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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抱骨灰往返于台湾与大陆之间的高秉涵，终将成为现代中国的独特风景。肝肠寸断的骨肉别离，孤老终身的爱情坚守，一对对亲人在骨灰中相认，浓郁的菏泽乡情勾起百年风云的悲怆记忆，更蕴含对两岸骨肉亲情团聚的强烈期盼。伟大的老头、伟大的老太，这些平凡命运远比虚构更加震撼动人。
引 言
没有一条回家的路，比这条更艰难：不仅要跨越地理意义上的海峡，还要跨越现实政治的鸿沟;不仅要缩短千山万水的时空，还要弥合心灵情感的裂痕;不仅要承受自然界的凄风苦雨，还要摆渡人性的激流险滩。
台湾开放返乡探亲后，高秉涵怀抱一坛坛台湾老兵的骨灰，用孱弱的臂膀和柔软的感恩之心，护送一个个孤魂重回故园。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一卷苍茫的乡愁画卷，蜿蜒着游子的愁肠;二十五年悲与欣，为120多个“台湾老兵”铺就了回乡路……
一个相同的梦境常常光顾高秉涵的夜晚：他每次返回菏泽老家，一下飞机，呼啦啦拥上一群手持鲜花的接机人，一一握手，仔细端详，发现这些面孔，竟然都是他送回来的骨灰坛上的台湾老兵的照片，他们都从九泉之下赶来欢迎他呢……
高秉涵，原籍山东菏泽。13岁那年，他跟随国民党军队逃亡到台湾，曾作为军事法官，服役于驻金门部队军事法庭，国民党员，80岁。
作为从大陆败退台湾的近百万国民党老兵中的一员，他对这群“无根的兰花”的漂泊之痛，感同身受。一次偶然的承诺，把他推上了抱送台湾老兵骨灰回归大陆的征程。千回百转的颠簸，千辛万苦的探寻，铺就了一条超越现实政治的回乡路。
2012年，高秉涵作为第一位台湾人士，荣登央视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组委会给高秉涵写下这样一段颁奖词：海峡浅浅，明月弯弯。一封家书，一张船票，一生的想念。相隔倍觉离乱苦，近乡更知故土甜。少小离家，如今你回来了，双手颤抖，你捧着的不是老兵的遗骨，一坛又一坛，都是满满的乡愁。
如今，人们对他的另一个身份——安魂者，更加熟知。
第一章 流亡五千里
捧着那颗咧嘴笑的石榴，13岁流亡少年高秉涵，迎着秋日的曙色与湛蓝的晴空，心头的阴霾却愈积愈厚，直至连喘息都感到了憋闷，“这是去公费求学，又不是上沙场;这是去投奔好前程，又不是跳火坑。”他自我宽慰着。
是啊，南下读书的决定是母亲宋书玉犹豫了又犹豫、思量了又思量之后作出的，他没有半点理由怀疑母亲的正确性。临行前，母亲那张被焦虑愁苦交相蹂躏的脸庞，最直观地告诉了他一切。
老菏泽城西北35里处的高庄，封存着高春生的孩提记忆，自从他跨上马车那刻起，世上便没有了高春生，只剩下孑然一身、仓皇逃亡的高秉涵。
高秉涵命运的断崖，出现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正月十九深夜。那夜，高金锡这个老牌国民党员，被四名闯进来的大汉，从睡梦中的妻子身边强行掳走。夤夜响起的枪声刺破了苍穹，高金锡至死没想明白，他一介布衣执着于乡村教育、不问政治、淡泊名利，竟也沦为乱世的牺牲品……
六十多年后，高秉涵“有幸”看到了一份档案，当年共产党锄奸队对其父高金锡的处决宣判，只有简单的七个字：国民党反动分子。更令他震撼的是，有的被处决者的结论竟是“杀错了”，生命的尊严在荒诞悖乱的年代比卑贱更卑贱。
国民党在菏泽的统治大势已去。宋书玉惶惶不可终日，似乎看到一双大手，正伸向身为“三青团”的大儿子高秉涵，失去丈夫的锥心之痛尚未散去，这巨大的恐怖再次蔓延而来。
宋书玉早年毕业于济南高等女子师范学堂，献身乡间教育数十年。凄风苦雨，昏灯摇曳，母子泪眼相看，她摸着高秉涵的头顶说：“你去江南读流亡学校吧，好歹还能保住一条命。”
当时高秉涵刚刚小学毕业，考取了菏泽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初中部。母亲的决定就是命运的宣判。
1948年8月5日夜里，宋书玉带着高秉涵潜回高庄，冲着奶奶正在熟睡的堂屋磕了三个头，再到高金锡的坟前磕了三个响头。
晨曦漫上原野，却无法扫去宋书玉母子心头的阴霾，眼看儿子就要登车而去，她颤声叮嘱道：“儿啊，如果流亡学校解散了，你要跟着国民党的部队走，国军不回来，你千万不要回来！回来，就和你父亲一个下场……军帽上有个太阳的是国军，军帽上有颗红星的是共军，你可别跟错了！”
从此，高秉涵沿着一条艰难险阻、肝肠痛断的长路愈走愈远，一口气走了半个世纪……
颠簸的马车拉着一车十几岁的孩子，经山东定陶、曹县、河南商丘，抵达南京雨花门里的边营小学。
初到异乡，高秉涵茫然失措，心神不宁，看着越来越多的同学，因水土不服和糟糕的卫生条件而患病，他越发陷入惶恐之中。“除了寝室之外，整个校园，几乎已经成了粪场，臭气熏天，令人难忍，这是我漂泊天涯的第一站。”后来他这样饱含心酸地回忆道。
1948年中秋节前夕，高秉涵和同学们又被发遣到镇江对岸的瓜洲镇。厄运降临了，他突然患上了急性肾炎，尿出的小便成了浓浓的血水，而且好像随时随地都想小解。几天下来，他形神委顿，犹如一颗被人遗弃在路边的烂苹果，等着死神前来宣判。
好在他的境遇得到了从菏泽同来的几位结拜兄弟的关照，他们一趟趟背着高秉涵，渡江到镇江一家基督教医院免费医治，竟也奇迹般活了下来。
1948年底，高秉涵随队迁移到无锡惠山，被编入专为收容山东籍南下学生的鲁南联中第七分校。
1949年春，国共两军隔长江摆开对峙的架势，解放军的渡江之势已是箭在弦上，引而不发。国民政府哪还有心思顾及流亡学生，第七分校很快断炊缺薪，难以维系，师生们一哄而散。多数同学选择结伙返回菏泽，有人劝他返乡，但母亲的告诫言犹在耳，他宁可流落街头，也不肯走回头路。 “秉涵，听说原来驻菏泽的刘汝明团长在芜湖，咱们找他试试运气吧。”说这话的人叫管玉成，是与高秉涵一同南下的菏泽同学。他别无选择，就跟随管玉成等人辗转来到芜湖，在刘汝明的国军一八一师五四一团做了一名卫生小兵，结束了学生流亡生涯的同时，却又踏上了一段新的逃亡路。
1949年4月，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裹挟在哀号恐慌的人群里，高秉涵日夜不停地奔逃，甚至来不及想到底要奔向何方，只是跟随着人流盲目地向前跑。不过他心里始终回响着母亲的话：“要跟着国军走，国军不回来，你也别回来。”
一天早晨醒来，他揉揉眼，发现立誓咬定的国军已开拔而去，顿时，他被有生以来最大的恐惧钳住，怎么办？只能是追！他拼命地沿着国军的踪迹追赶着，鞋子跑丢了，脚底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又磨出了血泡，但他不能停下来，因为一旦停止，就会迷失目标，后果不堪设想。
国军在前面逃窜，解放军跟着屁股后面追击。追不上国军的高秉涵索性就跟着解放军跑，他想，跑过了解放军，不就追上国军了吗？这条小难民的“尾巴”引起了一些战士的同情，吃饭时会分给他一份。每到这时，高秉涵就生出一些困惑，这些解放军并不像人们描述的那样穷凶极恶啊，他们也是跟国军一样的鼻子一样的眼睛呀，你看，那个脸上沾着灰的小兵，还冲我露出虎牙笑了笑呢……可是母亲的话是不会错的，那是高秉涵心里的谕旨。
贵池、屯溪、马金岭、常山、玉山、仙霞岭、枫岭关、浦城、建阳、建瓯、南平、永安、连城、龙岩、漳州、厦门，这些饶有南方地域色彩的地名，大都跟旖旎秀美的江南风光相连，可是在高秉涵日后的记忆里却苦难叠着苦难……
这段行程总计3600多里，加上从菏泽到无锡的1500多里，高秉涵的小脚板，已丈量了5000多里路的生死悲欢……
就在高秉涵跟随国军进入福建不久，一个意外发生了。饥肠辘辘的他正盼着开饭，忽听炊事员吆喝：“一人一茶缸粥，别挤，都有饭！”
但一路逃奔哪有应手的家什，高秉涵急中生智，摘下身边一张芭蕉叶当饭碗。可是还没轮上他，后方有人大喊：“别吃了，共军又追来了！”这支败军即刻如累卵倾覆，喊爹骂娘声，叮叮当当声，枪支不慎走火声，搅作一团。
高秉涵恋恋不舍地看一眼那锅粥，被人推搡着趔趔趄趄地向前跑，忽然腿上一阵灼烧，接着就是火辣辣的撕痛。原来是一个端着粥跑的士兵摔倒，把滚烫的粥泼到了他的腿上，接着后面又有一人被绊倒，手里的粥又泼了上来。紧咬牙关的高秉涵泪水汹涌。
强忍剧痛走了五天，高秉涵的小腿肿得像个大冬瓜，苍蝇围着它嗡嗡打转，瞅准空子扑上去，又啃又钻，不久上面成了蛆虫的乐园。这样的处境下，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不如死了算了！
就在他被绝望拽向死亡之际，在一个叫九牧村的地方，他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喊：“小朋友，你腿上爬满了蛆虫，双腿肿得太厉害了，来来来，我给你治治吧！”
高秉涵回头一看，竟是个头戴五星军帽、身背红十字包的解放军卫生员，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逃，但伤痛的腿脚却不听他的使唤，傻呆呆地钉在原地，惊恐地看着那人走近来，蹲下身子检查自己的伤势。然后拉着他到一处泉边，洗掉蛆虫，再抹上一种黄色药水，最后又给他的双腿各自包扎上一个急救包。
他拍拍手，怜惜地看看高秉涵，随后匆匆向前跑去。
高秉涵做梦一般，怎么也不敢相信共产党的军队会救自己，一声谢谢在胸腔里滚了几滚，就是爬不上喉咙。
经过这次处理，他严重的烫伤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又可以苦挨硬扛地追赶“太阳帽”了。“国军的战士将我烫伤，共军的战士为我疗伤，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人，为什么好好的日子不过，定要斩尽杀绝呢？哎，中国的大人们真笨啊！”他皱着眉头想了又想，到底没想出个子丑寅卯。
一个风雨交加的黄昏，饿得头昏眼花的高秉涵，尾随两个国军掉队士兵，走进了距离浦城不远的一个小山村。
这两个士兵持枪走进一家四合院，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站在北屋门口，看着走进来的三个人。两个士兵进屋后，翻箱倒柜，凶巴巴地向老太太讨要衣物食品。高秉涵看着老太太眼睛一酸，这位老人家多像自己的祖母啊！他走到她面前先鞠了一个躬，叫了声奶奶，因为极度的疲惫袭来，竟扑通倒在老太太旁边的榻榻米上睡着了。
凌晨时分，高秉涵被一阵人声惊醒，一看身边那两个熟睡的国军士兵已是脑浆迸裂，他的身上也溅满了血迹。再看老太太正站在他身前伸开手臂，阻挡着四个大汉靠前。
原来，老太太的儿孙们深夜潜回，打死了那两个睡梦中的士兵，想再把高秉涵捎带上。见此情景，吓得他珠泪滚滚，紧紧揪住老太太的衣角。在老妇人的坚持下，四个汉子放下了手中带血的农具。老妇人趁机把高秉涵推进另一间屋里，关上门，搬来一张凳子堵在门口，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状。高秉涵提溜着心躲在门里，听着老妇人跟儿孙激烈的争执，他虽不懂闽南话，但也知道他们为何争吵。
黎明时分，安静下来。
过一会儿，门开了，老太太招手叫出他，端来一碗热米汤，并踩着凳子在天花板上摸出几块锅巴。高秉涵噙着泪，一口紧一口地啜着粥，嚼着干硬的锅巴。老妇人则坐在他身边默默看着。
高秉涵跪在泥泞的地上，给老妇人磕了三个头，转身离开了四合院。走出很远，再回头看时，眼前一片模糊，是泪水遮住了他的视线。“这是最凶残的一幕，也是最仁慈的一幕;这是爱与恨的一幕，也是生与死的一幕，这的确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幕。”
不久后发生在建瓯县建瓯桥上的一幕，是此次逃亡途中的另一道鬼门关。
当时最后一支国军已通过建瓯桥，高秉涵跛腿落在最后，一步一挨地走着。突然桥两面枪声大作，咻咻呼啸的子弹从他耳边擦过，他赶紧抓住桥栏俯下身子。 这时桥东侧的国军有人高喊：“桥上的小家伙，赶快跑过来！快！快！快！”
桥西的解放军则喊道：“国军的兄弟们，快投降吧，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放下武器吧！”
接着，一阵疾风骤雨的枪声，高秉涵抱住头连滚带爬到了桥头，接着被两名国军士兵拖到低洼处。就在这时，高秉涵听到一声巨响，建瓯桥从中间断裂，顿时四周一片死寂。
过后，高秉涵才知道，为了等他过桥，防御桥头的国军特意把爆破桥梁的时间延迟了五分钟。
他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那一刻，这短暂的五分钟很可能就是他生命的最后里程……
1949年10月17日，厦门东南海滩。
疯狂奔向那两艘刚刚泊稳的军舰的人们，比东海里的巨浪还要凶猛，不时有人被推倒，被绊倒，被流弹击倒，被人群生生踩在脚下毙命。霎时，美丽的海滩变成了人间最惨怖的活地狱。
高秉涵哪敢有半点迟疑，踩着尸体搭成的“浮桥”，拼命向着舰艇冲去，就在他将挤上舰艇的那一刻，突然有个人用枪托狠狠压在他头颈上，想借力从他身上踩过去，眼看他无力再支撑下去，千钧一发之际，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军官，挥拳打掉了压着他的枪托，用力一推，把他送上了命运的另一条轨道。
舰艇犁开猩红色的海水，驶离了那片挤满绝望逃亡者的沙滩。
高秉涵惊魂未定，回头望着那片生死一线的沙滩。——他没想到，这投向大陆的最后一瞥，竟成了他此后几十年间噩梦与美梦的“混搭体”……
半个月前，一个新的共和国已在北京宣告成立。
第一脚踏上陌生的土地，高秉涵很快发现，新环境对他这样的外来者依然十分残酷：1950年代的台湾，被突然涌入的军队和难民，压得踉踉跄跄，民生凋敝，暴力泛滥，悲观情绪充斥于社会各阶层。
高秉涵跟随而来的刘汝明部，到台后即遭遣散。火柴棒一样的身板，又没一技之长，等待高秉涵的除了流落街头，实在没有好去处。
到垃圾场里，跟野狗夺食;给人洗车，挣几个小钱;夜间台北火车站候车大厅里的长木板凳，暂时收留饥寒的残躯，夜半又被巡警的橡皮棍戳醒;台北火车站穿红背心的16号小贩，用稚嫩的嗓音吆喝出找到归宿的幸福感;台北建国中学夜校初中部的通校生，为节省车票竟练就了跳火车的高难度技巧;因经常吃变质的“酸便当”，而造成胃溃疡，以致一辈子总是一副瘦骨嶙峋的体态，永远胖不了一两肉……
高秉涵的这段经历，很难用心酸艰难之类的词语描绘，幸运的是，他总能在山穷水尽时得到意外的照顾：从高雄逃亡台北的火车站台上，同乡好友管玉成，将仅有的一床旧棉被送给他，又买来两个茶叶蛋塞到他手里;台北车站清洁工孔先生，给他从铁路职工食堂里，偷偷带出的残羹冷炙，是他终生难忘的“美味佳肴”;又是在孔先生的帮助下，他被招为台北火车站16号叫卖小贩，有了第一份固定的微薄薪水;李学光、张文光、刘泽民、孔北堂、史子明、陈兰芝等菏泽师友，鼎力支持他重拾学业;同窗高虎雄的母亲，悄悄换掉他发馊的“便当”，重新装上跟儿子同样的饭食……
“施比受更有福。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付出多少。”日后，高秉涵将这种理念作为人生信条，恰恰是这段岁月赠予他的精神珍宝。
从菏泽老家逃亡十年后的1958年夏天，高秉涵在报考大学志愿一栏里，写下了“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那一刻，他并不知道，这个选择将会把他送到一座孤岛上吞咽思乡的苦泪……
1963年，高秉涵于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跃。
1966年秋，高秉涵随三〇三师换防到高雄。
他与石慧丽经过几年的恋爱长跑，终于到了瓜熟蒂落时节。
他们的婚礼很热闹，菏泽老乡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祝贺，他们看着高秉涵从一个孩子长大，一步步走到今天，由衷地替他高兴。高秉涵也视这些人如父如兄，一一向他们鞠躬敬酒;新娘子石慧丽温文贤淑，随着高秉涵的称呼跟他们过礼，得到了大伙的交口称赞：“一看就是咱菏泽人的好媳妇，高秉涵你可得好好珍惜啊！”
新婚之夜，坐在红烛下，高秉涵悠悠联想：假如母亲见到我大喜，该多么开心啊！那夜，他又一次梦见了回家，兴冲冲奔向母亲，大喊着，我领着媳妇回来了！可是还没等他抓住母亲的手，就猛地被人抛进了茫茫大海，被浪头推打着，离母亲越来越远，他疾呼着，嗓子里迸出了鲜血……
他又一次痛哭着从梦中醒来……
第二章 乡土的悸动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晴空下，高秉涵呼吸着淡蓝色的自由空气，这是他自1949年赴台后第一次离境。
1973年，他由审判者的角色转变为执业律师，在没有任何社会基础、人际关系的情形下，逐步达到了“不仅混上了饭吃，而且还吃得很饱、很好”的地步，而且一步步成为岛内知名律师。
1979年9月，台湾地区选派律师代表参加第九届世界法学会议，他的名字进入了代表团名单。
按常理说，已在台湾扎根立足、成家立业的高秉涵只需安于现状，就能享受“亚洲四小龙”之一带来的优越生活条件。他与那些普通的国军老兵不同，出身书香世家，深受儒家风范濡染，又有高等学府的文凭，从事着光鲜的律师职业。而那些老兵们大多没文化，没一技之长，一旦转业后，要么靠当局救济为生，要么靠卖苦力养家，不少人挣扎在贫困线上。但他与老兵们都有一颗一般无二的思乡心。尤其是，随着自己娶妻生子，含辛茹苦抚育儿女，他渐渐尝到做爹娘的百般滋味，更透彻地明了了“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是娘的挂心钩”，“年少不识老，年高才知老”，这些俗语的深层含义。
在他的保险柜里，一张绵纸制成的菏泽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初中部新生录取证明书，一张小学“流星排球队”的合影，一张“南华第二小学二级一班”的合影，一张离开菏泽前他与母亲的合照，是高秉涵秘不示人的四件珍宝。每到思乡之情难以遏抑时，他就偷偷取出来，一遍遍端祥着，摩挲着…… 某一天，当高秉涵再次拿出这几件宝贝时，他骇然发现某些场景正在脑海中变得模糊，一时间，他惊慌失措，焦躁不安，“一定想法留住故乡的模样啊！一定不能被可恨的‘时间小偷’偷走我的故乡啊！”
高秉涵开始拼命地记日记，努力回忆关于菏泽关于家乡关于亲人的点点滴滴，努力把想起来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片段记入日记：
“我家住小高庄的路南，院子里有棵石榴树。对门是金鼎叔家，他们家的黑狗很凶……”连田间的野草，也不愿遗漏，“白马尿、节节草、牛舌头草、蒺藜草、灯笼草……”
还有那些寻常见到的庄稼，“大豆到秋天就爆炸，麦子五月里黄黄地翻着浪头，高粱雨后扑倒在泥里。奶奶说倒地的高粱不可扶起来;棉花一黄一白两种颜色，快下霜的时候开花……”
家里的小狗曾在他离开菏泽时尾随不去，是母亲呵斥了几番后，才哀哀离开，他也要把它铭刻进记忆里，“这只小犬全身为黑色，而且黑得发亮，只有鼻梁上生有一条白毛，我家为它取名叫‘花脸’，我陪着它长大。它形体高壮，如同小乳牛，但狗性温和，从不主动攻击……”
他还把母亲经常唱的儿歌记进日记里，“寒风习习，冷雨凄凄，鸟雀无声，人烟寂静。织成棉布，斟酌剪寒衣。母亲心里，母亲心里，想起娇儿，没有归期……”
在文字里，高秉涵重新回到了那熟悉的乡间、热闹的市井、阒寂的宋隅首，依偎进母亲的怀里，听着窗外的寒风，听着她鼻音浓重的哼唱……每次记录完毕，他都在浑然不觉中泪流满面，泪水洇了字迹，一同被收藏进日记里。
那些年，他写下的日记足足有半米高，“因为将来，我总要告诉我的儿女们，老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高秉涵记日记的事，在老乡中不胫而走，每当有人想家的时候，就找他借来日记看看，以疏解思乡之情。这些日记在同乡们之间传来传去，被翻得卷了边，掉了页。
1991年，台北一场突如其来的豪雨使得陆地行船，洪水灌进高家放日记的地下室，多年心血毁于一旦。高秉涵痛心不已，但记忆仍在，他又拿起笔开始撰写回忆录。
每年大年初一，高秉涵都要一个人爬到高山上，面朝着大陆的方向，面朝着回不去的故乡号啕大哭，大声喊娘，将对老家的思念、对母亲的牵挂寄给天风，让它捎到对岸去……
他不知道，几乎与此同时，数千里外的吉林省辽源市，他的二弟高秉涛家中，每年吃团圆饭时，宋书玉都要特意摆上一副碗筷，然后颤颤巍巍给那只碗里夹上一块肉，搛上一口菜，口中再念叨一些无法听清的词语，继而默然无语……
每晚睡觉前，宋书玉都要摸摸枕头下那件高秉涵穿过的棉袄，嗅嗅儿子留下的气息，这样才能安心睡下，一千次一万次地重复与儿子相逢对泣的梦境……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两岸解除敌对状态。自此，金门岛上空炸响了三十年的炮弹消失了。
这个讯息飞速在老兵们中间传播，给那一颗颗绝望的心落下一场小雨，润润的酥酥的痒痒的。
高秉涵凭着律师的职业敏感，判断出两岸关系有趋缓之势，于是，他鼓足勇气提笔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因为顾虑自己跟随国军赴台的现实，会对家人产生不良影响，信中没敢多写自己的情况。收信地址是山东菏泽市西北35里地处高庄，收信人为宋书玉。那时大陆已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高秉涵就托侨居美国的高中同学袁玉杰，从美国代为发出了这封家书。
信中每个字都有着灼人的温度和绵绵的伤痛，包裹着苦涩的泪水：
亲爱的娘：
儿提起笔，真不知从何处说起，热泪挡住了我的视线，久久无法下笔……
首先请娘和奶奶、姥娘（外婆）接受我在远方的一拜，并叩祝三位老人家和二姐、二弟秉涛，平安健康。
儿于1948年8月6日和娘泣别后，如今已逾三十一年了，但希望家里的老幼亲人都还健在，如果你们方便的话，就请尽快写信给住在美国纽约市的袁玉杰同学，他会及时转给我的。
儿现在已经成家立业了，并且已有了三个子女，生活很美满，请不要惦念。
在这段漫长且似无止境的流浪岁月里，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绝不会像四姨宝真、大姐秉洁、三姐秉浩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她们三位一出去就生死不明了。
娘：我会活着回来，我也深信我一定会见到我健在的亲娘，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娘：我渴望着你的回信！
叩祝
平安、健康
不孝儿秉涵（春生）叩上
1979年8月20日
这封浓缩着中国三十年历史与现实的家书，由台湾至欧洲、转美国寄出、到中国大陆，再经菏泽、北京、广州、辽源，历时三个多月，终于辗转抵达高秉涵二弟高秉涛的手中。但遗憾的是，早在一年前，宋书玉老人就抱着无尽的遗憾和牵挂，一遍遍叫着“春生，春生……”撒手人寰。
1980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了大姐高秉洁从广州寄来的第一封家书。关于那天的记忆，一直像个虚幻而真实的梦，收储在高秉涵的脑海里。
信上说母亲宋书玉已经辞世，令他悲痛不已;又说小姨宋宝真、大姐和三姐依然健在，则令他惊诧莫名。高秉涵心里的疑团接踵而至：母亲去世是在情理之中，因为她老人家已是八九十岁的高龄，而小姨、大姐、三姐，不是说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家外出，一直杳无音信吗？怎么突然又冒了出来呢？
当晚，高秉涵拿着这封信，去请教自己的前辈张文光先生。高秉涵一直恭称他“张县长”。
“张县长”思索良久，作出如下分析：“秉涵啊，可能有这么两种情况。一，如果你大姐已经不在人间了，那么冒充你大姐给你写信的人，一定对你们的家庭情况比较了解，一定抱有什么目的，比如说对你有所索求;二，如果你大姐还活着，那么，她一定是干大事业的，而且眼下可能是个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可能比你活得还好。” 高秉涵连连点头，甚是佩服“张县长”阅世阅人之深。
果不其然，很快又接到三姐和二弟的来信，确如“张县长”所言，大姐和三姐当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多年的思乡之情，随着一封封雁书的抵达，渐渐得以稀释，内心得到暂时的宁静。
与此同时，现实的情势，并未因大陆释放善意而发生逆转，当局依然严厉禁止两岸官方和民间的交流。高秉涵企盼的回乡探亲遥遥无期，只能把无尽的怀乡情，塞进小小的信封，辗转寄往梦中的故土。
1984年，高秉涵冒险赶赴香港，见到了阔别四十八年的大姐高秉洁。
姐弟离别时，高秉涵年仅3岁，高秉洁却已是风华正茂，若不是有中间人的介绍，一奶同胞的姐弟，也只能是对面相逢不相识。
姐弟相拥而泣，高秉涵抓住大姐瘦弱的双手，心跳加速，血流加速，呼吸加速，胸中积攒了三十多年的话，竟说不出半个字来，只有眼泪恣肆;高秉洁则时而紧抓弟弟的双手，时而抚摸他的身子，极力证实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就是三十多年生死不明的弟弟。
此情此景，令不少酒店服务人员也跟着垂泪哽咽。
第二年，高秉涵在香港又见到了大姐、三姐和二弟。这是高家人因战乱分开后的第一次大团圆，姐弟四人在酒店大厅相见后抱头痛哭。
进入客房后，四人依然无法平静相对。大姐高秉洁擦着扑簌簌的泪水宣布了“禁哭令”：“我们姐弟这次来香港会面不易，时间有限，不能让哭泣占用太多的时间;再者，这样下去，秉涵弟弟的身体也支撑不了，都要控制一下吧。”尽管如此，啼哭声依然连绵不绝。
八天后，姐弟分手，高秉涵到九龙火车站，目送大姐三姐和二弟登上驶往广州的火车。当列车缓缓启动，高秉涵内心再次感到了那种被强行分割的痛楚，泪水夺眶而出，追着列车跑了几步，使劲挥舞着手臂，“我恨不得追上列车，与亲人们一起驶向久别的故乡……”
进入80年代末，随着来台国军老兵身体日渐衰弱，每每同乡相聚，高秉涵都感到愈来愈浓的诀别气息。
按说高秉涵是菏泽同乡中年纪最小者，一直都是他跑前跑后照应老哥们儿。后来情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断有老哥主动找到他，跟他寒暄，握住他的手久久不撒开，最后以沉痛的语调说：“秉涵啊，你看俺们这些老家伙白搭了，俺们等不到活着回去那天了，那就把这把老骨头留下，有机会带回家吧。高秉涵你最年轻，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啦！”
高秉涵终生无法忘记这些老兵的眼神，他攥住老哥们儿的手，喉咙哽塞，答应着：“好好好，老哥您放心，您放心……”
第三章 第一位“老兵”悄然回家
1987年，沉默了四十年的台湾老兵，穿上写有“想家”字样的衣服，高呼着“我们想家”“我们想妈妈”的口号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泣血呼吁：“难道我们没有父母？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不得而知。我们只要求——‘生’则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则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
高秉涵奔走呼号，登台演讲，泪奔请愿，亲历了这一写入两岸关系史的历史时刻。
一潮高过一潮的“返乡运动”，最终促使同样怀着深深家国乡愁的蒋经国先生，作出了“政治让步于乡情”的艰难抉择。
1991年5月1日，高秉涵终于踏上了阔别四十三年的故乡土地。
按照常理，他应该先到北京、广州等地，看望多年不见的姨妈或姐弟们，但他毫不犹疑地把菏泽，选作了返乡的首站。因为在他根深蒂固的观念里，那里是他生命的源头，是父母之邦，尽管已没有一个“五服”里的亲人，但血脉深处的乡土呼唤，哪容他再作其他选择！
当高秉涵拉开出租车门，一脚踏上故土的瞬间，一股强大的电流从脚心向上贯通全身，血流骤然加速，心律倏忽失序，他蹲下身子，缩成一团，紧紧抱头，号啕大哭。
近了，更近了，葭密寨、郝胡同、萧老家、田寺村、晁楼村……
一个个熟悉的村子提示他——高庄快到了。他那颗思归的心却突然缓下来，迟疑代替了急切，怯意屏退了兴奋：到了高庄，我去谁家啊？见了父老乡亲，我说什么话？他们还认不认得我这个多年不归的游子？
车到高庄村头停下，高秉涵没有直接进村，而是围着这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村转了一圈——这是正餐之前的小点心，还是正式演出前的小热场？他讥笑着自己过于敏感的神经。
走到村西头，迎面过来一位老汉，见高秉涵东张西望，就问：“你找谁啊？”
这一问倒把他问愣了：对啊，我找谁呢？
他灵机一动，脱口而出：“我找高春生！”
老汉哦一声，说：“高春生啊，很多年前他死在外地了。”
高秉涵细瞧眼前的老人，很像本家一个堂爷爷，而这位堂爷爷的大名却忘记了，小名倒还记得，就迟疑着问：“那个‘三乱’还在不在啊？”
老人一听，两眼一瞪：“你是谁啊？”
他即刻回道：“我就是春生啊！刚从台湾回来的！”
老人一愣，跨前一步，抓起他的双手，惊乍乍地问：“你是春生？你还活着？”
“我是春生啊，我没有死！”
老人泪声泪气嚷着：“哎呀！俺的春生啊，几十年了，大家都寻思你不在人世了，没想到你还活着哩！你要不跟俺搭话，俺哪敢认你啊！”
正说着，陪同来的二弟高秉涛，带着高家近门近户的几个兄弟和十几个乡亲疾步走来，把高秉涵和“三乱爷”团团围住。人们争相与他握手寒暄，“三乱爷”给他一一介绍，哦，就连当年与他一起光着屁股逮鱼摸虾的“五辈”“粪叉子”，都对面相逢不相识了。
高秉涵在秉涛等人的引领下，先到父亲的墓前痛哭一场——似又回到了离家前的那个夜晚，被母亲一路牵着来到这里，俯身给父亲磕下三个头。这两次跪拜之间，竟隔了四十三年的时光。第一个头磕下去时，他还是个天真少年;最后一个头磕下去，却已是两鬓霜雪的半百老人！他仔细扫视着墓地的环境，不想漏掉一个细节： “墓边有棵小柳树，也不大;墓也不大，就是一堆黄土;父亲的墓地所在的农田原来是我家的地，那时候每块地都有一个名字，罗圈地啊，拐子地啊，父亲就埋在拐子地里;墓旁边还有一条水沟，沟边种了不少树……”
村容村貌变化之大，令他猝不及防，似乎那些老房子、烂墙头、破门窗，都应该一成不变地等他回来，跟他打个招呼后再作蜕变，那才叫顺理成章呢——他偷笑着自己的幼稚和痴心妄想。高家的祖宅，当年最是豪阔，也不过是砖包门口或三行台子七行砖，而今几乎家家建起了水泥铺地、砖混到顶的新瓦房，看着既陌生又爽气。在旧宅基地上，几树桃花和海棠开得正艳。
循着记忆走到那口老井前，揭去上面覆盖的草苫子，哦，小小的井口里依然荡漾着碧幽幽的水光，父亲高金锡领着他打水的情景苏醒了，“他探着身子缒下水桶，那吱吱扭扭的响声，听得人心尖发颤，我就站在边上看。过去全村的人口牲畜都吃这口井水。正月十五放花灯，门口放个灯，谢谢门神啊;厕所放个灯，谢谢厕神啊;井口也要放个灯，那是感谢井神的。”
对着水井，高秉涵想着跟父亲提水的往事，又是一场大哭。
点点滴滴捡拾着记忆，燃起一堆小小的篝火，那颗被四十三年思乡之苦，揉得皱皱巴巴的心，渐渐平复了，温馨了，轻盈了，化作一只春鸟融入了湛蓝的天宇。
其实，谁也没有注意到，在高秉涵返乡携带的众多行李中，有一件特殊的物品——一个光滑冰冷的大理石骨灰坛。此行，他还要顺便把台湾老兵王士祥的骨灰送回家。
1943年，高秉涵在菏泽城西30里处的葭密寨小学读书，认识了该校工友王士祥。王士祥是菏泽杜庄人，憨厚爽直，没有文化，已经结婚，育有一女。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一次外出归来，遇见溃败的国民党军队，糊里糊涂被抓了壮丁，哪来得及跟家人道一声别。最让他痛心的是，连小女儿都没看上一眼，就被裹挟到了这座从未听说过的岛上。
1949年，恓恓惶惶的高秉涵在台北街头巧遇王士祥，老乡加故人，乡音对村语，两个落难人彼此安慰，相互取暖，从此就没再断绝联络。
王士祥总盼着有朝一日“反攻大陆”成功，能够回到菏泽与家人团聚，所以一直独身一人，而且为了多挣点钱，以备将来补贴家用，他脱离了比较舒服的“荣民之家”，自谋生路，一度在一家建筑房屋公司当水泥工，攒了一笔辛苦钱。
高秉涵的律师事务所开业后，他没事就跑来坐坐，两人各捧一杯茶，说着往日菏泽的人和事。到后来同一件事同一个人重复了不知多少遍，也感觉不到腻味。
再后来，王士祥因工作环境恶劣，罹患肝病，健康日益恶化。他无奈地对高秉涵说：“秉涵老弟，谁想到咱一个乡下人，会到台湾过一辈子，都是命啊！我这病看来没希望了，万一有一天反攻大陆可以回家了，就托你把老哥的骨灰带回杜庄，交给我的女儿吧，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她们娘儿俩是怎么过来的？”
说罢，呜呜哭出声来。一个男人动不动落泪，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但对这些撇家舍业的老兵来说，不哭还能干什么？
高秉涵安慰着他：“王大哥，别净说丧气话，振作起来，把身体恢复得棒棒的，我们都有机会回家！”
王士祥使劲挤出一丝苦笑，眼里汪着两兜泪，比哭还难看。
高秉涵拍着他的肩头，像哄孩子似的：“老哥，老哥，你别哭，现在两岸的形势已有好转了，说不定，我们很快就能回家了。”
1985年一天的凌晨两点，睡梦里的高秉涵被电话铃声惊醒，原来是荣民总医院打来的，叫他赶紧过来：“高先生，王士祥先生已宣告病危，他的住院资料显示他在台湾没有家属，你是他唯一的紧急联络人。他现在心志虽然还清楚，但已不能说话，他的心脏随时都可能停止跳动，所以紧急通知你，让王先生最后见你一面吧！”
类似的情况，在高秉涵以后的生活里屡屡上演，“凌晨的电话铃声”，已成为在台同乡老兵通知他最后晤面的“习惯用语”。
高秉涵立即赶往医院，极度虚弱的王士祥一看到他，眼角就溢出了泪水，嘴角急急地张开，却说不出半个字。
高秉涵攥住那双枯瘦的手，附在他耳边高声说：“王大哥，你放心，我会带你回家的，我一定找到你女儿，把你还给她的……”
听着他的话，王士祥艰难地点点头，泪水止不住地喷涌而出。高秉涵掏出手绢给他擦拭着，慢慢感觉王士祥的手指松弛了，两颗晶莹硕大的泪珠，还挂在他的眼角颤颤的……
这时，高秉涵的喉咙里才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呜咽。
1949年前后，随蒋介石从大陆败退台湾的老兵大约有70万人，这个数据因口径不同而有差异。他们在台湾有个特定的称谓——“老荣民”，即所谓“荣誉国民”，由专门负责“荣民”管理的“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管理。
“大多数老兵都是‘列管’的，少数老兵一次性领取退休金后，跟部队一刀两断，自己去做小生意，到最后发就发了，老兵里面也就没了这些人;垮就垮了，有的自生自灭，有的流落街头，被管理单位发现，再重新列入管理。”高秉涵因为长期关注这一群体，对其生存状况熟烂于心，“被列管的老兵温饱没问题，但生活平淡，没事下棋打牌。大多数老兵因为自身条件限制，和当局早年有关军人禁婚的规定，终身未婚，所以晚景凄凉也就不可避免。”
对于菏泽来台老兵的数目，高秉涵给出的数据是500人以上，并且以当年菏泽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生和跟随国民党军队当兵的人为最多，能够通过个人打拼，成就一番事业的老兵凤毛麟角，大多是仅能维持正常生活水平。
王士祥即属“脱管”谋生的老兵，其人生收场可谓辛酸煎心。
高秉涵一直记得对王士祥的承诺，一确定下返乡的行程，就到骨灰塔取出他的骨灰坛，口中念叨着“老哥，我要带你回家了”，把它抱回家中暂存，以方便动身时灵活取走。
高秉涵抱着骨灰坛走进家门的瞬间，除夫人石慧丽外，儿女们都倍感错愕和怪异。
女儿不满地嘟囔着：“爸爸，家里放别人的骨灰，我们晚上睡不着。” 高秉涵解释说：“我们家里不信神不信鬼，如果你们认为有鬼，下礼拜，这个鬼就要跟我回菏泽老家了，他是感激不尽的;纵然有鬼，他住在我们家里，外面有坏鬼要进来，他一定会给我们看门的。”
这通话说得儿女们哑口无言，但面上凝霜，嘴巴高噘，明显是口服心不服。
果然，因为“新客人”的入住，孩子们夜里上厕所，都要把家里所有灯打开，才敢走出卧室门。
后来，高家放骨灰坛越来越常态化，甚至不少素不相识的老兵的骨灰坛，也堂而皇之地来“小住”。儿女们无奈，渐渐地，被迫适应了这种情况。
那天，提着骨灰坛登机的时候，引起了安检人员的疑问：里面会不会藏有毒品呢？
尽管高秉涵出具了有关证明，但还是无法打消他们的疑问，只好让他们把骨灰坛抱到旁边一间屋里，通过仪器进行检验。
“骨灰坛的盖子是用胶带封住的，可以启开，但不可避免地会有点小损伤，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检查无恙。安检人员的目光里更多了一层疑问：大多数回大陆探亲的人，都是尽可能多地带些土特产和走俏的电子商品，他怎么弄这么重的骨灰坛带着？太不可思议了。
后来，随着高秉涵抱骨灰回大陆次数的增多，机场安检也相应放宽了检验。
王士祥的女儿赶来了。高秉涵把骨灰坛递给她前，对着那张镶嵌其上的王士祥的照片说：“王大哥，我已经把你带回菏泽老家，我这就把你还给你的女儿，愿你的在天之灵好好安息吧。”
接过父亲的骨灰坛，王士祥的女儿扑通跪地，砰砰磕起了响头，高秉涵伸手拉住她：“你爹在台湾非常牵挂你们，每次说起老家，都哭得痛不欲生，这下好了，你们一家人团聚了。”
女儿已哭得瘫倒在地，高秉涵让人赶紧捶打她的后背，也陪着不住抹泪。他不由得感慨着：王家人的生离死别，何尝不是千千万万台湾老兵遭际的缩影呢？而这坛骨灰的归来，在某种程度上，不正象征着四十多年隔绝的两岸重新走向融合，被撕裂的民族情感在渐渐弥合吗？
第一次成功返乡探访，让饱受思乡之苦的高秉涵，暂时摆脱了噩梦的纠缠，内心得以平妥，小日子也就过成了圆舞曲。
但谁能料到，此后，高秉涵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身份，竟因这次抱送骨灰，而由“高律师”变成了送台湾老兵回家的“安魂者”……
第四章 骨灰坛咏叹调
怀抱一坛骨灰，清瘦细挑的身子，稳健坚毅的步伐，微微昂起的头颅，深陷的眼睛装满悲戚，高秉涵这种形象，被定格成一帧帧近乎经典的记忆，为众多国人所熟识。
殊不知，对一个越来越衰惫的老人来说，抱起那个大理石骨灰坛绝非一件易事。高秉涵身高一米七五，体重仅44公斤，而台湾的骨灰坛，大都由青白色大理石抛光打磨而成，上边刻有逝者的姓名生卒日期，并镶嵌着照片，每一个重达10公斤。以如此单薄的身躯，对付如此沉重且无处措手的骨灰坛，真够难为这位老人的。
相对于领取骨灰的困难而言，抱着骨灰坛走上飞机舷梯简直就是一种幸福。高秉涵坦言，从台湾老兵管理部门领取骨灰，不亚于过五关斩六将，非常耗费心力。
台湾“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规定：有权领取已“列管”老兵的骨灰者，为亡故者的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由大陆有继承权的家属，出具亲属关系公证书及委托公证书;由在台代理人（无资格限制）将前项公证书，送往海基会验证;由代理人持前项已验证的公证书，向亡者户籍所在地的法院作出继承表示，经法院准予核备后，即可由代理人前往“辅导会”申请领取。
这套程序走下来，最快一年，稍有延宕，则两年三年。
走程序，还有比较清晰的路线图，但确认各种关系的公证事宜，则往往一团乱麻。
“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赖以确认老兵有继承权的家属的原始信息，是1949年来台后登记的户籍资料，但那时多数老兵有临时避难的心理，以为随时就能反攻大陆，登记资料可有可无，也就马马虎虎，以致舛误连篇累牍;另外，有的老兵怕大陆家属受到“海外关系”的牵连，故意将父母、兄弟、姐妹的名字写错或漏写，有的甚至拒填父母的名字，遗患无穷;再就是，有些老兵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本来就颇为复杂。高秉涵曾办理过一个叫舒可成的老兵的骨灰。舒可成的父亲三妻四妾，他为二房所生，由大房所生的姐姐舒美云来领取骨灰，其为同父异母关系，办理手续就特别复杂。种种情由，也就造成了领取骨灰时，需要作一连串公证的被动而尴尬的局面。有个极端的例子，有一个老兵的家属曾出具了七份公证书。更有甚者，证据链条缺失，无法作出一环扣一环的衔接。这时候，就需要高秉涵向有关部门，作出合情合理的阐述，以期得到准许。
令高秉涵高兴的是，同他一起牵手来台湾的菏泽老兵们，死后多由他直接善后，所以他可以随时将他们的骨灰送往家乡，而不受任何单位的牵制。
各种公证完成，且得到法院核准后，高秉涵就可以拿着“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批准证明，去老兵骨灰停厝处抱回骨灰坛了。
台湾老兵的骨灰，都存放在军人公墓，而公墓又都建在深山里，来去耗时少说一天。按说百般周折后，剩下的这道门槛随便跨过去就是——错了，水到99度不算开，这最后一步也埋着不少小玄机呢。
1997年夏天，一日午后，高秉涵从台北乘飞机到花莲，领取一位定陶老兵的骨灰。落地后，又打一小时的士到了军人公墓。因为手续有点瑕疵，承办员就跟上级部门电话联络，请示此种情况，可不可以让他领走。一番考量下来后，才答应可以办理相关手续。
等高秉涵抱出定陶同乡的骨灰坛，台风携带着雨云已经蔓延上来，早先送他的的士，因已结账，就拉着别的乘客溜之大吉也。承办员见高秉涵没等到车，就说，你在这里等着，我骑着摩托车下去，帮你叫个的士上来。那人刚走，风雨交加而至，高秉涵只好抱着骨灰坛钻进一个小亭子里。
这个供高秉涵避雨的小亭子并非常见的观光亭，而是葬在此处的老兵剩有存款，或受家属的委托，由管理方在墓前修造的纪念亭，一人多高，面积比普通雨伞大不了多少，“风一吹，等于没了亭子。” 风声雨声咆哮在山谷间，似虎吼，似猿啼。天地间水帘密织，烟雨苍苍。翘首来路，依然不见的士的影子。
天渐渐黑下来。怎么办？总不能抱着骨灰走下山吧，那可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啊！万一跌倒打碎了骨灰坛怎么办？不行，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待在小亭子里。站了几十分钟，双足酸麻，雨还没有停歇的样子。这时，亭子里已灌满了水，高秉涵索性坐到地上，将骨灰坛放在两腿间稳稳揽定。漆黑的四周，传来的全是低一阵高一阵的风雨流水之声。
“好多人问我那时候怕不怕，因为不远处全是墓地，怀里还抱着一个骨灰坛，我说我没有害怕的感觉，为什么呢？我是抱着骨灰要把他送回家的，那些孤魂野鬼一定很赞赏我这样的好人，所以我没有一点怕的感觉。”多年之后，回忆起那个山中雨夜，高秉涵的语调里依然流露着自得和自信。
后半夜的凉意，扑到湿漉漉的衣服上，高秉涵牙齿瑟瑟，一会儿一个激灵，刚想合眼，又被霹雳闪电惊扰醒来。反正睡不成，就跟骨灰坛里的“老哥”拉拉呱：“老哥，你不要怕，老弟陪着你，风雨会过去的;再过几天，咱们就回菏泽了，你就能见到你儿女了，还能见到你家翻盖的新瓦房呢。我上次回去，可是看到了不少变化哩……”
天亮时，风停雨住。那个承办员骑着摩托来上班，发现高秉涵还蜷缩在亭子里，迭声说着抱歉的话。
这时他才知道，那位承办员骑着摩托到了山下，想叫一辆的士上山，但唯一通向山中公墓的小桥，已被山洪冲毁，的士不敢冒险上来了。
高秉涵说：“你不要抱歉，也不怪你，老天爷不作美嘛。”
他说：“我走的时候把你带下去就好了。”又说，“我现在把你送到机场吧。”
高秉涵说：“你先不要送我去机场，我先到饭店，吃点东西再说。”
承办员把高秉涵带到山下一个小吃摊，要了一碗莜面一个卤蛋，埋头吃起来。承办员跟卖饭的老婆婆比较熟，就介绍说他是律师，为了给老兵取骨灰，在山里抱着骨灰过了一夜。老婆婆怜惜地看了高秉涵一眼，说，“你是好人，这是积阴德啊。我给你加一个卤蛋，不要钱的。”
回到家中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他趁石慧丽不注意，先钻进卧室换了一身干爽的衣服，更不敢把自己的遭遇告诉她，免得妻子又要大惊小怪地声讨他。
说来也怪，就是饱受一夜风雨欺凌，高秉涵连个咳嗽都没有，“我这辈子几乎没有感冒，我的体质很奇怪。非典流行的时候，大家戴口罩什么的，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外甥女是医生，她说大舅你的体质变异了。我说这是上苍在保佑我。”
另一次留下深刻印象的领骨灰是在2014年8月，同样发生在深山里的军人公墓，这次倒没受风雨之苦，他要征服的是一座5层高的灵骨塔。
按照常规，五层楼能有多高啊？还好意思拿出来说道说道？其实不然，这座存放老兵骨灰的灵骨塔为多放骨灰坛，每层的高度都比平常楼房高出三倍，名为5层，实则堪比15层高楼。高秉涵已是八十老者，望着这高度，头皮都发麻。上去倒好说，找到那位老兵的骨灰坛，再抱着下去，可就惨了：这座塔的台阶设计得特别高，每一台阶近半米高，年轻人下来也相当吃力，何况一个老人抱着10公斤的骨灰坛。就这几层，足足耗时30分钟。下来后，高秉涵大汗淋漓，浑身的骨头散了架似的。
他找到工作人员问：“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安装电梯？”
工作人员说：“住在灵骨塔里的‘老兵们’，他们都是腾云上下，不需要走楼梯，更用不着电梯。”
高秉涵说：“家属来也不方便啊！”
工作人员说：“凡是把骨灰放到这里的老兵，百分之九十都是没有家室的孤独老人，哪有人来看他们？所以也用不着电梯。”
无语的高秉涵上的士前，冲着高高的灵骨塔鞠了一躬，说：“各位老哥，你们肯定很羡慕这位老先生，他明天就要上飞机回家了。我也想帮帮你们，让你们落叶归根，但是你们的家属没有委托我，你们生前也没有委托我……希望你们尽快托梦给我吧！”
上了车，摇下车窗，把手伸出去，向虚空里的许多双眼睛挥挥手，“那时候，心里面有种说不出的茫茫然，这些老兵真是很可怜，没人来看看他们……”
车子却动不了，难道是“老哥们儿”一起使劲把车轮拽住了？不是，是那位开的士的女司机，趴在方向盘上哭鼻子，雨打杏花娇，肩头一下一下抽动着。
高秉涵急问：“你这是怎么了？”
女司机抬起头，语无伦次：“好好，谢谢，对不起！”
高秉涵问：“你为什么哭啊？”
她说：“我看到你这位老先生，对这些老兵们这么好，我感动得不得了，就哭了。”
最让高秉涵“辣手”的一次，是领取定陶县籍老兵张先生的骨殖，“因为他亡故后，土葬在花莲山边的公墓里，我要雇工人把土葬的墓打开，把他的尸骨捡往火葬场火化后，再装坛带回家乡。这个工程量非常大，费时两天才完成捡骨任务。在这过程中，我还必须按照台湾捡骨的风俗，聘请和尚念经超度，上香膜拜。公墓的管理人员见我如此隆重祭拜，都以为张先生是我的父亲，纷纷夸赞我是个大孝子哩。”
1996年5月，高秉涵作为在台菏泽同乡会会长，第一次组团回乡省亲。因为帮手多，一次带回了五个骨灰坛，上车下车，上飞机下飞机，高挂平安牌。
接机的大巴回到菏泽，车下黑压压一片焦急的等候者，尚未停稳，车内已是一片喊叫哭泣，嘈杂如鼎沸。车门一开，秩序大乱，却忘了“无腿的骨灰坛”。高秉涵抱着一个下了车，一位同乡抱下一个，剩下的三个没了动静。正眼巴巴等着呢，骨碌骨碌，一个急不可待的骨灰坛自己“跳”了下来。高秉涵吓得手足失措，脸色蜡黄，急声喊着“抓住它、抓住它”！众人还没反应过来，那位“急性子”已经落在地上，骨灰撒了一地。
高秉涵抢步向前，蹲下身去，脱下夹克，铺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捧着骨灰，嘴里念叨着“老哥老哥，真是抱歉，临到家了还让你摔了一跤”。周围静下来，一双双眼睛注视着他，大气不敢喘，仿佛怕吹跑了地上的骨灰似的。 整个过程里，高秉涵轻举轻放，一丝不苟，终于收拾干净，又说道：“老哥，你别着急，等一会儿，就见到你的亲人了……”
进入宾馆房间，高秉涵把夹克里的骨灰倒进一个袋子里。他神不守舍，搓着手，来回走动，不时冲这位“老哥”抱抱拳，说句对不起。
这位老兵的儿子来了。
高秉涵忐忑地对他说：“真是很抱歉，临下车的时候，把你爸爸的骨灰坛摔坏了。骨灰只好收在这个袋子里了。”
老兵的儿子说：“没关系，我们已经准备了骨灰盒，比你们这个还要漂亮。”
高秉涵说：“那就好，那就好！这是原来那个上面你爸爸的照片。”
老兵的儿子接过父亲的照片，当即跪下磕头，高秉涵拦住他：“别行这样的大礼，你爸爸总算回到他日思夜想的故乡了，还是尽早让他入土为安吧！”
老兵的儿子满脸热泪，使劲点点头。
这次意外让高秉涵惴惴了好些天，总算没有大碍;而接下来的一次意外却叫他越想越后怕……
那次从台北登机回大陆，同行的有位坐轮椅的老兵。高秉涵办完自己的登机手续，就跟机场方面交涉怎样把轮椅弄上去，就把装在一个包里的骨灰坛放在了身边一个台子上。
等把轮椅的事了结了，高秉涵回头去取骨灰坛——没了！头脑霎时一片空白，一身冷汗，心跳突突，手心潮潮，赶紧跑到广播室发布寻物启事，“我就说丢了一个东西，一个红袋子的包包，大概10公斤重，我没有讲是骨灰，因为讲骨灰也不好。”
广播完了，高秉涵焦躁地搓着手，等在广播室门口，期待奇迹出现。一分一秒过去，这种煎熬是无法想象的，“怎么向老兵的家属交代啊？我跟人家说，我把你爸爸弄丢了，我把你丈夫弄丢了。人家等了四十多年，你给弄丢了，这事怎么说得过去啊！再说，我也对不起信任我的老哥啊……”
10分钟过去了，没人来，高秉涵急得直打转，就又跑回丢包的地方，一看，哎，那个包不是好好地放在那里吗？揉揉眼，确实不是眼花。他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去，紧紧抱起那个包，大叫一声：“哎呀，老哥你可回来啦！”一点不打诳语，真是这位“老哥”自己回来的。
据高秉涵推测，那位顺手牵羊的小蟊贼，看到一个这么“别致”的包裹，心里定然一喜，趁他不注意下了手。等到无人处，打开一看，糟糕，原来是个骨灰坛，太走霉运了！想随手丢弃，又怕里面的鬼魂缠住他不放，所以才在“老哥”的神威下，乖乖恭送回原地……
这支骨灰坛的咏叹调，每节音符都饱含着个人命运与时代交错的悲鸣、家与国搅缠的无尽痛楚、瞬间沧桑与永恒存在的考量。它缄默在时间的角落里，像永远不想开口的花朵，一旦说出就是民族的巨痛;它流动在海峡上空的云层里，没有呼啸，只有悠扬的呼唤，像日暮投林的归鸟，衔着一滴硕大如夕阳的泪珠;它最后扑入温暖厚重的泥土，像赤子钻进严冬的被窝，听着父母的梦语和大地的吟唱安然入眠。
而弹奏这支曲子的双手，竟如此纤弱，流淌出的曲调却又那么硬朗有力，毫不迟疑，像山泉跳过乱石，荡开败叶，踢倒杂草，一路奔跑向前……
第五章 生生死死一抔土
“菏泽”这两个字，在高秉涵和他的同乡老兵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
他特意从辞书中查出“菏泽”两个字的含义，一次次告诉渐渐长大的儿女们：“菏泽的菏字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叫菏水，是古时候济水的一条支流;这个菏字又代表着一个大沼泽，是古代济水潴留而成的沼泽。这就是咱们老家菏泽的来历。凡是我菏泽儿女，都应当知道故乡名称的来历。”
他还会跟孩子们讲起，菏泽境内另一条举世闻名的大河，“黄河是咱们中国人的母亲河，你甭看她有时候发脾气，但她的恩惠也是无与伦比的……”这是所有菏泽籍老兵绕不过的两条河流，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此外，梁山好汉和牡丹花，也是菏泽的两个符号，两个老兵们画饼充饥的好食材。
然而，现实又是另一番模样。
当高秉涵不经意问自己的小孙女：“你知道中国人的母亲河吗？”
回答令他讶然：“知道，淡水河啊。”
高秉涵含着热泪说：“不是淡水河，是咱老家的黄河，古老的东方有一条河，她的名字叫黄河……”他给孙女轻轻哼唱起来……
一个认识在高秉涵的头脑中越来越清晰：在尚不能实现两岸统一的现状下，老兵骨灰的回归，就具有了精神统一情感统一的特殊意味。
高秉涵说，在台湾，老兵是反对“台独”最坚决的一个群体，他们从不认为台湾是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只是祖国心尖的一块肉。
2006年9月，台湾爆发了百万人反贪倒扁的“红衫军运动”，高秉涵毅然加入了由著名律师组成的倒扁律师团，身穿律师法袍，高呼着“告别贪腐迎向法制”的口号，走上了凯达格兰大道，成为各大媒体聚焦的新闻人物。“我们老兵反对台独是无条件的，那张登着我站在中间喊口号的照片，我经常拿给朋友看，这证明我们老兵都是千真万确的‘爱国党’。”
可惜的是，这群被称为“无根的兰花”的游子日渐零落，同乡老兵“托后”的场景，一幕幕进入高秉涵的生活。
田瑞卿老先生在台湾已有家室，但无儿女，临终前特意叫来高秉涵，含着泪嘱托他：“高会长，看来我是不行了，今天约你在医院见面，有两事相求。一是我过世后，烦请你设法把我的骨灰带回菏泽老家;二是希望在处理我的遗产时，留出一点钱，在我的故里安兴镇设个奖学金，以鼓励家乡学子勤奋学习。”
他的中学老师陈兰芝先生，病重期间也多次对他说：“秉涵啊，我生为菏泽人，死为菏泽魂，我已交代我的太太，我过世后，一定要把我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安葬，希望你能协助你师母完成我这个心愿。”
众多菏泽籍老兵都把这个“会长小弟弟”当作家长，作为呵护他们人生最后一程的托付人。
吴春生原籍曹州府菏泽县，20多岁时，跟随驻扎菏泽的国军第八兵团六十八军南溃到台，走前因为家贫还没来得及成家，便仓皇间落脚在陌生的孤岛。在部队当了几年兵，混了个士官长，后因身体不很好，退了役，靠打零工度日。 他与高秉涵相识于菏泽同乡聚会，“他眼睛大大的，双眼皮，有点秃顶，瘦瘦的，骨头很突出，一口菏泽方言。”这个印象一直保留在高秉涵的记忆里。老乡相见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加之高秉涵的乳名也叫春生，两人都生出一见如故之感，又同在菏泽城里长大，许多经历有交集，所以高秉涵很喜欢与他共话乡谊，在你一言我一语的相互对答和相互穿插里，稀释着浓烈的乡愁，抚慰着彼此的心灵。
吴春生在台中市的生活并不理想，没有文化，不善交际，长期在一间大楼做管理员。虽然薪水不高，但他待人忠厚，勤勤恳恳，赢得了大楼众多业主的赞许。
高秉涵利用去台中的机会看望他，钻进那间低矮昏暗的铁皮房里，跟他对坐，喝杯水，聊聊天。这间简陋的房子也不是他的，而是租住的。高秉涵感觉，吴春生之所以没有像一般老兵那样，在无望的等待中颓废下去，是因为他憨厚淳朴的内心，固执地抱着一丝回乡的期望，正是这微弱的火光，照亮了他一个个难眠的思乡之夜，给了他打起精神继续生活的勇气——他在努力积攒钱财，以备回乡之需。
偏偏老天不假便于人，这位抱着热切回乡愿望且已通过申请的老兵，却让病魔将归乡路换成了升天路。
参加完吴春生的葬礼，高秉涵心情沉重，又一位能用乡音说知心话的兄长离去了，生命里又抽掉了一块楼板。更叫他无法言喻的，还是那种挥之不去的悲凉：游子回乡的路啊，为何如此艰辛而变幻无常？
其后，高秉涵经由菏泽市台办查询到，吴春生在老家有一位姐姐和一位弟弟，随即启动了办理骨灰回乡事宜。
来来往往的公函飞越，反反复复的电话沟通，终于办妥了吴春生的骨灰和遗产交割事宜。
1995年暮春时节，菏泽城尚沉浸在牡丹花开的淡雅清香里，吴春生的骨灰坛，被高秉涵抱回了这片他做梦都想回来的土地。一下车门，高秉涵就拍拍骨灰坛说：“吴大哥，你醒醒，睁开眼，看看咱们的菏泽城吧，现在牡丹正在盛开，那是家乡欢迎你回来呢……”
吴春生80多岁的姐姐和70多岁的弟弟，见到高秉涵怀中的骨灰坛，双双跪倒在地，泣不成声。老太太哭诉道：“春生啊，你可回来了，咱爹咱娘活着的时候，天天念叨你，你这是去哪儿了？你的心也忒野了，咋一走就没了个影儿呢……春生啊，咱爹娘这下可安心了……”
高秉涵被这一声声的呼唤，撕扯得泪眼婆娑，春生啊春生啊，这何尝不是自己的爹娘，在地下一声声唤他啊？
高秉涵拉起两位老人：“快起来，你们这是叫我折寿啊！”
老太太说：“大兄弟，我们这是替俺爹娘给你磕的头，你真是好人啊，菩萨心肠。”
高秉涵看着老人一头白发簌簌抖动，哽咽得再说不出话来。
菏泽吕陵镇靳楼村人靳文明，在同乡老兵中显得特立独行。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值风华正茂之年的靳文明投笔从戎，与日寇顽强作战。1949年，随国军败退台湾，来之前已在家乡娶妻生子，后来以陆军中校营长职务退伍，算是老兵中的翘楚。
在高秉涵的记忆里，靳文明有着军人的干练和坚毅，英俊的脸膛上时常挂着含蓄的笑意，眼神时而冷峻，时而热情，挺拔的身材松柏般轩昂。1973年，高秉涵在“国大代表”靳鹤声先生家做客，与靳文明相逢，二人倾谈订交，日后交往颇多。
靳文明因与靳鹤声同村同宗，多受其照拂，就职于台北“国民代表大会”办公室，步入台湾主流社会。像靳文明这样优越的条件，完全可以重新组建一个家庭，许多热心的老乡找到他，为他做媒。靳文明总是淡淡一笑：“谢谢你的好意，我在大陆已有妻室。”
如此多次，心意坚不可摧。
靳文明是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他以为自己离开故乡，将父母双亲抛给妻子照料，已是不孝，再另谋新欢，岂不又成不义;就算有生之年不能与妻子完聚，死后九泉相逢，也当无愧于执手相看泪眼。
1980年9月，靳文明因病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高秉涵多次前往探望，缠绵病榻多日的靳文明见到他，眼睛一亮：“秉涵老弟，我最盼着你来了。”
高秉涵握住老哥瘦弱的手：“你安心养病，我会经常来陪你说说话。”
靳文明忽然热泪盈眶：“生为异乡游子，死后不愿再做异乡的游魂，我的身体状况，已经来日不多了，没有活着回家的希望了……将来万一反攻大陆成功了，老弟你可不要忘记，把我的骨灰交给我的妻儿啊！我要回老家，我要魂归故里……”
高秉涵说：“靳大哥，你会好起来的。要是真有那一天，我会义不容辞地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靳文明点点头：“人生如飘蓬，谁会想到在这里过了一辈子，人强犟不过命，何况这是国家的大命运呢？”
高秉涵也悲从中来：“我们都是被隔断根的一代人呀……”
1981年，靳文明病逝于台北。
两岸开放后，高秉涵不时想起靳文明那双企求的眼睛，于是利用返乡探亲的机会，特地去靳楼村寻访了他的妻儿。遗憾的是，他的妻子郝氏于文革期间，带着儿子离开此地，远走新疆伊犁了。高秉涵又顺着线索寻访，终于查知，郝氏已在新疆去世多年，其子靳玲在伊犁一所小学任教。
1996年，高秉涵抱着靳文明先生的骨灰，经香港转机广州，略作盘桓，又转机兰州。在兰州机场，将骨灰坛交给了从新疆赶来的靳玲。
在接下父亲的骨灰坛后，靳玲向高秉涵长跪致谢。
高秉涵表情严肃地说：“你父亲为人坦荡磊落，为了与你母亲团聚，一生坚持未娶，不愧是男子中的伟丈夫。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父亲的夙愿是叶落归根、魂归故里——菏泽老家，而不是新疆伊犁……因为新疆对你父亲而言，如同台湾，仍是异乡……”
靳玲连连称是，答应一定相机办理。
第二年4月，高秉涵回菏泽探访，靳玲也携带父母的骨灰，从新疆赶回。在高秉涵的见证下，靳玲将父母的骨灰合葬在靳楼村的祖坟地里。在村人乡亲准备覆土前，高秉涵站在墓穴前高声喊道：“靳大哥！你今天终于回到老家了，可以与你挚爱的妻子团聚了，可以见到你日夜挂怀的椿萱双亲了。我也兑现了对你的承诺，你安息吧……” 靳玲痛哭流涕，为志孝思，在父母下葬处立一通石碑，上刻：“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高秉涵默念着这两句话，躲进车里泪雨滂沱。
2014年4月，我们赴菏泽采访高秉涵，他给我们讲述了三个令人动容的故事。
原济南第一联中校长刘泽民先生，老家是菏泽县李村乡刘庄，去台湾之前，一直是国民党在教育界的坚定支持者，跟共产党斗得不可开交。两岸开放后仍心存余悸，不敢回大陆，但他心里却非常想回老家看看。十多年前患上老年痴呆症，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清醒时沉默寡言，闷闷不乐;糊涂时就吵着闹着要回菏泽，一声高过一声地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有一次高秉涵回乡前，去看望他：“我明天就要回菏泽了，你有什么嘱咐没有？”
老人摇摇头，说了句“秉涵啊，你能来去自由多幸福啊”，便不再说话。
过后，刘泽民的儿子打来电话，着急地说：“秉涵啊，大事不好啊！你刚走，老头子就大吵大闹着明天非要跟你回大陆呢！你们什么时候动身？”
高秉涵就把具体行程告诉了他。
第二天，刘泽民的儿子开着车带上他，尾随返乡团的大巴到了机场，车子停下，把老爹抱上轮椅，告诉他：“到机场了，一会儿就上飞机了。”老人高兴得直拍手。
高秉涵等人办完手续，登机而去。
刘泽民的儿子则推着老人围着机场转了一圈，等他迷糊的时候，又抱回汽车里，掉头回家。路上刘泽民清醒了一点，儿子就说，刚才你在飞机上睡着了，我们马上就到刘庄了。他那么高兴，一下汽车就喊着到家了。儿子就说，你看看你老家变化多大啊，变得跟台北一样漂亮了。
老人哭了：我不要老家变得跟台北一样漂亮，我要原来的老家啊！
这次返乡前，高秉涵去台北医院探望了菏泽朱楼村的朱一凡老先生，老先生听说他要去北京电视台录像，就问：“你这次到北京能否见到胡锦涛先生啊？”
高秉涵说：“大陆的领导人换班了，现在的领导人习近平是我们菏泽的女婿！”
他两眼放光说：“那太好了，你一定要告诉他，把两岸统一的步伐加快一点，否则，我就看不到了。”
高秉涵说：“朱大哥，你的美意我一定会转达的……”
朱一凡是高秉涵来台湾后认识较早的老乡。抗战胜利后，朱一凡跟着菏泽县县长张文光做贴身警卫，1949年随第八兵团五十五军来到台湾。1952年春节拜年时，高秉涵在张文光先生家遇到朱一凡，一问，他竟跟自己的外祖母朱敬范老太太是同村同宗，一下拉近了两人的距离。高秉涵在台北建国中学夜校读书时，朱一凡在建中夜校担任工友，给了他多方的帮助。
两岸开放后，朱一凡数度返乡探亲，虽然家乡已没有亲近家属，但他返乡的热情丝毫不减，尤其对两岸统一抱有坚定的信念。他总说，活着已做了他乡人，死了不能再做异乡鬼。
2009年，90岁的朱一凡突然中风，半身不遂，但口齿头脑依然清楚，每次见到来探望的高秉涵都要叮嘱一次：“如果我病故了，请你务必把我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纵然朱楼已没有家属，也请你把我的骨灰撒在朱楼村，帮我叶落归根。”
就在高秉涵返回台湾的第二天，朱一凡撒手归西。当年秋，高秉涵抱着他的骨灰来到朱楼村，轻轻撒在了村子周围的土地上，圆了他死后守着老家安息的心愿。
最有戏剧意味的是菏泽定陶籍老兵杨士豪。来台后，他在台北建国中学日间部担任上下课摇铃的工人，晚上就在建中夜校勤恳攻读;后来考入台北师范学校;毕业后，自愿请缨到台湾山地小学任教。虽然那里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但他安之若素，令菏泽老乡们为他感到骄傲。杨士豪奉行单身主义，终身未婚。晚年用自己的积蓄，在家乡定陶县东杨楼村小学设立了奖学金。他也极其热心同乡会的公益活动，每有活动必到，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参加同乡会的目的，就是听听家乡的乡音。”
在病重期间，他对高秉涵说：“秉涵老弟，我老家也没有亲人了，我死后，你就把我的骨灰撒到村西一里地的老槐树周围吧，那一片都是我家的地哩！”语气中满是自豪之情。
等到高秉涵抱着他的骨灰坛，在众多媒体和几位同乡老兵的陪同下，来到杨士豪所说的村子，转到村西一里地处，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棵作为他记忆坐标的老槐树，眼前只是一片一人高的玉米地。
高秉涵拍拍怀中的骨灰坛说：“杨大哥啊，我按你说的找到你家的地了，不过那棵大槐树已经没有了，但这片地肯定还是你家的地，你就在你家的玉米田里安息吧！”
喘口气又说：“杨大哥，你的骨灰撒到玉米田里，再发一次光，让玉米长得好一点，这是你对故乡最后的感恩呢。”
说起这次很有“戏剧性”的骨灰安放仪式，高秉涵的感慨由那棵大槐树生发而出：四五十年的世事沧桑，哪还留得住一棵老树，偏偏这棵树在老兵的记忆里还长青呢……
这些年，经高秉涵之手回到菏泽故土的老兵骨灰已有六十多位，剩下那些“硕果仅存”的菏泽老兵，都视他为生命的“提灯女神”：“秉涵啊，你一定要好好保重，你最年轻了，你得把老哥们都送回家后再走啊！”
他含泪应道：“老哥，你们放心吧！”
高秉涵已经对生死看得很通透，对自己的后事毫不避讳：“我死后，骨灰一半留在台湾，一半埋到菏泽高庄的祖坟地。我爱台湾，这里有我的儿女后代;我更离不开菏泽，那里是我永远的父母之邦！”
菏泽啊菏泽，你到底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竟叫这些流落他乡四十多年的游子牵肠挂肚，以至于生死不舍？据说你的土质很贫瘠，你的生活很穷困，你的发展很落后，可你的那一抔黄土，却如此高贵圣洁，所有归来的孤魂都愿与你融为一体，天长地久！
第六章 为了三个女人的守候
围绕老兵王海亭骨灰办理事宜的文件，在海峡上空飞来飞去，一份接一份，数量之多，在高秉涵所办理的所有骨灰案例中创下了纪录，而每一份文件背后，都是大量琐碎的工作。
引 言
没有一条回家的路，比这条更艰难：不仅要跨越地理意义上的海峡，还要跨越现实政治的鸿沟;不仅要缩短千山万水的时空，还要弥合心灵情感的裂痕;不仅要承受自然界的凄风苦雨，还要摆渡人性的激流险滩。
台湾开放返乡探亲后，高秉涵怀抱一坛坛台湾老兵的骨灰，用孱弱的臂膀和柔软的感恩之心，护送一个个孤魂重回故园。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一卷苍茫的乡愁画卷，蜿蜒着游子的愁肠;二十五年悲与欣，为120多个“台湾老兵”铺就了回乡路……
一个相同的梦境常常光顾高秉涵的夜晚：他每次返回菏泽老家，一下飞机，呼啦啦拥上一群手持鲜花的接机人，一一握手，仔细端详，发现这些面孔，竟然都是他送回来的骨灰坛上的台湾老兵的照片，他们都从九泉之下赶来欢迎他呢……
高秉涵，原籍山东菏泽。13岁那年，他跟随国民党军队逃亡到台湾，曾作为军事法官，服役于驻金门部队军事法庭，国民党员，80岁。
作为从大陆败退台湾的近百万国民党老兵中的一员，他对这群“无根的兰花”的漂泊之痛，感同身受。一次偶然的承诺，把他推上了抱送台湾老兵骨灰回归大陆的征程。千回百转的颠簸，千辛万苦的探寻，铺就了一条超越现实政治的回乡路。
2012年，高秉涵作为第一位台湾人士，荣登央视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组委会给高秉涵写下这样一段颁奖词：海峡浅浅，明月弯弯。一封家书，一张船票，一生的想念。相隔倍觉离乱苦，近乡更知故土甜。少小离家，如今你回来了，双手颤抖，你捧着的不是老兵的遗骨，一坛又一坛，都是满满的乡愁。
如今，人们对他的另一个身份——安魂者，更加熟知。
第一章 流亡五千里
捧着那颗咧嘴笑的石榴，13岁流亡少年高秉涵，迎着秋日的曙色与湛蓝的晴空，心头的阴霾却愈积愈厚，直至连喘息都感到了憋闷，“这是去公费求学，又不是上沙场;这是去投奔好前程，又不是跳火坑。”他自我宽慰着。
是啊，南下读书的决定是母亲宋书玉犹豫了又犹豫、思量了又思量之后作出的，他没有半点理由怀疑母亲的正确性。临行前，母亲那张被焦虑愁苦交相蹂躏的脸庞，最直观地告诉了他一切。
老菏泽城西北35里处的高庄，封存着高春生的孩提记忆，自从他跨上马车那刻起，世上便没有了高春生，只剩下孑然一身、仓皇逃亡的高秉涵。
高秉涵命运的断崖，出现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正月十九深夜。那夜，高金锡这个老牌国民党员，被四名闯进来的大汉，从睡梦中的妻子身边强行掳走。夤夜响起的枪声刺破了苍穹，高金锡至死没想明白，他一介布衣执着于乡村教育、不问政治、淡泊名利，竟也沦为乱世的牺牲品……
六十多年后，高秉涵“有幸”看到了一份档案，当年共产党锄奸队对其父高金锡的处决宣判，只有简单的七个字：国民党反动分子。更令他震撼的是，有的被处决者的结论竟是“杀错了”，生命的尊严在荒诞悖乱的年代比卑贱更卑贱。
国民党在菏泽的统治大势已去。宋书玉惶惶不可终日，似乎看到一双大手，正伸向身为“三青团”的大儿子高秉涵，失去丈夫的锥心之痛尚未散去，这巨大的恐怖再次蔓延而来。
宋书玉早年毕业于济南高等女子师范学堂，献身乡间教育数十年。凄风苦雨，昏灯摇曳，母子泪眼相看，她摸着高秉涵的头顶说：“你去江南读流亡学校吧，好歹还能保住一条命。”
当时高秉涵刚刚小学毕业，考取了菏泽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初中部。母亲的决定就是命运的宣判。
1948年8月5日夜里，宋书玉带着高秉涵潜回高庄，冲着奶奶正在熟睡的堂屋磕了三个头，再到高金锡的坟前磕了三个响头。
晨曦漫上原野，却无法扫去宋书玉母子心头的阴霾，眼看儿子就要登车而去，她颤声叮嘱道：“儿啊，如果流亡学校解散了，你要跟着国民党的部队走，国军不回来，你千万不要回来！回来，就和你父亲一个下场……军帽上有个太阳的是国军，军帽上有颗红星的是共军，你可别跟错了！”
从此，高秉涵沿着一条艰难险阻、肝肠痛断的长路愈走愈远，一口气走了半个世纪……
颠簸的马车拉着一车十几岁的孩子，经山东定陶、曹县、河南商丘，抵达南京雨花门里的边营小学。
初到异乡，高秉涵茫然失措，心神不宁，看着越来越多的同学，因水土不服和糟糕的卫生条件而患病，他越发陷入惶恐之中。“除了寝室之外，整个校园，几乎已经成了粪场，臭气熏天，令人难忍，这是我漂泊天涯的第一站。”后来他这样饱含心酸地回忆道。
1948年中秋节前夕，高秉涵和同学们又被发遣到镇江对岸的瓜洲镇。厄运降临了，他突然患上了急性肾炎，尿出的小便成了浓浓的血水，而且好像随时随地都想小解。几天下来，他形神委顿，犹如一颗被人遗弃在路边的烂苹果，等着死神前来宣判。
好在他的境遇得到了从菏泽同来的几位结拜兄弟的关照，他们一趟趟背着高秉涵，渡江到镇江一家基督教医院免费医治，竟也奇迹般活了下来。
1948年底，高秉涵随队迁移到无锡惠山，被编入专为收容山东籍南下学生的鲁南联中第七分校。
1949年春，国共两军隔长江摆开对峙的架势，解放军的渡江之势已是箭在弦上，引而不发。国民政府哪还有心思顾及流亡学生，第七分校很快断炊缺薪，难以维系，师生们一哄而散。多数同学选择结伙返回菏泽，有人劝他返乡，但母亲的告诫言犹在耳，他宁可流落街头，也不肯走回头路。 “秉涵，听说原来驻菏泽的刘汝明团长在芜湖，咱们找他试试运气吧。”说这话的人叫管玉成，是与高秉涵一同南下的菏泽同学。他别无选择，就跟随管玉成等人辗转来到芜湖，在刘汝明的国军一八一师五四一团做了一名卫生小兵，结束了学生流亡生涯的同时，却又踏上了一段新的逃亡路。
1949年4月，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裹挟在哀号恐慌的人群里，高秉涵日夜不停地奔逃，甚至来不及想到底要奔向何方，只是跟随着人流盲目地向前跑。不过他心里始终回响着母亲的话：“要跟着国军走，国军不回来，你也别回来。”
一天早晨醒来，他揉揉眼，发现立誓咬定的国军已开拔而去，顿时，他被有生以来最大的恐惧钳住，怎么办？只能是追！他拼命地沿着国军的踪迹追赶着，鞋子跑丢了，脚底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又磨出了血泡，但他不能停下来，因为一旦停止，就会迷失目标，后果不堪设想。
国军在前面逃窜，解放军跟着屁股后面追击。追不上国军的高秉涵索性就跟着解放军跑，他想，跑过了解放军，不就追上国军了吗？这条小难民的“尾巴”引起了一些战士的同情，吃饭时会分给他一份。每到这时，高秉涵就生出一些困惑，这些解放军并不像人们描述的那样穷凶极恶啊，他们也是跟国军一样的鼻子一样的眼睛呀，你看，那个脸上沾着灰的小兵，还冲我露出虎牙笑了笑呢……可是母亲的话是不会错的，那是高秉涵心里的谕旨。
贵池、屯溪、马金岭、常山、玉山、仙霞岭、枫岭关、浦城、建阳、建瓯、南平、永安、连城、龙岩、漳州、厦门，这些饶有南方地域色彩的地名，大都跟旖旎秀美的江南风光相连，可是在高秉涵日后的记忆里却苦难叠着苦难……
这段行程总计3600多里，加上从菏泽到无锡的1500多里，高秉涵的小脚板，已丈量了5000多里路的生死悲欢……
就在高秉涵跟随国军进入福建不久，一个意外发生了。饥肠辘辘的他正盼着开饭，忽听炊事员吆喝：“一人一茶缸粥，别挤，都有饭！”
但一路逃奔哪有应手的家什，高秉涵急中生智，摘下身边一张芭蕉叶当饭碗。可是还没轮上他，后方有人大喊：“别吃了，共军又追来了！”这支败军即刻如累卵倾覆，喊爹骂娘声，叮叮当当声，枪支不慎走火声，搅作一团。
高秉涵恋恋不舍地看一眼那锅粥，被人推搡着趔趔趄趄地向前跑，忽然腿上一阵灼烧，接着就是火辣辣的撕痛。原来是一个端着粥跑的士兵摔倒，把滚烫的粥泼到了他的腿上，接着后面又有一人被绊倒，手里的粥又泼了上来。紧咬牙关的高秉涵泪水汹涌。
强忍剧痛走了五天，高秉涵的小腿肿得像个大冬瓜，苍蝇围着它嗡嗡打转，瞅准空子扑上去，又啃又钻，不久上面成了蛆虫的乐园。这样的处境下，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不如死了算了！
就在他被绝望拽向死亡之际，在一个叫九牧村的地方，他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喊：“小朋友，你腿上爬满了蛆虫，双腿肿得太厉害了，来来来，我给你治治吧！”
高秉涵回头一看，竟是个头戴五星军帽、身背红十字包的解放军卫生员，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逃，但伤痛的腿脚却不听他的使唤，傻呆呆地钉在原地，惊恐地看着那人走近来，蹲下身子检查自己的伤势。然后拉着他到一处泉边，洗掉蛆虫，再抹上一种黄色药水，最后又给他的双腿各自包扎上一个急救包。
他拍拍手，怜惜地看看高秉涵，随后匆匆向前跑去。
高秉涵做梦一般，怎么也不敢相信共产党的军队会救自己，一声谢谢在胸腔里滚了几滚，就是爬不上喉咙。
经过这次处理，他严重的烫伤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又可以苦挨硬扛地追赶“太阳帽”了。“国军的战士将我烫伤，共军的战士为我疗伤，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人，为什么好好的日子不过，定要斩尽杀绝呢？哎，中国的大人们真笨啊！”他皱着眉头想了又想，到底没想出个子丑寅卯。
一个风雨交加的黄昏，饿得头昏眼花的高秉涵，尾随两个国军掉队士兵，走进了距离浦城不远的一个小山村。
这两个士兵持枪走进一家四合院，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站在北屋门口，看着走进来的三个人。两个士兵进屋后，翻箱倒柜，凶巴巴地向老太太讨要衣物食品。高秉涵看着老太太眼睛一酸，这位老人家多像自己的祖母啊！他走到她面前先鞠了一个躬，叫了声奶奶，因为极度的疲惫袭来，竟扑通倒在老太太旁边的榻榻米上睡着了。
凌晨时分，高秉涵被一阵人声惊醒，一看身边那两个熟睡的国军士兵已是脑浆迸裂，他的身上也溅满了血迹。再看老太太正站在他身前伸开手臂，阻挡着四个大汉靠前。
原来，老太太的儿孙们深夜潜回，打死了那两个睡梦中的士兵，想再把高秉涵捎带上。见此情景，吓得他珠泪滚滚，紧紧揪住老太太的衣角。在老妇人的坚持下，四个汉子放下了手中带血的农具。老妇人趁机把高秉涵推进另一间屋里，关上门，搬来一张凳子堵在门口，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状。高秉涵提溜着心躲在门里，听着老妇人跟儿孙激烈的争执，他虽不懂闽南话，但也知道他们为何争吵。
黎明时分，安静下来。
过一会儿，门开了，老太太招手叫出他，端来一碗热米汤，并踩着凳子在天花板上摸出几块锅巴。高秉涵噙着泪，一口紧一口地啜着粥，嚼着干硬的锅巴。老妇人则坐在他身边默默看着。
高秉涵跪在泥泞的地上，给老妇人磕了三个头，转身离开了四合院。走出很远，再回头看时，眼前一片模糊，是泪水遮住了他的视线。“这是最凶残的一幕，也是最仁慈的一幕;这是爱与恨的一幕，也是生与死的一幕，这的确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幕。”
不久后发生在建瓯县建瓯桥上的一幕，是此次逃亡途中的另一道鬼门关。
当时最后一支国军已通过建瓯桥，高秉涵跛腿落在最后，一步一挨地走着。突然桥两面枪声大作，咻咻呼啸的子弹从他耳边擦过，他赶紧抓住桥栏俯下身子。 这时桥东侧的国军有人高喊：“桥上的小家伙，赶快跑过来！快！快！快！”
桥西的解放军则喊道：“国军的兄弟们，快投降吧，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放下武器吧！”
接着，一阵疾风骤雨的枪声，高秉涵抱住头连滚带爬到了桥头，接着被两名国军士兵拖到低洼处。就在这时，高秉涵听到一声巨响，建瓯桥从中间断裂，顿时四周一片死寂。
过后，高秉涵才知道，为了等他过桥，防御桥头的国军特意把爆破桥梁的时间延迟了五分钟。
他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那一刻，这短暂的五分钟很可能就是他生命的最后里程……
1949年10月17日，厦门东南海滩。
疯狂奔向那两艘刚刚泊稳的军舰的人们，比东海里的巨浪还要凶猛，不时有人被推倒，被绊倒，被流弹击倒，被人群生生踩在脚下毙命。霎时，美丽的海滩变成了人间最惨怖的活地狱。
高秉涵哪敢有半点迟疑，踩着尸体搭成的“浮桥”，拼命向着舰艇冲去，就在他将挤上舰艇的那一刻，突然有个人用枪托狠狠压在他头颈上，想借力从他身上踩过去，眼看他无力再支撑下去，千钧一发之际，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军官，挥拳打掉了压着他的枪托，用力一推，把他送上了命运的另一条轨道。
舰艇犁开猩红色的海水，驶离了那片挤满绝望逃亡者的沙滩。
高秉涵惊魂未定，回头望着那片生死一线的沙滩。——他没想到，这投向大陆的最后一瞥，竟成了他此后几十年间噩梦与美梦的“混搭体”……
半个月前，一个新的共和国已在北京宣告成立。
第一脚踏上陌生的土地，高秉涵很快发现，新环境对他这样的外来者依然十分残酷：1950年代的台湾，被突然涌入的军队和难民，压得踉踉跄跄，民生凋敝，暴力泛滥，悲观情绪充斥于社会各阶层。
高秉涵跟随而来的刘汝明部，到台后即遭遣散。火柴棒一样的身板，又没一技之长，等待高秉涵的除了流落街头，实在没有好去处。
到垃圾场里，跟野狗夺食;给人洗车，挣几个小钱;夜间台北火车站候车大厅里的长木板凳，暂时收留饥寒的残躯，夜半又被巡警的橡皮棍戳醒;台北火车站穿红背心的16号小贩，用稚嫩的嗓音吆喝出找到归宿的幸福感;台北建国中学夜校初中部的通校生，为节省车票竟练就了跳火车的高难度技巧;因经常吃变质的“酸便当”，而造成胃溃疡，以致一辈子总是一副瘦骨嶙峋的体态，永远胖不了一两肉……
高秉涵的这段经历，很难用心酸艰难之类的词语描绘，幸运的是，他总能在山穷水尽时得到意外的照顾：从高雄逃亡台北的火车站台上，同乡好友管玉成，将仅有的一床旧棉被送给他，又买来两个茶叶蛋塞到他手里;台北车站清洁工孔先生，给他从铁路职工食堂里，偷偷带出的残羹冷炙，是他终生难忘的“美味佳肴”;又是在孔先生的帮助下，他被招为台北火车站16号叫卖小贩，有了第一份固定的微薄薪水;李学光、张文光、刘泽民、孔北堂、史子明、陈兰芝等菏泽师友，鼎力支持他重拾学业;同窗高虎雄的母亲，悄悄换掉他发馊的“便当”，重新装上跟儿子同样的饭食……
“施比受更有福。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付出多少。”日后，高秉涵将这种理念作为人生信条，恰恰是这段岁月赠予他的精神珍宝。
从菏泽老家逃亡十年后的1958年夏天，高秉涵在报考大学志愿一栏里，写下了“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那一刻，他并不知道，这个选择将会把他送到一座孤岛上吞咽思乡的苦泪……
1963年，高秉涵于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跃。
1966年秋，高秉涵随三〇三师换防到高雄。
他与石慧丽经过几年的恋爱长跑，终于到了瓜熟蒂落时节。
他们的婚礼很热闹，菏泽老乡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祝贺，他们看着高秉涵从一个孩子长大，一步步走到今天，由衷地替他高兴。高秉涵也视这些人如父如兄，一一向他们鞠躬敬酒;新娘子石慧丽温文贤淑，随着高秉涵的称呼跟他们过礼，得到了大伙的交口称赞：“一看就是咱菏泽人的好媳妇，高秉涵你可得好好珍惜啊！”
新婚之夜，坐在红烛下，高秉涵悠悠联想：假如母亲见到我大喜，该多么开心啊！那夜，他又一次梦见了回家，兴冲冲奔向母亲，大喊着，我领着媳妇回来了！可是还没等他抓住母亲的手，就猛地被人抛进了茫茫大海，被浪头推打着，离母亲越来越远，他疾呼着，嗓子里迸出了鲜血……
他又一次痛哭着从梦中醒来……
第二章 乡土的悸动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晴空下，高秉涵呼吸着淡蓝色的自由空气，这是他自1949年赴台后第一次离境。
1973年，他由审判者的角色转变为执业律师，在没有任何社会基础、人际关系的情形下，逐步达到了“不仅混上了饭吃，而且还吃得很饱、很好”的地步，而且一步步成为岛内知名律师。
1979年9月，台湾地区选派律师代表参加第九届世界法学会议，他的名字进入了代表团名单。
按常理说，已在台湾扎根立足、成家立业的高秉涵只需安于现状，就能享受“亚洲四小龙”之一带来的优越生活条件。他与那些普通的国军老兵不同，出身书香世家，深受儒家风范濡染，又有高等学府的文凭，从事着光鲜的律师职业。而那些老兵们大多没文化，没一技之长，一旦转业后，要么靠当局救济为生，要么靠卖苦力养家，不少人挣扎在贫困线上。但他与老兵们都有一颗一般无二的思乡心。尤其是，随着自己娶妻生子，含辛茹苦抚育儿女，他渐渐尝到做爹娘的百般滋味，更透彻地明了了“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是娘的挂心钩”，“年少不识老，年高才知老”，这些俗语的深层含义。
在他的保险柜里，一张绵纸制成的菏泽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初中部新生录取证明书，一张小学“流星排球队”的合影，一张“南华第二小学二级一班”的合影，一张离开菏泽前他与母亲的合照，是高秉涵秘不示人的四件珍宝。每到思乡之情难以遏抑时，他就偷偷取出来，一遍遍端祥着，摩挲着…… 某一天，当高秉涵再次拿出这几件宝贝时，他骇然发现某些场景正在脑海中变得模糊，一时间，他惊慌失措，焦躁不安，“一定想法留住故乡的模样啊！一定不能被可恨的‘时间小偷’偷走我的故乡啊！”
高秉涵开始拼命地记日记，努力回忆关于菏泽关于家乡关于亲人的点点滴滴，努力把想起来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片段记入日记：
“我家住小高庄的路南，院子里有棵石榴树。对门是金鼎叔家，他们家的黑狗很凶……”连田间的野草，也不愿遗漏，“白马尿、节节草、牛舌头草、蒺藜草、灯笼草……”
还有那些寻常见到的庄稼，“大豆到秋天就爆炸，麦子五月里黄黄地翻着浪头，高粱雨后扑倒在泥里。奶奶说倒地的高粱不可扶起来;棉花一黄一白两种颜色，快下霜的时候开花……”
家里的小狗曾在他离开菏泽时尾随不去，是母亲呵斥了几番后，才哀哀离开，他也要把它铭刻进记忆里，“这只小犬全身为黑色，而且黑得发亮，只有鼻梁上生有一条白毛，我家为它取名叫‘花脸’，我陪着它长大。它形体高壮，如同小乳牛，但狗性温和，从不主动攻击……”
他还把母亲经常唱的儿歌记进日记里，“寒风习习，冷雨凄凄，鸟雀无声，人烟寂静。织成棉布，斟酌剪寒衣。母亲心里，母亲心里，想起娇儿，没有归期……”
在文字里，高秉涵重新回到了那熟悉的乡间、热闹的市井、阒寂的宋隅首，依偎进母亲的怀里，听着窗外的寒风，听着她鼻音浓重的哼唱……每次记录完毕，他都在浑然不觉中泪流满面，泪水洇了字迹，一同被收藏进日记里。
那些年，他写下的日记足足有半米高，“因为将来，我总要告诉我的儿女们，老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高秉涵记日记的事，在老乡中不胫而走，每当有人想家的时候，就找他借来日记看看，以疏解思乡之情。这些日记在同乡们之间传来传去，被翻得卷了边，掉了页。
1991年，台北一场突如其来的豪雨使得陆地行船，洪水灌进高家放日记的地下室，多年心血毁于一旦。高秉涵痛心不已，但记忆仍在，他又拿起笔开始撰写回忆录。
每年大年初一，高秉涵都要一个人爬到高山上，面朝着大陆的方向，面朝着回不去的故乡号啕大哭，大声喊娘，将对老家的思念、对母亲的牵挂寄给天风，让它捎到对岸去……
他不知道，几乎与此同时，数千里外的吉林省辽源市，他的二弟高秉涛家中，每年吃团圆饭时，宋书玉都要特意摆上一副碗筷，然后颤颤巍巍给那只碗里夹上一块肉，搛上一口菜，口中再念叨一些无法听清的词语，继而默然无语……
每晚睡觉前，宋书玉都要摸摸枕头下那件高秉涵穿过的棉袄，嗅嗅儿子留下的气息，这样才能安心睡下，一千次一万次地重复与儿子相逢对泣的梦境……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两岸解除敌对状态。自此，金门岛上空炸响了三十年的炮弹消失了。
这个讯息飞速在老兵们中间传播，给那一颗颗绝望的心落下一场小雨，润润的酥酥的痒痒的。
高秉涵凭着律师的职业敏感，判断出两岸关系有趋缓之势，于是，他鼓足勇气提笔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因为顾虑自己跟随国军赴台的现实，会对家人产生不良影响，信中没敢多写自己的情况。收信地址是山东菏泽市西北35里地处高庄，收信人为宋书玉。那时大陆已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高秉涵就托侨居美国的高中同学袁玉杰，从美国代为发出了这封家书。
信中每个字都有着灼人的温度和绵绵的伤痛，包裹着苦涩的泪水：
亲爱的娘：
儿提起笔，真不知从何处说起，热泪挡住了我的视线，久久无法下笔……
首先请娘和奶奶、姥娘（外婆）接受我在远方的一拜，并叩祝三位老人家和二姐、二弟秉涛，平安健康。
儿于1948年8月6日和娘泣别后，如今已逾三十一年了，但希望家里的老幼亲人都还健在，如果你们方便的话，就请尽快写信给住在美国纽约市的袁玉杰同学，他会及时转给我的。
儿现在已经成家立业了，并且已有了三个子女，生活很美满，请不要惦念。
在这段漫长且似无止境的流浪岁月里，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绝不会像四姨宝真、大姐秉洁、三姐秉浩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她们三位一出去就生死不明了。
娘：我会活着回来，我也深信我一定会见到我健在的亲娘，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娘：我渴望着你的回信！
叩祝
平安、健康
不孝儿秉涵（春生）叩上
1979年8月20日
这封浓缩着中国三十年历史与现实的家书，由台湾至欧洲、转美国寄出、到中国大陆，再经菏泽、北京、广州、辽源，历时三个多月，终于辗转抵达高秉涵二弟高秉涛的手中。但遗憾的是，早在一年前，宋书玉老人就抱着无尽的遗憾和牵挂，一遍遍叫着“春生，春生……”撒手人寰。
1980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了大姐高秉洁从广州寄来的第一封家书。关于那天的记忆，一直像个虚幻而真实的梦，收储在高秉涵的脑海里。
信上说母亲宋书玉已经辞世，令他悲痛不已;又说小姨宋宝真、大姐和三姐依然健在，则令他惊诧莫名。高秉涵心里的疑团接踵而至：母亲去世是在情理之中，因为她老人家已是八九十岁的高龄，而小姨、大姐、三姐，不是说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家外出，一直杳无音信吗？怎么突然又冒了出来呢？
当晚，高秉涵拿着这封信，去请教自己的前辈张文光先生。高秉涵一直恭称他“张县长”。
“张县长”思索良久，作出如下分析：“秉涵啊，可能有这么两种情况。一，如果你大姐已经不在人间了，那么冒充你大姐给你写信的人，一定对你们的家庭情况比较了解，一定抱有什么目的，比如说对你有所索求;二，如果你大姐还活着，那么，她一定是干大事业的，而且眼下可能是个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可能比你活得还好。” 高秉涵连连点头，甚是佩服“张县长”阅世阅人之深。
果不其然，很快又接到三姐和二弟的来信，确如“张县长”所言，大姐和三姐当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多年的思乡之情，随着一封封雁书的抵达，渐渐得以稀释，内心得到暂时的宁静。
与此同时，现实的情势，并未因大陆释放善意而发生逆转，当局依然严厉禁止两岸官方和民间的交流。高秉涵企盼的回乡探亲遥遥无期，只能把无尽的怀乡情，塞进小小的信封，辗转寄往梦中的故土。
1984年，高秉涵冒险赶赴香港，见到了阔别四十八年的大姐高秉洁。
姐弟离别时，高秉涵年仅3岁，高秉洁却已是风华正茂，若不是有中间人的介绍，一奶同胞的姐弟，也只能是对面相逢不相识。
姐弟相拥而泣，高秉涵抓住大姐瘦弱的双手，心跳加速，血流加速，呼吸加速，胸中积攒了三十多年的话，竟说不出半个字来，只有眼泪恣肆;高秉洁则时而紧抓弟弟的双手，时而抚摸他的身子，极力证实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就是三十多年生死不明的弟弟。
此情此景，令不少酒店服务人员也跟着垂泪哽咽。
第二年，高秉涵在香港又见到了大姐、三姐和二弟。这是高家人因战乱分开后的第一次大团圆，姐弟四人在酒店大厅相见后抱头痛哭。
进入客房后，四人依然无法平静相对。大姐高秉洁擦着扑簌簌的泪水宣布了“禁哭令”：“我们姐弟这次来香港会面不易，时间有限，不能让哭泣占用太多的时间;再者，这样下去，秉涵弟弟的身体也支撑不了，都要控制一下吧。”尽管如此，啼哭声依然连绵不绝。
八天后，姐弟分手，高秉涵到九龙火车站，目送大姐三姐和二弟登上驶往广州的火车。当列车缓缓启动，高秉涵内心再次感到了那种被强行分割的痛楚，泪水夺眶而出，追着列车跑了几步，使劲挥舞着手臂，“我恨不得追上列车，与亲人们一起驶向久别的故乡……”
进入80年代末，随着来台国军老兵身体日渐衰弱，每每同乡相聚，高秉涵都感到愈来愈浓的诀别气息。
按说高秉涵是菏泽同乡中年纪最小者，一直都是他跑前跑后照应老哥们儿。后来情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断有老哥主动找到他，跟他寒暄，握住他的手久久不撒开，最后以沉痛的语调说：“秉涵啊，你看俺们这些老家伙白搭了，俺们等不到活着回去那天了，那就把这把老骨头留下，有机会带回家吧。高秉涵你最年轻，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啦！”
高秉涵终生无法忘记这些老兵的眼神，他攥住老哥们儿的手，喉咙哽塞，答应着：“好好好，老哥您放心，您放心……”
第三章 第一位“老兵”悄然回家
1987年，沉默了四十年的台湾老兵，穿上写有“想家”字样的衣服，高呼着“我们想家”“我们想妈妈”的口号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泣血呼吁：“难道我们没有父母？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不得而知。我们只要求——‘生’则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则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
高秉涵奔走呼号，登台演讲，泪奔请愿，亲历了这一写入两岸关系史的历史时刻。
一潮高过一潮的“返乡运动”，最终促使同样怀着深深家国乡愁的蒋经国先生，作出了“政治让步于乡情”的艰难抉择。
1991年5月1日，高秉涵终于踏上了阔别四十三年的故乡土地。
按照常理，他应该先到北京、广州等地，看望多年不见的姨妈或姐弟们，但他毫不犹疑地把菏泽，选作了返乡的首站。因为在他根深蒂固的观念里，那里是他生命的源头，是父母之邦，尽管已没有一个“五服”里的亲人，但血脉深处的乡土呼唤，哪容他再作其他选择！
当高秉涵拉开出租车门，一脚踏上故土的瞬间，一股强大的电流从脚心向上贯通全身，血流骤然加速，心律倏忽失序，他蹲下身子，缩成一团，紧紧抱头，号啕大哭。
近了，更近了，葭密寨、郝胡同、萧老家、田寺村、晁楼村……
一个个熟悉的村子提示他——高庄快到了。他那颗思归的心却突然缓下来，迟疑代替了急切，怯意屏退了兴奋：到了高庄，我去谁家啊？见了父老乡亲，我说什么话？他们还认不认得我这个多年不归的游子？
车到高庄村头停下，高秉涵没有直接进村，而是围着这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村转了一圈——这是正餐之前的小点心，还是正式演出前的小热场？他讥笑着自己过于敏感的神经。
走到村西头，迎面过来一位老汉，见高秉涵东张西望，就问：“你找谁啊？”
这一问倒把他问愣了：对啊，我找谁呢？
他灵机一动，脱口而出：“我找高春生！”
老汉哦一声，说：“高春生啊，很多年前他死在外地了。”
高秉涵细瞧眼前的老人，很像本家一个堂爷爷，而这位堂爷爷的大名却忘记了，小名倒还记得，就迟疑着问：“那个‘三乱’还在不在啊？”
老人一听，两眼一瞪：“你是谁啊？”
他即刻回道：“我就是春生啊！刚从台湾回来的！”
老人一愣，跨前一步，抓起他的双手，惊乍乍地问：“你是春生？你还活着？”
“我是春生啊，我没有死！”
老人泪声泪气嚷着：“哎呀！俺的春生啊，几十年了，大家都寻思你不在人世了，没想到你还活着哩！你要不跟俺搭话，俺哪敢认你啊！”
正说着，陪同来的二弟高秉涛，带着高家近门近户的几个兄弟和十几个乡亲疾步走来，把高秉涵和“三乱爷”团团围住。人们争相与他握手寒暄，“三乱爷”给他一一介绍，哦，就连当年与他一起光着屁股逮鱼摸虾的“五辈”“粪叉子”，都对面相逢不相识了。
高秉涵在秉涛等人的引领下，先到父亲的墓前痛哭一场——似又回到了离家前的那个夜晚，被母亲一路牵着来到这里，俯身给父亲磕下三个头。这两次跪拜之间，竟隔了四十三年的时光。第一个头磕下去时，他还是个天真少年;最后一个头磕下去，却已是两鬓霜雪的半百老人！他仔细扫视着墓地的环境，不想漏掉一个细节： “墓边有棵小柳树，也不大;墓也不大，就是一堆黄土;父亲的墓地所在的农田原来是我家的地，那时候每块地都有一个名字，罗圈地啊，拐子地啊，父亲就埋在拐子地里;墓旁边还有一条水沟，沟边种了不少树……”
村容村貌变化之大，令他猝不及防，似乎那些老房子、烂墙头、破门窗，都应该一成不变地等他回来，跟他打个招呼后再作蜕变，那才叫顺理成章呢——他偷笑着自己的幼稚和痴心妄想。高家的祖宅，当年最是豪阔，也不过是砖包门口或三行台子七行砖，而今几乎家家建起了水泥铺地、砖混到顶的新瓦房，看着既陌生又爽气。在旧宅基地上，几树桃花和海棠开得正艳。
循着记忆走到那口老井前，揭去上面覆盖的草苫子，哦，小小的井口里依然荡漾着碧幽幽的水光，父亲高金锡领着他打水的情景苏醒了，“他探着身子缒下水桶，那吱吱扭扭的响声，听得人心尖发颤，我就站在边上看。过去全村的人口牲畜都吃这口井水。正月十五放花灯，门口放个灯，谢谢门神啊;厕所放个灯，谢谢厕神啊;井口也要放个灯，那是感谢井神的。”
对着水井，高秉涵想着跟父亲提水的往事，又是一场大哭。
点点滴滴捡拾着记忆，燃起一堆小小的篝火，那颗被四十三年思乡之苦，揉得皱皱巴巴的心，渐渐平复了，温馨了，轻盈了，化作一只春鸟融入了湛蓝的天宇。
其实，谁也没有注意到，在高秉涵返乡携带的众多行李中，有一件特殊的物品——一个光滑冰冷的大理石骨灰坛。此行，他还要顺便把台湾老兵王士祥的骨灰送回家。
1943年，高秉涵在菏泽城西30里处的葭密寨小学读书，认识了该校工友王士祥。王士祥是菏泽杜庄人，憨厚爽直，没有文化，已经结婚，育有一女。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一次外出归来，遇见溃败的国民党军队，糊里糊涂被抓了壮丁，哪来得及跟家人道一声别。最让他痛心的是，连小女儿都没看上一眼，就被裹挟到了这座从未听说过的岛上。
1949年，恓恓惶惶的高秉涵在台北街头巧遇王士祥，老乡加故人，乡音对村语，两个落难人彼此安慰，相互取暖，从此就没再断绝联络。
王士祥总盼着有朝一日“反攻大陆”成功，能够回到菏泽与家人团聚，所以一直独身一人，而且为了多挣点钱，以备将来补贴家用，他脱离了比较舒服的“荣民之家”，自谋生路，一度在一家建筑房屋公司当水泥工，攒了一笔辛苦钱。
高秉涵的律师事务所开业后，他没事就跑来坐坐，两人各捧一杯茶，说着往日菏泽的人和事。到后来同一件事同一个人重复了不知多少遍，也感觉不到腻味。
再后来，王士祥因工作环境恶劣，罹患肝病，健康日益恶化。他无奈地对高秉涵说：“秉涵老弟，谁想到咱一个乡下人，会到台湾过一辈子，都是命啊！我这病看来没希望了，万一有一天反攻大陆可以回家了，就托你把老哥的骨灰带回杜庄，交给我的女儿吧，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她们娘儿俩是怎么过来的？”
说罢，呜呜哭出声来。一个男人动不动落泪，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但对这些撇家舍业的老兵来说，不哭还能干什么？
高秉涵安慰着他：“王大哥，别净说丧气话，振作起来，把身体恢复得棒棒的，我们都有机会回家！”
王士祥使劲挤出一丝苦笑，眼里汪着两兜泪，比哭还难看。
高秉涵拍着他的肩头，像哄孩子似的：“老哥，老哥，你别哭，现在两岸的形势已有好转了，说不定，我们很快就能回家了。”
1985年一天的凌晨两点，睡梦里的高秉涵被电话铃声惊醒，原来是荣民总医院打来的，叫他赶紧过来：“高先生，王士祥先生已宣告病危，他的住院资料显示他在台湾没有家属，你是他唯一的紧急联络人。他现在心志虽然还清楚，但已不能说话，他的心脏随时都可能停止跳动，所以紧急通知你，让王先生最后见你一面吧！”
类似的情况，在高秉涵以后的生活里屡屡上演，“凌晨的电话铃声”，已成为在台同乡老兵通知他最后晤面的“习惯用语”。
高秉涵立即赶往医院，极度虚弱的王士祥一看到他，眼角就溢出了泪水，嘴角急急地张开，却说不出半个字。
高秉涵攥住那双枯瘦的手，附在他耳边高声说：“王大哥，你放心，我会带你回家的，我一定找到你女儿，把你还给她的……”
听着他的话，王士祥艰难地点点头，泪水止不住地喷涌而出。高秉涵掏出手绢给他擦拭着，慢慢感觉王士祥的手指松弛了，两颗晶莹硕大的泪珠，还挂在他的眼角颤颤的……
这时，高秉涵的喉咙里才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呜咽。
1949年前后，随蒋介石从大陆败退台湾的老兵大约有70万人，这个数据因口径不同而有差异。他们在台湾有个特定的称谓——“老荣民”，即所谓“荣誉国民”，由专门负责“荣民”管理的“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管理。
“大多数老兵都是‘列管’的，少数老兵一次性领取退休金后，跟部队一刀两断，自己去做小生意，到最后发就发了，老兵里面也就没了这些人;垮就垮了，有的自生自灭，有的流落街头，被管理单位发现，再重新列入管理。”高秉涵因为长期关注这一群体，对其生存状况熟烂于心，“被列管的老兵温饱没问题，但生活平淡，没事下棋打牌。大多数老兵因为自身条件限制，和当局早年有关军人禁婚的规定，终身未婚，所以晚景凄凉也就不可避免。”
对于菏泽来台老兵的数目，高秉涵给出的数据是500人以上，并且以当年菏泽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生和跟随国民党军队当兵的人为最多，能够通过个人打拼，成就一番事业的老兵凤毛麟角，大多是仅能维持正常生活水平。
王士祥即属“脱管”谋生的老兵，其人生收场可谓辛酸煎心。
高秉涵一直记得对王士祥的承诺，一确定下返乡的行程，就到骨灰塔取出他的骨灰坛，口中念叨着“老哥，我要带你回家了”，把它抱回家中暂存，以方便动身时灵活取走。
高秉涵抱着骨灰坛走进家门的瞬间，除夫人石慧丽外，儿女们都倍感错愕和怪异。
女儿不满地嘟囔着：“爸爸，家里放别人的骨灰，我们晚上睡不着。” 高秉涵解释说：“我们家里不信神不信鬼，如果你们认为有鬼，下礼拜，这个鬼就要跟我回菏泽老家了，他是感激不尽的;纵然有鬼，他住在我们家里，外面有坏鬼要进来，他一定会给我们看门的。”
这通话说得儿女们哑口无言，但面上凝霜，嘴巴高噘，明显是口服心不服。
果然，因为“新客人”的入住，孩子们夜里上厕所，都要把家里所有灯打开，才敢走出卧室门。
后来，高家放骨灰坛越来越常态化，甚至不少素不相识的老兵的骨灰坛，也堂而皇之地来“小住”。儿女们无奈，渐渐地，被迫适应了这种情况。
那天，提着骨灰坛登机的时候，引起了安检人员的疑问：里面会不会藏有毒品呢？
尽管高秉涵出具了有关证明，但还是无法打消他们的疑问，只好让他们把骨灰坛抱到旁边一间屋里，通过仪器进行检验。
“骨灰坛的盖子是用胶带封住的，可以启开，但不可避免地会有点小损伤，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检查无恙。安检人员的目光里更多了一层疑问：大多数回大陆探亲的人，都是尽可能多地带些土特产和走俏的电子商品，他怎么弄这么重的骨灰坛带着？太不可思议了。
后来，随着高秉涵抱骨灰回大陆次数的增多，机场安检也相应放宽了检验。
王士祥的女儿赶来了。高秉涵把骨灰坛递给她前，对着那张镶嵌其上的王士祥的照片说：“王大哥，我已经把你带回菏泽老家，我这就把你还给你的女儿，愿你的在天之灵好好安息吧。”
接过父亲的骨灰坛，王士祥的女儿扑通跪地，砰砰磕起了响头，高秉涵伸手拉住她：“你爹在台湾非常牵挂你们，每次说起老家，都哭得痛不欲生，这下好了，你们一家人团聚了。”
女儿已哭得瘫倒在地，高秉涵让人赶紧捶打她的后背，也陪着不住抹泪。他不由得感慨着：王家人的生离死别，何尝不是千千万万台湾老兵遭际的缩影呢？而这坛骨灰的归来，在某种程度上，不正象征着四十多年隔绝的两岸重新走向融合，被撕裂的民族情感在渐渐弥合吗？
第一次成功返乡探访，让饱受思乡之苦的高秉涵，暂时摆脱了噩梦的纠缠，内心得以平妥，小日子也就过成了圆舞曲。
但谁能料到，此后，高秉涵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身份，竟因这次抱送骨灰，而由“高律师”变成了送台湾老兵回家的“安魂者”……
第四章 骨灰坛咏叹调
怀抱一坛骨灰，清瘦细挑的身子，稳健坚毅的步伐，微微昂起的头颅，深陷的眼睛装满悲戚，高秉涵这种形象，被定格成一帧帧近乎经典的记忆，为众多国人所熟识。
殊不知，对一个越来越衰惫的老人来说，抱起那个大理石骨灰坛绝非一件易事。高秉涵身高一米七五，体重仅44公斤，而台湾的骨灰坛，大都由青白色大理石抛光打磨而成，上边刻有逝者的姓名生卒日期，并镶嵌着照片，每一个重达10公斤。以如此单薄的身躯，对付如此沉重且无处措手的骨灰坛，真够难为这位老人的。
相对于领取骨灰的困难而言，抱着骨灰坛走上飞机舷梯简直就是一种幸福。高秉涵坦言，从台湾老兵管理部门领取骨灰，不亚于过五关斩六将，非常耗费心力。
台湾“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规定：有权领取已“列管”老兵的骨灰者，为亡故者的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由大陆有继承权的家属，出具亲属关系公证书及委托公证书;由在台代理人（无资格限制）将前项公证书，送往海基会验证;由代理人持前项已验证的公证书，向亡者户籍所在地的法院作出继承表示，经法院准予核备后，即可由代理人前往“辅导会”申请领取。
这套程序走下来，最快一年，稍有延宕，则两年三年。
走程序，还有比较清晰的路线图，但确认各种关系的公证事宜，则往往一团乱麻。
“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赖以确认老兵有继承权的家属的原始信息，是1949年来台后登记的户籍资料，但那时多数老兵有临时避难的心理，以为随时就能反攻大陆，登记资料可有可无，也就马马虎虎，以致舛误连篇累牍;另外，有的老兵怕大陆家属受到“海外关系”的牵连，故意将父母、兄弟、姐妹的名字写错或漏写，有的甚至拒填父母的名字，遗患无穷;再就是，有些老兵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本来就颇为复杂。高秉涵曾办理过一个叫舒可成的老兵的骨灰。舒可成的父亲三妻四妾，他为二房所生，由大房所生的姐姐舒美云来领取骨灰，其为同父异母关系，办理手续就特别复杂。种种情由，也就造成了领取骨灰时，需要作一连串公证的被动而尴尬的局面。有个极端的例子，有一个老兵的家属曾出具了七份公证书。更有甚者，证据链条缺失，无法作出一环扣一环的衔接。这时候，就需要高秉涵向有关部门，作出合情合理的阐述，以期得到准许。
令高秉涵高兴的是，同他一起牵手来台湾的菏泽老兵们，死后多由他直接善后，所以他可以随时将他们的骨灰送往家乡，而不受任何单位的牵制。
各种公证完成，且得到法院核准后，高秉涵就可以拿着“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批准证明，去老兵骨灰停厝处抱回骨灰坛了。
台湾老兵的骨灰，都存放在军人公墓，而公墓又都建在深山里，来去耗时少说一天。按说百般周折后，剩下的这道门槛随便跨过去就是——错了，水到99度不算开，这最后一步也埋着不少小玄机呢。
1997年夏天，一日午后，高秉涵从台北乘飞机到花莲，领取一位定陶老兵的骨灰。落地后，又打一小时的士到了军人公墓。因为手续有点瑕疵，承办员就跟上级部门电话联络，请示此种情况，可不可以让他领走。一番考量下来后，才答应可以办理相关手续。
等高秉涵抱出定陶同乡的骨灰坛，台风携带着雨云已经蔓延上来，早先送他的的士，因已结账，就拉着别的乘客溜之大吉也。承办员见高秉涵没等到车，就说，你在这里等着，我骑着摩托车下去，帮你叫个的士上来。那人刚走，风雨交加而至，高秉涵只好抱着骨灰坛钻进一个小亭子里。
这个供高秉涵避雨的小亭子并非常见的观光亭，而是葬在此处的老兵剩有存款，或受家属的委托，由管理方在墓前修造的纪念亭，一人多高，面积比普通雨伞大不了多少，“风一吹，等于没了亭子。” 风声雨声咆哮在山谷间，似虎吼，似猿啼。天地间水帘密织，烟雨苍苍。翘首来路，依然不见的士的影子。
天渐渐黑下来。怎么办？总不能抱着骨灰走下山吧，那可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啊！万一跌倒打碎了骨灰坛怎么办？不行，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待在小亭子里。站了几十分钟，双足酸麻，雨还没有停歇的样子。这时，亭子里已灌满了水，高秉涵索性坐到地上，将骨灰坛放在两腿间稳稳揽定。漆黑的四周，传来的全是低一阵高一阵的风雨流水之声。
“好多人问我那时候怕不怕，因为不远处全是墓地，怀里还抱着一个骨灰坛，我说我没有害怕的感觉，为什么呢？我是抱着骨灰要把他送回家的，那些孤魂野鬼一定很赞赏我这样的好人，所以我没有一点怕的感觉。”多年之后，回忆起那个山中雨夜，高秉涵的语调里依然流露着自得和自信。
后半夜的凉意，扑到湿漉漉的衣服上，高秉涵牙齿瑟瑟，一会儿一个激灵，刚想合眼，又被霹雳闪电惊扰醒来。反正睡不成，就跟骨灰坛里的“老哥”拉拉呱：“老哥，你不要怕，老弟陪着你，风雨会过去的;再过几天，咱们就回菏泽了，你就能见到你儿女了，还能见到你家翻盖的新瓦房呢。我上次回去，可是看到了不少变化哩……”
天亮时，风停雨住。那个承办员骑着摩托来上班，发现高秉涵还蜷缩在亭子里，迭声说着抱歉的话。
这时他才知道，那位承办员骑着摩托到了山下，想叫一辆的士上山，但唯一通向山中公墓的小桥，已被山洪冲毁，的士不敢冒险上来了。
高秉涵说：“你不要抱歉，也不怪你，老天爷不作美嘛。”
他说：“我走的时候把你带下去就好了。”又说，“我现在把你送到机场吧。”
高秉涵说：“你先不要送我去机场，我先到饭店，吃点东西再说。”
承办员把高秉涵带到山下一个小吃摊，要了一碗莜面一个卤蛋，埋头吃起来。承办员跟卖饭的老婆婆比较熟，就介绍说他是律师，为了给老兵取骨灰，在山里抱着骨灰过了一夜。老婆婆怜惜地看了高秉涵一眼，说，“你是好人，这是积阴德啊。我给你加一个卤蛋，不要钱的。”
回到家中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他趁石慧丽不注意，先钻进卧室换了一身干爽的衣服，更不敢把自己的遭遇告诉她，免得妻子又要大惊小怪地声讨他。
说来也怪，就是饱受一夜风雨欺凌，高秉涵连个咳嗽都没有，“我这辈子几乎没有感冒，我的体质很奇怪。非典流行的时候，大家戴口罩什么的，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外甥女是医生，她说大舅你的体质变异了。我说这是上苍在保佑我。”
另一次留下深刻印象的领骨灰是在2014年8月，同样发生在深山里的军人公墓，这次倒没受风雨之苦，他要征服的是一座5层高的灵骨塔。
按照常规，五层楼能有多高啊？还好意思拿出来说道说道？其实不然，这座存放老兵骨灰的灵骨塔为多放骨灰坛，每层的高度都比平常楼房高出三倍，名为5层，实则堪比15层高楼。高秉涵已是八十老者，望着这高度，头皮都发麻。上去倒好说，找到那位老兵的骨灰坛，再抱着下去，可就惨了：这座塔的台阶设计得特别高，每一台阶近半米高，年轻人下来也相当吃力，何况一个老人抱着10公斤的骨灰坛。就这几层，足足耗时30分钟。下来后，高秉涵大汗淋漓，浑身的骨头散了架似的。
他找到工作人员问：“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安装电梯？”
工作人员说：“住在灵骨塔里的‘老兵们’，他们都是腾云上下，不需要走楼梯，更用不着电梯。”
高秉涵说：“家属来也不方便啊！”
工作人员说：“凡是把骨灰放到这里的老兵，百分之九十都是没有家室的孤独老人，哪有人来看他们？所以也用不着电梯。”
无语的高秉涵上的士前，冲着高高的灵骨塔鞠了一躬，说：“各位老哥，你们肯定很羡慕这位老先生，他明天就要上飞机回家了。我也想帮帮你们，让你们落叶归根，但是你们的家属没有委托我，你们生前也没有委托我……希望你们尽快托梦给我吧！”
上了车，摇下车窗，把手伸出去，向虚空里的许多双眼睛挥挥手，“那时候，心里面有种说不出的茫茫然，这些老兵真是很可怜，没人来看看他们……”
车子却动不了，难道是“老哥们儿”一起使劲把车轮拽住了？不是，是那位开的士的女司机，趴在方向盘上哭鼻子，雨打杏花娇，肩头一下一下抽动着。
高秉涵急问：“你这是怎么了？”
女司机抬起头，语无伦次：“好好，谢谢，对不起！”
高秉涵问：“你为什么哭啊？”
她说：“我看到你这位老先生，对这些老兵们这么好，我感动得不得了，就哭了。”
最让高秉涵“辣手”的一次，是领取定陶县籍老兵张先生的骨殖，“因为他亡故后，土葬在花莲山边的公墓里，我要雇工人把土葬的墓打开，把他的尸骨捡往火葬场火化后，再装坛带回家乡。这个工程量非常大，费时两天才完成捡骨任务。在这过程中，我还必须按照台湾捡骨的风俗，聘请和尚念经超度，上香膜拜。公墓的管理人员见我如此隆重祭拜，都以为张先生是我的父亲，纷纷夸赞我是个大孝子哩。”
1996年5月，高秉涵作为在台菏泽同乡会会长，第一次组团回乡省亲。因为帮手多，一次带回了五个骨灰坛，上车下车，上飞机下飞机，高挂平安牌。
接机的大巴回到菏泽，车下黑压压一片焦急的等候者，尚未停稳，车内已是一片喊叫哭泣，嘈杂如鼎沸。车门一开，秩序大乱，却忘了“无腿的骨灰坛”。高秉涵抱着一个下了车，一位同乡抱下一个，剩下的三个没了动静。正眼巴巴等着呢，骨碌骨碌，一个急不可待的骨灰坛自己“跳”了下来。高秉涵吓得手足失措，脸色蜡黄，急声喊着“抓住它、抓住它”！众人还没反应过来，那位“急性子”已经落在地上，骨灰撒了一地。
高秉涵抢步向前，蹲下身去，脱下夹克，铺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捧着骨灰，嘴里念叨着“老哥老哥，真是抱歉，临到家了还让你摔了一跤”。周围静下来，一双双眼睛注视着他，大气不敢喘，仿佛怕吹跑了地上的骨灰似的。 整个过程里，高秉涵轻举轻放，一丝不苟，终于收拾干净，又说道：“老哥，你别着急，等一会儿，就见到你的亲人了……”
进入宾馆房间，高秉涵把夹克里的骨灰倒进一个袋子里。他神不守舍，搓着手，来回走动，不时冲这位“老哥”抱抱拳，说句对不起。
这位老兵的儿子来了。
高秉涵忐忑地对他说：“真是很抱歉，临下车的时候，把你爸爸的骨灰坛摔坏了。骨灰只好收在这个袋子里了。”
老兵的儿子说：“没关系，我们已经准备了骨灰盒，比你们这个还要漂亮。”
高秉涵说：“那就好，那就好！这是原来那个上面你爸爸的照片。”
老兵的儿子接过父亲的照片，当即跪下磕头，高秉涵拦住他：“别行这样的大礼，你爸爸总算回到他日思夜想的故乡了，还是尽早让他入土为安吧！”
老兵的儿子满脸热泪，使劲点点头。
这次意外让高秉涵惴惴了好些天，总算没有大碍;而接下来的一次意外却叫他越想越后怕……
那次从台北登机回大陆，同行的有位坐轮椅的老兵。高秉涵办完自己的登机手续，就跟机场方面交涉怎样把轮椅弄上去，就把装在一个包里的骨灰坛放在了身边一个台子上。
等把轮椅的事了结了，高秉涵回头去取骨灰坛——没了！头脑霎时一片空白，一身冷汗，心跳突突，手心潮潮，赶紧跑到广播室发布寻物启事，“我就说丢了一个东西，一个红袋子的包包，大概10公斤重，我没有讲是骨灰，因为讲骨灰也不好。”
广播完了，高秉涵焦躁地搓着手，等在广播室门口，期待奇迹出现。一分一秒过去，这种煎熬是无法想象的，“怎么向老兵的家属交代啊？我跟人家说，我把你爸爸弄丢了，我把你丈夫弄丢了。人家等了四十多年，你给弄丢了，这事怎么说得过去啊！再说，我也对不起信任我的老哥啊……”
10分钟过去了，没人来，高秉涵急得直打转，就又跑回丢包的地方，一看，哎，那个包不是好好地放在那里吗？揉揉眼，确实不是眼花。他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去，紧紧抱起那个包，大叫一声：“哎呀，老哥你可回来啦！”一点不打诳语，真是这位“老哥”自己回来的。
据高秉涵推测，那位顺手牵羊的小蟊贼，看到一个这么“别致”的包裹，心里定然一喜，趁他不注意下了手。等到无人处，打开一看，糟糕，原来是个骨灰坛，太走霉运了！想随手丢弃，又怕里面的鬼魂缠住他不放，所以才在“老哥”的神威下，乖乖恭送回原地……
这支骨灰坛的咏叹调，每节音符都饱含着个人命运与时代交错的悲鸣、家与国搅缠的无尽痛楚、瞬间沧桑与永恒存在的考量。它缄默在时间的角落里，像永远不想开口的花朵，一旦说出就是民族的巨痛;它流动在海峡上空的云层里，没有呼啸，只有悠扬的呼唤，像日暮投林的归鸟，衔着一滴硕大如夕阳的泪珠;它最后扑入温暖厚重的泥土，像赤子钻进严冬的被窝，听着父母的梦语和大地的吟唱安然入眠。
而弹奏这支曲子的双手，竟如此纤弱，流淌出的曲调却又那么硬朗有力，毫不迟疑，像山泉跳过乱石，荡开败叶，踢倒杂草，一路奔跑向前……
第五章 生生死死一抔土
“菏泽”这两个字，在高秉涵和他的同乡老兵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
他特意从辞书中查出“菏泽”两个字的含义，一次次告诉渐渐长大的儿女们：“菏泽的菏字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叫菏水，是古时候济水的一条支流;这个菏字又代表着一个大沼泽，是古代济水潴留而成的沼泽。这就是咱们老家菏泽的来历。凡是我菏泽儿女，都应当知道故乡名称的来历。”
他还会跟孩子们讲起，菏泽境内另一条举世闻名的大河，“黄河是咱们中国人的母亲河，你甭看她有时候发脾气，但她的恩惠也是无与伦比的……”这是所有菏泽籍老兵绕不过的两条河流，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此外，梁山好汉和牡丹花，也是菏泽的两个符号，两个老兵们画饼充饥的好食材。
然而，现实又是另一番模样。
当高秉涵不经意问自己的小孙女：“你知道中国人的母亲河吗？”
回答令他讶然：“知道，淡水河啊。”
高秉涵含着热泪说：“不是淡水河，是咱老家的黄河，古老的东方有一条河，她的名字叫黄河……”他给孙女轻轻哼唱起来……
一个认识在高秉涵的头脑中越来越清晰：在尚不能实现两岸统一的现状下，老兵骨灰的回归，就具有了精神统一情感统一的特殊意味。
高秉涵说，在台湾，老兵是反对“台独”最坚决的一个群体，他们从不认为台湾是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只是祖国心尖的一块肉。
2006年9月，台湾爆发了百万人反贪倒扁的“红衫军运动”，高秉涵毅然加入了由著名律师组成的倒扁律师团，身穿律师法袍，高呼着“告别贪腐迎向法制”的口号，走上了凯达格兰大道，成为各大媒体聚焦的新闻人物。“我们老兵反对台独是无条件的，那张登着我站在中间喊口号的照片，我经常拿给朋友看，这证明我们老兵都是千真万确的‘爱国党’。”
可惜的是，这群被称为“无根的兰花”的游子日渐零落，同乡老兵“托后”的场景，一幕幕进入高秉涵的生活。
田瑞卿老先生在台湾已有家室，但无儿女，临终前特意叫来高秉涵，含着泪嘱托他：“高会长，看来我是不行了，今天约你在医院见面，有两事相求。一是我过世后，烦请你设法把我的骨灰带回菏泽老家;二是希望在处理我的遗产时，留出一点钱，在我的故里安兴镇设个奖学金，以鼓励家乡学子勤奋学习。”
他的中学老师陈兰芝先生，病重期间也多次对他说：“秉涵啊，我生为菏泽人，死为菏泽魂，我已交代我的太太，我过世后，一定要把我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安葬，希望你能协助你师母完成我这个心愿。”
众多菏泽籍老兵都把这个“会长小弟弟”当作家长，作为呵护他们人生最后一程的托付人。
吴春生原籍曹州府菏泽县，20多岁时，跟随驻扎菏泽的国军第八兵团六十八军南溃到台，走前因为家贫还没来得及成家，便仓皇间落脚在陌生的孤岛。在部队当了几年兵，混了个士官长，后因身体不很好，退了役，靠打零工度日。 他与高秉涵相识于菏泽同乡聚会，“他眼睛大大的，双眼皮，有点秃顶，瘦瘦的，骨头很突出，一口菏泽方言。”这个印象一直保留在高秉涵的记忆里。老乡相见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加之高秉涵的乳名也叫春生，两人都生出一见如故之感，又同在菏泽城里长大，许多经历有交集，所以高秉涵很喜欢与他共话乡谊，在你一言我一语的相互对答和相互穿插里，稀释着浓烈的乡愁，抚慰着彼此的心灵。
吴春生在台中市的生活并不理想，没有文化，不善交际，长期在一间大楼做管理员。虽然薪水不高，但他待人忠厚，勤勤恳恳，赢得了大楼众多业主的赞许。
高秉涵利用去台中的机会看望他，钻进那间低矮昏暗的铁皮房里，跟他对坐，喝杯水，聊聊天。这间简陋的房子也不是他的，而是租住的。高秉涵感觉，吴春生之所以没有像一般老兵那样，在无望的等待中颓废下去，是因为他憨厚淳朴的内心，固执地抱着一丝回乡的期望，正是这微弱的火光，照亮了他一个个难眠的思乡之夜，给了他打起精神继续生活的勇气——他在努力积攒钱财，以备回乡之需。
偏偏老天不假便于人，这位抱着热切回乡愿望且已通过申请的老兵，却让病魔将归乡路换成了升天路。
参加完吴春生的葬礼，高秉涵心情沉重，又一位能用乡音说知心话的兄长离去了，生命里又抽掉了一块楼板。更叫他无法言喻的，还是那种挥之不去的悲凉：游子回乡的路啊，为何如此艰辛而变幻无常？
其后，高秉涵经由菏泽市台办查询到，吴春生在老家有一位姐姐和一位弟弟，随即启动了办理骨灰回乡事宜。
来来往往的公函飞越，反反复复的电话沟通，终于办妥了吴春生的骨灰和遗产交割事宜。
1995年暮春时节，菏泽城尚沉浸在牡丹花开的淡雅清香里，吴春生的骨灰坛，被高秉涵抱回了这片他做梦都想回来的土地。一下车门，高秉涵就拍拍骨灰坛说：“吴大哥，你醒醒，睁开眼，看看咱们的菏泽城吧，现在牡丹正在盛开，那是家乡欢迎你回来呢……”
吴春生80多岁的姐姐和70多岁的弟弟，见到高秉涵怀中的骨灰坛，双双跪倒在地，泣不成声。老太太哭诉道：“春生啊，你可回来了，咱爹咱娘活着的时候，天天念叨你，你这是去哪儿了？你的心也忒野了，咋一走就没了个影儿呢……春生啊，咱爹娘这下可安心了……”
高秉涵被这一声声的呼唤，撕扯得泪眼婆娑，春生啊春生啊，这何尝不是自己的爹娘，在地下一声声唤他啊？
高秉涵拉起两位老人：“快起来，你们这是叫我折寿啊！”
老太太说：“大兄弟，我们这是替俺爹娘给你磕的头，你真是好人啊，菩萨心肠。”
高秉涵看着老人一头白发簌簌抖动，哽咽得再说不出话来。
菏泽吕陵镇靳楼村人靳文明，在同乡老兵中显得特立独行。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值风华正茂之年的靳文明投笔从戎，与日寇顽强作战。1949年，随国军败退台湾，来之前已在家乡娶妻生子，后来以陆军中校营长职务退伍，算是老兵中的翘楚。
在高秉涵的记忆里，靳文明有着军人的干练和坚毅，英俊的脸膛上时常挂着含蓄的笑意，眼神时而冷峻，时而热情，挺拔的身材松柏般轩昂。1973年，高秉涵在“国大代表”靳鹤声先生家做客，与靳文明相逢，二人倾谈订交，日后交往颇多。
靳文明因与靳鹤声同村同宗，多受其照拂，就职于台北“国民代表大会”办公室，步入台湾主流社会。像靳文明这样优越的条件，完全可以重新组建一个家庭，许多热心的老乡找到他，为他做媒。靳文明总是淡淡一笑：“谢谢你的好意，我在大陆已有妻室。”
如此多次，心意坚不可摧。
靳文明是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他以为自己离开故乡，将父母双亲抛给妻子照料，已是不孝，再另谋新欢，岂不又成不义;就算有生之年不能与妻子完聚，死后九泉相逢，也当无愧于执手相看泪眼。
1980年9月，靳文明因病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高秉涵多次前往探望，缠绵病榻多日的靳文明见到他，眼睛一亮：“秉涵老弟，我最盼着你来了。”
高秉涵握住老哥瘦弱的手：“你安心养病，我会经常来陪你说说话。”
靳文明忽然热泪盈眶：“生为异乡游子，死后不愿再做异乡的游魂，我的身体状况，已经来日不多了，没有活着回家的希望了……将来万一反攻大陆成功了，老弟你可不要忘记，把我的骨灰交给我的妻儿啊！我要回老家，我要魂归故里……”
高秉涵说：“靳大哥，你会好起来的。要是真有那一天，我会义不容辞地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靳文明点点头：“人生如飘蓬，谁会想到在这里过了一辈子，人强犟不过命，何况这是国家的大命运呢？”
高秉涵也悲从中来：“我们都是被隔断根的一代人呀……”
1981年，靳文明病逝于台北。
两岸开放后，高秉涵不时想起靳文明那双企求的眼睛，于是利用返乡探亲的机会，特地去靳楼村寻访了他的妻儿。遗憾的是，他的妻子郝氏于文革期间，带着儿子离开此地，远走新疆伊犁了。高秉涵又顺着线索寻访，终于查知，郝氏已在新疆去世多年，其子靳玲在伊犁一所小学任教。
1996年，高秉涵抱着靳文明先生的骨灰，经香港转机广州，略作盘桓，又转机兰州。在兰州机场，将骨灰坛交给了从新疆赶来的靳玲。
在接下父亲的骨灰坛后，靳玲向高秉涵长跪致谢。
高秉涵表情严肃地说：“你父亲为人坦荡磊落，为了与你母亲团聚，一生坚持未娶，不愧是男子中的伟丈夫。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父亲的夙愿是叶落归根、魂归故里——菏泽老家，而不是新疆伊犁……因为新疆对你父亲而言，如同台湾，仍是异乡……”
靳玲连连称是，答应一定相机办理。
第二年4月，高秉涵回菏泽探访，靳玲也携带父母的骨灰，从新疆赶回。在高秉涵的见证下，靳玲将父母的骨灰合葬在靳楼村的祖坟地里。在村人乡亲准备覆土前，高秉涵站在墓穴前高声喊道：“靳大哥！你今天终于回到老家了，可以与你挚爱的妻子团聚了，可以见到你日夜挂怀的椿萱双亲了。我也兑现了对你的承诺，你安息吧……” 靳玲痛哭流涕，为志孝思，在父母下葬处立一通石碑，上刻：“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高秉涵默念着这两句话，躲进车里泪雨滂沱。
2014年4月，我们赴菏泽采访高秉涵，他给我们讲述了三个令人动容的故事。
原济南第一联中校长刘泽民先生，老家是菏泽县李村乡刘庄，去台湾之前，一直是国民党在教育界的坚定支持者，跟共产党斗得不可开交。两岸开放后仍心存余悸，不敢回大陆，但他心里却非常想回老家看看。十多年前患上老年痴呆症，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清醒时沉默寡言，闷闷不乐;糊涂时就吵着闹着要回菏泽，一声高过一声地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有一次高秉涵回乡前，去看望他：“我明天就要回菏泽了，你有什么嘱咐没有？”
老人摇摇头，说了句“秉涵啊，你能来去自由多幸福啊”，便不再说话。
过后，刘泽民的儿子打来电话，着急地说：“秉涵啊，大事不好啊！你刚走，老头子就大吵大闹着明天非要跟你回大陆呢！你们什么时候动身？”
高秉涵就把具体行程告诉了他。
第二天，刘泽民的儿子开着车带上他，尾随返乡团的大巴到了机场，车子停下，把老爹抱上轮椅，告诉他：“到机场了，一会儿就上飞机了。”老人高兴得直拍手。
高秉涵等人办完手续，登机而去。
刘泽民的儿子则推着老人围着机场转了一圈，等他迷糊的时候，又抱回汽车里，掉头回家。路上刘泽民清醒了一点，儿子就说，刚才你在飞机上睡着了，我们马上就到刘庄了。他那么高兴，一下汽车就喊着到家了。儿子就说，你看看你老家变化多大啊，变得跟台北一样漂亮了。
老人哭了：我不要老家变得跟台北一样漂亮，我要原来的老家啊！
这次返乡前，高秉涵去台北医院探望了菏泽朱楼村的朱一凡老先生，老先生听说他要去北京电视台录像，就问：“你这次到北京能否见到胡锦涛先生啊？”
高秉涵说：“大陆的领导人换班了，现在的领导人习近平是我们菏泽的女婿！”
他两眼放光说：“那太好了，你一定要告诉他，把两岸统一的步伐加快一点，否则，我就看不到了。”
高秉涵说：“朱大哥，你的美意我一定会转达的……”
朱一凡是高秉涵来台湾后认识较早的老乡。抗战胜利后，朱一凡跟着菏泽县县长张文光做贴身警卫，1949年随第八兵团五十五军来到台湾。1952年春节拜年时，高秉涵在张文光先生家遇到朱一凡，一问，他竟跟自己的外祖母朱敬范老太太是同村同宗，一下拉近了两人的距离。高秉涵在台北建国中学夜校读书时，朱一凡在建中夜校担任工友，给了他多方的帮助。
两岸开放后，朱一凡数度返乡探亲，虽然家乡已没有亲近家属，但他返乡的热情丝毫不减，尤其对两岸统一抱有坚定的信念。他总说，活着已做了他乡人，死了不能再做异乡鬼。
2009年，90岁的朱一凡突然中风，半身不遂，但口齿头脑依然清楚，每次见到来探望的高秉涵都要叮嘱一次：“如果我病故了，请你务必把我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纵然朱楼已没有家属，也请你把我的骨灰撒在朱楼村，帮我叶落归根。”
就在高秉涵返回台湾的第二天，朱一凡撒手归西。当年秋，高秉涵抱着他的骨灰来到朱楼村，轻轻撒在了村子周围的土地上，圆了他死后守着老家安息的心愿。
最有戏剧意味的是菏泽定陶籍老兵杨士豪。来台后，他在台北建国中学日间部担任上下课摇铃的工人，晚上就在建中夜校勤恳攻读;后来考入台北师范学校;毕业后，自愿请缨到台湾山地小学任教。虽然那里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但他安之若素，令菏泽老乡们为他感到骄傲。杨士豪奉行单身主义，终身未婚。晚年用自己的积蓄，在家乡定陶县东杨楼村小学设立了奖学金。他也极其热心同乡会的公益活动，每有活动必到，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参加同乡会的目的，就是听听家乡的乡音。”
在病重期间，他对高秉涵说：“秉涵老弟，我老家也没有亲人了，我死后，你就把我的骨灰撒到村西一里地的老槐树周围吧，那一片都是我家的地哩！”语气中满是自豪之情。
等到高秉涵抱着他的骨灰坛，在众多媒体和几位同乡老兵的陪同下，来到杨士豪所说的村子，转到村西一里地处，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棵作为他记忆坐标的老槐树，眼前只是一片一人高的玉米地。
高秉涵拍拍怀中的骨灰坛说：“杨大哥啊，我按你说的找到你家的地了，不过那棵大槐树已经没有了，但这片地肯定还是你家的地，你就在你家的玉米田里安息吧！”
喘口气又说：“杨大哥，你的骨灰撒到玉米田里，再发一次光，让玉米长得好一点，这是你对故乡最后的感恩呢。”
说起这次很有“戏剧性”的骨灰安放仪式，高秉涵的感慨由那棵大槐树生发而出：四五十年的世事沧桑，哪还留得住一棵老树，偏偏这棵树在老兵的记忆里还长青呢……
这些年，经高秉涵之手回到菏泽故土的老兵骨灰已有六十多位，剩下那些“硕果仅存”的菏泽老兵，都视他为生命的“提灯女神”：“秉涵啊，你一定要好好保重，你最年轻了，你得把老哥们都送回家后再走啊！”
他含泪应道：“老哥，你们放心吧！”
高秉涵已经对生死看得很通透，对自己的后事毫不避讳：“我死后，骨灰一半留在台湾，一半埋到菏泽高庄的祖坟地。我爱台湾，这里有我的儿女后代;我更离不开菏泽，那里是我永远的父母之邦！”
菏泽啊菏泽，你到底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竟叫这些流落他乡四十多年的游子牵肠挂肚，以至于生死不舍？据说你的土质很贫瘠，你的生活很穷困，你的发展很落后，可你的那一抔黄土，却如此高贵圣洁，所有归来的孤魂都愿与你融为一体，天长地久！
第六章 为了三个女人的守候
围绕老兵王海亭骨灰办理事宜的文件，在海峡上空飞来飞去，一份接一份，数量之多，在高秉涵所办理的所有骨灰案例中创下了纪录，而每一份文件背后，都是大量琐碎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