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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宁波位于我国海岸线中段，是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之一。宋元时期，开放自由的对外政策，使得宁波的港口贸易达到发展高峰；明清时期实行的海禁政策使得宁波受到钳制，对外贸易绝对衰落；鸦片战争时期，随着五口通商时代的到来，宁波虽有开放，但主权的丧失，使其贸易发展日趋衰落。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中央政府的对外政策、市场经济条件、港口腹地范围与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国土主权的完整等外部因素都对港口城市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宁波 港口 贸易 对外政策
五口通商，实为中国近代港埠都市发展的先声，亦是近代史的发展关键，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乃至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宁波在五口之内，这个曾经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经历了一段浮浮沉沉的近代化之路。
一、因缘际会：宋元时期宁波发展的高峰
宁波，简称为甬，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长江三角洲南翼，东海之滨。东有舟山群岛为天然屏障，北濒杭州湾，西接绍兴市的嵊州、新昌、上虞，南临三门湾，并与台州的三门、天台相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港阔、水深、波平、浪静的天然良港”{1}。宁波是府治名称，“唐宋以来旧称明州，元代称庆元，明清以后始以宁波为郡名”{2}。
宋元时期，宁波的海外贸易达到繁盛的阶段。北宋初年，宋王朝就开始推行“招诱奖进”的海外贸易政策。{3}北宋太宗淳化三年，将明州设置为市舶务，其职责“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4}。这是明州对外通市最早的年代，明州的对外贸易于此也达到全盛。南宋时期，朝廷更加鼓励对外贸易，注重东南市舶之利，以扩大政府财政收入。当时明州知州胡榘向朝廷建议旧税率较高，由原来“内细色五分抽一分，粗色货物七分半抽一，改为日本、朝鲜十分抽一，其他诸国十五抽一”{5}。税率的降低，政策的支持，进一步促进了明州对外贸易的繁盛。再者，由于南宋建都临安，明州凭借临近都城的有利地位，更与广州、泉州同列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三大港口。
元朝政府在统一全国的同时，也在着手组织海外贸易，并采取“往来互市，各从所欲”{6}的自由贸易方针。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四年，元朝政府在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四地设立市舶司，宁波仍是通往日本、高丽的主要港口。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将温州市舶司并入庆元，元成宗铁穆耳大德二年，又将澉浦、上海两处并入庆元市舶提举司，庆元对外贸易的地位可见并不一般。此外，宁波作为当时重要的军港以及海漕运输起航点之一，也获得了政府的支持，修建了大批船场、仓库、码头等，增添了很多航海设备，扩大了港口面积，宁波港也更加兴盛。
二、明清海禁：宁波的绝对衰落
明清时期，政府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到清朝，仅限广州一口通商，宁波的海外活动近乎窒息。
随着倭寇的侵入，倭宦势力的逐渐扩大，明朝初期，政府开始限制宁波、泉州、广州三地的贸易往来，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7}。嘉靖二年六月，“争贡之役”发生后，明政府下令罢免宁波市舶，停止一切贸易往来。随后，“日本诸岛、佛朗机、彭亨、暹罗诸夷，前来宁波双屿港内停泊”{8}。海盗猖狂，商民与葡萄牙人相互勾结，他们也以此为据点，“在岛上建起了上千幢房屋、三十七所教堂、二所医院，以及永久性的市政厅，由葡萄牙人任市长”{9}。葡萄牙人口的增长以及势力范围的庞大引起了明政府的警觉，于是明政府采取偷袭等手段，摧毁了岛上所有的建筑，双屿港也因此失去了其贸易港口的地位。
这种海禁政策至清初也未有改变。东南海防政策的调整，使得沿海城市始终处于官方严令禁止和私人频繁贸易的局面之中，宁波也不例外。顺治十二年，政府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10}，顺治十八年，强行将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届防守，严禁逾越。
乾隆时期，英国人竭力要求宁波开埠，不料遭到了清廷的限制。乾隆元年，清廷下令凡康熙五十六年实施海禁以后出国者，永远不准回国，把宁波出海的华商侨民一律视为“天朝的叛徒”。乾隆五十九年，清廷更是对浙江嘉兴、宁波、台州、温州四府，“并环玉厅所辖各岛进行清查。除一些岛屿让当地居民居住外，其余实现封禁”{11}。
乾嘉时期，清廷通过以下几项措施，将宁波港口的贸易扼杀在繁华之下：第一，加征浙江海关税收。18世纪中叶，清廷发现自宁波等四个口岸开通后，外商“至宁波者甚多”，于是加征海关税收，限制外商来浙。乾隆帝在谕旨上也说得十分明白：“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居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是以更定章程，视粤稍重，则洋商无所利而不来以示限制，意并不在增税也。”{12}可见，清廷逐渐重视宁波口岸，对此加以限制，以为安全。第二，对出口货物的品种和数量严加限制。如乾隆二十四年，“江浙等省丝价日昂，以该处船只滨海，不无私贩出洋之弊。令江浙各省督抚转饬滨海地方文武官员严行查禁”{13}。同时，清廷为防宁波商人前往西欧从事远洋贸易，还按航行所需的时日和船只的人数，严格限定了出海船舶携带的大米和其他物品的数量，在进出口处进行检查和登记，凡是超过规定数量者，严惩不贷。第三，禁止外商来宁波贸易。为了保护封建经济，以及自给自足的社会现实，清廷一再拒绝外商来宁波开辟通商口岸。由于清廷一系列的政策，宁波的海外贸易急剧减少，宁波商品的国际市场也受到挫折。自章程更定以来，外洋市舶“知违行道之无利，不复收舶宁波”{14}。乾嘉时期，宁波港口中衰，海外贸易受到钳制。
清朝前期，清廷将宁波视为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对宁波实施海禁则是出于海防安全的考虑。闭关锁国政策使宁波由“对外开放”逐渐演变为“内向型”发展模式。然而，宁波港优越的条件，吸引着西方商人的注目，他们急迫想打开中国的大门，在宁波发展贸易往来。
三、近代开埠：宁波的相对衰落
鸦片战争后，因主权丧失而被迫开放的宁波港，侵略与抗争并存，机遇与落后同在。依据条款，英国人终于可以把垂涎已久的宁波港收入囊中。然而，事实却不如英国人所想。宁波在鸦片战争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依然坚挺，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特别是棉纺织品的侵袭有着顽强的抵抗力。宁波开埠后，入港“货船六艘，随卖随去”，洋货销路不畅，土货来源不广。英国政府不仅难以打开宁波这个广阔的市场，甚至宁波的贸易也在明显下降。道光二十四年贸易额为50万元，道光二十九年，却降到了5万元。1846年1月10日，罗伯聃说：“宁波的对外贸易似乎是不会繁荣起来了。”{15}甚至有人建议用宁波换取其他口岸。1848—1850年间，时为英国首相的巴麦遵一度有放弃宁波与福州两口而请中国另开两口的打算。{16}但英国商务监督德庇时却表示他本人“并不赞同放弃宁波，它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所有贸易都操在英国人手里的‘外港’的典型例子，对主要市场——上海，起辅助作用”{17}。上海的迅速崛起，使宁波逐渐衰落。19世纪中后期，浙江省内温州、杭州的开埠也对宁波的贸易造成了很大冲击。
关键词：宁波 港口 贸易 对外政策
五口通商，实为中国近代港埠都市发展的先声，亦是近代史的发展关键，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乃至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宁波在五口之内，这个曾经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经历了一段浮浮沉沉的近代化之路。
一、因缘际会：宋元时期宁波发展的高峰
宁波，简称为甬，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长江三角洲南翼，东海之滨。东有舟山群岛为天然屏障，北濒杭州湾，西接绍兴市的嵊州、新昌、上虞，南临三门湾，并与台州的三门、天台相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港阔、水深、波平、浪静的天然良港”{1}。宁波是府治名称，“唐宋以来旧称明州，元代称庆元，明清以后始以宁波为郡名”{2}。
宋元时期，宁波的海外贸易达到繁盛的阶段。北宋初年，宋王朝就开始推行“招诱奖进”的海外贸易政策。{3}北宋太宗淳化三年，将明州设置为市舶务，其职责“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4}。这是明州对外通市最早的年代，明州的对外贸易于此也达到全盛。南宋时期，朝廷更加鼓励对外贸易，注重东南市舶之利，以扩大政府财政收入。当时明州知州胡榘向朝廷建议旧税率较高，由原来“内细色五分抽一分，粗色货物七分半抽一，改为日本、朝鲜十分抽一，其他诸国十五抽一”{5}。税率的降低，政策的支持，进一步促进了明州对外贸易的繁盛。再者，由于南宋建都临安，明州凭借临近都城的有利地位，更与广州、泉州同列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三大港口。
元朝政府在统一全国的同时，也在着手组织海外贸易，并采取“往来互市，各从所欲”{6}的自由贸易方针。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四年，元朝政府在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四地设立市舶司，宁波仍是通往日本、高丽的主要港口。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将温州市舶司并入庆元，元成宗铁穆耳大德二年，又将澉浦、上海两处并入庆元市舶提举司，庆元对外贸易的地位可见并不一般。此外，宁波作为当时重要的军港以及海漕运输起航点之一，也获得了政府的支持，修建了大批船场、仓库、码头等，增添了很多航海设备，扩大了港口面积，宁波港也更加兴盛。
二、明清海禁：宁波的绝对衰落
明清时期，政府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到清朝，仅限广州一口通商，宁波的海外活动近乎窒息。
随着倭寇的侵入，倭宦势力的逐渐扩大，明朝初期，政府开始限制宁波、泉州、广州三地的贸易往来，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7}。嘉靖二年六月，“争贡之役”发生后，明政府下令罢免宁波市舶，停止一切贸易往来。随后，“日本诸岛、佛朗机、彭亨、暹罗诸夷，前来宁波双屿港内停泊”{8}。海盗猖狂，商民与葡萄牙人相互勾结，他们也以此为据点，“在岛上建起了上千幢房屋、三十七所教堂、二所医院，以及永久性的市政厅，由葡萄牙人任市长”{9}。葡萄牙人口的增长以及势力范围的庞大引起了明政府的警觉，于是明政府采取偷袭等手段，摧毁了岛上所有的建筑，双屿港也因此失去了其贸易港口的地位。
这种海禁政策至清初也未有改变。东南海防政策的调整，使得沿海城市始终处于官方严令禁止和私人频繁贸易的局面之中，宁波也不例外。顺治十二年，政府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10}，顺治十八年，强行将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届防守，严禁逾越。
乾隆时期，英国人竭力要求宁波开埠，不料遭到了清廷的限制。乾隆元年，清廷下令凡康熙五十六年实施海禁以后出国者，永远不准回国，把宁波出海的华商侨民一律视为“天朝的叛徒”。乾隆五十九年，清廷更是对浙江嘉兴、宁波、台州、温州四府，“并环玉厅所辖各岛进行清查。除一些岛屿让当地居民居住外，其余实现封禁”{11}。
乾嘉时期，清廷通过以下几项措施，将宁波港口的贸易扼杀在繁华之下：第一，加征浙江海关税收。18世纪中叶，清廷发现自宁波等四个口岸开通后，外商“至宁波者甚多”，于是加征海关税收，限制外商来浙。乾隆帝在谕旨上也说得十分明白：“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居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是以更定章程，视粤稍重，则洋商无所利而不来以示限制，意并不在增税也。”{12}可见，清廷逐渐重视宁波口岸，对此加以限制，以为安全。第二，对出口货物的品种和数量严加限制。如乾隆二十四年，“江浙等省丝价日昂，以该处船只滨海，不无私贩出洋之弊。令江浙各省督抚转饬滨海地方文武官员严行查禁”{13}。同时，清廷为防宁波商人前往西欧从事远洋贸易，还按航行所需的时日和船只的人数，严格限定了出海船舶携带的大米和其他物品的数量，在进出口处进行检查和登记，凡是超过规定数量者，严惩不贷。第三，禁止外商来宁波贸易。为了保护封建经济，以及自给自足的社会现实，清廷一再拒绝外商来宁波开辟通商口岸。由于清廷一系列的政策，宁波的海外贸易急剧减少，宁波商品的国际市场也受到挫折。自章程更定以来，外洋市舶“知违行道之无利，不复收舶宁波”{14}。乾嘉时期，宁波港口中衰，海外贸易受到钳制。
清朝前期，清廷将宁波视为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对宁波实施海禁则是出于海防安全的考虑。闭关锁国政策使宁波由“对外开放”逐渐演变为“内向型”发展模式。然而，宁波港优越的条件，吸引着西方商人的注目，他们急迫想打开中国的大门，在宁波发展贸易往来。
三、近代开埠：宁波的相对衰落
鸦片战争后，因主权丧失而被迫开放的宁波港，侵略与抗争并存，机遇与落后同在。依据条款，英国人终于可以把垂涎已久的宁波港收入囊中。然而，事实却不如英国人所想。宁波在鸦片战争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依然坚挺，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特别是棉纺织品的侵袭有着顽强的抵抗力。宁波开埠后，入港“货船六艘，随卖随去”，洋货销路不畅，土货来源不广。英国政府不仅难以打开宁波这个广阔的市场，甚至宁波的贸易也在明显下降。道光二十四年贸易额为50万元，道光二十九年，却降到了5万元。1846年1月10日，罗伯聃说：“宁波的对外贸易似乎是不会繁荣起来了。”{15}甚至有人建议用宁波换取其他口岸。1848—1850年间，时为英国首相的巴麦遵一度有放弃宁波与福州两口而请中国另开两口的打算。{16}但英国商务监督德庇时却表示他本人“并不赞同放弃宁波，它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所有贸易都操在英国人手里的‘外港’的典型例子，对主要市场——上海，起辅助作用”{17}。上海的迅速崛起，使宁波逐渐衰落。19世纪中后期，浙江省内温州、杭州的开埠也对宁波的贸易造成了很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