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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内迁职工是三线建设最主要的参与者。他们在内迁到三线地区后,面临着各方面的社会适应问题。本文以重庆的一家三线企业K厂为例,从生活方式、制度和思想观念等方面来探讨三线建设内迁职工的社会适应状况。三线内迁职工的社会适应经历了冲击—转变—稳定三个阶段,受到了移民主体能动性、迁入地社会支持以及政府举措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三线建设;内迁职工;社会适应
一、引言
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陆地区进行的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建设。它横贯三个五年计划,历时16年,涉及13个省、自治区,建立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以前学界对三线建设的研究视野多从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出发,研究内容多从三线建设的背景、过程和影响等宏观层面进行探讨,在研究的人群上也大多集中在三线建设的领导人等重要人物上,少有学者对普通三线建设者及其具体社会生活状况进行深入分析。而在三线建设者中,内迁职工是三线建设最主要的参与者,共有400多万人迁徙到内地。他们在内迁到三线地区后,面临着诸多方面的社会适应问题。因此,本文拟选择三线建设重点地区——重庆的一家三线企业K厂,深入剖析内迁到该厂的三线职工的社会适应问题。
K厂是1951年底由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第六处筹建成立的劳改企业,主营汽车修理业务。工厂成立之初人数较少,后因劳改系统不少企业转厂、撤销,许多工厂的人员和设备并入K厂,60年代初达到2000多人,由劳改犯人、刑满留厂就业人员和少数干部、工人构成。三线建设开始后,国家投资对该厂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为军用越野车配套生产柴油发动机。为解决技术力量不足问题,有关部门于1965年从杭州某发动机厂抽调了一批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内迁重庆,调入K厂工作。该批内迁职工及家属共534人,含57个单职工,112户家庭。其中,厂级干部2人,中层干部12人,另有随迁家属中干1人;技术干部26人,管理干部8人,职工211人,随迁家属274人。这些内迁职工及家属从杭州乘火车到达上海,然后乘船离开上海前往重庆,到厂后入住两栋新家属宿舍“杭州大楼”。由此,内迁职工开始了他们在重庆K厂的工作与生活,各方面的社会适应问題也随之而来。
作为外地移民,三线内迁职工主要面临着生活方式、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社会适应。本文在收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主要采用访谈法对原K厂多位内迁职工及家属进行深度访谈,以理清内迁移民各方面的社会适应状况,并进一步探讨他们社会适应的主要阶段和影响因素。
二、生活方式的适应
1.语言
在语言交流方面,移民内部群体之间不存在语言交流的障碍。在刚内迁至重庆的幾年里,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杭州人都只用杭州话进行交流。在内迁初期,内迁职工较少与当地人交往,一方面是由于语言的沟通不畅,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K厂地处比较偏僻的地段,周围居民较少,平时都在厂里上班,与当地人接触的机会不多。K厂在当时属于特殊的劳改性质企业,工厂的犯人、就业人员和职工分别进行管理,劳改犯人和就业人员工作结束以后就会被统一带走。当时杭州迁来的大批工人并未与其有过多的接触,在工作中也只是简单的几句话交流,生活当中更是没有交往。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大多数的内迁职工就只需说杭州话。
2.饮食
杭州饮食偏甜,口味较清淡纯鲜;重庆饮食多麻辣。内迁后经常在食堂吃饭的职工表示,在食堂吃饭基本都是重庆口味的,虽然不习惯,但是也没有其他办法。单身移民在与当地人结婚后,饮食习惯也发生了一定变化。有移民表示,在与妻子结婚之后,虽然妻子做饭口味会迁就着他,但生活中免不了会做一些重庆口味的饭菜,他也开始适应重庆的口味了。双职工家庭基本就是买菜在家里面做饭,杭州的饮食习惯沿袭得较多。而移民的子女基本都已习惯重庆口味了。
除饭菜的口味外,杭州人其他方面的饮食习惯也与当地重庆人有较大的差异。在买菜的时候,重庆人习惯大块大块地买,但是杭州人就是半斤几两地买。杭州人做的饭菜都是盛小碟就上桌了,有精巧细致、江南人家的秀气之处,不像重庆人这般豪放。重庆人到移民家里来做客,杭州人也是以这种方式来待客,客人看到这么小的一碟菜,都不敢动筷子夹。但经过交流与融合,双方都能适应对方的生活习惯,做到相互理解。
3.居住与交通
K厂有两个生活区,一个是A生活区,与厂大门相接,有职工住宅、男单工宿舍,还有职工第一食堂、浴室、电影院图书室等,内迁双职工所居“杭州大楼”便在此生活区,男单工宿舍则立于东北面的半山之上。另一个则是B生活区,位于厂区西面的低凹地带,有职工住宅、医院、托儿所、第二食堂等基础生活设施。K厂在当时为杭州内迁职工新建住宅,统一配置房屋。许多移民表示房子还不错,是特地为杭州人修建的,砖好,水泥也好,房屋的质量在当时算是很好的了。所以他们心里的落差感会小一些,都表示能够适应。
杭州道路平坦,四通八达,骑自行车出行非常方便,由于经济发展较好,公共交通较重庆也方便许多。而重庆地区道路多弯曲,起伏较大,少平直道路。大部分移民表示重庆山高地不平,出门就要爬坡上坎。当时要出厂只有一条路,离公交站也比较远,到城里去也很不方便,坡坡坎坎很多,骑自行车也不太现实。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已经慢慢适应重庆的交通环境了。
4.人际交往
K厂企业性质特殊,改造扩建后仍属于劳改企业,工作环境较迁出厂复杂。内迁职工与劳改犯、就业人员一同工作,在上班期间也有劳教干事巡逻值守;劳动结束之后并未与内迁职工一起,而是被带走单独看管。这种特殊的环境下,移民上班期间与杭州之外的人的交往就只能在工作时进行,移民与犯人、就业人员的交往是这期间的主要社会交往。但大部分移民都表示,在工作的时候与他们也没有过多的交往。而在与当地居民的交往之中,最初由于厂区地处农村,周围居民较少,内迁移民与当地居民的交往也较少,与杭州老乡的交往是这段时期主要的社会交往;随着工厂的转型和发展,本地居民逐渐增多,内迁职工与当地人的交往也逐渐频繁,移民的主要社会交往对象逐步转变成本地居民,与当地人逐步建立起了良好的社会交往关系。 内迁职工与杭州亲人和朋友的交往情况也有差异,拖家带口内迁到重庆的双职工家庭,与老家亲戚的交往要少于单身职工。一方面是由于最初双职工家庭是没有探亲假的,而单身职工每年有一次探亲的机会,有条件维护原有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是一家人都搬迁到重庆之后,整个社会支持系统也一同到了重庆,切断了在杭州当地社会关系的联系。而单身的职工的社会支持力量都在杭州,社会支持系统还处在原生家庭阶段,父母、姊妹都在杭州,因此与杭州的交往更加密切与频繁。
三、制度文化的適应
社会规范在制度层面上表现为一些社会组织以及其规约制度,如政策宣传、企业制度以及节日习俗等。制度文化就其内涵而言包括各种成文的和习惯的行为模式与行为规范,它是影响或制约人类行为的重要因素,也是三线内迁职工社会适应的重要内容之一。内迁移民对制度文化的适应主要表现为对三线建设政策和迁入厂制度的了解、态度及反应。
1.三线建设政策
三线建设任务下达到迁出厂后,由厂里的党委进行反复动员,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方法,对全厂的职工进行动员教育。然后各部门分组讨论,确定内迁的报名程序。当时成立了一个内迁领导小组来确定内迁职工的人选,他们摸底排队,内定名单,进行政治审查以及摸清内迁人员及其家属的情况,这些工作都是在确定名单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工厂对三线政策进行广泛宣导,层层动员,三线建设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得较为透彻,所以大部分职工都对相关的政策有所了解。
同时,三线职工的内迁涉及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问题,大至怎样安排迁出厂的职工分布和迁入厂的结构调整,怎样调节迁入厂的职权分布与工作矛盾,甚至怎样带动内陆地区的产能增长;小至哪些人该内迁,哪些人能内迁,内迁带不带家属,怎样安置职工家属,住处的安排,子女的上学就读问题等。由于这些问题事先都做了详细的准备,不少职工表示,工厂把内迁之后工作及生活的各方面都做了详细的安排,他们的后顾之忧不大。加之是职工自己报名参加建设的,他们早已有了心理准备,所以适应的主动性较强,大都愿意响应号召,积极支援三线建设。
2.厂规与企业制度
K厂厂内的行政干部、组织生产、财务和劳改业务等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均是由公安部负责;由机械工业部负责生产任务安排、技术领导、生产业务方向和技术改造规划的确定、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以及设备申请、调拨、补充等工作。犯人的管教方面由管教干事负责,后来派驻了一个连队,配合工厂的管教部门,担负看守和管制犯人的任务。
内迁职工搬迁入厂之后,对工人实行企业管理的制度,而对于劳改犯和就业人员则实行原有的劳改管理制度。两种制度虽然有冲突和碰撞,但是大多数内迁职工都表示能够适应。一方面是当时内迁的原因在于支援国家的建设,建设国家的大后方,他们对此的认同感很强;另一方面则是在工作中,他们与劳改犯和就业人员打交道时,发现有些劳改犯和就业人员的技术比一些工人的技术都要强,在工作中积极投入,对他们未造成太多负面影响。因此,内迁职工能较好地适应工厂的制度。
四、思想观念的适应
不同地域群体的思想观念存在差异,因此三线职工在内迁后也面临着思想观念上的碰撞和适应。这类社会适应体现在家庭社会观、情感归属与身份认同等方面。
1.家庭社会观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和群体形式,是一个人学习、成长的第一课堂。家庭社会观是指家庭成员对所属的家庭这一个社会实体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看法。笔者这里主要探讨的是三线内迁职工在经历人生这一大转变后,对子女的教育所灌输的理念。
内迁职工牺牲小我和家庭,扶老携幼,从沿海城市举家搬迁到一无所知的山城重庆。在对子女的教育中,他们常常会宣扬为国家做奉献的理念。他们克服困难,适应當地的语言和生活,为国家做贡献的精神,也传承到了子女的身上。因而许多的三线子女都继续奋斗在上一辈的岗位上,发扬父辈们的优良品德和奋斗精神,活跃在建设祖国的各个领域。
2.情感归属与身份认同
心理适应是移民达到社会适应的最高层面,移民只有从心理上对当地人和物产生认同,才能真正意义上达到社会适应。三线建设的规模庞大、人数众多,内迁付出了巨大的物质、心理和社会成本。虽然工厂在搬迁之前做好了物质准备工作,如与职工生活切实相关的布票、蚊帐票、棉花票、补助金和运输工具等,也为职工在重庆的住房、吃饭、穿衣、生活用具、子女入学、入托等问题做了准备。但是仍旧无法让内迁职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因而造成他们心理上的失落感和不安全感。虽然做好了支援条件艰苦的内陆地区建设的心理准备,当真的来到重庆的那一刻,他们的内心还是会产生失落和迷惘。
五、内迁职工社会适应的阶段与影响因素
1.社会适应的主要阶段
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移民的社会适应也不例外。三线建设内迁职工社会适应的实质是社会文化系统及移民与K厂环境不断调整并获得生存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缓慢的、逐步进行的。在移民过程中,个人通过再社会化,重新定位角色,确定移民身份,在与他人和环境的互动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达到社会的需求,其最终目的是实现自我的完善和发展。
内迁职工刚到迁入地的新鲜期,处于移民适应期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冲击阶段。此时移民刚来到重庆这片陌生的土地,进入全新的社会环境,怀揣着建设国家的心情来到偏远内陆地区,迫不及待想要为国家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却遭受强烈的文化冲击,直接影响到移民的生活与生产,如语言不通、环境不适和制度冲突等,迫使移民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做出相应的调整;第二阶段是转变阶段,移民在这个阶段对新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和当地人的交往增多,初来乍到的“惊慌失措”已逐渐消失,开始克服环境中的种种障碍,调整自己的社会行为,进而满足自己的需求,使自己适应新的社会环境,通过努力得到本地居民的认可,获得了一种内在的安全感;在经历转变后,进入稳定阶段,生产和生活逐渐适应,最初的失落感减少直至没有,移民不再是被当作外地人,安心从事生产生活和进行社会交往,社会适应最终完成。 2.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
社会适应要经过冲击、转变和稳定三个阶段,进入稳定阶段则标志着社会适应的完成。然而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移民都能达到社会适应的稳定阶段。K厂内迁职工及家属最初有534人,除去80年代调回杭州的部分职工,大部分移民在退休后都選择回杭州养老,到现在留在重庆的只有一百余人,只占移民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部分内迁职工在社会适应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通过调查发现,影响内迁职工社会适应的因素主要有:
(1)移民的主体能动性
移民主体能动性对移民社会适应具有重要作用。移民的主体能动性高,就能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克服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积极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环境中去。移民在面对重庆全新的环境与生活心理的不适应时,有良好的思想准备,通过调整自身的心态,认清事实,积极适应环境。一些单身移民在内迁之后,选择与当地人组建家庭,结婚生子,积极与迁入地居民交流,社会适应状况良好。但也有部分移民不够主动,思想波动较大,更有甚者认为是被“骗”来的,情绪低落,纪律涣散,以为完成短期任务即可返回杭州,所以没有长期的思想准备。由此可见,移民的社会适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发挥自身的主体能动性状况。
(2)迁入地的社会支持
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与当地的社会接纳和支持程度有密切的关系。移民迁移意味着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瓦解,只有家庭关系网络依然保持,因此在迁移之后,当地的社会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迁入重庆的初期,由于工厂特殊的劳改企业性质,且工厂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移民和劳改犯、就业人员以及当地居民不会有过多的交流。70年代后企业转型,结构重组,本地职工逐渐增多,社会支持网络在与同事、邻里的互动之间逐渐建立起来。迁入地的社会支持建立起来之后,减轻了移民在迁入地的疏离感和不安感,缓解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加快了移民社会适应的步伐。
(3)政府及单位的举措
三线内迁职工是国家实施重大战略决策的结果,移民的适应状况与国家及单位的各项举措有密切的关系。三线内迁前期的宣传教育与反复动员,组织先遣部队进行考察摸底,内迁过程的细节安排,职工家属子女的安置等举措,可以为内迁职工适应全新的环境创造条件。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政策执行“一刀切”、对困难职工关心不够、忽视职工情感和心理感受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迁职工的社会适应。
基金项目:本文为四川外国语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被遗忘的辉煌——三线建设亲历者口述资料的收集与整理“(201610650034)成果。
参考文献
[1]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1.
[2]张勇.社会史视野中的三线建设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14(6):116-119.
[3]K厂厂志[Z].未刊,2005:113.
[4]王XX访谈记录,2016-11-12/2017-03-03.
[5]韩XX访谈记录,2015-12-20/2016-12-23/2017-03-04.
[6]孙XX访谈记录,2015-12-28/2016-05-08/2017-02-28
[7]金XX访谈记录,2016-05-12/2017-03-02.
作者简介
颜研(1993—),女,重庆开州人,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学系学生。
(作者單位: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学系)
关键词:三线建设;内迁职工;社会适应
一、引言
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陆地区进行的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建设。它横贯三个五年计划,历时16年,涉及13个省、自治区,建立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以前学界对三线建设的研究视野多从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出发,研究内容多从三线建设的背景、过程和影响等宏观层面进行探讨,在研究的人群上也大多集中在三线建设的领导人等重要人物上,少有学者对普通三线建设者及其具体社会生活状况进行深入分析。而在三线建设者中,内迁职工是三线建设最主要的参与者,共有400多万人迁徙到内地。他们在内迁到三线地区后,面临着诸多方面的社会适应问题。因此,本文拟选择三线建设重点地区——重庆的一家三线企业K厂,深入剖析内迁到该厂的三线职工的社会适应问题。
K厂是1951年底由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第六处筹建成立的劳改企业,主营汽车修理业务。工厂成立之初人数较少,后因劳改系统不少企业转厂、撤销,许多工厂的人员和设备并入K厂,60年代初达到2000多人,由劳改犯人、刑满留厂就业人员和少数干部、工人构成。三线建设开始后,国家投资对该厂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为军用越野车配套生产柴油发动机。为解决技术力量不足问题,有关部门于1965年从杭州某发动机厂抽调了一批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内迁重庆,调入K厂工作。该批内迁职工及家属共534人,含57个单职工,112户家庭。其中,厂级干部2人,中层干部12人,另有随迁家属中干1人;技术干部26人,管理干部8人,职工211人,随迁家属274人。这些内迁职工及家属从杭州乘火车到达上海,然后乘船离开上海前往重庆,到厂后入住两栋新家属宿舍“杭州大楼”。由此,内迁职工开始了他们在重庆K厂的工作与生活,各方面的社会适应问題也随之而来。
作为外地移民,三线内迁职工主要面临着生活方式、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社会适应。本文在收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主要采用访谈法对原K厂多位内迁职工及家属进行深度访谈,以理清内迁移民各方面的社会适应状况,并进一步探讨他们社会适应的主要阶段和影响因素。
二、生活方式的适应
1.语言
在语言交流方面,移民内部群体之间不存在语言交流的障碍。在刚内迁至重庆的幾年里,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杭州人都只用杭州话进行交流。在内迁初期,内迁职工较少与当地人交往,一方面是由于语言的沟通不畅,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K厂地处比较偏僻的地段,周围居民较少,平时都在厂里上班,与当地人接触的机会不多。K厂在当时属于特殊的劳改性质企业,工厂的犯人、就业人员和职工分别进行管理,劳改犯人和就业人员工作结束以后就会被统一带走。当时杭州迁来的大批工人并未与其有过多的接触,在工作中也只是简单的几句话交流,生活当中更是没有交往。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大多数的内迁职工就只需说杭州话。
2.饮食
杭州饮食偏甜,口味较清淡纯鲜;重庆饮食多麻辣。内迁后经常在食堂吃饭的职工表示,在食堂吃饭基本都是重庆口味的,虽然不习惯,但是也没有其他办法。单身移民在与当地人结婚后,饮食习惯也发生了一定变化。有移民表示,在与妻子结婚之后,虽然妻子做饭口味会迁就着他,但生活中免不了会做一些重庆口味的饭菜,他也开始适应重庆的口味了。双职工家庭基本就是买菜在家里面做饭,杭州的饮食习惯沿袭得较多。而移民的子女基本都已习惯重庆口味了。
除饭菜的口味外,杭州人其他方面的饮食习惯也与当地重庆人有较大的差异。在买菜的时候,重庆人习惯大块大块地买,但是杭州人就是半斤几两地买。杭州人做的饭菜都是盛小碟就上桌了,有精巧细致、江南人家的秀气之处,不像重庆人这般豪放。重庆人到移民家里来做客,杭州人也是以这种方式来待客,客人看到这么小的一碟菜,都不敢动筷子夹。但经过交流与融合,双方都能适应对方的生活习惯,做到相互理解。
3.居住与交通
K厂有两个生活区,一个是A生活区,与厂大门相接,有职工住宅、男单工宿舍,还有职工第一食堂、浴室、电影院图书室等,内迁双职工所居“杭州大楼”便在此生活区,男单工宿舍则立于东北面的半山之上。另一个则是B生活区,位于厂区西面的低凹地带,有职工住宅、医院、托儿所、第二食堂等基础生活设施。K厂在当时为杭州内迁职工新建住宅,统一配置房屋。许多移民表示房子还不错,是特地为杭州人修建的,砖好,水泥也好,房屋的质量在当时算是很好的了。所以他们心里的落差感会小一些,都表示能够适应。
杭州道路平坦,四通八达,骑自行车出行非常方便,由于经济发展较好,公共交通较重庆也方便许多。而重庆地区道路多弯曲,起伏较大,少平直道路。大部分移民表示重庆山高地不平,出门就要爬坡上坎。当时要出厂只有一条路,离公交站也比较远,到城里去也很不方便,坡坡坎坎很多,骑自行车也不太现实。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已经慢慢适应重庆的交通环境了。
4.人际交往
K厂企业性质特殊,改造扩建后仍属于劳改企业,工作环境较迁出厂复杂。内迁职工与劳改犯、就业人员一同工作,在上班期间也有劳教干事巡逻值守;劳动结束之后并未与内迁职工一起,而是被带走单独看管。这种特殊的环境下,移民上班期间与杭州之外的人的交往就只能在工作时进行,移民与犯人、就业人员的交往是这期间的主要社会交往。但大部分移民都表示,在工作的时候与他们也没有过多的交往。而在与当地居民的交往之中,最初由于厂区地处农村,周围居民较少,内迁移民与当地居民的交往也较少,与杭州老乡的交往是这段时期主要的社会交往;随着工厂的转型和发展,本地居民逐渐增多,内迁职工与当地人的交往也逐渐频繁,移民的主要社会交往对象逐步转变成本地居民,与当地人逐步建立起了良好的社会交往关系。 内迁职工与杭州亲人和朋友的交往情况也有差异,拖家带口内迁到重庆的双职工家庭,与老家亲戚的交往要少于单身职工。一方面是由于最初双职工家庭是没有探亲假的,而单身职工每年有一次探亲的机会,有条件维护原有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是一家人都搬迁到重庆之后,整个社会支持系统也一同到了重庆,切断了在杭州当地社会关系的联系。而单身的职工的社会支持力量都在杭州,社会支持系统还处在原生家庭阶段,父母、姊妹都在杭州,因此与杭州的交往更加密切与频繁。
三、制度文化的適应
社会规范在制度层面上表现为一些社会组织以及其规约制度,如政策宣传、企业制度以及节日习俗等。制度文化就其内涵而言包括各种成文的和习惯的行为模式与行为规范,它是影响或制约人类行为的重要因素,也是三线内迁职工社会适应的重要内容之一。内迁移民对制度文化的适应主要表现为对三线建设政策和迁入厂制度的了解、态度及反应。
1.三线建设政策
三线建设任务下达到迁出厂后,由厂里的党委进行反复动员,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方法,对全厂的职工进行动员教育。然后各部门分组讨论,确定内迁的报名程序。当时成立了一个内迁领导小组来确定内迁职工的人选,他们摸底排队,内定名单,进行政治审查以及摸清内迁人员及其家属的情况,这些工作都是在确定名单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工厂对三线政策进行广泛宣导,层层动员,三线建设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得较为透彻,所以大部分职工都对相关的政策有所了解。
同时,三线职工的内迁涉及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问题,大至怎样安排迁出厂的职工分布和迁入厂的结构调整,怎样调节迁入厂的职权分布与工作矛盾,甚至怎样带动内陆地区的产能增长;小至哪些人该内迁,哪些人能内迁,内迁带不带家属,怎样安置职工家属,住处的安排,子女的上学就读问题等。由于这些问题事先都做了详细的准备,不少职工表示,工厂把内迁之后工作及生活的各方面都做了详细的安排,他们的后顾之忧不大。加之是职工自己报名参加建设的,他们早已有了心理准备,所以适应的主动性较强,大都愿意响应号召,积极支援三线建设。
2.厂规与企业制度
K厂厂内的行政干部、组织生产、财务和劳改业务等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均是由公安部负责;由机械工业部负责生产任务安排、技术领导、生产业务方向和技术改造规划的确定、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以及设备申请、调拨、补充等工作。犯人的管教方面由管教干事负责,后来派驻了一个连队,配合工厂的管教部门,担负看守和管制犯人的任务。
内迁职工搬迁入厂之后,对工人实行企业管理的制度,而对于劳改犯和就业人员则实行原有的劳改管理制度。两种制度虽然有冲突和碰撞,但是大多数内迁职工都表示能够适应。一方面是当时内迁的原因在于支援国家的建设,建设国家的大后方,他们对此的认同感很强;另一方面则是在工作中,他们与劳改犯和就业人员打交道时,发现有些劳改犯和就业人员的技术比一些工人的技术都要强,在工作中积极投入,对他们未造成太多负面影响。因此,内迁职工能较好地适应工厂的制度。
四、思想观念的适应
不同地域群体的思想观念存在差异,因此三线职工在内迁后也面临着思想观念上的碰撞和适应。这类社会适应体现在家庭社会观、情感归属与身份认同等方面。
1.家庭社会观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和群体形式,是一个人学习、成长的第一课堂。家庭社会观是指家庭成员对所属的家庭这一个社会实体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看法。笔者这里主要探讨的是三线内迁职工在经历人生这一大转变后,对子女的教育所灌输的理念。
内迁职工牺牲小我和家庭,扶老携幼,从沿海城市举家搬迁到一无所知的山城重庆。在对子女的教育中,他们常常会宣扬为国家做奉献的理念。他们克服困难,适应當地的语言和生活,为国家做贡献的精神,也传承到了子女的身上。因而许多的三线子女都继续奋斗在上一辈的岗位上,发扬父辈们的优良品德和奋斗精神,活跃在建设祖国的各个领域。
2.情感归属与身份认同
心理适应是移民达到社会适应的最高层面,移民只有从心理上对当地人和物产生认同,才能真正意义上达到社会适应。三线建设的规模庞大、人数众多,内迁付出了巨大的物质、心理和社会成本。虽然工厂在搬迁之前做好了物质准备工作,如与职工生活切实相关的布票、蚊帐票、棉花票、补助金和运输工具等,也为职工在重庆的住房、吃饭、穿衣、生活用具、子女入学、入托等问题做了准备。但是仍旧无法让内迁职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因而造成他们心理上的失落感和不安全感。虽然做好了支援条件艰苦的内陆地区建设的心理准备,当真的来到重庆的那一刻,他们的内心还是会产生失落和迷惘。
五、内迁职工社会适应的阶段与影响因素
1.社会适应的主要阶段
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移民的社会适应也不例外。三线建设内迁职工社会适应的实质是社会文化系统及移民与K厂环境不断调整并获得生存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缓慢的、逐步进行的。在移民过程中,个人通过再社会化,重新定位角色,确定移民身份,在与他人和环境的互动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达到社会的需求,其最终目的是实现自我的完善和发展。
内迁职工刚到迁入地的新鲜期,处于移民适应期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冲击阶段。此时移民刚来到重庆这片陌生的土地,进入全新的社会环境,怀揣着建设国家的心情来到偏远内陆地区,迫不及待想要为国家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却遭受强烈的文化冲击,直接影响到移民的生活与生产,如语言不通、环境不适和制度冲突等,迫使移民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做出相应的调整;第二阶段是转变阶段,移民在这个阶段对新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和当地人的交往增多,初来乍到的“惊慌失措”已逐渐消失,开始克服环境中的种种障碍,调整自己的社会行为,进而满足自己的需求,使自己适应新的社会环境,通过努力得到本地居民的认可,获得了一种内在的安全感;在经历转变后,进入稳定阶段,生产和生活逐渐适应,最初的失落感减少直至没有,移民不再是被当作外地人,安心从事生产生活和进行社会交往,社会适应最终完成。 2.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
社会适应要经过冲击、转变和稳定三个阶段,进入稳定阶段则标志着社会适应的完成。然而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移民都能达到社会适应的稳定阶段。K厂内迁职工及家属最初有534人,除去80年代调回杭州的部分职工,大部分移民在退休后都選择回杭州养老,到现在留在重庆的只有一百余人,只占移民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部分内迁职工在社会适应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通过调查发现,影响内迁职工社会适应的因素主要有:
(1)移民的主体能动性
移民主体能动性对移民社会适应具有重要作用。移民的主体能动性高,就能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克服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积极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环境中去。移民在面对重庆全新的环境与生活心理的不适应时,有良好的思想准备,通过调整自身的心态,认清事实,积极适应环境。一些单身移民在内迁之后,选择与当地人组建家庭,结婚生子,积极与迁入地居民交流,社会适应状况良好。但也有部分移民不够主动,思想波动较大,更有甚者认为是被“骗”来的,情绪低落,纪律涣散,以为完成短期任务即可返回杭州,所以没有长期的思想准备。由此可见,移民的社会适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发挥自身的主体能动性状况。
(2)迁入地的社会支持
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与当地的社会接纳和支持程度有密切的关系。移民迁移意味着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瓦解,只有家庭关系网络依然保持,因此在迁移之后,当地的社会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迁入重庆的初期,由于工厂特殊的劳改企业性质,且工厂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移民和劳改犯、就业人员以及当地居民不会有过多的交流。70年代后企业转型,结构重组,本地职工逐渐增多,社会支持网络在与同事、邻里的互动之间逐渐建立起来。迁入地的社会支持建立起来之后,减轻了移民在迁入地的疏离感和不安感,缓解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加快了移民社会适应的步伐。
(3)政府及单位的举措
三线内迁职工是国家实施重大战略决策的结果,移民的适应状况与国家及单位的各项举措有密切的关系。三线内迁前期的宣传教育与反复动员,组织先遣部队进行考察摸底,内迁过程的细节安排,职工家属子女的安置等举措,可以为内迁职工适应全新的环境创造条件。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政策执行“一刀切”、对困难职工关心不够、忽视职工情感和心理感受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迁职工的社会适应。
基金项目:本文为四川外国语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被遗忘的辉煌——三线建设亲历者口述资料的收集与整理“(201610650034)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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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颜研(1993—),女,重庆开州人,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学系学生。
(作者單位: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