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按照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资本存量较高，那么投资回报率就应该较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应当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回报率并不高，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发达国家。
关键词：教育； 发展； 人力资本； 投资
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对物质的投资可以形成机器设备、基础设施等物质资本；而对人的投资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形成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状况制约着物质资本的效能。假如人力资本状况相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回报率应该高于发达国家，但现实中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十分匮乏，大大降低了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
一、教育对增长和发展的贡献
教育有利于一国经济的增长。教育不仅使人增长知识、掌握技能，还能培养人的组织纪律性和责任感，从而使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具体可分三种情况。
第一，在某些工作岗位上，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可以相互替代，只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有着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再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有着不同的实际劳动投入数量。每个人的“有效劳动投入量与起教育程度成正比，进而与教育投资成正比。增加教育投资等价于增加劳动投入，有利于产出增加和经济增长。这也是经济学家在生产函数中处理人力资本的主要方式。
第二，对许多工作而言，劳动者的教育程度必须达到一定水平，否则就无法从事这种工作。要用教育程度较低或没受过教育的劳动者来替代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者，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教育投资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需求，促进经济结构变动，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第三，人力资本实际上是知识、技术、理念的传播，促进科学、技术、管理、制度上的创新。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加快经济增长。
教育除了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以外，还具有广泛的社会效果，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其一，教育本身就是发展的目的之一。据研究，受教育程度与预期寿命的相关性比人均收入与预期寿命的相关性更强。这或许意味着，受教育程度比人均收入更能反映福利水平。其二，教育传递着人类文明的成果，扩展着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渠道，有利于加快信息传播和降低交易成本。其三，对妇女的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家庭活动主要由妇女掌管，对子女的抚育也湖要由妇女承担，妇女收教育程度提高对改善卫生保健和促进下一代人力资本形成具有明显的作用。不仅如此，教育还能提高妇女参加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能力和机会，增加她们的劳动报酬，提高生育的机会成本，从而有效地降低生育率。
二、教育投资的成本和收益
教育作为一种人力投资形式，也像物质资本投资一样适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教育投资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社会。个人教育投资的收益是受过教育之后的未来收入。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如学费、书费等；间接成本是指机会成本，即如果选择不受教育，去工作，所能获得的最高收入；此外还可能有一定的心理成本。
教育投资的收益和成本都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段时期内的收入流和支出流，因此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应将之折算成现值。如果预期收益的现值大于预期成本的现值，则进行某项教育投资就是有利的，否则就应放弃投资。
经验研究表明，各国教育投资收益率具有如下一般特点：①发展中国家对任何等级的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都高与10%，超过其他经济部门投资回报率的一般水平。这反映了人力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稀缺程度。②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而且越是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收益率越高。这符合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③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教育投资收益率逐步下降。这也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结果，但由于各国收入水平的差异，也有一些例外。④教育投资的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因为大多数国家对教育进行补贴，私人教育投资成本中不包括这部分公共费用。⑤对妇女的教育投资收益率高于对男性的教育投资收益率。因为妇女的平均收入低于男性，受教育程度越低收入的性别差异越大。故如果接受相同的教育投资，妇女收入的提高程度大于男性，表现出较高的收益率。
三、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问题
二战前，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殖民统治状态或从属国地位，语言、文化和教育等受宗主国的支配，少数精英逐渐被宗主国所同化，而广大民众则没有或很少有任何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鉴于教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二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无不给予教育特殊的重视，着手对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全面的改革，力图尽快实现教育内容的民族化，教学语言的母语化，大幅度提高成人和儿童的受教育机会。70年代以后，教育机会的扩大化和均等化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发展中国家开始大力普及学校教育，并把它视为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在国内及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从1947～1997年，尽管人口大幅增长，全世界的成人文盲率还是从45%降低到了23%，降幅近一半。从1970～1995年，发展中国家的成人文盲率从57%降低到了30%，降幅也近一半。1980～1997年，中等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教育公共支出占GNP的比重从3.5%提高到了4.1%，初等教育净入学率从53%提高到了63%。
但是，限于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加上教育政策方面的不足，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1.教育反映并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未来收入和发展前景。因此，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保持社会平等的重要条件。然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加剧了城乡之间、阶层间的不平等。 首先，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城乡教育发展的巨大差距。多数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总体规模仍十分有限，不论国家的教育政策是侧重基础教育还是侧重高等教育，农村教育都被排斥在投资重点之外。由于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现象较普遍，个人或家庭不可能对教育进行大量投资。又由于资本市场落后，借助于信贷来进行教育投资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发展中国家农村儿童的辍学率很高。农村教育的落后造成人才匮乏，抑制了农村发展，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其次，收入差距也导致了教育机会不平等。贫困学生的各级教育入学率都比较低，因为他们对教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承受能力低。贫困学生在就学期间辍学率也比较高，因为他们家庭负担重，营养状况不佳。因此贫困学生在学生总数中所占的比例随教育等级的升高而降低。但发展中国家政府对教育的补贴一般随教育等级的升高而增加。这就背离了扶贫济弱的原则。贫困学生受教育的机会少，导致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低竞争力和低收入，产生新的贫困。贫困者自身和他们的后代难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2.教育内容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虽然一般说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劳动生产率越高，但这是因为劳动生产率高的人通常也能取得好的学习成绩。实际上教育并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传递信号，通过劳动者的学历向雇主传递有关劳动者的生产率的信息。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无道理。教育既有形成人力资本的功能，也有传递信号的功能，显然前者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到底哪种功能占优，取决于教育的内容。
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内容普遍十分落后和陈旧，教育与经济发展实际需要脱节，对学生操作能力、应用技术能力、创造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十分欠缺。基础教育主要是为升学打基础，片面追求升学率，教学内容多以城市学生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为依据，不适合农村学生的实际需要。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设置、教学内容、课程安排大多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衡量教育发展成就的标准是国际学术标准而不是对国家发展的贡献。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甄别和选拔人才的机制，未能充分发挥其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3.教育结构不合理。教育可划分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基础教育是教育的基础。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尚处于比较低水平的时候，对基础教育尤其是初等教育的饿优先投入是增进社会平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保障。经验研究也表明，初等教育在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在各种教育中都是最高的。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结构过于偏重高等教育。这是因为随着完成基础教育的学生人数的增长，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不断提高。再加上精英思想的影响，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把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新目标。高等教育公共支出的迅速增加，一方面挤占了基础教育经费，影响了基础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对高层次人才需求有限，再加上教育内容不适合工作需要，导致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找不到工作，即所谓“知识失业”。知识失业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上的学历竞争，只受过中、低等教育的人就业难度增加，造成人力资源浪费。
4.智力外流。智力外流也称人才外流，指受过教育的有技能的人才，主要包括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从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母国迁移到他国定居和工作。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发展中国家受到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人才量流向发达国家。以印度为例，每年印度流入美国的科技人员10万人左右，相当于印度政府每年白白为美国支付近20亿美元的教育经费。因失去这些人才而损失的未来潜在财富则无法估计。智力外流实际上是资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单向转移，其结果，拉大了二者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很明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差异是智力外流的动因。劳动者出于个人理性选择，决定向发达国家迁移，这种行动本身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是无可厚非的。那么，工资差异是从何而来的呢？一中解释是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本存量较少，限制了劳动者能力的充分发挥，使劳动生产率表现得偏低，从而使劳动报酬也偏低。另一种解释是，由于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能够正确评估劳动者的生产率并给予适当报酬，而发展中国家只能根据留学归国者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给予报酬，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能力高的留学生滞外不归，只有能力低于平均水平的留学生归国。可见，发展中国家减少智力外流的对策，从大的方面看是要努力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从小的方面看，应加强对人才的公允评价和充分利用。
5.教育的性别差异。妇女教育水平低于男性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发达国家教育也有性别差异，但发展中国家的性别差异更大。80年代对世界51个发展中国家教育状况的调查表明，有14个国家成年妇女的识字率低于20%，但没有一个国家的男性识字率低于20%。有的国家成年妇女识字率不过10%，而男性识字率比妇女高出3～4倍。妇女入学率显著低于男性入学率，而且越穷的国家这种差别越大。在40个1988年人均GNP低于500美元的国家中，男女小学入学率平均相差20%，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入学率也是男高于女。到1995年为止，全世界9.6亿成人文盲中2/3是妇女。在没有机会接受初等教育的约1亿儿童中，有6000万是女童。除了入学机会不均等，妇女在教育过程和求职过程中也面临机会不平等。
为了缩小教育的性别差异，需要以法律为依据保证妇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以国家政策为手段增加对妇女教育的投入，还需要加强宣传和社会动员，使全社会认识到妇女教育对发展的重要作用，改变传统角色定位，增强女性自强意思。
6.“数字鸿沟”使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面临更大压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在发达骨架迅速兴起，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出现了数字鸿沟，即一部分人通过新近的数字化信息通讯手段迅速获得、交流与处理大量的信息资源，不断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而另一部分人因为客观上无条件或者是主观上的无意识使用这些信息通讯手段，从而造成自身“信息贫困”，无法很好融入到信息社会中去，生活水平下降。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它不仅带来教育形式和学习方式的重大变化，更改变了教育的思想、观念、模式、内容和方法。发达国家为加速教育的信息化作出大量投资。面对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发展中国家奋起直追，但是外部和内部的“数字鸿沟”仍有加大的趋势。消除“数字鸿沟”的最好方法是教育，特别是信息化的远程教育。这对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师资力量、技术支持等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因此而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参考文献
[1] 叶静怡.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刘溢海.发展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3] 左大培、杨春学.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内生化历程.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收稿日期：2014-05-30
关键词：教育； 发展； 人力资本； 投资
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对物质的投资可以形成机器设备、基础设施等物质资本；而对人的投资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形成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状况制约着物质资本的效能。假如人力资本状况相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回报率应该高于发达国家，但现实中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十分匮乏，大大降低了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
一、教育对增长和发展的贡献
教育有利于一国经济的增长。教育不仅使人增长知识、掌握技能，还能培养人的组织纪律性和责任感，从而使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具体可分三种情况。
第一，在某些工作岗位上，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可以相互替代，只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有着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再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有着不同的实际劳动投入数量。每个人的“有效劳动投入量与起教育程度成正比，进而与教育投资成正比。增加教育投资等价于增加劳动投入，有利于产出增加和经济增长。这也是经济学家在生产函数中处理人力资本的主要方式。
第二，对许多工作而言，劳动者的教育程度必须达到一定水平，否则就无法从事这种工作。要用教育程度较低或没受过教育的劳动者来替代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者，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教育投资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需求，促进经济结构变动，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第三，人力资本实际上是知识、技术、理念的传播，促进科学、技术、管理、制度上的创新。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加快经济增长。
教育除了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以外，还具有广泛的社会效果，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其一，教育本身就是发展的目的之一。据研究，受教育程度与预期寿命的相关性比人均收入与预期寿命的相关性更强。这或许意味着，受教育程度比人均收入更能反映福利水平。其二，教育传递着人类文明的成果，扩展着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渠道，有利于加快信息传播和降低交易成本。其三，对妇女的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家庭活动主要由妇女掌管，对子女的抚育也湖要由妇女承担，妇女收教育程度提高对改善卫生保健和促进下一代人力资本形成具有明显的作用。不仅如此，教育还能提高妇女参加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能力和机会，增加她们的劳动报酬，提高生育的机会成本，从而有效地降低生育率。
二、教育投资的成本和收益
教育作为一种人力投资形式，也像物质资本投资一样适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教育投资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社会。个人教育投资的收益是受过教育之后的未来收入。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如学费、书费等；间接成本是指机会成本，即如果选择不受教育，去工作，所能获得的最高收入；此外还可能有一定的心理成本。
教育投资的收益和成本都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段时期内的收入流和支出流，因此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应将之折算成现值。如果预期收益的现值大于预期成本的现值，则进行某项教育投资就是有利的，否则就应放弃投资。
经验研究表明，各国教育投资收益率具有如下一般特点：①发展中国家对任何等级的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都高与10%，超过其他经济部门投资回报率的一般水平。这反映了人力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稀缺程度。②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而且越是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收益率越高。这符合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③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教育投资收益率逐步下降。这也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结果，但由于各国收入水平的差异，也有一些例外。④教育投资的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因为大多数国家对教育进行补贴，私人教育投资成本中不包括这部分公共费用。⑤对妇女的教育投资收益率高于对男性的教育投资收益率。因为妇女的平均收入低于男性，受教育程度越低收入的性别差异越大。故如果接受相同的教育投资，妇女收入的提高程度大于男性，表现出较高的收益率。
三、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问题
二战前，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殖民统治状态或从属国地位，语言、文化和教育等受宗主国的支配，少数精英逐渐被宗主国所同化，而广大民众则没有或很少有任何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鉴于教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二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无不给予教育特殊的重视，着手对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全面的改革，力图尽快实现教育内容的民族化，教学语言的母语化，大幅度提高成人和儿童的受教育机会。70年代以后，教育机会的扩大化和均等化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发展中国家开始大力普及学校教育，并把它视为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在国内及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从1947～1997年，尽管人口大幅增长，全世界的成人文盲率还是从45%降低到了23%，降幅近一半。从1970～1995年，发展中国家的成人文盲率从57%降低到了30%，降幅也近一半。1980～1997年，中等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教育公共支出占GNP的比重从3.5%提高到了4.1%，初等教育净入学率从53%提高到了63%。
但是，限于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加上教育政策方面的不足，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1.教育反映并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未来收入和发展前景。因此，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保持社会平等的重要条件。然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加剧了城乡之间、阶层间的不平等。 首先，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城乡教育发展的巨大差距。多数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总体规模仍十分有限，不论国家的教育政策是侧重基础教育还是侧重高等教育，农村教育都被排斥在投资重点之外。由于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现象较普遍，个人或家庭不可能对教育进行大量投资。又由于资本市场落后，借助于信贷来进行教育投资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发展中国家农村儿童的辍学率很高。农村教育的落后造成人才匮乏，抑制了农村发展，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其次，收入差距也导致了教育机会不平等。贫困学生的各级教育入学率都比较低，因为他们对教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承受能力低。贫困学生在就学期间辍学率也比较高，因为他们家庭负担重，营养状况不佳。因此贫困学生在学生总数中所占的比例随教育等级的升高而降低。但发展中国家政府对教育的补贴一般随教育等级的升高而增加。这就背离了扶贫济弱的原则。贫困学生受教育的机会少，导致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低竞争力和低收入，产生新的贫困。贫困者自身和他们的后代难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2.教育内容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虽然一般说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劳动生产率越高，但这是因为劳动生产率高的人通常也能取得好的学习成绩。实际上教育并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传递信号，通过劳动者的学历向雇主传递有关劳动者的生产率的信息。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无道理。教育既有形成人力资本的功能，也有传递信号的功能，显然前者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到底哪种功能占优，取决于教育的内容。
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内容普遍十分落后和陈旧，教育与经济发展实际需要脱节，对学生操作能力、应用技术能力、创造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十分欠缺。基础教育主要是为升学打基础，片面追求升学率，教学内容多以城市学生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为依据，不适合农村学生的实际需要。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设置、教学内容、课程安排大多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衡量教育发展成就的标准是国际学术标准而不是对国家发展的贡献。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甄别和选拔人才的机制，未能充分发挥其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3.教育结构不合理。教育可划分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基础教育是教育的基础。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尚处于比较低水平的时候，对基础教育尤其是初等教育的饿优先投入是增进社会平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保障。经验研究也表明，初等教育在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在各种教育中都是最高的。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结构过于偏重高等教育。这是因为随着完成基础教育的学生人数的增长，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不断提高。再加上精英思想的影响，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把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新目标。高等教育公共支出的迅速增加，一方面挤占了基础教育经费，影响了基础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对高层次人才需求有限，再加上教育内容不适合工作需要，导致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找不到工作，即所谓“知识失业”。知识失业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上的学历竞争，只受过中、低等教育的人就业难度增加，造成人力资源浪费。
4.智力外流。智力外流也称人才外流，指受过教育的有技能的人才，主要包括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从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母国迁移到他国定居和工作。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发展中国家受到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人才量流向发达国家。以印度为例，每年印度流入美国的科技人员10万人左右，相当于印度政府每年白白为美国支付近20亿美元的教育经费。因失去这些人才而损失的未来潜在财富则无法估计。智力外流实际上是资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单向转移，其结果，拉大了二者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很明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差异是智力外流的动因。劳动者出于个人理性选择，决定向发达国家迁移，这种行动本身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是无可厚非的。那么，工资差异是从何而来的呢？一中解释是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本存量较少，限制了劳动者能力的充分发挥，使劳动生产率表现得偏低，从而使劳动报酬也偏低。另一种解释是，由于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能够正确评估劳动者的生产率并给予适当报酬，而发展中国家只能根据留学归国者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给予报酬，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能力高的留学生滞外不归，只有能力低于平均水平的留学生归国。可见，发展中国家减少智力外流的对策，从大的方面看是要努力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从小的方面看，应加强对人才的公允评价和充分利用。
5.教育的性别差异。妇女教育水平低于男性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发达国家教育也有性别差异，但发展中国家的性别差异更大。80年代对世界51个发展中国家教育状况的调查表明，有14个国家成年妇女的识字率低于20%，但没有一个国家的男性识字率低于20%。有的国家成年妇女识字率不过10%，而男性识字率比妇女高出3～4倍。妇女入学率显著低于男性入学率，而且越穷的国家这种差别越大。在40个1988年人均GNP低于500美元的国家中，男女小学入学率平均相差20%，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入学率也是男高于女。到1995年为止，全世界9.6亿成人文盲中2/3是妇女。在没有机会接受初等教育的约1亿儿童中，有6000万是女童。除了入学机会不均等，妇女在教育过程和求职过程中也面临机会不平等。
为了缩小教育的性别差异，需要以法律为依据保证妇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以国家政策为手段增加对妇女教育的投入，还需要加强宣传和社会动员，使全社会认识到妇女教育对发展的重要作用，改变传统角色定位，增强女性自强意思。
6.“数字鸿沟”使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面临更大压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在发达骨架迅速兴起，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出现了数字鸿沟，即一部分人通过新近的数字化信息通讯手段迅速获得、交流与处理大量的信息资源，不断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而另一部分人因为客观上无条件或者是主观上的无意识使用这些信息通讯手段，从而造成自身“信息贫困”，无法很好融入到信息社会中去，生活水平下降。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它不仅带来教育形式和学习方式的重大变化，更改变了教育的思想、观念、模式、内容和方法。发达国家为加速教育的信息化作出大量投资。面对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发展中国家奋起直追，但是外部和内部的“数字鸿沟”仍有加大的趋势。消除“数字鸿沟”的最好方法是教育，特别是信息化的远程教育。这对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师资力量、技术支持等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因此而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参考文献
[1] 叶静怡.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刘溢海.发展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3] 左大培、杨春学.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内生化历程.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收稿日期：2014-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