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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人如何生存,尤其是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如何面对现实问题,一方面是物质的丰富和泛滥,另一方面则是精神的浮躁和空虚,在这种前提下即使一向拥有精神财富的知识分子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恐慌,怎样解决当前的问题以求得内心的平衡和自身的立足,诺贝尔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试图从他的小说图景中对众多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进行一番演绎和阐释,本文试从存在主题、心路历程和流浪模式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和评析。
关键词: 索尔·贝娄 存在主义 知识分子 叙述模式
“在我们这个动荡的世界中四处流浪,却一直寻求某种立足点,他们决不放弃自己的信念,即生命的价值在于尊严,而不在于成功”这是引用贝娄《洪堡的礼物》中的一句话,这正是贝娄所有小说里的主人公的缩影,他们虽然满腹经纶,但是在这荒诞的世界里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内心是彷徨和不安的,一直在孜孜不倦寻求着解脱和超越,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理想,尽管道路是曲折的,在寻找自己的平衡点的同时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打上了执着和奋斗的印记。纵观贝娄的小说以及联系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本文试图以流浪叙述为“外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为主体,从存在困境中的人文关怀这一主体入手,展开讨论:
一、存在困境中的人文关怀
贝娄十分关注美国后现代文明中人们的生存状况,关注人的自身存在及其终极意义,在他的作品《雨王汉德森》、《赫索格》、《洪堡的礼物》中隐约可以看到存在主义的因子。这不是偶然的,20世纪美国现代工业的畸形发展,人们找不到自我存在的失落,道德和理性的丧失以及精神价值的崩溃正和19世纪存在主义哲学思潮流行的以法德为主体的欧洲大陆状况相似。贝娄本人是大学教授,在知识传播最为迅捷的大学校园,无疑,贝娄会受到诸如萨特、加缪、克尔凯郭儿、海德格尔、尼采等存在主义作家的影响,如他的作品《赫索格》直接引用克尔凯郭儿和海德格尔的名字及其论说各达四次之多。长期的耳濡目染加上现代文明在美国的存在状况促使其更加关注人自身的问题。
现代文明在美国遭遇的困境首先表现在人与金钱关系的异化。金钱从最初作为商品流通的中介逐渐演变成人人争相控制的把柄,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更是无所不能,一切在金钱面前都微不足道。西特林便深谙此道,因此疯狂地追逐金钱,甚至不惜把自己的才华浪费在编写旅游手册这种无聊的事情上。然而正是如此,他才名利双收,几次获得文化骑士奖章,几乎一举成为美国当代文化的代表。奥吉的哥哥西蒙就曾坦言:“我必须赚钱。我要钱。我的意思是要。”最后西蒙成功了,发财了,但同西特林一样,他的“成功总是钱本身的成功”,在这种“成功中几乎没有人的因素”。[1]同时,金钱还成为调节一切关系的杠杆,使原来富于人性的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在金钱的诱惑下许多家庭遭到解散,夫妇离异,这样的悲剧在西蒙、奥吉、西特林和赫索格身上就具有生动的体现,贝娄将金钱的超验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贝娄发现荒诞和虚无不仅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更彰显在人的自身存在之中。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上,人对其自身的存在产生了一种根本性焦虑:“我们自身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的行动目的何在。”[2]无论是穷困潦倒、备受虐待的莫西斯·赫索格,或是尤金·汉德森这个崇高品德的可笑追求者,或是明智的老人阿特·塞姆勒,或是《院长的十二月》中的阿尔伯特·考德,统统陷入难以自拔的精神危机之中。
另外,我们还发现犹太文化中存在着玩笑似的悖论特征。在犹太人心目中,犹太民族是唯一的“上帝特选子民”,是上帝所眷顾的,但现实的苦难处境却让他们感到非选民的待遇。这种“极大的玩笑”越来越折磨现代社会中犹太人的心灵,其巨大的荒诞性恰恰被贝娄坚决地发掘和表露出来,显得可笑而悲凉。贝娄笔下的人物也像西西绪斯似地栖居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赫索格笃信友情,却往往被友情所负;贝拉德追求爱情,却总被爱情所困扰,他希望按自己的意愿设计人生,但总被外界所左右;汉德森腰缠万贯却找不到生活的幸福,为别人服务的动机却往往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玛琪决心摆脱一切束缚,渴望理想与和谐,却沦为一名非法的掮客等。多年的迁徙流浪史让“寻找自我的民族家园”成为犹太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既要坚守自我文化故土又要寻找自我文化身份的的文化意识,越来越鲜明地体现在如今的犹太移民身上,尤其19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从东欧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在如何适应美国社会和固守本民族传统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而美国社会的熔炉性特征更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本身作为犹太移民的贝娄清醒地认识到在丰裕的物质生活面前,犹太人面临着被同化的危险,而同化的实质意味着本质的异化和自我的丧失。
二、敏感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知识分子和所有人一样经历着从求生存到求发展的几个阶段,只不过他们在求发展这条路上走得更为艰苦些。学识的丰富,思想的敏锐,使得他们能洞察人生与文明社会的人情世态,在对精神世界追求方面也超过常人,也因此背负了诸多心灵负担。作家贝娄塑造了一个个在现代文明中心灵受挫的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挣扎与沉沦、清醒与彷徨交织的心路历程。
《洪堡的礼物》这部小说刻画了洪堡与西特林两个知识分子形象,且二人曾是亲密的师生关系。洪堡是三十年代轰动一时的诗人,写过一些才华横溢的美妙的诗篇。它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许多东西在他眼中都是神圣的,他认为“成功”、“失败”、“美”、“爱”、“荒原”、“异化”等名词都要大写特写。世风在变,他的成功没有维持多久,就遭到了一些无耻文人的诽谤,他和新婚的妻子凯瑟琳只有退隐到乡下。不甘寂寞的洪堡又把希望寄托在开明人士史蒂文森的总统竞选上。他幻想当新政府的歌德,通过参与政治来实现自己的爱与美的艺术理想,这个理想最终也幻灭了。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洪堡精神大受刺激,最终精神失常,流落街头。西特林是洪堡悉心扶植起来的作家,最终却选择了一条与老师洪堡背道而驰的路。他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原则,写剧本,写政治人物传记,充当美国政治制度的辩护士,获得无数勋章、奖章,成为总统的座上客,周旋在上流社会中,尽情享受物质世界的一切成果,却丧失了本真的艺术,最后还是从社会的顶端摔了下来。
但是我们发现贝娄的主人公在苦恼绝望的同时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在积极地寻找出路,寻找自我,寻找真正的人生价值。贝娄深刻意识到,人不能在这样一个荒诞的世界里碌碌无为地虚度一生。他应该积极地投身于社会的洪流之中,积极地去干预生活,进入“他人”的社会。在投身社会的行动中寻找生活的立足点,从而完善自我,完善人生。
现代社会普遍的精神贫困以及传统人文价值的失落,在贝娄看来,是与物质主义的现代工商业社会的极度发展相联系的。我们不能拒绝社会发展本身,但人的存在并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因此身心平衡问题应当被重新提起,个体常常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使其精神获得富有生气的补偿。对精神事务的关注,实为贝娄作品的一个核心要点,他似乎认为沉思所带来的心灵的和平宁静是精神涵养的内在源泉,也是个体复归其自我本质的一种可能途径。因为沉思有助于个体强化其内在的主体精神,达到有效分解外部世界过于强大的异化力量的目的,从而保持其身心平衡,保持其人格的完善,不失其做人的尊严。作为沉思的结果,精神存在的显化所带来的自由也即是内在的精神愉悦。所以西特林曾说,他曾体验到了一种“内在与存在的光”(light-in-the-being),它成为自我的真实要素,“就像生命本身的呼吸”“我短暂的体会到了,但它所持续的时间之长久,却是以令人心悦诚服,并且也产生了一种完全无法言表的愉悦。”[3]
三、流浪模式的现代叙述
犹太民族的历史是一部典型的流浪史。两千多年的流浪生活已在犹太人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流浪已成为犹太民族特有的文化特征。这种民族的心理积淀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在千百万犹太人内心深处孕育成固有的本能和精神需求,称之为“流浪意识”。这种意识对贝娄的小说创作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因为各种原因到处流浪,不断寻找立足点。因此流浪这一主题在他的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贝娄的小说由此形成了一种统一模式:流浪汉模式。这种模式正是其民族“流浪情结”的流露和他对生活的一种无意识的感悟。“流浪汉的原型模式在贝娄的小说中同语言符号一样,是一种文化信息的载体形式,而非某种纯一串信息的载体”[4]。贝娄小说中运用的流浪模式可以说是对传统流浪汉小说模式的借鉴和超越。
首先,与传统流浪汉小说主人公相比,贝娄小说主人公大多都是犹太知识分子,属于中产阶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修养,胸怀大志,事业有成。他们或是作家,或是教授,或是有产者。汉德森是一个百万富翁;赫索格是大学历史教授。洪堡和西特林是著名作家和诗人。约瑟夫和维尔姆虽不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但也是有思想和精神追求的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贝娄小说的流浪汉主体。与传统流浪汉小说中主人公处于社会底层,生活无着落,四处漂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次,传统流浪汉小说一般指的是形体流浪和地理流浪。这种小说一般通过主人公的浪游经历来反映不同的生活画面,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主人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流浪中遇到各色人物,进入各种环境,遭遇各种事情,这种特点直接影响整部小说的结构和布局。贝娄的流浪汉小说则不同。主人公的地理流浪不是小说的主要框架,心理流浪轨迹则构成了小说叙述的主要格局。他小说主人公的地理流浪是为精神流浪服务的。贝娄的目的不是让主人公讲述动人的故事,而是要记录主人公的回忆、联想、梦幻、忏悔、感叹、思索,借以表现主人公心灵的演变过程,解释主人公心灵深处的复杂感情。
最后,传统流浪汉小说的写作手法是现实的。它意在通过一个个故事来展现现实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有时即使故事本身是浪漫的,但作者所展示叙述的手法也是现实主义的写作特征。然而贝娄的流浪汉小说却具有现代派的写作特点。贝娄的创作主要以存在主义为思想基础,并大量采用象征、意识流和怪诞手法等,展示现代人痛苦、迷惘、无助的心灵。它的主要创作意图是展示人内心世界的各个层面,暴露现代人的内心冲突及寻求精神解放的整个演变过程。《赫索格》写了人物的大量感觉、回忆、推测、联想、梦靥、意念、内心独白,它们混杂在一起,使主人公始终沉浸在杂乱无章的心理活动中。这使小说的结构也显得松散纷乱,但正是主人公混乱思绪的反映。当然,贝娄的意识流写法与乔伊斯、福克纳等不同,后者常使用潜意识流,使作品晦涩难懂;贝娄则很少描写盲目的、非理性的潜意识,他所表现的多为正常的心理活动,这种意识流是较为清晰明快的。所以他的作品堪称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贝娄是一个思想家,他把犹太性、现代性和知识分子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去思考我们人类自身命运及其前途更具有启发和标本意义;贝娄又是一个作家,他用敏感而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作为现代社会良知的心灵和思想。他对“我们是什么,我们从何而来又从何而去”等一系列基本人生命题的阐释更为全面而具体,正如康拉德说,“艺术家所感动的是我们生命中的天赋部分,而不是获得的部分;他触动人民的愉快感和惊奇感……他诉诸我们的怜悯心和痛苦心;触动我们潜在的与万物的情谊——而且触及那不可捉摸也磨灭不了的与其他人休戚相关的信念,正是这一信念使无数孤寂的心灵交织在一起……使全人类结合在一起——死去的与活着的,活着的与将出生的。”[5]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灵魂。在贝娄人物的感召下,当今知识分子尤其是当代大学生更应该去继续深入贝娄式的质疑和追寻。
参考文献:
[1]贝娄.赫索格.宋兆霖译.漓江出版社,1986:47.
[2]马尔科姆·布拉德伯利著.王著华译.美国现代小说论.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165.
[3]Saul Bellow.Humboldts Gift.Penguin Books:175.
[4]张桂林.华美的乐章——论徐志摩诗歌的音乐性.宿州学院学报,2005:209.
[5]王宁,顾明栋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451.
关键词: 索尔·贝娄 存在主义 知识分子 叙述模式
“在我们这个动荡的世界中四处流浪,却一直寻求某种立足点,他们决不放弃自己的信念,即生命的价值在于尊严,而不在于成功”这是引用贝娄《洪堡的礼物》中的一句话,这正是贝娄所有小说里的主人公的缩影,他们虽然满腹经纶,但是在这荒诞的世界里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内心是彷徨和不安的,一直在孜孜不倦寻求着解脱和超越,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理想,尽管道路是曲折的,在寻找自己的平衡点的同时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打上了执着和奋斗的印记。纵观贝娄的小说以及联系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本文试图以流浪叙述为“外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为主体,从存在困境中的人文关怀这一主体入手,展开讨论:
一、存在困境中的人文关怀
贝娄十分关注美国后现代文明中人们的生存状况,关注人的自身存在及其终极意义,在他的作品《雨王汉德森》、《赫索格》、《洪堡的礼物》中隐约可以看到存在主义的因子。这不是偶然的,20世纪美国现代工业的畸形发展,人们找不到自我存在的失落,道德和理性的丧失以及精神价值的崩溃正和19世纪存在主义哲学思潮流行的以法德为主体的欧洲大陆状况相似。贝娄本人是大学教授,在知识传播最为迅捷的大学校园,无疑,贝娄会受到诸如萨特、加缪、克尔凯郭儿、海德格尔、尼采等存在主义作家的影响,如他的作品《赫索格》直接引用克尔凯郭儿和海德格尔的名字及其论说各达四次之多。长期的耳濡目染加上现代文明在美国的存在状况促使其更加关注人自身的问题。
现代文明在美国遭遇的困境首先表现在人与金钱关系的异化。金钱从最初作为商品流通的中介逐渐演变成人人争相控制的把柄,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更是无所不能,一切在金钱面前都微不足道。西特林便深谙此道,因此疯狂地追逐金钱,甚至不惜把自己的才华浪费在编写旅游手册这种无聊的事情上。然而正是如此,他才名利双收,几次获得文化骑士奖章,几乎一举成为美国当代文化的代表。奥吉的哥哥西蒙就曾坦言:“我必须赚钱。我要钱。我的意思是要。”最后西蒙成功了,发财了,但同西特林一样,他的“成功总是钱本身的成功”,在这种“成功中几乎没有人的因素”。[1]同时,金钱还成为调节一切关系的杠杆,使原来富于人性的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在金钱的诱惑下许多家庭遭到解散,夫妇离异,这样的悲剧在西蒙、奥吉、西特林和赫索格身上就具有生动的体现,贝娄将金钱的超验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贝娄发现荒诞和虚无不仅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更彰显在人的自身存在之中。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上,人对其自身的存在产生了一种根本性焦虑:“我们自身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的行动目的何在。”[2]无论是穷困潦倒、备受虐待的莫西斯·赫索格,或是尤金·汉德森这个崇高品德的可笑追求者,或是明智的老人阿特·塞姆勒,或是《院长的十二月》中的阿尔伯特·考德,统统陷入难以自拔的精神危机之中。
另外,我们还发现犹太文化中存在着玩笑似的悖论特征。在犹太人心目中,犹太民族是唯一的“上帝特选子民”,是上帝所眷顾的,但现实的苦难处境却让他们感到非选民的待遇。这种“极大的玩笑”越来越折磨现代社会中犹太人的心灵,其巨大的荒诞性恰恰被贝娄坚决地发掘和表露出来,显得可笑而悲凉。贝娄笔下的人物也像西西绪斯似地栖居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赫索格笃信友情,却往往被友情所负;贝拉德追求爱情,却总被爱情所困扰,他希望按自己的意愿设计人生,但总被外界所左右;汉德森腰缠万贯却找不到生活的幸福,为别人服务的动机却往往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玛琪决心摆脱一切束缚,渴望理想与和谐,却沦为一名非法的掮客等。多年的迁徙流浪史让“寻找自我的民族家园”成为犹太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既要坚守自我文化故土又要寻找自我文化身份的的文化意识,越来越鲜明地体现在如今的犹太移民身上,尤其19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从东欧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在如何适应美国社会和固守本民族传统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而美国社会的熔炉性特征更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本身作为犹太移民的贝娄清醒地认识到在丰裕的物质生活面前,犹太人面临着被同化的危险,而同化的实质意味着本质的异化和自我的丧失。
二、敏感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知识分子和所有人一样经历着从求生存到求发展的几个阶段,只不过他们在求发展这条路上走得更为艰苦些。学识的丰富,思想的敏锐,使得他们能洞察人生与文明社会的人情世态,在对精神世界追求方面也超过常人,也因此背负了诸多心灵负担。作家贝娄塑造了一个个在现代文明中心灵受挫的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挣扎与沉沦、清醒与彷徨交织的心路历程。
《洪堡的礼物》这部小说刻画了洪堡与西特林两个知识分子形象,且二人曾是亲密的师生关系。洪堡是三十年代轰动一时的诗人,写过一些才华横溢的美妙的诗篇。它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许多东西在他眼中都是神圣的,他认为“成功”、“失败”、“美”、“爱”、“荒原”、“异化”等名词都要大写特写。世风在变,他的成功没有维持多久,就遭到了一些无耻文人的诽谤,他和新婚的妻子凯瑟琳只有退隐到乡下。不甘寂寞的洪堡又把希望寄托在开明人士史蒂文森的总统竞选上。他幻想当新政府的歌德,通过参与政治来实现自己的爱与美的艺术理想,这个理想最终也幻灭了。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洪堡精神大受刺激,最终精神失常,流落街头。西特林是洪堡悉心扶植起来的作家,最终却选择了一条与老师洪堡背道而驰的路。他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原则,写剧本,写政治人物传记,充当美国政治制度的辩护士,获得无数勋章、奖章,成为总统的座上客,周旋在上流社会中,尽情享受物质世界的一切成果,却丧失了本真的艺术,最后还是从社会的顶端摔了下来。
但是我们发现贝娄的主人公在苦恼绝望的同时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在积极地寻找出路,寻找自我,寻找真正的人生价值。贝娄深刻意识到,人不能在这样一个荒诞的世界里碌碌无为地虚度一生。他应该积极地投身于社会的洪流之中,积极地去干预生活,进入“他人”的社会。在投身社会的行动中寻找生活的立足点,从而完善自我,完善人生。
现代社会普遍的精神贫困以及传统人文价值的失落,在贝娄看来,是与物质主义的现代工商业社会的极度发展相联系的。我们不能拒绝社会发展本身,但人的存在并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因此身心平衡问题应当被重新提起,个体常常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使其精神获得富有生气的补偿。对精神事务的关注,实为贝娄作品的一个核心要点,他似乎认为沉思所带来的心灵的和平宁静是精神涵养的内在源泉,也是个体复归其自我本质的一种可能途径。因为沉思有助于个体强化其内在的主体精神,达到有效分解外部世界过于强大的异化力量的目的,从而保持其身心平衡,保持其人格的完善,不失其做人的尊严。作为沉思的结果,精神存在的显化所带来的自由也即是内在的精神愉悦。所以西特林曾说,他曾体验到了一种“内在与存在的光”(light-in-the-being),它成为自我的真实要素,“就像生命本身的呼吸”“我短暂的体会到了,但它所持续的时间之长久,却是以令人心悦诚服,并且也产生了一种完全无法言表的愉悦。”[3]
三、流浪模式的现代叙述
犹太民族的历史是一部典型的流浪史。两千多年的流浪生活已在犹太人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流浪已成为犹太民族特有的文化特征。这种民族的心理积淀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在千百万犹太人内心深处孕育成固有的本能和精神需求,称之为“流浪意识”。这种意识对贝娄的小说创作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因为各种原因到处流浪,不断寻找立足点。因此流浪这一主题在他的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贝娄的小说由此形成了一种统一模式:流浪汉模式。这种模式正是其民族“流浪情结”的流露和他对生活的一种无意识的感悟。“流浪汉的原型模式在贝娄的小说中同语言符号一样,是一种文化信息的载体形式,而非某种纯一串信息的载体”[4]。贝娄小说中运用的流浪模式可以说是对传统流浪汉小说模式的借鉴和超越。
首先,与传统流浪汉小说主人公相比,贝娄小说主人公大多都是犹太知识分子,属于中产阶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修养,胸怀大志,事业有成。他们或是作家,或是教授,或是有产者。汉德森是一个百万富翁;赫索格是大学历史教授。洪堡和西特林是著名作家和诗人。约瑟夫和维尔姆虽不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但也是有思想和精神追求的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贝娄小说的流浪汉主体。与传统流浪汉小说中主人公处于社会底层,生活无着落,四处漂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次,传统流浪汉小说一般指的是形体流浪和地理流浪。这种小说一般通过主人公的浪游经历来反映不同的生活画面,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主人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流浪中遇到各色人物,进入各种环境,遭遇各种事情,这种特点直接影响整部小说的结构和布局。贝娄的流浪汉小说则不同。主人公的地理流浪不是小说的主要框架,心理流浪轨迹则构成了小说叙述的主要格局。他小说主人公的地理流浪是为精神流浪服务的。贝娄的目的不是让主人公讲述动人的故事,而是要记录主人公的回忆、联想、梦幻、忏悔、感叹、思索,借以表现主人公心灵的演变过程,解释主人公心灵深处的复杂感情。
最后,传统流浪汉小说的写作手法是现实的。它意在通过一个个故事来展现现实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有时即使故事本身是浪漫的,但作者所展示叙述的手法也是现实主义的写作特征。然而贝娄的流浪汉小说却具有现代派的写作特点。贝娄的创作主要以存在主义为思想基础,并大量采用象征、意识流和怪诞手法等,展示现代人痛苦、迷惘、无助的心灵。它的主要创作意图是展示人内心世界的各个层面,暴露现代人的内心冲突及寻求精神解放的整个演变过程。《赫索格》写了人物的大量感觉、回忆、推测、联想、梦靥、意念、内心独白,它们混杂在一起,使主人公始终沉浸在杂乱无章的心理活动中。这使小说的结构也显得松散纷乱,但正是主人公混乱思绪的反映。当然,贝娄的意识流写法与乔伊斯、福克纳等不同,后者常使用潜意识流,使作品晦涩难懂;贝娄则很少描写盲目的、非理性的潜意识,他所表现的多为正常的心理活动,这种意识流是较为清晰明快的。所以他的作品堪称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贝娄是一个思想家,他把犹太性、现代性和知识分子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去思考我们人类自身命运及其前途更具有启发和标本意义;贝娄又是一个作家,他用敏感而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作为现代社会良知的心灵和思想。他对“我们是什么,我们从何而来又从何而去”等一系列基本人生命题的阐释更为全面而具体,正如康拉德说,“艺术家所感动的是我们生命中的天赋部分,而不是获得的部分;他触动人民的愉快感和惊奇感……他诉诸我们的怜悯心和痛苦心;触动我们潜在的与万物的情谊——而且触及那不可捉摸也磨灭不了的与其他人休戚相关的信念,正是这一信念使无数孤寂的心灵交织在一起……使全人类结合在一起——死去的与活着的,活着的与将出生的。”[5]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灵魂。在贝娄人物的感召下,当今知识分子尤其是当代大学生更应该去继续深入贝娄式的质疑和追寻。
参考文献:
[1]贝娄.赫索格.宋兆霖译.漓江出版社,1986:47.
[2]马尔科姆·布拉德伯利著.王著华译.美国现代小说论.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165.
[3]Saul Bellow.Humboldts Gift.Penguin Books:175.
[4]张桂林.华美的乐章——论徐志摩诗歌的音乐性.宿州学院学报,2005:209.
[5]王宁,顾明栋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