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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阴天，偶看新闻，听到这几日颇红火的《蒋公的面子》的编剧温方伊慢条斯理地说：文艺作品震撼人心取决于创作者的才华，而历史能打动人心则在其本身不可思议，却曾真实发生（大意）。不禁心有戚戚，想我等作史者处于“真实发生”和“不可思议”间该如何去做？结论是甚难！
不过难事总得有人去做，也一定会有人去做。孙明写《生逢革命——辛亥前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生》（以下简称《生逢革命》）或许证明了他正是要试做难事的“痴人”。孙明希望以“普通人”为主角，写他们遭遇辛亥革命的历史，从字面上看其取向似很有些“时髦”。眼光向下，关注基层，说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等提法至少在史学界已喧闹了十余年。可是喧闹归喧闹，只要数数任公提倡写“民史”后的一百多年来，真正写“民史”的作品究竟有多少，就可知道大声喊话和落到实处间的距离有多大，这当然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原因之一是史料的限制，中国史籍自然浩如烟海，但仔细考索其中有关“民史”的材料可能就不太乐观，这和我们史料留存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陈平原先生即说：“我们的现代出版业，一路走来，风风火火、跌跌撞撞，没有那么一种从容与淡定，因而不太重视档案资料的管理。更何况，先有炮火纷飞，后有运动连场，侥幸留存下来的，多为‘名人墨宝’，而非‘历史资料’。”
“现代出版业”如此，“前现代资料”的情形也类似，尽管近年来不断有大量县一级的如四川南部、浙江龙泉等地的档案“出土”，为日后的“民史”写作提供了史料的可能性，但至少目前中西撰写“民史”的史料条件确实有不小的差异。
原因之二是为何写“民史”的混沌。前文所说的史料问题虽然存在，但只要有眼光（视角）的切实转换，史料总还是有的，而且还可能不少。但“转换”过后，为何而写“民史”却未必那么清晰。目前较多的有以下两种为何写“民史”的倾向：一种是试图打捞挖掘昔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以再现其生活起居、社会交往、文化趣味、消费经济等诸多历史面相。这种倾向一面呼应了欧美学界对于私人生活、消费文化等领域的关注，一面亦可让作者和读者通过其笔下和眼中历史的描摹、阅读来满足自身趣味和审美的需求。由此不少“民史”写作的目的即在于“日常生活史”的重现和品鉴。不过此种倾向若走向极致，不免有研究的过度“逸乐化”和“私人趣味化”之嫌。
另一种倾向则是“民史”成为谈论“历史重大问题”的话头和注脚。这种倾向自可追溯到“五四”，甚至更长远的时候。“民”从来就是传统中国政治运作中至关重要，却又最模糊不清的一个概念。而到二十世纪以降，“民众”、“大众”、“群众”、“人民”等概念虽也一次次被凸现，甚至被神圣化到一切合法性来源的位置，却也依然看不到“民”究竟在何处，遑论其真正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像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等似都为普通人，“正传”之类从表面看也传递出精英试图写“下等社会人的生活”的愿望，甚至还表达了精英对他们的“无限同情”（李长之语）。但这样的“民史”背后却承载着如中国国民性、传统的重估、新文化启蒙等诸多“历史重大问题”。在今日看来，这些问题并非已不“重大”，但一旦通过话头和注脚的方式与普通人对接，似乎并未合则双美，而是两相错位，彼此黯淡了面目。
原因之三则为怎样写“民史”的困惑。中国人写普通人的历史似有些先天不足，因为传统史著多遵循“春秋不书死”的原则，以致其中普通人的身影并不多见。钱穆在谈中国历史人物研究时即说：“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
不过钱穆又曾指出“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其由大批若和历史不相干之人来负荷此历史”，其言语的曲折处似也为普通人入史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无论如何中国传统史学虽不重“庶人”，但却以写“人”而见长，翦伯赞即曾对法国人说“讲到传记的历史，中国数第一”。因此与写普通人“先天不足”并存的是我们有注重历史中“活的人事”这一传统优势。可是这一优势却在“视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的近代中国渐渐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一个长程趋向是近代以来史著中“人”的退隐，常常忽略了历史中“活的人事”而换为“死的材料”。到一九四九年后历史研究中更进一步强调所谓“意义”的挖掘。而“意义”挖掘的深刻与否又和有无引证、对话外洋学术作品（初或为马列经典，后基本为欧美中国学）密切相关，以至于目前史学界多的是大受“社会科学”框架影响，列举一二三四“创新点”的专著、论文，缺少的则是能见“人”及其“行事”的作品。当然同样因为“尊西崇新”，在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等学者影响下，“说故事”的作品似乎又有一定的振兴之势。但从目前看此类作品从源头上或许就有追求“好看”压倒“见识”通透，“故事”曲折离奇超越“人”之理解评断的因子，赵园先生就指出她“有时会感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隔膜”。转看国内，受史氏等人影响的著作虽已陆续出现了一些，但它们难以闯入已成深壕壁垒的专业学术评价体系，遂转向与大众阅读市场相结合，因此总稍觉其热闹有余，但深度不足。
对照以上三点，《生逢革命》的好处和尚可讨论处就都可看得比较清楚。从好处来说，《生逢革命》注重“活的人事”，而非仅仅去写好看的“故事”。《生逢革命》的主角，除了清末成都市民这一群体外，其他则分别为威远团保甲长兼“袍哥大爷”——刘香亭，新津富商、团保总巡、南路同志军首领——侯宝斋，威远豪绅、副军政长——胡驭垓和温江学绅、县志总篆——曾学传。同时孙明又不是单纯要为这批人留下一段“去思碑”，而是通过“以人驭事”和“以事凸人”的方式来展现辛亥前后四川基层社会因新政介入，革命来袭，导致团保、学务等各地方重要权力结构急剧震荡的历史变迁图像，这种写法就笔者有限阅读范围看在众多声称写“民史”的作品中显得非常独特。
《生逢革命》能具备此种独特性，首先可归因于孙明的自我定位。他自称“史学票友”，这种定位相较孙明所受的良好史学科班训练可谓互不凿枘，但正是这“互不凿枘”却能反映他写史的一种态度。所谓“票友”并不意味着《生逢革命》表述的不严谨或学术的不规范，而是孙明并不太立足于借此书向学界中人喊话或博得学术史上的一个地位，因此反倒能从内在摆脱“学术生产机制”的束缚，随性写去，而平添了几分作史的纯粹与挥洒，其突出表现在《生逢革命》里文字的灵动与注满感情上，这是另一种方式的“正心诚意”。 其次则在于孙明读史的功夫。罗志田先生曾指出：“档案特别是基层档案的运用在近代史研究中极为不足，造成我们史学言说中乡、镇、县层次的论述迄今非常薄弱。”而《生逢革命》正是利用基层档案丰富我们对清末乡、镇、县层次历史认识的一种颇能见其效的努力。孙明作学位论文时曾在四川各个县级档案馆里爬梳材料，再加上其师承渊源和自身禀赋，他处理档案的本领自不必多言。值得特别说一说的是《生逢革命》在档案之外的一些东西。这几年笔者参加研究生开题和答辩时，时常听学生说某年到某年因为档案较少或付之阙如，所以论文在这一时段内就只能写得单薄或干脆无法落笔。这套说法乍听似有其道理：史料为史学的基础，无档案即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论文如何做得下去。但若仔细考量，问题却没那么简单。近年来史学界越来越重视档案资料的挖掘整理，这当然是令人欣喜的现象，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忙于打捞档案，夯实史料基础的同时，或许也越来越忽略了史学研究中另一些根本性东西，像历史学的想象力。前述说法最大问题在于“档案”仅是史料之一种，史学研究从来就需要各种史料的结合互证才能完成。而且即使史料完备，它们仍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点滴碎片，相对绵延不绝的历史过程而言，希望史料达到“足够多”再来拼接还原历史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中的断裂空白处必须要由史学的想象力来填补。《生逢革命》正是在综合解读各种史料后发挥想象力来收拾史料碎片上有其独到之处。
比如第一章就直接指出：“清末威远县衙档案今已不存，对刘香亭案及清末威远政治的还原，仅能得鳞爪而不能窥全貌。”（4页）这其实是自谦的说法，否则他就不会以“宣统元年四川威远团保变乱案本末”作为此章的题目。而在没有直接档案的情况下要述说一事之“本末”，就必须在其他相关材料上落功夫。为此孙明充分利用了已出版的当地文史资料，更出人意料的是他寻觅材料的范围离开了威远，更不在四川，而是在数千里外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找到了印证此事的重要史料即赵尔巽档案。这正是一种寻觅如“草蛇灰线”般材料线索的想象力。又比如对于川人、光绪牌位和保路运动的研究已非常多，但孙明却提出了一个另辟蹊径的问题：为温饱奔波的小百姓为何敢顶着先皇牌位冲向平日庶民避之不及的衙门？据他自陈问题的产生源于“二零零三年国庆假期，我住在川大家属区一栋破旧的公寓里，每天天刚亮出去时，麻将已先声夺人，暮色里乘着酒兴归来麻将也正在兴头上”。孙明所见成都人会“过生活”的模样一般会给每个去过那里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如孙君般更进一步，联系上百年前的历史故事。这也是一种“沟通古今，移情体味”的想象力。
从可讨论处上说，《生逢革命》的主角们在严格意义上算不算“普通人”或许是一个比较可议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虽然他们个体身份是矿工、绅商、学生、先生和不知名的小市民（见题记），但他们能够入史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可称为“地方精英”（local elites），或者说“地方上之有力者”。之所以这样说与中国近代变与不变多歧互渗的特殊格局有关。就孙明考察的四川来说，真正“普通”的民众恐怕正对应着近代中国不怎么变化的那一部分，想讨论他们与新政和革命的互动影响恐怕不是特别容易（城市和市镇、乡村间毕竟有很大不同）。真正可谈的恰是如“赵老太爷”、“假洋鬼子”这一类的人物，因为他们对地方社会的搅动留下了不少能让日后治史者寻觅解说的痕迹。同时他们也是受近代社会变迁影响最深，且回应这些变迁最为积极主动之人。一九零二年一位京官在赴蒙古的路上就对朝廷办新学发出过感叹，说：“学堂一开，尽讲新学洋务，凡富家延师，学堂收考，尽皆少年才艺略通洋学之辈，而老师俗儒，均以揣摩时文，确守讲章，不通时务，摒弃不用，此辈谋生无路，其闭户乐饥，安分力农者能有几人，势必越礼犯分，为害乡闾，是又风俗世道一大忧也。”
这种对“越礼犯分，为害乡闾”的重重忧虑说的正是孙明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新政与革命展开后的曲折万千、跌宕起伏与清末民初基层社会已成地方有力者之“斗场”互为因果，其表象或体现为民与绅战、民与官战和绅与官战，但究其实质往往大多是绅与绅战。从此点延伸开去，笔者阅读《生逢革命》恰恰感到川人的“绅与绅战”虽可能多一些霸蛮和血腥，但西潮和新潮的流风似未浸透他们的灵魂，因此从袍哥首领到同志军领袖，从县城豪商到乡闾学绅，他们的行事和文字都还有一股磊落的气象在。不比江南文人，从明末开始就以一种躲在揭帖和巷议背后使劲的方式来“绅与绅战”，绵延至清末从“新人物”到“反新人物”整体格局都带上一种猥琐卑下之气，所作所为不少看似轰轰烈烈，实则既小且陋，摆不上台面。这也提示我们若多从“上下左右”看史，所谈所论或能不局限于“地方社会”一隅，而是拓展到更大的考察视野。
至此，笔者不禁想起孙明业师茅海建先生经常问的一个问题：“为何要填补这块空白，不去填补那块空白，理由是什么？”此问题揭示了自任公将“普通人”纳入历史研究范围后，可作题目的数量突然膨胀了许多。但以目前史学研究尤其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基础乃建立在一片流沙地上的事实而论，如果仅仅以做“普通人”的研究为由来支撑选题，似并不太理直气壮。从这个意义上说《生逢革命》启发我们：研究“普通人”或“非普通人”的意义或都在于揭示曾经真实发生，却不可思议的历史关节之处。研究“普通人”不妨可多探究一些历史大变动时刻带来的影响与回应之处，如明明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何以在革命后很难得到“正名”，学堂与私塾之争为何是赢了“战斗”，却输了“战争”，行政改革怎样大大搅乱了当地社会秩序等等，这几个《生逢革命》里提出的问题正是尝试着从历史大变动的影响和回应处来沟通“普通人”与“非普通人”的研究。进而我们或可从这些影响和回应入手尝试解说片断零散的“人事”；“虚其心”地把握上演“人事”的晦暗不明却又有迹可寻的舞台。正像《生逢革命》里所说：“人物一旦出场就要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去生活，故事则推着笔往前走！”（前言，1页）这是史家的逻辑，也应是“民史”的写法。
（《生逢革命——辛亥前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孙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20.00元）
不过难事总得有人去做，也一定会有人去做。孙明写《生逢革命——辛亥前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生》（以下简称《生逢革命》）或许证明了他正是要试做难事的“痴人”。孙明希望以“普通人”为主角，写他们遭遇辛亥革命的历史，从字面上看其取向似很有些“时髦”。眼光向下，关注基层，说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等提法至少在史学界已喧闹了十余年。可是喧闹归喧闹，只要数数任公提倡写“民史”后的一百多年来，真正写“民史”的作品究竟有多少，就可知道大声喊话和落到实处间的距离有多大，这当然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原因之一是史料的限制，中国史籍自然浩如烟海，但仔细考索其中有关“民史”的材料可能就不太乐观，这和我们史料留存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陈平原先生即说：“我们的现代出版业，一路走来，风风火火、跌跌撞撞，没有那么一种从容与淡定，因而不太重视档案资料的管理。更何况，先有炮火纷飞，后有运动连场，侥幸留存下来的，多为‘名人墨宝’，而非‘历史资料’。”
“现代出版业”如此，“前现代资料”的情形也类似，尽管近年来不断有大量县一级的如四川南部、浙江龙泉等地的档案“出土”，为日后的“民史”写作提供了史料的可能性，但至少目前中西撰写“民史”的史料条件确实有不小的差异。
原因之二是为何写“民史”的混沌。前文所说的史料问题虽然存在，但只要有眼光（视角）的切实转换，史料总还是有的，而且还可能不少。但“转换”过后，为何而写“民史”却未必那么清晰。目前较多的有以下两种为何写“民史”的倾向：一种是试图打捞挖掘昔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以再现其生活起居、社会交往、文化趣味、消费经济等诸多历史面相。这种倾向一面呼应了欧美学界对于私人生活、消费文化等领域的关注，一面亦可让作者和读者通过其笔下和眼中历史的描摹、阅读来满足自身趣味和审美的需求。由此不少“民史”写作的目的即在于“日常生活史”的重现和品鉴。不过此种倾向若走向极致，不免有研究的过度“逸乐化”和“私人趣味化”之嫌。
另一种倾向则是“民史”成为谈论“历史重大问题”的话头和注脚。这种倾向自可追溯到“五四”，甚至更长远的时候。“民”从来就是传统中国政治运作中至关重要，却又最模糊不清的一个概念。而到二十世纪以降，“民众”、“大众”、“群众”、“人民”等概念虽也一次次被凸现，甚至被神圣化到一切合法性来源的位置，却也依然看不到“民”究竟在何处，遑论其真正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像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等似都为普通人，“正传”之类从表面看也传递出精英试图写“下等社会人的生活”的愿望，甚至还表达了精英对他们的“无限同情”（李长之语）。但这样的“民史”背后却承载着如中国国民性、传统的重估、新文化启蒙等诸多“历史重大问题”。在今日看来，这些问题并非已不“重大”，但一旦通过话头和注脚的方式与普通人对接，似乎并未合则双美，而是两相错位，彼此黯淡了面目。
原因之三则为怎样写“民史”的困惑。中国人写普通人的历史似有些先天不足，因为传统史著多遵循“春秋不书死”的原则，以致其中普通人的身影并不多见。钱穆在谈中国历史人物研究时即说：“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
不过钱穆又曾指出“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其由大批若和历史不相干之人来负荷此历史”，其言语的曲折处似也为普通人入史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无论如何中国传统史学虽不重“庶人”，但却以写“人”而见长，翦伯赞即曾对法国人说“讲到传记的历史，中国数第一”。因此与写普通人“先天不足”并存的是我们有注重历史中“活的人事”这一传统优势。可是这一优势却在“视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的近代中国渐渐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一个长程趋向是近代以来史著中“人”的退隐，常常忽略了历史中“活的人事”而换为“死的材料”。到一九四九年后历史研究中更进一步强调所谓“意义”的挖掘。而“意义”挖掘的深刻与否又和有无引证、对话外洋学术作品（初或为马列经典，后基本为欧美中国学）密切相关，以至于目前史学界多的是大受“社会科学”框架影响，列举一二三四“创新点”的专著、论文，缺少的则是能见“人”及其“行事”的作品。当然同样因为“尊西崇新”，在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等学者影响下，“说故事”的作品似乎又有一定的振兴之势。但从目前看此类作品从源头上或许就有追求“好看”压倒“见识”通透，“故事”曲折离奇超越“人”之理解评断的因子，赵园先生就指出她“有时会感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隔膜”。转看国内，受史氏等人影响的著作虽已陆续出现了一些，但它们难以闯入已成深壕壁垒的专业学术评价体系，遂转向与大众阅读市场相结合，因此总稍觉其热闹有余，但深度不足。
对照以上三点，《生逢革命》的好处和尚可讨论处就都可看得比较清楚。从好处来说，《生逢革命》注重“活的人事”，而非仅仅去写好看的“故事”。《生逢革命》的主角，除了清末成都市民这一群体外，其他则分别为威远团保甲长兼“袍哥大爷”——刘香亭，新津富商、团保总巡、南路同志军首领——侯宝斋，威远豪绅、副军政长——胡驭垓和温江学绅、县志总篆——曾学传。同时孙明又不是单纯要为这批人留下一段“去思碑”，而是通过“以人驭事”和“以事凸人”的方式来展现辛亥前后四川基层社会因新政介入，革命来袭，导致团保、学务等各地方重要权力结构急剧震荡的历史变迁图像，这种写法就笔者有限阅读范围看在众多声称写“民史”的作品中显得非常独特。
《生逢革命》能具备此种独特性，首先可归因于孙明的自我定位。他自称“史学票友”，这种定位相较孙明所受的良好史学科班训练可谓互不凿枘，但正是这“互不凿枘”却能反映他写史的一种态度。所谓“票友”并不意味着《生逢革命》表述的不严谨或学术的不规范，而是孙明并不太立足于借此书向学界中人喊话或博得学术史上的一个地位，因此反倒能从内在摆脱“学术生产机制”的束缚，随性写去，而平添了几分作史的纯粹与挥洒，其突出表现在《生逢革命》里文字的灵动与注满感情上，这是另一种方式的“正心诚意”。 其次则在于孙明读史的功夫。罗志田先生曾指出：“档案特别是基层档案的运用在近代史研究中极为不足，造成我们史学言说中乡、镇、县层次的论述迄今非常薄弱。”而《生逢革命》正是利用基层档案丰富我们对清末乡、镇、县层次历史认识的一种颇能见其效的努力。孙明作学位论文时曾在四川各个县级档案馆里爬梳材料，再加上其师承渊源和自身禀赋，他处理档案的本领自不必多言。值得特别说一说的是《生逢革命》在档案之外的一些东西。这几年笔者参加研究生开题和答辩时，时常听学生说某年到某年因为档案较少或付之阙如，所以论文在这一时段内就只能写得单薄或干脆无法落笔。这套说法乍听似有其道理：史料为史学的基础，无档案即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论文如何做得下去。但若仔细考量，问题却没那么简单。近年来史学界越来越重视档案资料的挖掘整理，这当然是令人欣喜的现象，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忙于打捞档案，夯实史料基础的同时，或许也越来越忽略了史学研究中另一些根本性东西，像历史学的想象力。前述说法最大问题在于“档案”仅是史料之一种，史学研究从来就需要各种史料的结合互证才能完成。而且即使史料完备，它们仍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点滴碎片，相对绵延不绝的历史过程而言，希望史料达到“足够多”再来拼接还原历史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中的断裂空白处必须要由史学的想象力来填补。《生逢革命》正是在综合解读各种史料后发挥想象力来收拾史料碎片上有其独到之处。
比如第一章就直接指出：“清末威远县衙档案今已不存，对刘香亭案及清末威远政治的还原，仅能得鳞爪而不能窥全貌。”（4页）这其实是自谦的说法，否则他就不会以“宣统元年四川威远团保变乱案本末”作为此章的题目。而在没有直接档案的情况下要述说一事之“本末”，就必须在其他相关材料上落功夫。为此孙明充分利用了已出版的当地文史资料，更出人意料的是他寻觅材料的范围离开了威远，更不在四川，而是在数千里外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找到了印证此事的重要史料即赵尔巽档案。这正是一种寻觅如“草蛇灰线”般材料线索的想象力。又比如对于川人、光绪牌位和保路运动的研究已非常多，但孙明却提出了一个另辟蹊径的问题：为温饱奔波的小百姓为何敢顶着先皇牌位冲向平日庶民避之不及的衙门？据他自陈问题的产生源于“二零零三年国庆假期，我住在川大家属区一栋破旧的公寓里，每天天刚亮出去时，麻将已先声夺人，暮色里乘着酒兴归来麻将也正在兴头上”。孙明所见成都人会“过生活”的模样一般会给每个去过那里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如孙君般更进一步，联系上百年前的历史故事。这也是一种“沟通古今，移情体味”的想象力。
从可讨论处上说，《生逢革命》的主角们在严格意义上算不算“普通人”或许是一个比较可议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虽然他们个体身份是矿工、绅商、学生、先生和不知名的小市民（见题记），但他们能够入史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可称为“地方精英”（local elites），或者说“地方上之有力者”。之所以这样说与中国近代变与不变多歧互渗的特殊格局有关。就孙明考察的四川来说，真正“普通”的民众恐怕正对应着近代中国不怎么变化的那一部分，想讨论他们与新政和革命的互动影响恐怕不是特别容易（城市和市镇、乡村间毕竟有很大不同）。真正可谈的恰是如“赵老太爷”、“假洋鬼子”这一类的人物，因为他们对地方社会的搅动留下了不少能让日后治史者寻觅解说的痕迹。同时他们也是受近代社会变迁影响最深，且回应这些变迁最为积极主动之人。一九零二年一位京官在赴蒙古的路上就对朝廷办新学发出过感叹，说：“学堂一开，尽讲新学洋务，凡富家延师，学堂收考，尽皆少年才艺略通洋学之辈，而老师俗儒，均以揣摩时文，确守讲章，不通时务，摒弃不用，此辈谋生无路，其闭户乐饥，安分力农者能有几人，势必越礼犯分，为害乡闾，是又风俗世道一大忧也。”
这种对“越礼犯分，为害乡闾”的重重忧虑说的正是孙明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新政与革命展开后的曲折万千、跌宕起伏与清末民初基层社会已成地方有力者之“斗场”互为因果，其表象或体现为民与绅战、民与官战和绅与官战，但究其实质往往大多是绅与绅战。从此点延伸开去，笔者阅读《生逢革命》恰恰感到川人的“绅与绅战”虽可能多一些霸蛮和血腥，但西潮和新潮的流风似未浸透他们的灵魂，因此从袍哥首领到同志军领袖，从县城豪商到乡闾学绅，他们的行事和文字都还有一股磊落的气象在。不比江南文人，从明末开始就以一种躲在揭帖和巷议背后使劲的方式来“绅与绅战”，绵延至清末从“新人物”到“反新人物”整体格局都带上一种猥琐卑下之气，所作所为不少看似轰轰烈烈，实则既小且陋，摆不上台面。这也提示我们若多从“上下左右”看史，所谈所论或能不局限于“地方社会”一隅，而是拓展到更大的考察视野。
至此，笔者不禁想起孙明业师茅海建先生经常问的一个问题：“为何要填补这块空白，不去填补那块空白，理由是什么？”此问题揭示了自任公将“普通人”纳入历史研究范围后，可作题目的数量突然膨胀了许多。但以目前史学研究尤其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基础乃建立在一片流沙地上的事实而论，如果仅仅以做“普通人”的研究为由来支撑选题，似并不太理直气壮。从这个意义上说《生逢革命》启发我们：研究“普通人”或“非普通人”的意义或都在于揭示曾经真实发生，却不可思议的历史关节之处。研究“普通人”不妨可多探究一些历史大变动时刻带来的影响与回应之处，如明明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何以在革命后很难得到“正名”，学堂与私塾之争为何是赢了“战斗”，却输了“战争”，行政改革怎样大大搅乱了当地社会秩序等等，这几个《生逢革命》里提出的问题正是尝试着从历史大变动的影响和回应处来沟通“普通人”与“非普通人”的研究。进而我们或可从这些影响和回应入手尝试解说片断零散的“人事”；“虚其心”地把握上演“人事”的晦暗不明却又有迹可寻的舞台。正像《生逢革命》里所说：“人物一旦出场就要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去生活，故事则推着笔往前走！”（前言，1页）这是史家的逻辑，也应是“民史”的写法。
（《生逢革命——辛亥前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孙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