激昂的质问。摊主们抢走相机，找来了市场管理员。秦川吓得赶紧删照片，但无济于事，他还是被带到一间小黑屋，不断有穿着军装配枪的军人进来问话。
询问持续了两个小时，最后一位身穿灰色西装的安全部门人员进来，趁赶来调解的辅导员老师不注意，带上秦川就走。
“我怕被带走了，就好几天都回不来了。”秦川跟出来没多远，就推说肚子痛，并且一装到底，躺在街上打起了滚。但行人只是过来瞥了一眼就走了，当做没有事情发生一样。平壤街头很宁静，没有车水马龙的声响，尤其在那暮色将至的时候。
当晚十一点多，秦川被带回上新宿舍，写悔过书、摁手印、跟使馆老师汇报经过。这是去年中国留学生在平壤最大的一起事故，当时60名中国朝鲜留学生都知道了这件事。这场风波过后，大婶市场加强管理，不再允许外国人进入。留学生们每两周由校方安排专车，到统一市场采购。
“朝鲜人怕被你拍到不好的画面。”回忆起那次惊心动魄的经历，秦川都只能找到这样的一个原因。
无论是背着指导员、受邀到朝鲜女同学家中做客的田春丽，还是离别前、和军人出身的男同宿喝酒吃肉的秦川们，一旦离开了朝鲜，便永远和当地的朋友们失去了联系。
“别给人家找麻烦了。”田春丽说道。
也许，切断联系就是保护友情的最好方式。
一些外媒记者以个人名义在新浪微博做了认证，特殊的身份让他们在微博上的发言屡屡遭遇删帖，不少人叫苦不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