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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年间,中国诗坛被玄言诗垄断,是他,在诗坛吹起一阵清新的风,开一代田园诗派;他,挣扎在入仁与出世的矛盾中,最终与黑暗的官场决裂,归隐田园;他,在儒家与道家的思想中游弋,将儒、道的思想寓于自然的语句中;他,以平淡自然之语,成就了千古佳句;他,把金刚怒目的情怀深藏于那颗壮志成空的心中……他,就是陶渊明,爱酒、爱菊、爱书,安贫、固穷、乐道,悠闲于南山采菊的他,却将满腔的政治理想写在了《桃花源记》中,这就是充满矛盾的陶渊明,中国诗史上开宗立派的陶渊明,为后世诗人敬仰称道的陶渊明。作此文,只是想通过陶渊明的诗、陶渊明的经历找寻一些隐藏于他内心深处的思想,了解一下他诗中的自然平淡与胸中的慷慨忧愤。
关键词:陶渊明;矛盾;思想;平淡;金刚怒目
中图分类号:I206/2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7-0192-02
东晋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才使得诗歌的脉络重回正轨,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属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诗歌所能达到的程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做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他们对陶渊明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永不令人生厌的话题。
陶渊明人生道路上的矛盾
陶渊明出身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的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陶家的地位已无法与士族相比,但有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
陶渊明少年时在柴桑农村度过,“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正是陶公当时的真实写照,对自然热爱的种子也是在那时便悄悄埋下,深深植根。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歸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陶渊明思想上受儒道的影响
陶渊明思想中的“固穷”和“安贫”的思想就是儒家学说的具体表现。“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的“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如“好爵吾不荣,厚飨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这四句说明陶渊明轻视世俗的荣华富贵,而以追求仁义来激励自己。“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感士不遇赋》)则指要保持高洁的情操,不会随波逐流。“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其十六)写到自己为了坚持信念,受尽了寒冻饥苦。陶渊明的《咏贫士》七首分别吟咏了多位古代的安贫乐道之士,以“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来勉励自己,表明他要像黔娄、颜回、袁安等一样保持正直之士的傲骨劲节,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陶渊明去世后,友人以“靖节”之谥号彰其心志。此后,那发自灵魂深处的呼号在无数志士文人那里产生了共鸣。“须言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正气”(辛弃疾《水龙吟》)。
另一方面,陶渊明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70篇用了《老》、《庄》的典故,共77处之多;魏晋玄学对他也有影响,但他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而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的玄学家很不同。受道家影响极深的陶渊明,崇尚自然,将哲学之理寓于自然之物中,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这些朴素自然的诗句,像格言一样,言浅意深,发人深省。清人潘德兴《养一斋诗话》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意思是说陶渊明诗歌里每一个意境、意象,都能够接近自然的神理。
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平淡自然与金刚怒目
魏晋年间,迫于社会现实的压力,仕宦文人的心灵中始终弥漫着两种情绪:一是悲悼生命的短暂,时间的流逝;二是咏唱自我的可贵、人性的自由。因此,文人的目光有时集中于客观的现实世界,有时倾注于主观的精神空间,激愤与和平、慷慨与冲淡成为人生矛盾的二重组合。在这种时代氛围中,陶渊明也不能超然于这种人生困境之外。当客观世界与主观心灵相契时,他表现出一份平和冲淡;当现实世界与主观心灵背离时,他表现出一种慷慨忧愤。理想与现实的融合冲撞,使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两种艺术境界—平淡自然和金刚怒目。
“真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是陶渊明心灵神韵的最高概括,而世之污浊令他苦闷、彷徨。陶氏写出了“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的诗句,“高鸟”与“游鱼”都是诗人对“任真”、“真率”的人生境界的追求,鸟鱼自由自在,而人却受世俗的羁绊,愧意顿生,于是归隐田园。当田园生活的真美出现在陶渊明的生活中时,诗人心灵的风帆停泊在了宁静的港湾,田园风光、农事劳动、人际交往以一种平淡自然的面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陶渊明的《移居》其二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身随意行,情随行生,情之所至,意到笔成。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其乐,将田园日常生活中较为零碎的场面勾画得如流水行云一般,仿佛碧空中的行云,舒卷自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称:“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从诗中,我们感到诗人情意的真率,友情的真挚。诗歌朴实明快,文气畅达,在看似平淡散缓中形成天然意境。在陶渊明作品中有“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田园生活,有“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的田园风光,事真、景真、情真、意真。平淡自然的艺术境界的创造源于他心灵与自然的契合,源于他“任真”的人生态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南山的永恒,飞鸟的自由,无不象征着他“任真”的本性,自由生命的本真。当真人与真境实现和谐的统一时,平淡自然成了诗人创造的主要艺术境界之一。
后人对平和冲淡过分关注而忽视了诗人内心的慷慨忧愤,是鲁迅先生又从陶诗平淡自然的境界深处发掘出“金刚怒目”的品格。惟其如此,对陶渊明的诗风才有了最为完整概括。除创田园诗外,陶渊明还有大量的咏怀诗,咏史诗:《杂诗》,《咏贫士》,《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咏山海经》等。其中有些作品展示了他矛盾痛苦的心境。少年时“猛志逸四海”的陶渊明陷入了深深的孤独悲愤之中,人生价值的失落,强烈的生命悲剧意识,使诗人在《杂诗》八首中,几乎篇篇都发出慨叹人生易老,壮志难酬的心曲。“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在晨”,“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如此等等,悲怆的情调中隐藏着一颗不平的灵魂。这既是时代情结的反应,又是陶渊明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冲突的结果。在对荆轲的传神写意中,展示了自己的壮志豪情,虽奇功不成,但风云变色,千载留名。“平淡自然”转为“金刚怒目”。《读山海经》其十:“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没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微木至少,沧海极阔,精卫的不屈精神被鲜明的刻画出来。鲁迅即以此诗推出陶渊明“金刚怒目”的品格。而这种“金刚怒目”式的愤激之情,仍以自然之语出之。何以解陶渊明这一腔忧愤?唯有美酒。前人说,陶渊明诗“篇篇有酒”,虽不尽然,但在作品中写酒,以致形成一种文学主题,应始自陶渊明。后世名家对陶渊明的酒兴诗情也有着诸多赞扬:
诗仙李白非常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在《戏赠郑溧阳》中写道:“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李白那种“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思想,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把陶渊明引为知己,他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写道:“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欧阳修也说:“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
对诗人“金刚怒目”的真性情龚自珍还有诗云:“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正是入仕与出世的挣扎,儒道思想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一代文学家、思想家—陶渊明。
(责任编辑/王丽君)
关键词:陶渊明;矛盾;思想;平淡;金刚怒目
中图分类号:I206/2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7-0192-02
东晋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才使得诗歌的脉络重回正轨,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属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诗歌所能达到的程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做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他们对陶渊明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永不令人生厌的话题。
陶渊明人生道路上的矛盾
陶渊明出身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的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陶家的地位已无法与士族相比,但有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
陶渊明少年时在柴桑农村度过,“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正是陶公当时的真实写照,对自然热爱的种子也是在那时便悄悄埋下,深深植根。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歸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陶渊明思想上受儒道的影响
陶渊明思想中的“固穷”和“安贫”的思想就是儒家学说的具体表现。“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的“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如“好爵吾不荣,厚飨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这四句说明陶渊明轻视世俗的荣华富贵,而以追求仁义来激励自己。“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感士不遇赋》)则指要保持高洁的情操,不会随波逐流。“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其十六)写到自己为了坚持信念,受尽了寒冻饥苦。陶渊明的《咏贫士》七首分别吟咏了多位古代的安贫乐道之士,以“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来勉励自己,表明他要像黔娄、颜回、袁安等一样保持正直之士的傲骨劲节,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陶渊明去世后,友人以“靖节”之谥号彰其心志。此后,那发自灵魂深处的呼号在无数志士文人那里产生了共鸣。“须言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正气”(辛弃疾《水龙吟》)。
另一方面,陶渊明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70篇用了《老》、《庄》的典故,共77处之多;魏晋玄学对他也有影响,但他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而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的玄学家很不同。受道家影响极深的陶渊明,崇尚自然,将哲学之理寓于自然之物中,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这些朴素自然的诗句,像格言一样,言浅意深,发人深省。清人潘德兴《养一斋诗话》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意思是说陶渊明诗歌里每一个意境、意象,都能够接近自然的神理。
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平淡自然与金刚怒目
魏晋年间,迫于社会现实的压力,仕宦文人的心灵中始终弥漫着两种情绪:一是悲悼生命的短暂,时间的流逝;二是咏唱自我的可贵、人性的自由。因此,文人的目光有时集中于客观的现实世界,有时倾注于主观的精神空间,激愤与和平、慷慨与冲淡成为人生矛盾的二重组合。在这种时代氛围中,陶渊明也不能超然于这种人生困境之外。当客观世界与主观心灵相契时,他表现出一份平和冲淡;当现实世界与主观心灵背离时,他表现出一种慷慨忧愤。理想与现实的融合冲撞,使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两种艺术境界—平淡自然和金刚怒目。
“真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是陶渊明心灵神韵的最高概括,而世之污浊令他苦闷、彷徨。陶氏写出了“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的诗句,“高鸟”与“游鱼”都是诗人对“任真”、“真率”的人生境界的追求,鸟鱼自由自在,而人却受世俗的羁绊,愧意顿生,于是归隐田园。当田园生活的真美出现在陶渊明的生活中时,诗人心灵的风帆停泊在了宁静的港湾,田园风光、农事劳动、人际交往以一种平淡自然的面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陶渊明的《移居》其二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身随意行,情随行生,情之所至,意到笔成。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其乐,将田园日常生活中较为零碎的场面勾画得如流水行云一般,仿佛碧空中的行云,舒卷自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称:“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从诗中,我们感到诗人情意的真率,友情的真挚。诗歌朴实明快,文气畅达,在看似平淡散缓中形成天然意境。在陶渊明作品中有“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田园生活,有“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的田园风光,事真、景真、情真、意真。平淡自然的艺术境界的创造源于他心灵与自然的契合,源于他“任真”的人生态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南山的永恒,飞鸟的自由,无不象征着他“任真”的本性,自由生命的本真。当真人与真境实现和谐的统一时,平淡自然成了诗人创造的主要艺术境界之一。
后人对平和冲淡过分关注而忽视了诗人内心的慷慨忧愤,是鲁迅先生又从陶诗平淡自然的境界深处发掘出“金刚怒目”的品格。惟其如此,对陶渊明的诗风才有了最为完整概括。除创田园诗外,陶渊明还有大量的咏怀诗,咏史诗:《杂诗》,《咏贫士》,《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咏山海经》等。其中有些作品展示了他矛盾痛苦的心境。少年时“猛志逸四海”的陶渊明陷入了深深的孤独悲愤之中,人生价值的失落,强烈的生命悲剧意识,使诗人在《杂诗》八首中,几乎篇篇都发出慨叹人生易老,壮志难酬的心曲。“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在晨”,“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如此等等,悲怆的情调中隐藏着一颗不平的灵魂。这既是时代情结的反应,又是陶渊明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冲突的结果。在对荆轲的传神写意中,展示了自己的壮志豪情,虽奇功不成,但风云变色,千载留名。“平淡自然”转为“金刚怒目”。《读山海经》其十:“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没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微木至少,沧海极阔,精卫的不屈精神被鲜明的刻画出来。鲁迅即以此诗推出陶渊明“金刚怒目”的品格。而这种“金刚怒目”式的愤激之情,仍以自然之语出之。何以解陶渊明这一腔忧愤?唯有美酒。前人说,陶渊明诗“篇篇有酒”,虽不尽然,但在作品中写酒,以致形成一种文学主题,应始自陶渊明。后世名家对陶渊明的酒兴诗情也有着诸多赞扬:
诗仙李白非常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在《戏赠郑溧阳》中写道:“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李白那种“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思想,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把陶渊明引为知己,他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写道:“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欧阳修也说:“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
对诗人“金刚怒目”的真性情龚自珍还有诗云:“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正是入仕与出世的挣扎,儒道思想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一代文学家、思想家—陶渊明。
(责任编辑/王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