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赏罚》中有这样的记载：周文王曾就赏罚问题问询姜太公，太公回答：“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意思是说，凡是奖赏贵在说到做到，这叫“信赏”；惩罚贵在有令必行，这叫“必罚”。太公又进一步说：“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意思是说，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虽然只是用在了我们耳闻目睹的人和事上，但那些我们看不到、听不到的地方，也都在无形中受到了教化。姜太公的这两句话，既讲出了赏罚的原则———信赏必罚，也阐明了赏罚的功用———赏罚一人，教育众人。赏罚分明，则天下治。
　　明赏罚、严法纪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治国治军的共同主张。从管子的“用赏者贵诚，用刑者贵必”，到荀子的“无功不赏，无罪不罚”，再到黄石公的“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再到后世的“赏罚不明，百事不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等等，都体现了赏罚分明的思想。
　　法家将这一思想贯彻于治国实践中更为突出。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认为，“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法家的代表人物如李悝、商鞅等，都是通過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魏国的李悝做郡守时，为了让人们都能学会射箭，下令说：“对于那些难于决断谁输谁赢的诉讼案件，就叫双方比赛射箭。”结果整个地区很快就掀起了练习射箭的热潮。等到与他国开战时，由于当地民众都惯于射箭，遂大胜敌国。
　　商鞅在推动变法的过程中，曾用徙木立信贯彻执行新法，实际上这是信赏；在遭到了以太子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强烈反对时，惩办了两位唆使太子违抗新法的老师，这是必罚。于是“秦人皆趋令”。新法令快速推行，使秦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为最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以赏罚严明治国治军的例子不胜枚举。马谡违犯军令失守街亭，使蜀军由主动转为被动，遭受重大挫折；副将王平在马谡不听劝阻、坚持己见的情况下，率领本部人马“鸣鼓自持”，不仅保全了部队，还主动收容了失散的蜀军兵将。诸葛亮挥泪将自己一贯器重的马谡斩首，对王平则及时行赏，将他从裨将破格提升为讨寇将军，封亭侯。诸葛亮曾就赏罚作过专门论述：“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
　　唐太宗非常重视赏罚的作用，先后对18名大臣进行了26次奖励。对击灭东突厥的大将军李靖重奖2次，对辅佐太子有功并敢于直谏的于志宁、孔颖达等都给予重奖。对谏议大夫魏征奖励次数最多，重奖8次。魏征去世后，太宗命令九品以上官员前去悼念，并亲自为其撰写碑文。他对大臣们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而一旦发现大臣有过失或犯罪，则不管是立过大功还是皇亲国戚，都严惩不贷。正是由于唐太宗赏罚分明，成就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赏罚思想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各个时期的帝王有的重赏，有的重罚。而赏与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适时适当的奖赏能起到激励、鼓舞、推动的作用；另一方面，必要的惩戒能起到纠正、禁止和威慑的作用。赏罚得当，相辅相成，才能取信于众人，使进有所得，退有所失，皆效其力，才能更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二者协调，方为治国理政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