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是个特异的存在。他的创作如连绵火山，表面看是灰冷坚硬现实的直观，内部其实蕴含着炽热柔软的情怀。阅读他的小说，不仅能感同身受于底层人民的生存苦难和精神受难；同时，他的文化寓言，现实魔幻、生存反思、社会批判，以及启蒙思想和终极关怀，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底层文学价值悖论的超越性文化自觉，即努力探求精神救赎之路，折返到自然中，重建更符合理想人性和世界理想的伦理秩序。
　　早期“神农架系列”小说，展示了鄂西北贫瘠山区农民充满血和泪的苦难人生。真实残酷的生活场景，极端的个人遭遇和命运磨难，无不呈现出令人震撼的艺术感染力和现实生存的压迫感。“从这样的叙述中我们能感到作家对苦难的震惊，从这种震惊中作者传达出他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但作家并没有止于震惊，更重要的是他被苦难中搏斗的精神所震撼。恰恰是这种震撼，使小说超越了一般的问题小说，在对现实批判之外，作家还有更深的精神追问。”从中篇小说《松鸦为什么鸣叫》《狂犬事件》《马嘶岭血案》《太平狗》到长篇小说《猎人峰》《到天边收割》，陈应松专注于苦难主题和底层生存，不断迫近死亡、残酷、生存绝境的极限。
　　近年来的“荆州系列”小说，看得出一些转变，包括题材的选取，以及对底层的认识，对底层叙事的艺术处理，对时代的阐释，对社会问题的追溯，对道路的探求，都超越了已有的底层写作。如果说“底层写作”对当代中国文学真正产生重大影响，能够成为文学发展的新元素，陈应松的创作意义重大。陈应松的文字，犀利、深刻、凝练而丰富。这一组“荆州系列”小说，不仅揭示了乡村正在慢慢凋零、荒芜和败坏，浓缩了整个时代经历的疾风暴雨，也写出了底层遭遇的动荡不安。传统意义上平静自然纯朴的乡村生活一去不返，生存艰辛，家园丧失，文化凋零，伦理败坏，与终极归宿悬置，带给我们无尽思考。陈应松不仅写出了时代悲剧、个人悲剧、生存悲剧、情感悲剧，而且深刻地呈现出底层的生存焦虑、心灵焦虑和有关存在的绝对孤独，拓展了“底层写作”的思想空间，强化了“底层写作”的艺术表现力。
　　最新长篇小说力作《还魂记》，通过第一人称的亡魂视角，多角度呈现出主人公燃灯死后灵魂归乡的所见、所闻、所感，展示出被遮蔽的故乡家园混乱而吊诡的伦理秩序，以及现实社会魑魅魍魉横行于世的荒诞不经。来自荆楚大地的驳杂素材、神秘诡异的变形意象、简短有力的诗性语言，共同构成了带有中国式魔幻现实主义浓烈色彩的小说文本。其以死观生的荒诞叙事，字字针刺现实，既揭露了社会现代化进程加速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与精神隐疾，也传递了作家对于乡关何处的质询，以及因灵魂无处皈依而心生的焦灼与疼痛。
　　一、在大地深处呼吸之“神农架系列”
　　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在人性与现实性、诗性与传奇性、神性与超越性等几个方面，充分體现了当代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直面现实生活的冷峻观照，以及对人类存在的终极忧思。
　　陈应松始终关注神农架山区的农民生存，并且以不妥协的绝境书写，再现了“底层”面对的生存压力、社会不公、环境破坏、意外死亡、精神麻木……小说中的苦难叙事与社会现实问题密切相关，作家站在批判立场，指出问题，撕去覆盖在生活表面的温情面纱，用血淋淋的生死挣扎，彰显社会文化、自然环境，以及人性异化的多重危机。陈应松的潜在话语无疑是知识分子的，不过与启蒙思想的线性发展观不同，他的危机意识带有回溯倾向，即重新审视人类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其批判矛头对准城乡差异、社会制度、人心人性等多个层面，思想立足点是对人类存在的终极追问。“神农架系列小说抓住农民的生存現实和精神现实，批判令人触目惊心的欲望和不公、贫困和罪恶、冷漠和愚昧。《独摇草》《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展示了人类疯狂掠夺自然带来的恶果，通过人与自然关系的悲剧性叙事，展示了发展带来的欲望失控和环境毁坏。《狂犬事件》《马嘶岭血案》对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仇恨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失衡作了血淋淋的描述。《太平狗》是对农民进入城市的艰难和非人遭遇的强烈控诉，城市的罪恶和底层的苦难通过备受折磨九死一生的“太平”狗折射出来。程大种和太平是城市的异己者，是背负不同文化身份介入都市生活的最底层，最终被城市所吞噬。《望粮山》《到天边收割》则描绘了一幅沉重的人性荒野图景，社会病象已深入每个角落， 人性严重扭曲。乡警索要钱物却不办事，乡风凶蛮，地方政府漠视民事纠纷，导致麦家父子欺男霸女、横行乡里，村长带头哄抢救济物资，乡村管理形同虚设。《火烧云》《八里荒轶事》展现普通人在死亡线上的挣扎、遭受的非人折磨，生活的残酷和生存的顽强。《人瑞》中人瑞的虚假年龄和真实死亡是对急功近利的社会普遍心态的辛辣嘲讽。《猎人峰》则以超现实笔法全面展示了神农架神奇的自然、残酷的厮杀、血腥的争夺……陈应松通过苦难叙事，将思想的笔触延伸到了广阔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层面。对社会现实和国民劣根性的尖锐批判，无疑承接了新文学的启蒙传统，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力量和社会忧患意识。
　　在对现代性的表征之一都市文明的审视中，我们看到了作家文化理念的另一面。现代性作为社会理论的一个分析范畴，已经形成带有普遍性意义的理性化社会结构、制度框架和符号系统，倡导个体主义、科层制、发展主义等，表现出都市化、线性发展、客观主义等特征。发展主义至上造成了环境破坏和人性异化的严重后果，反思现代性的声音因而逐渐高涨。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和思想背景下，陈应松创作了大批神农架小说。把社会批判焦点集中于文化失范、制度缺失、生态失衡和人性溃败。对现代理性的诉求和发展主义的反思突破了启蒙话语局限，在两个相反的思想维度上回到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
　　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在文化立场上，同样有着复杂的取舍。现实的局限、理想的遥远、都市的罪恶、乡村的麻木形成了生存意义上的文化困境。身在其中，都是批判，置身其外，而又魂兮归来。这种现实困境和精神局限就成为陈应松反复追问的难题。“神农架系列”小说以诗意的自然书写对照残酷的生活真相，以寓言化的方式展示现代人无家可归的心灵绝境，而这也正是当代人普遍的心理焦虑和精神困境。《八里荒轶事》中女性的救赎是依靠男性来完成的，土地的救赎是依靠城市来完成的。这在陈应松小说中是不多见的精神走向，也因此看出了作家内心的矛盾和无奈。和曹征路的《那儿》一样，《太平狗》在底层文学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程大种曾经对城市生活充满幻想，背弃土地，抛弃家园，然而城市并不接纳。挣扎流浪在城乡之间的程大种们的精神遭遇比起现实遭遇更具有悲剧意味。很多论者认为这是一篇现实主义力作，其实还不如说这篇小说是对人类命运和精神状态充满悲悯的寓言。《猎人峰》用大量篇幅展示了白云坳子这个有着独特地理风貌和生活方式的山村的生存现状，贫穷、闭塞、野蛮、冷漠。那些相互残杀的百姓在文寇所长眼里全是刁民，慕名前来的副乡长表叔最终连滚带爬地离开了这个噩梦一样的地方。《到天边收割》中唯一的清醒者金贵，痛恨村民愚昧无知，不过当他离开望粮山，进入城市生活以后，却在自卑和别人的蔑视中，走上了杀人的道路。无家可归，无路可走，这是作家的清醒和决绝，也是当代人精神受难的时代症候。作家笔下的端加荣、程大种和金贵们对生活充满热切的期待和执着朴素的热爱，然而生活一次次抛弃了他们，欺骗了他们，损毁他们，如何恢复生命应有的尊严，如何给血泪生存一个精神出路，这是在现实批判之上，作家思考的另一核心。 　　超越苦难的唯一可能是直面现实，回到自心。陈应松反复引用神农架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人一天中有两个时辰是兽。揭示兽性和人性纠缠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回到人性立场上来。“神农架系列”小说描述了太多人性恶，却不是最终目的；在苦难的深渊，望见希望的光亮，才是拯救的唯一可能。《木材采购员的女儿》中对人的精神觉醒的赞美，《云彩擦过悬崖》中对苏宝良执着于事业的纯净心灵的弘扬，《松鸦为什么鸣叫》中伯纬身上无私的博爱精神，都具有超越现实黯淡的巨大感染力。也正因此，陈应松对社会良知的吁求获得了广泛认同。《猎人峰》中，面对普遍的精神创伤，白椿和白丫带来了冷漠与隔绝的世界中的爱与持守，救赎的力量来自美好人性和纯洁的爱。白椿是小说中最具有精神力量的人物。最初机缘巧合他具有了一双神眼，可以在黑暗中见出世界的本相，祛除迷昧，而为真的化身；后来，被抠瞎双眼，成为黑暗世界的独行侠，转而凭借内在的善，成为恶世界的鲜明对照。作家显然不希望在那片山林里只剩下恶的横行和欲的放纵，善最终成为普遍恒定的至高无上的准则，给现实生活以严峻的审判。
　　陈应松热爱自然，满怀诗意注视自然，在大自然的传奇中探寻文化再生的能力。自然与生存相互缠绕，从生存现实到生存模式再到生存文化逐渐延伸，指向的是人类的终极关怀和精神救赎。在城市和乡村之间，陈应松确立了乡村与自然的相通性，确立了反思都市文化的价值支点。在乡村与自然之间，自然以巨大的精神性力量超越了现实性乡村，以一种接近整体象征的方式，显示出回归自然的终极意义。尊重自然，尊重自然的生命意义，还自然以尊严，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是陈应松在“神农架系列”小说中展示的超越性的终极思考。《神鹫过境》《醉醒花》显示了大自然自身的生命逻辑，神性挫败与人性幽暗最终演变成残酷的死亡，直面冷漠和死亡强化了自然的博大与温暖。《豹子最后的舞蹈》《牧歌》通过豹子的命运轨迹和老猎人的最终觉悟，展示的是价值理性意义，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是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平衡支点。《云彩擦过悬崖》阐释了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必须建立平等的依存关系，倡导回归自然的伦理尺度。在乡村和自然的对立结构中，陈应松由环境恶化反观生存，质疑发展，显示了对人化自然的一种谨慎态度。自然具有独立的生命价值和伦理倾向，外加于自然的价值准则和伦理意义最终被自然还给人类。功利性的发展和欲望的无限膨胀让人类社会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生命应该扎根大地，这是陈应松给出的简单而又深刻的答案：“感恩大地，这是我们唯一向大地母亲俯首称臣和回馈的途径，一切从很远的地方风尘仆仆、蓬头垢面走向大地的人，都将得到从大地上生长的力量。”
　　二、解剖乡村病象之“荆州系列”
　　2009年，陈应松到荆州挂职，与此前他生活过的神农架山区不同，荆州比较富裕。陈应松说他想看一看这个相对富裕的乡村，它的现状究竟如何。通过走访调查，他发现，富裕农村同样存在很多问题。在这些体验和调查的基础上，陈应松完成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包括《夜深沉》《一个人的遭遇》《野猫湖》《祖坟》和《送火神》、《无鼠之家》和《去菰村的经历》。
　　《祖墳》和《夜深沉》讲的是逃离的故事；《祖坟》是精神逃离，连根拔起是对故乡的彻底背叛；《夜深沉》是现实逃离，当然没有逃掉，被故乡杀死在离乡之路上。陈应松无比疼痛地写出了当代人故乡早已沦陷，无乡可归，祖坟都被挖过多少遍了的现实。《一个人的遭遇》和《送火神》讲的是反抗的故事。《一个人的遭遇》是现实反抗，当然失败了，个人主义者在中国从来没有出路，刁有福除了一死，就剩下与生活和解这一条路；《送火神》是精神反抗，小说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了一种永恒。刁有福和大系哥，一个是狂人，一个是疯子。与这个黑暗的世界作战，一个追问真相，一个纵火焚烧。《野猫湖》和《无鼠之家》讲的是乱伦的故事。《野猫湖》女主人公杀夫，《无鼠之家》男主人公弑父。小说表现的是现实悲剧，更是暴力隐喻。在社会学意义上，暴力是通往自由的一条道路，是弱者唯一的武器。《去菰村的经历》讲的是乡村政治。小说挖掘社会病态的根源，笔墨峻急而悲愤。
　　《一个人的遭遇》与肖洛霍夫小说同名。如果说，索科洛夫是用一生直面战争的伤害，那么，刁有福是在用一生反抗黑色的命运和铜墙铁壁的体制。刁有福下岗后凭技能混生活，一场大水让他重回一无所有。参股的人都变成债主，舅舅、母亲对他拳脚相加。报纸却称其不肖对母亲施暴。告到法院输了官司，丢了肾离了婚。从此，为自己讨说法，为同厂下岗工人要待遇，刁有福走上漫长艰辛的上访之路。这篇小说有着陈应松一贯的犀利和深刻。不仅写出了我们今天面对的歌舞升平的社会生活的另一面，而且写出了一个反抗者寻找正义和真理的固执和坚强。小说以个人与体制的冲突为切入点，思考社会问题的根源。三十年改革开放，企业转制，是非功过难以定论。作家不是政论家，也不是政府的智囊团，不必出谋划策，但不能不关注生活，尤其要关注人的死活。这个是最基本的，是作家应有的良知。就像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用笔墨记录整个时代的社会动荡和思想探求；一个世纪之后，如王祥夫和陈应松所言，还有多少人有文化担当的勇气，有文化重建的追求，有思想探求的自由精神？陈应松这篇小说记录了企业转制给工人带来的灾难；记录了一个工人代表的骨气和勇敢；记录了我们对这个时代，对这个时代的那些“牺牲品”欠缺的一个交代。
　　《去菰村的经历》带有更沉重的政治色彩。正如西方学者所说，是不道德的社会造就了不道德的人，那么，这个病态社会如何形成的呢？菰村，让我们思考的核心回到制度本身。小说以陈作家到乡下采风为主线，写到屈原、骚辞湖、养鳝的、养猪的、养鱼的、吃黄鼠狼、喝大酒、游湖遇险、丁四卵犯心脏病、农民上访、喝药而死，等等。陈作家对菰村选举很感兴趣，想去看看，却遭到当地陪同人员反复阻拦，一个小小的乡村选举，警察戒严，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山光水色转眼间变成龙潭虎穴，陈作家最终也未能成为孤胆英雄，深入乡村了解村选真相，只好满怀惆怅和隐忍的愤怒踏上回省城之路。小说叙事笔调庄谐并置，辛辣锋利。作者以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高度敏感，以及强烈的干预生活的使命感，不断为我们书写乡土中国前进路上的问题，面对那些社会痼疾，他针针见血，毫不留情。当年，何清漣写《现代化的陷阱》，指出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困境，如今，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现实，还有多少作家能如陈应松一样有这样的勇气和担当呢？ 　　《送火神》写一个叫大系哥的孩子，弱智，喜欢火，喜欢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父母因为不堪重负遗弃了他，他在村子里四处游荡，伺机放火，算是危害乡里了。村民一面不得不给他吃的让他得以活下去，一面恨不能掐死他不再让他继续害人。终于在最后一次烈焰飞腾时，村民心照不宣合力将其赶入火中，与他亲手点燃的世界化为灰烬。小说写出了一个孩子的悲惨人生。大系哥是个弃儿，虽然想念父母，却无法拥有父母的关爱，纵火只是寻求光亮和温暖的本能，在这一细节中，看得出陈应松对于生命的深刻理解与同情。作者以平静的笔调讲述了这样一种生命的绝境，内在的撕裂感和疼痛感，漫过了尘世生活的所有歌舞升平。村长从黑旮旯里走出来，说，救火啊，救火啊。其实这个世界正在摧枯拉朽地败坏下去，需要拯救的是我们自己，能够拯救我们的也只有自己。小说写出了一个村子四面楚歌的无可奈何。和陈应松以前的作品一样，这个小村子是当代中国的缩影。陈应松以文字和行走的方式，背负时代的苦难，写下越来越艰难的爱，在理想主义的暗夜，他以闪电的方式愛着这个如此不完美的尘世，他以诗人的情怀在我们日渐冷漠的心里开满花朵。这篇小说让我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长明灯》。总有一个人，以近乎疯狂的行为，映照出民族精神结构的缺陷和人性的深渊，在这个千疮百孔的时代，如何活下去？如何穿越理性的冰冷，以生命的火焰彼此温暖？天空是黑的，那个全身火焰的孩子，在人群里出现，消失，又出现，又消失，这个光的舞者是以残酷的诗意，在被彻底赶出生活的瞬间，接近了自身的神性。这一切，令我们内心如此震撼，又是如此的忧伤。
　　陈应松小说云淡风轻的不多，紧张、凝重甚至惨烈的氛围，总是带我们不断迫近社会生活的真相。“野猫湖”是一个空间隐喻，是当代中国的缩影。作者写生存的悲剧、伦理的悲剧，对乡村现实有着清醒、理性而深刻的认识和表现。“野猫湖”，这个充满暴力的世界，深刻地揭示了乡土中国的精神荒芜。“再往深里说，揭老底儿，社会变坏了。”这是陈应松最深的忧患吧，这个变坏的社会，是我们大家的，所有人都逃不出去，而且都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清醒者的呐喊可谓振聋发聩。陈应松避免了新乡土小说表象化的书写，往往能够从体制、文化和伦理等多层面多角度审视乡村社会，揭示其衰败的本质。
　　《野猫湖》延续了陈应松一贯的底层关怀的文化立场，既写出了乡村社会痛苦艰辛的生存，也写出了一个普通乡村女子在感情和道义上的挣扎。由此把对底层的关注，从现实生存深入到精神和心理层面。这篇小说在叙事上，人物内在世界的探索，与日常生活的呈现同样精彩，外在生活不乏刀光剑影，内心世界同样电闪雷鸣。置身其中，黑暗世界里那颗备受折磨的心，给我们以长久的震撼。“野猫湖”显然不是一个封闭式的生存空间，作为衰败乡村的缩影，作为生存淹没理想的隐喻，这个野猫湖，是历史的阴影、时代的创伤和乡村的挽歌。香儿和庄姐，面对丈夫、村长，和无赖牛垃子，在这片土地上，挣扎和抗争、坚守和惨败。这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丧失自我的明证。野猫的惨叫、毒狗偷牛的猖獗、弱女子孤立无援的生活，在乡村大地上发生的这一切，都不是故事，不是偶然，那个善良坚韧的女性，最终越过伦理底线，亲手扼杀丈夫，无疑具有更深刻的悲剧意味。《无鼠之家》不仅写出了底层生存的悲剧，女性命运的悲剧，还揭示了精神信仰的悲剧，乡村社会的悲剧，和整个时代的悲剧。小说以写实和隐喻叠加的方式，触及了很多非常尖锐的社会问题。我们正在经历着毒鼠强时代，充满了暴力血腥和欲望的时代，在农药和毒药中长大的一代人，有着幽灵一样的人生。人，如何才能回到自己的内心，重建生活的信仰，恢复对世界的信任，找到那个好好活下去的理由？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人祸频仍的现实。人祸之一：毒害后代。因为鼠患横行，野猫湖人擅长制售鼠药，剧毒鼠药污染环境，村里很多年轻人失去了生殖能力，我们正在自我毁灭的路上一路滑行。人祸之二：信仰混乱。因为茫然，所以轻信，那些流氓无赖借神的名义，行男盗女娼之实。人祸之三：乱伦。儿子没有生育能力，父亲为传宗接代，就亲自上阵，与儿媳苟且，生下一个身份复杂的男孩。结果多年以后，儿媳病重，众人放弃治疗，一气之下，燕桂兰说出实情，阎家天翻地覆。人祸之四：弑父。儿媳的死亡，不足以赎罪，还有一个罪的源头要清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最终选择了反抗。阎孝文外出打工，多年后回乡杀父报复。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然而面对这样的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悲剧，我们这个民族，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具备了自我反省、自我拯救的能力了呢？“野猫湖”，浑浑噩噩，然而又有着自己的内在秩序，没有人可以真正摆脱。阎孝文出走多年，最终还是选择回乡杀人，那个阴霾重重的故乡就是压在他心上的坟，“野猫湖”则是典型的王德威所说的恶托邦。陈应松小说以反乌托邦叙事直面时代的恶，其叙事空间从社会现实生活，到民众精神心理，再到彼岸世界的信仰追问，立体化地呈现了底层背负的精神创伤，面对的文化自限，以及可能的救赎之路。
　　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经历了从直面现实，到重写历史，再到回归民间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热潮，对应的是民族文化危机；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讨论，对应的是精神信仰危机；再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的底层文学思潮，对应的是整体的社会生存危机。这其中，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信仰的寻找和重建没有中断过，只是知识分子群体本身在不断分化，寻找的方式也在变化。犬儒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先后放弃了启蒙立场，不过，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仍在坚持自己的文化理念和道德理想。“底层写作”的现实批判和时代忧思，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自觉担当，关注中国的现状与未来，试图以文学记录时代，思考生活，表达忧患，寻找出路，这些无疑都是这个时代最宝贵的精神资源。
　　《夜深沉》写一个进城打工创业的农民隗三户的还乡经历。小说为我们展现了都市的病态、家园的破坏和民风的败坏。生态农庄是个又脏又臭的猪圈，偷牛、赌博、强权、冷漠，让故乡变得陌生而残忍。现实是最遥远的，不是说作家远离生活，而是作家以一种具有震撼力的方式，把那些原本不在我们日常视野里的生活推到我们面前，让现实成为生存遁入黑夜、精神无家可归的寓言。另外，小说中的大雨书记是个双面人，一面不择手段圈地养猪发展自己的生态农庄，一面为村里公共事业殚精竭虑。故乡也是两副面孔，各种野花漫山遍野馨香浓郁，养猪场污染环境空气恶劣。这种对照的目的当然是反思发展的路径，以及家园不再的忧虑。小说结尾充满诗情画意却让人忍不住满眼热泪。小说题目是“夜深沉”，黑夜里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和暴力还有死亡狭路相逢。这一由寻找光明温暖和永恒的心灵皈依导向暴力和死亡的路径，绝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冷峻批判和决绝的自省，文本指向的是历史深处累积的所有罪恶和现实生存悲剧遭遇的双重困扰，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无边无际的黑夜时代在一个小人物命运中的巨大阴影。小说把一个人命运里的黑暗放大，隐喻了整个时代和社会生活。隗三户临死前紧贴大地，用力呼吸故乡的气息，还有那声来自童年的呼喊，给了他最后的满足。隗三户寻找的失败意味着农耕时代已经完全终结，身体离土离乡，灵魂化作永恒的绝唱。还乡之喻其实体现了人类面对死亡之痛的超越努力，不过，这里的灵魂满足并不能为生命终结提供任何安慰或意义。《祖坟》篇幅虽短，意蕴丰富。小说写的还是底层，只不过换了个叙事角度，声东击西，意在言外。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一些片段的蒙太奇转换和叠加，村长冻死的父亲、哭瞎的母亲、血淋淋的伤手；乡亲用煤渣垫路，鞭炮齐鸣，黄布蒲团，三牲六畜，转眼都成沉寂的过去；街头露宿，车站徘徊，真的是千里之外，无声黑白，这一切都不再打动你。小说结尾回应开头：如果你忘记了故乡，如果你无情无义，总有一天，你会在凌晨突然接到一个电话：“X局长，你家的祖坟被挖了。”小说表意是寻根，都市里的大员，心灵上的由乡而城，最终割断千里乡情，从自己的出身叛逃而去，任由那个小村穷困腐爛。乡村里的小官，诚惶诚恐的依附和讨好，及至以挖祖坟为胁迫，只是为了换取学生桌椅板凳，老人过冬棉被等等。这种背弃，这种胁迫，在更深层意义上，指向的无疑是制度，是文化，是对存在的终极追问。 　　三、魂归何处之《还魂记》
　　长篇小说《还魂记》引起了普遍关注和好评。陈应松的文字，不仅是现实生存的真切关怀，是枝繁叶茂充满原始生命力的自由精魂，还是充满神性的生命忧思启示录。《还魂记》中，陈应松运用大量篇幅展示了野猫湖故乡的独特风貌和生存现状，这里野物成精、人性变异、欲望放纵、尔虞我诈、生死缠绕：主人公燃灯在夜里现身还魂，他在树影朦胧、精灵遍地、避人处有无数只藍幽幽的猫眼盯着你的诡异环境里，走向了他的故乡。
　　《还魂记》里魑魅魍魉遍布于大地的野猫湖故乡，难以寻觅的疯癫父母解构了燃灯还乡的意义。他无从追问自己的根脉，就连唯一的至亲养父柴草也被闸门轧断了脑袋，挚爱的表妹狗牙因不堪村长凌辱而身亡。归乡，不如不归，但命定的故园情结却驱使着游子一心期盼落叶归根的一天。陈应松的小说无疑有着浓重的乡土气息和相当明确的故乡情结。面对现代化进程正在以不可阻挡的步伐席卷城乡的现实，陈应松不愿意把闭塞之地写成人间天堂，但又不愿让都市文化完全遮蔽了乡土中国，于是其创作便融入了作家内心的徘徊和寻找、忧患和困扰，这种情绪映射在燃灯身上，便呈现出一条曲折而又疼痛的轨迹，这体现出作者内在的“现代性焦虑”。与此同时，小说提出了难解的疑问：魂在，心在，就真正实现还乡了吗？吾乡究竟在何处？
　　小說中的黑鹳庙村首先作为“异境”而存在，所谓“异境”，是指不同于神奇的自然景观，带有奇异色彩的境域，它不单指奇异的自然景观，也包含着奇异的场景。例如马孔多小镇就是马尔克斯笔下一个人鬼混杂、生死模糊、现实和神话交织的一个“异境”。黑鹳庙村也是如此，一切景物仿佛都具有生命力，野兽也被妖化：野猫眨着蓝幽幽的眼睛在暗处注视着每一个人；瞎子盲目地到处行走；游魂无所适从地四处飘荡；棺木里会有“几枝荷花和伞盖似的荷叶 ，栩栩如生地长在棺材里”。在这个“异境”里，会诵经的骷髅、会笑的土怪、从柴草墓中跳出来的炒石子、坐在坟墓上哭泣的野猫、狗牙棺木里开遍的荷花……一个个似真似幻、象征色彩浓厚的意象不停跳入读者的眼眶，令人目不暇接。
　　读《还魂记》，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满纸皆是死亡与坟墓，遍地都是幽灵与冤魂，黑鹳庙村的时间似乎永远停滞在生生死死的瞬间。应该说，生与死的存在命题是宗教故事的永恒话题，透过死亡，可以看清生存本相，使灵魂得以皈依，毕竟只有死后才能真正实现人人平等，亡魂叙事实则是从死亡中寻找灵魂的重生之路。基督教将灵魂之旅称作“灵程”，佛教称之为“往生”，柴燃灯的“灵程”，是为了结生前还乡遗愿，是为前往极乐世界。小说的叙事围绕着燃灯寻找养生地、寻找父母、寻找爱情、寻找法理真相而展开，这正延续了传统的宗教故事中的寻找模式 。
　　关于现代性与现代性反思，也已经成了一个陈旧的话题。我们在追求现代化的路上，不断把乡村变成城市，把无法变成城市的乡村生活彻底抛弃。这就是陈应松小说中为我们呈现的现实，他内心深深的忧虑让每一个仍在回望故乡的人，夜夜不眠坐立难安。我们究竟要向何处去，我们的根到底在哪里？陈应松的追问饱含现实的忧患和诗意的痛苦，他就像一个行吟诗人，那颗心与大地，与大地上行走的人们，彼此呼应。他始终直面黑暗，以及沦陷在黑暗中的每一个人。正因为心中有光和爱，才更要把生活中的黑暗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来。就像鲁迅的苍生大爱和他的决不宽恕。那些暗和光、冷和暖，彼此交错；那些沉默和呐喊、风雨和挣扎，纵横交织；那些沉重的生和死，作为混乱时代的尖锐追问，质疑着我们眼前看起来风平浪静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