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清朝末年,由于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犹如坐在火山之巅。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清廷抛出“预备立宪”,其实质却是加强了皇族的权力,广大立宪派对此极为不满;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即位,其父载沣摄政。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五月,清政府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满族人有9名(其中7名是皇族),汉族有4名。被人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对此大失所望,有少数人参加了革命党。为取得外国的支持,以维护其统治,清廷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保路运动,其中四川最为激烈。
保路运动亦称“铁路风潮”。1911年5月,清政府假铁路国有之名,将已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马上又出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激起湘、鄂、粤、川等省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参加者数以10万计。清政府下令镇压。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罗纶、蒲殿俊等保路同志会代表,枪杀数百请愿群众,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愤怒。民众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并在同盟会龙鸣剑、王天杰等人组织下,掀起武装暴动,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清廷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
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联合反清。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处处提防,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延期。
快到了阴历辛亥年八月十五(1911年10月6日),到处传递着“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起义信息,清朝官员满腹狐疑,惶恐不安。策划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将总指挥部设在小朝街85号,计划起义成功后,即由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刘公预定为革命成功后的军政府总理。会党秘密会议上,孙武向大家提供了一幅战略设计蓝图:武昌地处内地中心,是南北枢纽,而兵工厂、铁政局,在中国可算首屈一指,一旦发动起来,加上湖南的支援,后顾无忧。守住武胜关,长江下游各省可从容布置,徐图响应,江南半壁都将归我革命军掌握。
1911年10月8日,一个制造炸弹的秘密机关发生了意外事故。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药时引起火药燃烧,大股黑烟直透窗外,租界里的俄国巡捕赶到秘密机关搜查,炸药、文件、名册和新制的钞票被查抄一空,湖广总督衙门立即按图索骥,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形势急转直下。
小朝街的总指挥部彻夜进行紧张的工作,决定于10月9日当天午夜起义。届时听到炮响,各路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同时发难。但在当晚10点钟,总部突然被军警包围,正在作进攻总督衙门部署的彭楚藩、刘尧澄(复基)和杨洪胜被捕。湖广总督瑞澄亲自下令,将他们于10日凌晨处决。炮队未接到起义命令,深夜静悄悄,当晚的起义宣告流产。
驻在武昌的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该营总代表、革命党人熊秉坤,乘当晚接守卫班的机会首先发难。10月10日晚7时,熊秉坤在小操场发枪3响,后队士兵随即响应,从库房中取得开口军刀24把作为武器,按照预定计划,冲向楚望台,占领湖北新军军械库。当时随行者,不过40人。军械库归革命党人所有后,枪支弹药可以自由取用。有“智多星”之称的左队队官吴兆麟赞成起义,由起义骨干汪长林引见熊秉坤后,被推为起义军的临时总指挥。吴兆麟于当晚10点半发布攻占督署的命令,起义军和清军发生激战,一时难以取胜,直到城外炮队第八标全标同志带炮12尊进城,才将敌营瓦解。11日上午,武昌全部为起义军占领,武昌起义(时称“武昌光复”,后称“辛亥革命”)成功,敲响了清朝腐朽统治的丧钟。
当时,武昌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起义军的领导人如黄兴、刘公、蒋翊武、孙武等都不在,当时革命党人错误地认为,革命政权需要旧势力中有名望的人出面领导,于是就根据吴兆麟之议,请原清军协统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谁知黎元洪却带着执事官王安澜避匿在参谋刘文吉家中,革命军巡查程定国把他从楼梯下黑暗处拉了出来,程定国厉声说:“从则生,不从则死。”黎元洪战战兢兢,不知所措,被起义军推拥着带到楚望台起义大本营。11日,革命军借用咨议局成立都督府,强迫黎元洪到场承认就职。革命党人李翊东拿了一张题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察布告》的“安民告示”要黎元洪签字,黎说:“莫害我,莫害我!”推辞不签。李翊东举枪指着他说:“我们不杀你,要你做都督,你还不愿意。再不答应,我就枪毙你!”最后还是由李翊东代签一“黎”字,由书记缮写,遍贴武昌全城。
当时冲击清王朝的起义潮流,不可遏止地泛滥开来,仅到10月底,湖南、陕西、山西、云南和江西九江等省市已相继独立,各举都督,相互声援。当时各帝国主义准备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北京的外交团要求清政府起用两年前被罢退的原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
北京的清朝皇室立即召开亲王、大臣紧急会议。清王朝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说:“曾国藩平洪杨之乱,李鸿章平捻军之乱,左宗棠平回疆之乱,现在要平孙文这群乱党,非起用袁世凯不可。”原来,光绪帝驾崩前曾留下一道遗旨:袁世凯(曾出卖“维新派”)处死。于是,在光绪帝的亲兄弟载沣执政时,就夺了袁的兵权,并把他打发回了老家。现在,清廷面临着覆灭的命运,只好再把这个北洋军阀的头子请出来。
会议结果,袁世凯被重新起用。袁世凯于10月27日任钦差大臣,节制湖北前线陆海军。接着,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一赴任,一方面阴谋杀害了准备在石家庄起义的革命党人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稳定了反革命中心直隶省和北京畿辅地区;一方面以压倒优势的北洋精锐部队对刚组成的武汉革命军大举进攻。11月2日攻占汉口,27日攻占汉阳,并隔江炮击武昌,武昌全城都在龟山清军炮火控制之下。这时,失去屏障的武昌处在四面受敌的地位,一片混乱,被“请”到革命阵容掌握政权的黎元洪,惊慌失措,逃到了距城30公里的王家店。袁世凯指挥北洋军攻占汉口后,即进京组阁,接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
正当武汉三镇面临重大失败、已经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失掉重心的时候,中部的同盟会组织在上海及时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策动江、浙等省革命军组织联军再次攻打南京。革命党人认为南京为南北要冲,是南方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如果由革命党掌握了南京,就可以把江、浙、皖、赣和长江两岸连成一片。于是,中部同盟会组成1万多人的四省联军,推选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在11月22日发动了总攻。粤军、浙军、镇军联合进攻钟山腹部的天堡城,彻夜血战,直到11月30日才将天堡城攻破一角。与此同时,江苏革命军也攻占了雨花台炮台。
清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看到南京城已无险可守,就托美籍教士、鼓楼医院院长马林出面和镇军总部接洽议和,以不杀清廷官兵并让他们安全撤退为条件。镇军都督林述庆答复马林说:“除了投降,再没有其他话可说。”并以第二天中午12时为限。翌日即12月1日深夜,联军炮轰聚宝门(即今中华门),喊声震天。张人骏、铁良仓皇出走,藏匿下关江边的日本兵舰上,逃往上海,张勋率领残部2000人,出汉西门由大胜关渡江北窜徐州。12月2日拂晓,联军发动总攻,江苏革命军攻入聚宝门,镇军攻入太平门,粤军攻入仪风门,清军残部向联军投降。下午2点半,联军总司令部由马群开拔,入朝阳门(即今中山门)宣告南京光复。
光复南京这一仗,使千钧一发的辛亥革命得到新的转机。联军立即派粤军统领黎天才率部队星夜驰援武汉,终于巩固了武汉地位,使长江流域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于是各省代表便聚集到南京,筹组临时政府。
孙中山先生此时尚在海外,12月25日才归抵上海。他为建立民国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不仅在日本及欧美、南洋国家宣扬革命、推翻满清王朝,而且亲自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及其实践活动,造就并扩展了全国革命的形势。众望所归,革命党人一致认为孙中山先生是革命派无可争议的领袖。
12月29日,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山东、广东、四川、河南、直隶、奉天、湖北及江苏17省代表,以江苏省咨议局为会址,公举浙江代表汤尔和为代表会议长,广东代表王宠惠为副议长,主持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事宜。除湖南代表黄兴得一票外,其他16省代表都投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是在1912年元旦从上海乘专车到达南京的。在下关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当天就举行了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当众宣誓:“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文当解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代表会向孙总统授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孙大总统启用印信,发表宣言,易正朔为阳历,即“以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月一日,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
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虽仅3个月,却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有的还是中国政治上的先声。如颁发了“慎重用人令”和“文官试验令”,命令各部总次长用人要悉心考察,网罗天下英才,慎重铨选,勿使非才滥字,贤仁远引。如有钻营奔竞者,当重加惩戒。临时总统府的庶务缪思敬,因假公擅封民舍而被裁判执行枪决,南京百姓一致称赞政府执法严明。
孙中山先生在总统府生活非常简朴,平日多是以青菜、萝卜、豆芽下饭,身边无积蓄,过去闹革命时把他哥哥在澳门的一所房子抵押掉后,当了总统也没钱赎回。他虽然是大总统,但是老百姓要见他,他就接待,扬州有一位80多岁姓肖的老盐商,听说民国建立,便赶到南京要求看看大总统。肖老一进门就行起三跪九叩礼,中山先生连忙扶起,诚恳地对他说:“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体国民服务的。”肖老问:“总统离职后呢?”中山先生不假思索回答道:“总统离职,就和老百姓一样。”两人促膝相对,娓娓而谈。肖老从总统府出来,高兴地对人说:“到底是民国了,大总统跟老百姓一样。”
此时,袁世凯见革命形势已不可逆转,清廷灭亡已成定局,便与帝国主义策划“南北和谈”。12月,派唐绍仪南下与革命党人谈判。袁世凯一方面胁迫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交出政权,由他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方面胁迫清廷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宣布清帝溥仪退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坚持以“清帝退位”和“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作为选他当大总统的先决条件。于是,袁世凯借革命党人的声势,逼迫宣统帝退位。
“南北和谈”的结果,清王朝267年的统治终于被推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中国共和宪政的先河。
民国元年(1912年)2月13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履行诺言,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继任,并要求他南下就职,但袁世凯以北京发生“兵变”为借口,使参议院不得不允许他在北京就职。
3月31日,中山先生自动解除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由临时参议院选举的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4月3日,在同盟会员的饯别会上,中山先生还特地向大家描绘了一幅他的革命理想。他说:“民国建立若干年后,学校免费供给学生到20岁,无子女的人50岁后由国家养老,子女多的人自己负担不了由国家培养。”中山先生离开前,对侍从队每人赠发米色卡其军服一套及印有“大总统孙文书赠”字样的手帕一块。
只当了3个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为了民主共和而履诺辞职,受到国人的尊敬。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亦予以高度评价,称:“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勇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清廷抛出“预备立宪”,其实质却是加强了皇族的权力,广大立宪派对此极为不满;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即位,其父载沣摄政。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五月,清政府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满族人有9名(其中7名是皇族),汉族有4名。被人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对此大失所望,有少数人参加了革命党。为取得外国的支持,以维护其统治,清廷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保路运动,其中四川最为激烈。
保路运动亦称“铁路风潮”。1911年5月,清政府假铁路国有之名,将已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马上又出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激起湘、鄂、粤、川等省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参加者数以10万计。清政府下令镇压。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罗纶、蒲殿俊等保路同志会代表,枪杀数百请愿群众,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愤怒。民众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并在同盟会龙鸣剑、王天杰等人组织下,掀起武装暴动,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清廷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
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联合反清。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处处提防,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延期。
快到了阴历辛亥年八月十五(1911年10月6日),到处传递着“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起义信息,清朝官员满腹狐疑,惶恐不安。策划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将总指挥部设在小朝街85号,计划起义成功后,即由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刘公预定为革命成功后的军政府总理。会党秘密会议上,孙武向大家提供了一幅战略设计蓝图:武昌地处内地中心,是南北枢纽,而兵工厂、铁政局,在中国可算首屈一指,一旦发动起来,加上湖南的支援,后顾无忧。守住武胜关,长江下游各省可从容布置,徐图响应,江南半壁都将归我革命军掌握。
1911年10月8日,一个制造炸弹的秘密机关发生了意外事故。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药时引起火药燃烧,大股黑烟直透窗外,租界里的俄国巡捕赶到秘密机关搜查,炸药、文件、名册和新制的钞票被查抄一空,湖广总督衙门立即按图索骥,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形势急转直下。
小朝街的总指挥部彻夜进行紧张的工作,决定于10月9日当天午夜起义。届时听到炮响,各路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同时发难。但在当晚10点钟,总部突然被军警包围,正在作进攻总督衙门部署的彭楚藩、刘尧澄(复基)和杨洪胜被捕。湖广总督瑞澄亲自下令,将他们于10日凌晨处决。炮队未接到起义命令,深夜静悄悄,当晚的起义宣告流产。
驻在武昌的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该营总代表、革命党人熊秉坤,乘当晚接守卫班的机会首先发难。10月10日晚7时,熊秉坤在小操场发枪3响,后队士兵随即响应,从库房中取得开口军刀24把作为武器,按照预定计划,冲向楚望台,占领湖北新军军械库。当时随行者,不过40人。军械库归革命党人所有后,枪支弹药可以自由取用。有“智多星”之称的左队队官吴兆麟赞成起义,由起义骨干汪长林引见熊秉坤后,被推为起义军的临时总指挥。吴兆麟于当晚10点半发布攻占督署的命令,起义军和清军发生激战,一时难以取胜,直到城外炮队第八标全标同志带炮12尊进城,才将敌营瓦解。11日上午,武昌全部为起义军占领,武昌起义(时称“武昌光复”,后称“辛亥革命”)成功,敲响了清朝腐朽统治的丧钟。
当时,武昌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起义军的领导人如黄兴、刘公、蒋翊武、孙武等都不在,当时革命党人错误地认为,革命政权需要旧势力中有名望的人出面领导,于是就根据吴兆麟之议,请原清军协统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谁知黎元洪却带着执事官王安澜避匿在参谋刘文吉家中,革命军巡查程定国把他从楼梯下黑暗处拉了出来,程定国厉声说:“从则生,不从则死。”黎元洪战战兢兢,不知所措,被起义军推拥着带到楚望台起义大本营。11日,革命军借用咨议局成立都督府,强迫黎元洪到场承认就职。革命党人李翊东拿了一张题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察布告》的“安民告示”要黎元洪签字,黎说:“莫害我,莫害我!”推辞不签。李翊东举枪指着他说:“我们不杀你,要你做都督,你还不愿意。再不答应,我就枪毙你!”最后还是由李翊东代签一“黎”字,由书记缮写,遍贴武昌全城。
当时冲击清王朝的起义潮流,不可遏止地泛滥开来,仅到10月底,湖南、陕西、山西、云南和江西九江等省市已相继独立,各举都督,相互声援。当时各帝国主义准备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北京的外交团要求清政府起用两年前被罢退的原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
北京的清朝皇室立即召开亲王、大臣紧急会议。清王朝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说:“曾国藩平洪杨之乱,李鸿章平捻军之乱,左宗棠平回疆之乱,现在要平孙文这群乱党,非起用袁世凯不可。”原来,光绪帝驾崩前曾留下一道遗旨:袁世凯(曾出卖“维新派”)处死。于是,在光绪帝的亲兄弟载沣执政时,就夺了袁的兵权,并把他打发回了老家。现在,清廷面临着覆灭的命运,只好再把这个北洋军阀的头子请出来。
会议结果,袁世凯被重新起用。袁世凯于10月27日任钦差大臣,节制湖北前线陆海军。接着,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一赴任,一方面阴谋杀害了准备在石家庄起义的革命党人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稳定了反革命中心直隶省和北京畿辅地区;一方面以压倒优势的北洋精锐部队对刚组成的武汉革命军大举进攻。11月2日攻占汉口,27日攻占汉阳,并隔江炮击武昌,武昌全城都在龟山清军炮火控制之下。这时,失去屏障的武昌处在四面受敌的地位,一片混乱,被“请”到革命阵容掌握政权的黎元洪,惊慌失措,逃到了距城30公里的王家店。袁世凯指挥北洋军攻占汉口后,即进京组阁,接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
正当武汉三镇面临重大失败、已经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失掉重心的时候,中部的同盟会组织在上海及时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策动江、浙等省革命军组织联军再次攻打南京。革命党人认为南京为南北要冲,是南方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如果由革命党掌握了南京,就可以把江、浙、皖、赣和长江两岸连成一片。于是,中部同盟会组成1万多人的四省联军,推选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在11月22日发动了总攻。粤军、浙军、镇军联合进攻钟山腹部的天堡城,彻夜血战,直到11月30日才将天堡城攻破一角。与此同时,江苏革命军也攻占了雨花台炮台。
清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看到南京城已无险可守,就托美籍教士、鼓楼医院院长马林出面和镇军总部接洽议和,以不杀清廷官兵并让他们安全撤退为条件。镇军都督林述庆答复马林说:“除了投降,再没有其他话可说。”并以第二天中午12时为限。翌日即12月1日深夜,联军炮轰聚宝门(即今中华门),喊声震天。张人骏、铁良仓皇出走,藏匿下关江边的日本兵舰上,逃往上海,张勋率领残部2000人,出汉西门由大胜关渡江北窜徐州。12月2日拂晓,联军发动总攻,江苏革命军攻入聚宝门,镇军攻入太平门,粤军攻入仪风门,清军残部向联军投降。下午2点半,联军总司令部由马群开拔,入朝阳门(即今中山门)宣告南京光复。
光复南京这一仗,使千钧一发的辛亥革命得到新的转机。联军立即派粤军统领黎天才率部队星夜驰援武汉,终于巩固了武汉地位,使长江流域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于是各省代表便聚集到南京,筹组临时政府。
孙中山先生此时尚在海外,12月25日才归抵上海。他为建立民国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不仅在日本及欧美、南洋国家宣扬革命、推翻满清王朝,而且亲自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及其实践活动,造就并扩展了全国革命的形势。众望所归,革命党人一致认为孙中山先生是革命派无可争议的领袖。
12月29日,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山东、广东、四川、河南、直隶、奉天、湖北及江苏17省代表,以江苏省咨议局为会址,公举浙江代表汤尔和为代表会议长,广东代表王宠惠为副议长,主持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事宜。除湖南代表黄兴得一票外,其他16省代表都投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是在1912年元旦从上海乘专车到达南京的。在下关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当天就举行了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当众宣誓:“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文当解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代表会向孙总统授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孙大总统启用印信,发表宣言,易正朔为阳历,即“以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月一日,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
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虽仅3个月,却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有的还是中国政治上的先声。如颁发了“慎重用人令”和“文官试验令”,命令各部总次长用人要悉心考察,网罗天下英才,慎重铨选,勿使非才滥字,贤仁远引。如有钻营奔竞者,当重加惩戒。临时总统府的庶务缪思敬,因假公擅封民舍而被裁判执行枪决,南京百姓一致称赞政府执法严明。
孙中山先生在总统府生活非常简朴,平日多是以青菜、萝卜、豆芽下饭,身边无积蓄,过去闹革命时把他哥哥在澳门的一所房子抵押掉后,当了总统也没钱赎回。他虽然是大总统,但是老百姓要见他,他就接待,扬州有一位80多岁姓肖的老盐商,听说民国建立,便赶到南京要求看看大总统。肖老一进门就行起三跪九叩礼,中山先生连忙扶起,诚恳地对他说:“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体国民服务的。”肖老问:“总统离职后呢?”中山先生不假思索回答道:“总统离职,就和老百姓一样。”两人促膝相对,娓娓而谈。肖老从总统府出来,高兴地对人说:“到底是民国了,大总统跟老百姓一样。”
此时,袁世凯见革命形势已不可逆转,清廷灭亡已成定局,便与帝国主义策划“南北和谈”。12月,派唐绍仪南下与革命党人谈判。袁世凯一方面胁迫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交出政权,由他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方面胁迫清廷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宣布清帝溥仪退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坚持以“清帝退位”和“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作为选他当大总统的先决条件。于是,袁世凯借革命党人的声势,逼迫宣统帝退位。
“南北和谈”的结果,清王朝267年的统治终于被推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中国共和宪政的先河。
民国元年(1912年)2月13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履行诺言,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继任,并要求他南下就职,但袁世凯以北京发生“兵变”为借口,使参议院不得不允许他在北京就职。
3月31日,中山先生自动解除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由临时参议院选举的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4月3日,在同盟会员的饯别会上,中山先生还特地向大家描绘了一幅他的革命理想。他说:“民国建立若干年后,学校免费供给学生到20岁,无子女的人50岁后由国家养老,子女多的人自己负担不了由国家培养。”中山先生离开前,对侍从队每人赠发米色卡其军服一套及印有“大总统孙文书赠”字样的手帕一块。
只当了3个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为了民主共和而履诺辞职,受到国人的尊敬。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亦予以高度评价,称:“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勇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