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身简洁的布衣白裙，有些蓬松的中长卷发，一脸淡然亲和的笑容，多年来，在作家唐颖身上，岁月似乎一点也没留下痕迹。她的家也没有什么变化，客厅中的榻榻米依然雅致而有情调，书房里三面都是书柜，整整齐齐摆放了上千本书。依然如故的还有她的写作，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写作姿态，深挖上海尤其是上海女人这个题材，呈现着涓涓细流般的持久力。
唐颖以写上海题材小说闻名中国， 1986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来去何匆匆》后，又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丽人公寓》《随波逐流》《多情一代男》《无性伴侣》等，发表了中篇小说《青春的梦魇》《那片阳光还在》《海贝》《糜烂》《红颜》《无力岁月》等。除了一部非虚构小说《与孩子一起留学——美国高中陪读笔记》外，唐颖的绝大多数小说讲述的都是都市中女性的情感命运与成长蜕变，也反映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时代变迁。因此唐颖的作品被认为是了解当代上海的“必备指南”。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城市文学是边缘化的，在宏大叙事的潮流里，唐颖也早就意识到自己的“非主流”，但是她依旧一如既往地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笔耕不缀。
今年上半年，唐颖共出版了四本书。其中三本是旧作，《阿飞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这三本书以“双城系列”命名并重新推出，还有一本是新作《上东城晚宴》。这四部长篇小说也是唐颖近十五年创作的成果。携着四本厚厚的著作，唐颖在今年的书展上特别忙碌，参加了新书签售、文学对话、读者见面会以及上海国际文学周等多项活动。不过忙碌之余，唐颖还是抽空接受了我的专访，地点定在淮海中路上环贸iapm商场的一家咖啡店里。这个地点也别有意义，淮海路一带是唐颖长大的地方，载着太多童年记忆。
爱的表达远远不是甜蜜
唐颖从小长大的街区是过去的法租界，与淮海路相邻。淮海路上的建筑基本是商家，很少有住宅，所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住在淮海路周围区域的人，都被称为“淮海路出来的”。在唐颖看来，这个地方的人跟其他地方的人还是稍有点差异。“他们比较虚荣，因为从小就是在物质化的环境里成长，但反过来，他们又不容易被表面上看上去很虚荣的东西欺骗，对于一种表面的豪华生活有免疫力。淮海路长大的小姑娘天生要好看，这也是女人的天性，但物质生活需要用青春和感情做交换时，她们便需要选择，便有了挣扎和底线。”
约韩·厄普代克曾说过：“我真的不觉得我是唯一一个会关心自己前十八年生命体验的作家，海明威珍惜那些密西根故事的程度甚至到了有些夸张的地步。”唐颖也是如此，她坦言几乎所有她写的小说都跟她自己的成长有关。学者余秋雨曾评价道，唐颖最大的资本是她自己的感性生命——一个既缅怀过去、又挑逗将来，既熟知市井、又陶醉文化的上海女性。
因为自身是女性，所以唐颖的小说都是通过女性的视角来写的。因为成长于上海淮海路一代，所以“双城系列”就是以她年少成长的都市街区作为重要场景，作为小说中的虚构世界的背景。作家陈村直言：“唐颖写的就是很有名的淮海路的小姑娘。她们眼界很高，眼睛是朝外看的。她们都有一种自爱，包括一种对男性的警惕。她们是领了这个城市、大都市的风气之先的。”
不过，唐颖笔下的淮海路出来的女性并不是很多人印象中的生活优渥、趾高气昂的小资女人，相反，这些人都带着岁月的伤痕，精致讲究的外表下藏着一股沧桑的气息，她们经历过伤痛的青春期并继续经历着世间的悲欢离合。唐颖说道：“在‘极左’的年代里，其实这个街区的人是最压抑的，因为他们是被批判的群体。这个地方的人也有弱点，他们都比较自私。比如我的小说《阿飞街女生》中就写道，上世纪70年代，在阿飞街上发生过一个非常残酷的事件：一个晚上一个女孩子被强暴了，周围的人家是听到她的呼救的，但是所有人都把门窗關紧，包括她的同学和同学家人。这起事件不仅对受害者，对在这条街上成长的所有女孩子都造成了心理阴影，乃至成年以后都无法忘却。”
上世纪90年代，唐颖的一些小说如《丽人公寓》《糜烂》《红颜》等，都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城市的物质性以及在这个环境中生存的城市女性。但唐颖的笔触所热衷的从来不是光怪陆离、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而是充满各种诱惑的城市里、暗礁遍布的洪流中，女性的命运，尤其是情感关系中的困惑、伤痛与抉择。不过唐颖笔下的爱情也是与众不同的。很多其他文艺作品中的爱情总是色彩鲜明，或是青葱岁月中的质朴纯真、一往情深，或是物质世界里成熟男女的缠绵痴情、轰轰烈烈。而唐颖作品所展现出来的两性关系更为复杂，既有甜蜜更充满了缺憾，处于微妙幽深的灰色地带。正如评论家吴玫所言：“可以写温暖故事的作家，比比皆是。而像唐颖这样用饱蘸糖水的水果刀一下一下削出城市人骨髓里的伤痛的作家，很少。”
唐颖解释道：“我更愿意去写人们表面认知的反面，人们认为爱情一定是幸福的，但是人性有多复杂，爱就有多复杂。爱的表达远远不是甜蜜，当爱产生时，往往呈现了负面情绪，怀疑、嫉妒、郁闷，诸如此类。爱的关系一旦形成，战争也开始了，是相爱双方的战争，是占有和反占有、掌控和反掌控。爱的冲突里有着人性的盲区，文学便是探索人性盲区。”
“在上路”，保持敏锐和好奇
唐颖的小说中呈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无论是生活于上海，还是辗转于世界各地，都融入了作者个人的生命体验。唐颖的中篇小说《爱的岁月最残酷》《寂寞空旷》《瞬间之旅》都写到移民至新加坡的知识女性的人生变化，而这与唐颖在新加坡生活、工作过一年有关。
2000年唐颖和丈夫张献一起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亚洲协会邀请去纽约访问。2004年唐颖受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并于次年受邀在同一大学担任驻校作家。多年旅居美国，让她对纽约城的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和法拉盛的唐人街等区域非常熟悉，但落笔时，唐颖依然保持着一种谨慎。《上东城晚宴》的故事发生地虽然是纽约，但这是女主人公“里约”的纽约，是一个旅行者眼中的纽约，而不是纽约人的纽约。小说的叙事重心也不是异国情调，而是现代城市女性的情感困惑。 虽然写其他城市最终还是为了写上海，但是“在路上”、进入不同文化环境的状态，让唐颖保持了敏锐和好奇，在旅途中她所接触的最前卫的戏剧圈和独立电影也影响了她的思维习惯。
唐颖的丈夫是先锋戏剧家张献，因丈夫的关系，唐颖在写作之余也一直跨界于戏剧领域。她写过一些剧本，主持过独立剧场，做过“上海越界艺术节”的总策划。因创作先锋戏剧，唐颖与张献也经常出国巡演、交流，这段经历给予了唐颖特别的体验，她性格中的一些叛逆因素也正好在这里得到了满足。
那么，参与先锋戏剧对于写作有没有影响呢？唐颖坦诚地回答道，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间接的影响并不小。“让我视野更开阔了，对各种事物的接受更多元了，不太会被社会道德束缚，不会用简单的是非判断来看待一个事物。由此，写作也就没有什么禁忌，任何题材都可以写，问题仍然是怎么写！”
奇妙的是，正因为思想上的这种开放、自由，让唐颖笔下的情感故事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而扎实的细节、深刻的描述让很容易标签化的人物、看似龌蹉的男女关系，都有了超越世俗理解的解读。例如《上东城晚宴》中，内心无比孤独的里约与充满野心的“于连”式的阿澎，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让读者在阅读时生厌，是因为唐颖客观又深入地呈现了他们作为现代人的情感困境。
陷于困境必然要找寻出路，女性自我拯救的故事在文艺作品中也很常见。但陈村认为：“唐颖的小说不是励志的小说，而是有种顺着生活走下去，我就这么看下去的感觉。”唐颖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常常处于走钢索的状态，但是最终并没有完全符合读者的期待——成功逆袭，而仅仅是在混沌的生活状态下找到一种免于堕落的路径，但这才是最真实的生活。也正是在这种不满足中，读者才会在阅读小说的同时去思考女性的自我认知、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等人类永恒的话题。
对话唐颖
记者：如何理解“双城”这个概念？
唐颖：我觉得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曹元勇先生用“双城系列”来定位是非常准确的。这个“双城”其实就是国际视野，我不是写两个城市的物质生活，我写纽约其实还是在写上海。这些年我常常离开上海，当我在异国、在另一座城回望上海，感受的并非仅仅是物理上的距离，同时也是生命回望。我正是在彼岸城市，在他乡文化冲击下，获得崭新的视角去眺望自己的城市。故城街区是遥远的过往，是年少岁月的场景，是曾经渴望逃离的地方，也是所有的故事从这里出发的地方。上海这座城市是有历史的，我想写出这座城市的一些历史命题。
记者：情感关系可以说是你的一系列小说的母题，为何选择这个切入口？
唐颖：情爱或者说情感关系，是我小说创作中的核心关注。这些情感关系里的人物，几乎跟随我自身的生命旅程，进入不同的时代，经历变迁带来的震荡。情感关系是我小说的核心主题，作家通过写作探寻人性的盲区，情爱关系的复杂幽深充满盲区。一个社会人总是处于各种关系中，比如血缘关系或者朋友关系。不过，家人之间再怎么争执，都是分不开的。职场上的关系往往是利益关系，勾心斗角也好，互相误会也好，带来的困扰和伤害都远远不如你爱的人对你的伤害。爱人、情人间的紧密度甚至是超过家人的，但正因为这种紧密度，两人的冲突就会比其他任何关系都要激烈。没有什么情感是甜甜蜜蜜的，那都是童话故事，两人陷入得越深，冲突就越激烈，除了外部阻力诸如现实利益的权衡，更是彼此价值观和情爱观的冲突，而其中的各种冲突也是最有戏剧张力的地方，能从中窥见人性的复杂幽微和沉在最深处的底色。比如里约和于连的情爱关系是反抒情的，他们各自努力将这段关系限制在身体层面，只为了有一天可以说走就走。可身体难以和心灵分离，它不会让你只享受快感而不付任何代价。生命力无法被理性控制，也不是道德可以规范的，因此里约与“于连”情感关系失控的时候，也正是展现人性最本真的时刻。
记者：同样是写情感，你写的爱情与类型小说、通俗小说中的情感关系有怎样的不同？
唐颖：类型小说、通俗小说常常是先设定故事再有人物，作家要时刻关注市场，关注读者喜欢什么样的故事。因此，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常常是标签化、概念化的，一写到上海女人就是很“作”，让人感到很假。我写小说时是先有人物的，当有了合适的故事来展现人物时，我才会动笔。现在电影领域很流行“人设”，即编剧笔下的人物是完全按照市场要求来设置的。但对我来说，不存在“人设”的概念，我书中的人物都是活生生在那里的。
记者：很多80后、90后读者也都很喜欢你的小说。而且你早期写的小说，现在再来阅读，依然不感到过时，有一种现代感，你是如何做到的呢？
唐颖：我觉得文学是不应该过时的。如何做到不过时？那就要通过文学去写出一种真实性。所谓文学的真实性，蕴含某种超越时代的元素，你的笔能抵达人性多深，文字的生命力就有多长。有些小说，当年出版时很热门，过了十年不再被认同，通俗小说的浅表化会导致过时，事实上，任何东西都有可能过时，但我觉得人性是不会过时的，情感是不会过时的。
记者：你提到了文学的真实性，如何在虚构中追求“真实”？
唐颖：这个“真实”当然不是事无巨细，而是文学的“真实”，带有某种经典性，创作者需要抓住并表现所写的环境与人物的特点，让读者包括不同时期、不同空间的读者阅读时能感同身受、身临其境，这也是虚构作品必须追求的质感。故事情节可以虚构，人物可以虚构，唯独细节是不能虚构的，富于质感的细节才是支撑情节的关键，空洞才会虚假。寫作的挑战也在于此，细节是最考验一个作家功力的，同时细节也是从生活出发的。创作每一部作品对于写作者都是一次消耗，每一片刻的生活体验都不会被空置，作品中所蕴含的真切感情饱含了作者自己生命历程中点点滴滴的感悟，这也是我对作品中“真”的追求。
记者：你是如何在细节上下功夫的？
唐颖：我写作时有一个自我要求：细节既要真实又不能落俗套。爱情故事中总有表达爱的细节，但怎么富有创意地表达，这对作家来说是一大考验。比方说，《上东城晚宴》中“于连”这个角色，他的表达情感的方式很特别，是一种非常直白的甚至是赤裸裸的表达，这也跟他强势的个性相符。《上东城晚宴》的初稿我用了两个月就完成了，但是之后我花了很长时间在细节上进行修改，其实都是很细微的部分，可能并不影响整体情节，但与“质感”有关。这就像我们做衣服一样，要是一个针脚没有缝好，整个品质就下降了。你的描述陈旧还是新鲜，往往取决于书中的细节是否具有原创性、独特性。
记者：你最大的写作资源或者资本是什么？
唐颖：一个是经历，有机会“走出去”，走得远一点，眼界就开阔了。还有一个就是读书。我有阅读习惯，从年轻时开始，我的床边不能没有书。阅遇到好的书会激活我心里的一些东西，激活内在的一些已经麻木的记忆，打破已有的一些成见、对某些东西的固有看法。我觉得保持阅读的习惯是最有效的自我教育的一个途径。作为一个作家，需要不断向外界获取营养。
唐颖以写上海题材小说闻名中国， 1986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来去何匆匆》后，又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丽人公寓》《随波逐流》《多情一代男》《无性伴侣》等，发表了中篇小说《青春的梦魇》《那片阳光还在》《海贝》《糜烂》《红颜》《无力岁月》等。除了一部非虚构小说《与孩子一起留学——美国高中陪读笔记》外，唐颖的绝大多数小说讲述的都是都市中女性的情感命运与成长蜕变，也反映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时代变迁。因此唐颖的作品被认为是了解当代上海的“必备指南”。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城市文学是边缘化的，在宏大叙事的潮流里，唐颖也早就意识到自己的“非主流”，但是她依旧一如既往地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笔耕不缀。
今年上半年，唐颖共出版了四本书。其中三本是旧作，《阿飞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这三本书以“双城系列”命名并重新推出，还有一本是新作《上东城晚宴》。这四部长篇小说也是唐颖近十五年创作的成果。携着四本厚厚的著作，唐颖在今年的书展上特别忙碌，参加了新书签售、文学对话、读者见面会以及上海国际文学周等多项活动。不过忙碌之余，唐颖还是抽空接受了我的专访，地点定在淮海中路上环贸iapm商场的一家咖啡店里。这个地点也别有意义，淮海路一带是唐颖长大的地方，载着太多童年记忆。
爱的表达远远不是甜蜜
唐颖从小长大的街区是过去的法租界，与淮海路相邻。淮海路上的建筑基本是商家，很少有住宅，所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住在淮海路周围区域的人，都被称为“淮海路出来的”。在唐颖看来，这个地方的人跟其他地方的人还是稍有点差异。“他们比较虚荣，因为从小就是在物质化的环境里成长，但反过来，他们又不容易被表面上看上去很虚荣的东西欺骗，对于一种表面的豪华生活有免疫力。淮海路长大的小姑娘天生要好看，这也是女人的天性，但物质生活需要用青春和感情做交换时，她们便需要选择，便有了挣扎和底线。”
约韩·厄普代克曾说过：“我真的不觉得我是唯一一个会关心自己前十八年生命体验的作家，海明威珍惜那些密西根故事的程度甚至到了有些夸张的地步。”唐颖也是如此，她坦言几乎所有她写的小说都跟她自己的成长有关。学者余秋雨曾评价道，唐颖最大的资本是她自己的感性生命——一个既缅怀过去、又挑逗将来，既熟知市井、又陶醉文化的上海女性。
因为自身是女性，所以唐颖的小说都是通过女性的视角来写的。因为成长于上海淮海路一代，所以“双城系列”就是以她年少成长的都市街区作为重要场景，作为小说中的虚构世界的背景。作家陈村直言：“唐颖写的就是很有名的淮海路的小姑娘。她们眼界很高，眼睛是朝外看的。她们都有一种自爱，包括一种对男性的警惕。她们是领了这个城市、大都市的风气之先的。”
不过，唐颖笔下的淮海路出来的女性并不是很多人印象中的生活优渥、趾高气昂的小资女人，相反，这些人都带着岁月的伤痕，精致讲究的外表下藏着一股沧桑的气息，她们经历过伤痛的青春期并继续经历着世间的悲欢离合。唐颖说道：“在‘极左’的年代里，其实这个街区的人是最压抑的，因为他们是被批判的群体。这个地方的人也有弱点，他们都比较自私。比如我的小说《阿飞街女生》中就写道，上世纪70年代，在阿飞街上发生过一个非常残酷的事件：一个晚上一个女孩子被强暴了，周围的人家是听到她的呼救的，但是所有人都把门窗關紧，包括她的同学和同学家人。这起事件不仅对受害者，对在这条街上成长的所有女孩子都造成了心理阴影，乃至成年以后都无法忘却。”
上世纪90年代，唐颖的一些小说如《丽人公寓》《糜烂》《红颜》等，都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城市的物质性以及在这个环境中生存的城市女性。但唐颖的笔触所热衷的从来不是光怪陆离、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而是充满各种诱惑的城市里、暗礁遍布的洪流中，女性的命运，尤其是情感关系中的困惑、伤痛与抉择。不过唐颖笔下的爱情也是与众不同的。很多其他文艺作品中的爱情总是色彩鲜明，或是青葱岁月中的质朴纯真、一往情深，或是物质世界里成熟男女的缠绵痴情、轰轰烈烈。而唐颖作品所展现出来的两性关系更为复杂，既有甜蜜更充满了缺憾，处于微妙幽深的灰色地带。正如评论家吴玫所言：“可以写温暖故事的作家，比比皆是。而像唐颖这样用饱蘸糖水的水果刀一下一下削出城市人骨髓里的伤痛的作家，很少。”
唐颖解释道：“我更愿意去写人们表面认知的反面，人们认为爱情一定是幸福的，但是人性有多复杂，爱就有多复杂。爱的表达远远不是甜蜜，当爱产生时，往往呈现了负面情绪，怀疑、嫉妒、郁闷，诸如此类。爱的关系一旦形成，战争也开始了，是相爱双方的战争，是占有和反占有、掌控和反掌控。爱的冲突里有着人性的盲区，文学便是探索人性盲区。”
“在上路”，保持敏锐和好奇
唐颖的小说中呈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无论是生活于上海，还是辗转于世界各地，都融入了作者个人的生命体验。唐颖的中篇小说《爱的岁月最残酷》《寂寞空旷》《瞬间之旅》都写到移民至新加坡的知识女性的人生变化，而这与唐颖在新加坡生活、工作过一年有关。
2000年唐颖和丈夫张献一起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亚洲协会邀请去纽约访问。2004年唐颖受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并于次年受邀在同一大学担任驻校作家。多年旅居美国，让她对纽约城的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和法拉盛的唐人街等区域非常熟悉，但落笔时，唐颖依然保持着一种谨慎。《上东城晚宴》的故事发生地虽然是纽约，但这是女主人公“里约”的纽约，是一个旅行者眼中的纽约，而不是纽约人的纽约。小说的叙事重心也不是异国情调，而是现代城市女性的情感困惑。 虽然写其他城市最终还是为了写上海，但是“在路上”、进入不同文化环境的状态，让唐颖保持了敏锐和好奇，在旅途中她所接触的最前卫的戏剧圈和独立电影也影响了她的思维习惯。
唐颖的丈夫是先锋戏剧家张献，因丈夫的关系，唐颖在写作之余也一直跨界于戏剧领域。她写过一些剧本，主持过独立剧场，做过“上海越界艺术节”的总策划。因创作先锋戏剧，唐颖与张献也经常出国巡演、交流，这段经历给予了唐颖特别的体验，她性格中的一些叛逆因素也正好在这里得到了满足。
那么，参与先锋戏剧对于写作有没有影响呢？唐颖坦诚地回答道，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间接的影响并不小。“让我视野更开阔了，对各种事物的接受更多元了，不太会被社会道德束缚，不会用简单的是非判断来看待一个事物。由此，写作也就没有什么禁忌，任何题材都可以写，问题仍然是怎么写！”
奇妙的是，正因为思想上的这种开放、自由，让唐颖笔下的情感故事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而扎实的细节、深刻的描述让很容易标签化的人物、看似龌蹉的男女关系，都有了超越世俗理解的解读。例如《上东城晚宴》中，内心无比孤独的里约与充满野心的“于连”式的阿澎，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让读者在阅读时生厌，是因为唐颖客观又深入地呈现了他们作为现代人的情感困境。
陷于困境必然要找寻出路，女性自我拯救的故事在文艺作品中也很常见。但陈村认为：“唐颖的小说不是励志的小说，而是有种顺着生活走下去，我就这么看下去的感觉。”唐颖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常常处于走钢索的状态，但是最终并没有完全符合读者的期待——成功逆袭，而仅仅是在混沌的生活状态下找到一种免于堕落的路径，但这才是最真实的生活。也正是在这种不满足中，读者才会在阅读小说的同时去思考女性的自我认知、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等人类永恒的话题。
对话唐颖
记者：如何理解“双城”这个概念？
唐颖：我觉得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曹元勇先生用“双城系列”来定位是非常准确的。这个“双城”其实就是国际视野，我不是写两个城市的物质生活，我写纽约其实还是在写上海。这些年我常常离开上海，当我在异国、在另一座城回望上海，感受的并非仅仅是物理上的距离，同时也是生命回望。我正是在彼岸城市，在他乡文化冲击下，获得崭新的视角去眺望自己的城市。故城街区是遥远的过往，是年少岁月的场景，是曾经渴望逃离的地方，也是所有的故事从这里出发的地方。上海这座城市是有历史的，我想写出这座城市的一些历史命题。
记者：情感关系可以说是你的一系列小说的母题，为何选择这个切入口？
唐颖：情爱或者说情感关系，是我小说创作中的核心关注。这些情感关系里的人物，几乎跟随我自身的生命旅程，进入不同的时代，经历变迁带来的震荡。情感关系是我小说的核心主题，作家通过写作探寻人性的盲区，情爱关系的复杂幽深充满盲区。一个社会人总是处于各种关系中，比如血缘关系或者朋友关系。不过，家人之间再怎么争执，都是分不开的。职场上的关系往往是利益关系，勾心斗角也好，互相误会也好，带来的困扰和伤害都远远不如你爱的人对你的伤害。爱人、情人间的紧密度甚至是超过家人的，但正因为这种紧密度，两人的冲突就会比其他任何关系都要激烈。没有什么情感是甜甜蜜蜜的，那都是童话故事，两人陷入得越深，冲突就越激烈，除了外部阻力诸如现实利益的权衡，更是彼此价值观和情爱观的冲突，而其中的各种冲突也是最有戏剧张力的地方，能从中窥见人性的复杂幽微和沉在最深处的底色。比如里约和于连的情爱关系是反抒情的，他们各自努力将这段关系限制在身体层面，只为了有一天可以说走就走。可身体难以和心灵分离，它不会让你只享受快感而不付任何代价。生命力无法被理性控制，也不是道德可以规范的，因此里约与“于连”情感关系失控的时候，也正是展现人性最本真的时刻。
记者：同样是写情感，你写的爱情与类型小说、通俗小说中的情感关系有怎样的不同？
唐颖：类型小说、通俗小说常常是先设定故事再有人物，作家要时刻关注市场，关注读者喜欢什么样的故事。因此，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常常是标签化、概念化的，一写到上海女人就是很“作”，让人感到很假。我写小说时是先有人物的，当有了合适的故事来展现人物时，我才会动笔。现在电影领域很流行“人设”，即编剧笔下的人物是完全按照市场要求来设置的。但对我来说，不存在“人设”的概念，我书中的人物都是活生生在那里的。
记者：很多80后、90后读者也都很喜欢你的小说。而且你早期写的小说，现在再来阅读，依然不感到过时，有一种现代感，你是如何做到的呢？
唐颖：我觉得文学是不应该过时的。如何做到不过时？那就要通过文学去写出一种真实性。所谓文学的真实性，蕴含某种超越时代的元素，你的笔能抵达人性多深，文字的生命力就有多长。有些小说，当年出版时很热门，过了十年不再被认同，通俗小说的浅表化会导致过时，事实上，任何东西都有可能过时，但我觉得人性是不会过时的，情感是不会过时的。
记者：你提到了文学的真实性，如何在虚构中追求“真实”？
唐颖：这个“真实”当然不是事无巨细，而是文学的“真实”，带有某种经典性，创作者需要抓住并表现所写的环境与人物的特点，让读者包括不同时期、不同空间的读者阅读时能感同身受、身临其境，这也是虚构作品必须追求的质感。故事情节可以虚构，人物可以虚构，唯独细节是不能虚构的，富于质感的细节才是支撑情节的关键，空洞才会虚假。寫作的挑战也在于此，细节是最考验一个作家功力的，同时细节也是从生活出发的。创作每一部作品对于写作者都是一次消耗，每一片刻的生活体验都不会被空置，作品中所蕴含的真切感情饱含了作者自己生命历程中点点滴滴的感悟，这也是我对作品中“真”的追求。
记者：你是如何在细节上下功夫的？
唐颖：我写作时有一个自我要求：细节既要真实又不能落俗套。爱情故事中总有表达爱的细节，但怎么富有创意地表达，这对作家来说是一大考验。比方说，《上东城晚宴》中“于连”这个角色，他的表达情感的方式很特别，是一种非常直白的甚至是赤裸裸的表达，这也跟他强势的个性相符。《上东城晚宴》的初稿我用了两个月就完成了，但是之后我花了很长时间在细节上进行修改，其实都是很细微的部分，可能并不影响整体情节，但与“质感”有关。这就像我们做衣服一样，要是一个针脚没有缝好，整个品质就下降了。你的描述陈旧还是新鲜，往往取决于书中的细节是否具有原创性、独特性。
记者：你最大的写作资源或者资本是什么？
唐颖：一个是经历，有机会“走出去”，走得远一点，眼界就开阔了。还有一个就是读书。我有阅读习惯，从年轻时开始，我的床边不能没有书。阅遇到好的书会激活我心里的一些东西，激活内在的一些已经麻木的记忆，打破已有的一些成见、对某些东西的固有看法。我觉得保持阅读的习惯是最有效的自我教育的一个途径。作为一个作家，需要不断向外界获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