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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近代以来100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战胜各种艰难曲折和风险考验，共和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值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刊分10期推出“砥砺奋进七十年”专题文章，每期重点讲述几件大事，并逐年梳理共和国大事要闻，敬请关注。
中日关系缓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采取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池田内阁比较积极地推动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中日关系由此出现转机。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在日本政坛引起巨大的震动。1972年9月25日，新任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华，意图抢在美国之前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宣告结束中日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邓小平复出后，再次敦促日方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尽快作出决断。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10月，邓小平应邀亲自率团对日进行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邓小平此次踏上日本国土，意义非同凡响，推动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开创了中日关系的崭新局面。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顺应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粉碎了 “四人帮”。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1977年1月，适逢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广泛的悼念活动，人民群众纷纷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同时要求为邓小平平反。群众的正义呼声得到党内许多领导同志的支持，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陈云、王震等人的坚决要求下，在广大党员和群众的迫切呼声中，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邓小平发言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历史证明，邓小平的这次复出，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荣辱问题，而且体现了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标志着中国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
恢复高考
“文化大革命”期间，高考制度一度被废止。1977年7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自告奋勇抓教育科技方面的工作。1977年8月，经邓小平提议，中央邀请周培源、苏步青等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用3天的时间畅谈教育问题。在听取大家的意见后，邓小平坚定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为落实邓小平的指示，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召开了当年的第二次全国高等教育招生工作会议，会议历时40多天。一年内召开两次全国性招生工作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
为早日恢复高考招生工作，邓小平还亲自修改审定新的高校招生工作意见。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10月21日，《人民日报》及时报道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顿时搅动了整个中国。1977年冬天，关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570万名考生走进考场。
恢复高考是邓小平推动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第一块问路石，它不仅改变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命运，而且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培育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底应该以什么作为评判历史是非、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的标准，成为当时党内外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
1977年12月15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31期发表题为《文风与认识路线》的理论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并阐述了实践标准问题。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评论文章。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篇文章还第一次从哲学理论角度阐述了实践标准问题。
随后，《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重点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并用有力的事实说明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说明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检验。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发了通稿，不少省市的党报也随之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之处，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键时刻，邓小平首先表态支持这篇文章，同时文章也得到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左”的思想开始得到纠正。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党和人民终于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从思想上为历史性的转折做好了准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话。讲话着重谈了四个方面的重大问题，即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历史重大影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决策：一是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全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实现了党在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二是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三是确定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方针，这是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实现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和重大突破。四是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结束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开始走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道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赋予党新的强大力量，党和国家的面貌由此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安徽凤阳“大包干”
1978年秋，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降临江淮大地。凤阳，这个安徽最穷的县，也未能幸免旱灾。为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当地党委和政府暗中支持农民搞“包产到组、联产计酬”，采取 “不宣传、不推广、不制止”的态度。当年，凤阳获得大丰收。
1978年11月24日，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把18户农民召集到一间茅舍里，决定“把地分了实行单干”。18户21个在场的人在契约上按上了鲜红的指印。中国农村改革的新篇章从这里揭开。
1979年6月15日，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专程来到凤阳调研“大包干”时，对小岗生产队“包产到户”的做法明确表示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迅速传遍安徽大部分农村，并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1979年，安徽省粮食总产量达320亿斤，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有4个地区和21个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凤阳的巨变充分显示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安徽农民的首创精神得到邓小平的充分肯定，中国的农村改革从此开始了伟大的征程。
邓小平访美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应美国总统卡特和夫人的邀请赴美进行了为期8天的正式访问。
早在宣布邓小平来访之初，美国就有20多个城市争相邀请邓小平前往做客。邓小平抵达美国后，他下榻的布莱尔国宾馆前车水马龙，前来拜访和请求会面的人络绎不绝。在国会山上，议员们争先恐后地同邓小平攀谈、索取签名。《时代》周刊把邓小平作为其1979年第一期的封面人物。
在华盛顿的三天里，邓小平同卡特总统先后举行了三次会谈。为了争取和平的改革开放大环境，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资金，在访美期间，邓小平还同美国商界人士、美中友好人士等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在休斯敦市郊的西蒙顿竞技场，邓小平观看了驯牛等竞技表演。他头戴牛仔帽的镜头和照片传遍了世界，当时舆论界有人评论道：“邓头戴有美国文化象征的牛仔帽……这表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西雅图市，邓小平参观了波音公司总部。波音公司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成为首批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大公司之一。
邓小平访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其后40年来，中美两国关系尽管有过很多曲折，但总的来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大有成效;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日关系缓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采取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池田内阁比较积极地推动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中日关系由此出现转机。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在日本政坛引起巨大的震动。1972年9月25日，新任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华，意图抢在美国之前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宣告结束中日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邓小平复出后，再次敦促日方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尽快作出决断。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10月，邓小平应邀亲自率团对日进行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邓小平此次踏上日本国土，意义非同凡响，推动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开创了中日关系的崭新局面。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顺应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粉碎了 “四人帮”。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1977年1月，适逢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广泛的悼念活动，人民群众纷纷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同时要求为邓小平平反。群众的正义呼声得到党内许多领导同志的支持，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陈云、王震等人的坚决要求下，在广大党员和群众的迫切呼声中，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邓小平发言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历史证明，邓小平的这次复出，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荣辱问题，而且体现了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标志着中国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
恢复高考
“文化大革命”期间，高考制度一度被废止。1977年7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自告奋勇抓教育科技方面的工作。1977年8月，经邓小平提议，中央邀请周培源、苏步青等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用3天的时间畅谈教育问题。在听取大家的意见后，邓小平坚定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为落实邓小平的指示，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召开了当年的第二次全国高等教育招生工作会议，会议历时40多天。一年内召开两次全国性招生工作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
为早日恢复高考招生工作，邓小平还亲自修改审定新的高校招生工作意见。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10月21日，《人民日报》及时报道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顿时搅动了整个中国。1977年冬天，关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570万名考生走进考场。
恢复高考是邓小平推动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第一块问路石，它不仅改变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命运，而且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培育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底应该以什么作为评判历史是非、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的标准，成为当时党内外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
1977年12月15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31期发表题为《文风与认识路线》的理论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并阐述了实践标准问题。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评论文章。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篇文章还第一次从哲学理论角度阐述了实践标准问题。
随后，《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重点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并用有力的事实说明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说明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检验。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发了通稿，不少省市的党报也随之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之处，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键时刻，邓小平首先表态支持这篇文章，同时文章也得到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左”的思想开始得到纠正。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党和人民终于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从思想上为历史性的转折做好了准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话。讲话着重谈了四个方面的重大问题，即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历史重大影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决策：一是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全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实现了党在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二是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三是确定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方针，这是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实现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和重大突破。四是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结束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开始走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道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赋予党新的强大力量，党和国家的面貌由此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安徽凤阳“大包干”
1978年秋，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降临江淮大地。凤阳，这个安徽最穷的县，也未能幸免旱灾。为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当地党委和政府暗中支持农民搞“包产到组、联产计酬”，采取 “不宣传、不推广、不制止”的态度。当年，凤阳获得大丰收。
1978年11月24日，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把18户农民召集到一间茅舍里，决定“把地分了实行单干”。18户21个在场的人在契约上按上了鲜红的指印。中国农村改革的新篇章从这里揭开。
1979年6月15日，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专程来到凤阳调研“大包干”时，对小岗生产队“包产到户”的做法明确表示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迅速传遍安徽大部分农村，并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1979年，安徽省粮食总产量达320亿斤，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有4个地区和21个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凤阳的巨变充分显示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安徽农民的首创精神得到邓小平的充分肯定，中国的农村改革从此开始了伟大的征程。
邓小平访美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应美国总统卡特和夫人的邀请赴美进行了为期8天的正式访问。
早在宣布邓小平来访之初，美国就有20多个城市争相邀请邓小平前往做客。邓小平抵达美国后，他下榻的布莱尔国宾馆前车水马龙，前来拜访和请求会面的人络绎不绝。在国会山上，议员们争先恐后地同邓小平攀谈、索取签名。《时代》周刊把邓小平作为其1979年第一期的封面人物。
在华盛顿的三天里，邓小平同卡特总统先后举行了三次会谈。为了争取和平的改革开放大环境，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资金，在访美期间，邓小平还同美国商界人士、美中友好人士等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在休斯敦市郊的西蒙顿竞技场，邓小平观看了驯牛等竞技表演。他头戴牛仔帽的镜头和照片传遍了世界，当时舆论界有人评论道：“邓头戴有美国文化象征的牛仔帽……这表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西雅图市，邓小平参观了波音公司总部。波音公司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成为首批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大公司之一。
邓小平访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其后40年来，中美两国关系尽管有过很多曲折，但总的来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大有成效;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