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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解决社会转型期的警务困境，要充分利用公共警务这个支点，在构建诚信的组织化社会中，警察要变“我为民众做什么”为“我带民众做什么”。只有建成集政策引导、信息共享、法治保障于一体的支撑平台，并彻底抛弃警察管理者的官架子，俯下身子携手各界共治，才能实现双重内化功能，共建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关键词】公共警务 公安机关 共治 【中图分类号】 D631 【文献标识码】 A
公共警务及其双重内化功能
公共警务，是指以公安机关为主导，携手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预防和打击犯罪、共同治理治安秩序、共建公共安全的警务机制。它是将现有警务由警察负责治安转变为警民共建治安，实现全民皆警的无限警务。它是我党的群众路线方针和综合治理方针在警务工作上的具体化、模式化。
警务并不是警察的专属事务。恩格斯曾指出，“警察是和国家一样古老的，国家不能没有警察”。警察作为一种职业在早期是百姓警务。可见，社会自我警务，百姓自我治安，历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公共警务是通过唤起百姓的自警意识，激发百姓的自防潜能，提升百姓的自控能力，构建警民一心的安全共同体。它具有双重内化的功能：即警察将公众的利益与愿望内化为自己的利益与愿望，实现“警察即人民”；公众将警察的责任与义务内化为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实现“人民即警察”，从而化解警民矛盾，实现警民一体，进而能够实现三级转化的效果。
利益由诉求到追求的转化。在现行警务中警察是人民的保护神，民众习惯了被保护，养成了伸手要安宁的惰性，逐渐地失去了自我防范和保护的能力，稍有不满就大耍纳税人的脾气。在公共警务中，市民的安全首先是自己负责，而警察则是专业、有条件的帮助者。从而，市民就不会因自身大小安全都诉诸警察，而是自己去保障自身的安全。
行为由自私到自制的转化。匿名社会的形成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缺乏面对面的积极互动。而公共警务则是促进人们互联互助，把人们从幕后拉到幕前，从家庭拉到社团，在集体互动中重塑熟人社会。一方面人们知根知底、相互了解就会顾及面子讲规矩，就会主动遵守社会规范；另一方面社会的透明度提升，增强了违法行为的发现概率，为法律实施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条件：行为的可观测性和可验证性，法网的效力就能延伸到社会底层。
社会由信息到信用的转化。虚假信息泛滥和匿名社会导致社会信用下降，使法律和规范的治理机制丧失了作用。公共警务由于实行共同治理，大量的信息交流与行为互动，能够产生去伪存真的进化效果，能有效地推动信用机制的建立。组织化的个人因为要经过组织“社会印章”的信誉认证，必然提升信用水平。信誉机制是在重复博弈中建立起来的，而具有诚实守信的内在品质的人，必然会遵守并监督执行社会规范。
放手发动群众，广兴联防自治；培育安保市场，携手多元共治
多元化的社会一定要靠多元化的治安机制，要充分地利用公共警务这个支点，撬动起三股势力，形成三治并举的局面，才能重构已经解构的社会，共建转型后期良性的治安秩序。这三股势力就是：政府的权力，市场的资本，社会的信誉。其中，信誉是最深刻的根基，资本是最活跃的先锋，权力是最强大的保障。三治分别是：法治、自治、共治。其中，法治是外因，益于构建外生秩序；自治是内因，益于构建内生秩序；共治是根基，益于构建共生秩序。
放手发动群众，广兴联防自治，构建诚信的组织化社会。个人安全首先是民众个人的责任，法的实施也需要公民的认同和自愿，这既是公众的权利也是义务。警察要把过去基于社会控制和服务的需要，而过多介入私人空间的权力交还给社会，更要帮助民众认识到自防的责任，担负起自治的义务，实现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治理”。警察要变“我为民众做什么”为“我带民众做什么”，重新捡起我党动员群众的传家宝。首先，引导民众走出家庭重回社区，建立互助互信共防共治的平安社区。其次，扶持民间安防群团发展，实现碎片社会的重新组织化，密织联保联防的社会控制新网络。最后，做实代码和实名的网络硬功，实现虚拟空间的现实回归，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风尚。
培育安保市场，携手多元共治，铸造无缝的治安共同体。在所有具有竞争性和排它性的领域，市场的力量都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绝大部分治安领域（如保安、中介、资信），都是具有排它性和竞争性的。放开资本力量进入，既能提高治安效率又能降低社会成本。警察应该从这些领域的治安服务中退出，培育和支持企业开展有偿治安服务，变“我为你做”为“你请我做”。资本的力量一旦被释放，就会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所有有偿的治安空间，组建起无缝地治安共同体。如美国企业化的“反诈骗中心”。一是扶持。既要让私人资本能进则进，更要支持他们做优做强，促使他们更积极地去拓展新的空间开发新的服务。二是合作。既可通过定期会商机制互通信息共商对策，又可直接把一些安全工作外包给企业。三是监管。为了扼制企业过度的逐利性，既要引导行业自律良性发展，又要开展过程监管以及时纠偏，查处违规以警示教育。
撑起法治大伞，筑实共享平台；扎牢共治理念，接受民众评判
撑起法治大伞，筑实共享平台，形成坚强的神经中枢。公共警务要求警察既有公共性又有专业性。就公共性而言，警察要有组织动员群众的能力；就专业性而言，警察一方面要担当打击犯罪的主力军，另一方面要成为预防犯罪的专家教员。因此，公安机关在有所不为的同时，必须更好的有所为，要成为公共警务中具有领导力、凝聚力、支撑力、战斗力的神经中枢。其一，在打击犯罪上零容忍。警察打击的力度越大，群众参与的底气就会越足。其二，在预防犯罪上采取高、精、快。要立足于群众并形成高效的防控体系；要立足于大数据探索精准的预测技术；要立足于问题及时发现苗头和整改隐患。其三，在法治支撑上强有力。作为公共警务的司令部，要建成集政策引导、信息共享、法治保障于一体的支撑平台，为各方力量提供开放的强有力的支持和服务。
扎牢共治理念，接受民众评判，建设水乳交融的百姓警队。要想高效地动员群众，必须深深地扎根群众，这是著名的英国警务改革的旗手约翰·安德逊“警务树”理论要求。警察必须彻底抛弃管理者的官架子，俯下身子携手各界共治，才能实现双重内化功能，达到全民皆警的境界。一是设置制度化的公安评议委員会，公开透明地推选真正有代表性的委员，定期地评议公安工作，并票决评分。其结果内外公开，上报下达。二是设置规范化的三评制度，作为各级公安机关绩效的评价依据，纳入晋职晋衔及奖惩的刚性指标。即公安评议委员会的民意评，上下级机关的组织评，第三方机构的专家评，并以民意评的权重为主。三是建设群众工作队式的基层派出所，使之真正成为动员群众的桥头堡，群众联防的大本营。
（作者为公安部公安战略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唐亚林、李瑞昌、朱春等著：《社会多元、社会矛盾与公共治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②【美】詹姆斯·克里斯著、纳雪沙译：《社会控制》，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
③杨雄主编：《网络时代行为与社会管理》，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
④张维迎著：《信息、信任与法律》，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⑤杨昌军：《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警务困境与出路》，《公安研究》，2010年第10期。
⑥【美】黄锦就：《以“国家警察作为社会资源”理论为基点展开的言说——关于社区警务与中国群众路线警务的相关研究（下）》，《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⑦王大伟著：《英美警察科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
责编/肖晗题 美编/于珊
【关键词】公共警务 公安机关 共治 【中图分类号】 D631 【文献标识码】 A
公共警务及其双重内化功能
公共警务，是指以公安机关为主导，携手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预防和打击犯罪、共同治理治安秩序、共建公共安全的警务机制。它是将现有警务由警察负责治安转变为警民共建治安，实现全民皆警的无限警务。它是我党的群众路线方针和综合治理方针在警务工作上的具体化、模式化。
警务并不是警察的专属事务。恩格斯曾指出，“警察是和国家一样古老的，国家不能没有警察”。警察作为一种职业在早期是百姓警务。可见，社会自我警务，百姓自我治安，历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公共警务是通过唤起百姓的自警意识，激发百姓的自防潜能，提升百姓的自控能力，构建警民一心的安全共同体。它具有双重内化的功能：即警察将公众的利益与愿望内化为自己的利益与愿望，实现“警察即人民”；公众将警察的责任与义务内化为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实现“人民即警察”，从而化解警民矛盾，实现警民一体，进而能够实现三级转化的效果。
利益由诉求到追求的转化。在现行警务中警察是人民的保护神，民众习惯了被保护，养成了伸手要安宁的惰性，逐渐地失去了自我防范和保护的能力，稍有不满就大耍纳税人的脾气。在公共警务中，市民的安全首先是自己负责，而警察则是专业、有条件的帮助者。从而，市民就不会因自身大小安全都诉诸警察，而是自己去保障自身的安全。
行为由自私到自制的转化。匿名社会的形成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缺乏面对面的积极互动。而公共警务则是促进人们互联互助，把人们从幕后拉到幕前，从家庭拉到社团，在集体互动中重塑熟人社会。一方面人们知根知底、相互了解就会顾及面子讲规矩，就会主动遵守社会规范；另一方面社会的透明度提升，增强了违法行为的发现概率，为法律实施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条件：行为的可观测性和可验证性，法网的效力就能延伸到社会底层。
社会由信息到信用的转化。虚假信息泛滥和匿名社会导致社会信用下降，使法律和规范的治理机制丧失了作用。公共警务由于实行共同治理，大量的信息交流与行为互动，能够产生去伪存真的进化效果，能有效地推动信用机制的建立。组织化的个人因为要经过组织“社会印章”的信誉认证，必然提升信用水平。信誉机制是在重复博弈中建立起来的，而具有诚实守信的内在品质的人，必然会遵守并监督执行社会规范。
放手发动群众，广兴联防自治；培育安保市场，携手多元共治
多元化的社会一定要靠多元化的治安机制，要充分地利用公共警务这个支点，撬动起三股势力，形成三治并举的局面，才能重构已经解构的社会，共建转型后期良性的治安秩序。这三股势力就是：政府的权力，市场的资本，社会的信誉。其中，信誉是最深刻的根基，资本是最活跃的先锋，权力是最强大的保障。三治分别是：法治、自治、共治。其中，法治是外因，益于构建外生秩序；自治是内因，益于构建内生秩序；共治是根基，益于构建共生秩序。
放手发动群众，广兴联防自治，构建诚信的组织化社会。个人安全首先是民众个人的责任，法的实施也需要公民的认同和自愿，这既是公众的权利也是义务。警察要把过去基于社会控制和服务的需要，而过多介入私人空间的权力交还给社会，更要帮助民众认识到自防的责任，担负起自治的义务，实现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治理”。警察要变“我为民众做什么”为“我带民众做什么”，重新捡起我党动员群众的传家宝。首先，引导民众走出家庭重回社区，建立互助互信共防共治的平安社区。其次，扶持民间安防群团发展，实现碎片社会的重新组织化，密织联保联防的社会控制新网络。最后，做实代码和实名的网络硬功，实现虚拟空间的现实回归，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风尚。
培育安保市场，携手多元共治，铸造无缝的治安共同体。在所有具有竞争性和排它性的领域，市场的力量都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绝大部分治安领域（如保安、中介、资信），都是具有排它性和竞争性的。放开资本力量进入，既能提高治安效率又能降低社会成本。警察应该从这些领域的治安服务中退出，培育和支持企业开展有偿治安服务，变“我为你做”为“你请我做”。资本的力量一旦被释放，就会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所有有偿的治安空间，组建起无缝地治安共同体。如美国企业化的“反诈骗中心”。一是扶持。既要让私人资本能进则进，更要支持他们做优做强，促使他们更积极地去拓展新的空间开发新的服务。二是合作。既可通过定期会商机制互通信息共商对策，又可直接把一些安全工作外包给企业。三是监管。为了扼制企业过度的逐利性，既要引导行业自律良性发展，又要开展过程监管以及时纠偏，查处违规以警示教育。
撑起法治大伞，筑实共享平台；扎牢共治理念，接受民众评判
撑起法治大伞，筑实共享平台，形成坚强的神经中枢。公共警务要求警察既有公共性又有专业性。就公共性而言，警察要有组织动员群众的能力；就专业性而言，警察一方面要担当打击犯罪的主力军，另一方面要成为预防犯罪的专家教员。因此，公安机关在有所不为的同时，必须更好的有所为，要成为公共警务中具有领导力、凝聚力、支撑力、战斗力的神经中枢。其一，在打击犯罪上零容忍。警察打击的力度越大，群众参与的底气就会越足。其二，在预防犯罪上采取高、精、快。要立足于群众并形成高效的防控体系；要立足于大数据探索精准的预测技术；要立足于问题及时发现苗头和整改隐患。其三，在法治支撑上强有力。作为公共警务的司令部，要建成集政策引导、信息共享、法治保障于一体的支撑平台，为各方力量提供开放的强有力的支持和服务。
扎牢共治理念，接受民众评判，建设水乳交融的百姓警队。要想高效地动员群众，必须深深地扎根群众，这是著名的英国警务改革的旗手约翰·安德逊“警务树”理论要求。警察必须彻底抛弃管理者的官架子，俯下身子携手各界共治，才能实现双重内化功能，达到全民皆警的境界。一是设置制度化的公安评议委員会，公开透明地推选真正有代表性的委员，定期地评议公安工作，并票决评分。其结果内外公开，上报下达。二是设置规范化的三评制度，作为各级公安机关绩效的评价依据，纳入晋职晋衔及奖惩的刚性指标。即公安评议委员会的民意评，上下级机关的组织评，第三方机构的专家评，并以民意评的权重为主。三是建设群众工作队式的基层派出所，使之真正成为动员群众的桥头堡，群众联防的大本营。
（作者为公安部公安战略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唐亚林、李瑞昌、朱春等著：《社会多元、社会矛盾与公共治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②【美】詹姆斯·克里斯著、纳雪沙译：《社会控制》，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
③杨雄主编：《网络时代行为与社会管理》，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
④张维迎著：《信息、信任与法律》，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⑤杨昌军：《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警务困境与出路》，《公安研究》，2010年第10期。
⑥【美】黄锦就：《以“国家警察作为社会资源”理论为基点展开的言说——关于社区警务与中国群众路线警务的相关研究（下）》，《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⑦王大伟著：《英美警察科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
责编/肖晗题 美编/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