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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概况
2011年8月18日～21日，由华中师范大学和汉口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外教育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武汉召开。来自英国、美国、日本、挪威、韩国的多所高校与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西南大学以及台湾地区台北教育大学等近40所高校及有关研究机构的6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章开沅，著名教育家、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周满生等出席了研讨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55篇，其中国外学者论文15篇。
开幕式上，章开沅先生和周满生先生分别代表会议举办方和各位莅会专家学者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汉口学院董事长罗爱平分别致辞，对与会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并祝大会圆满成功。
大会主席章开沅先生在讲话中指出，教育的创新应建立在对教育深刻反省的基础上。因此要解放思想，做好总结盘点，进行彻底地反省，才能为创新打开新的局面。他说，现正值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一周年，教育事业处在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良好关头，各高校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希望与会专家学者，不仅要坐而论道，更要把视野放宽，深入反省和讨论未来教育发展之路，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他进一步指出，我们推动教育国际化、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不是为了政绩，专家学者应该踏踏实实地做自己专业的交流，并让交流成果惠及全社会。
周满生先生在讲话中指出，教育交流是当今各国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文文化交流中最活跃的领域。各国互派留学生学习彼此的民族文化、了解各国的民族风情，进而增进人文交流和民族了解，这已成为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他指出，教育开放是改革开放的重要部分，随着全球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建立在人文交流基础上的跨国教育交流和学习已从“人才外流”“人才回归”发展到“人才循环”，各国间的高等教育依赖度也不断提高。他希望，在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中，高校要为跨国人才培养搭建平台，培养学生对国家的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在汲取先进文化的同时，注重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有益于本国国情的国际教育交流。
研讨会分为大会报告和小组讨论两部分。大会报告先后由11位专家学者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深刻阐明了何谓教育交流，如何开展教育交流，教育交流的历史作用与现实价值以及教育交流的形式、路径和内容等，尤其对于教育交流过程中如何处理国际化和本土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小组讨论共分3组，针对已提交论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采用报告加点评的交流方式，主题包括留学教育、对外教育政策以及对外国教育信息情报研究，国别教育交流、教育机构和团体的角色作用，相关历史人物在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历史贡献以及国际合作办学以及教育交流的文化涵义等。小组讨论结束后，北京师范大学孙邦华教授、深圳大学熊贤君教授和厦门大学张亚群教授分别代表各讨论小组进行了总结。会议最后，此次会议组织者之一、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余子侠对大会作了总结报告。另外，人民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负责人以及《世界教育信息》《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有关负责人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交流。
二、大会报告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顾明远先生以《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为题，就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教育国际化的时代意义、内涵以及在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我国教育面临的挑战作了全面阐述。他指出，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也是日益频繁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必然趋势。他认为，教育国际化并非是西方化，也不是国际趋同化，教育国际化涉及国际间的人员交流、财力支援、信息交换（包括教育观念和教育内容）、教育机构的国际合作以及跨国的教育活动等方面，包含合作办学、聘请专家、教育教学的合作与交流、互派留学生、介绍国外教育理论等多种形式。他指出，在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会遇到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的同时如何创新、如何跨越；二是如何应对西方文化渗透问题。他认为，面对挑战，我们需要在引进先进技术过程中不断自主创新；需要在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进一步发扬中华美德，克服封建落后的观念，吸取西方的科学民主精神，并内化为自己的文化因素。他强调在当前国际交往过程中必须避免全盘西化和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不正确态度。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牧野笃结合日本现况作了题为《知识分配模式的转变和终身学习》的报告。他认为，终身学习已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终身学习的提出与社会知识分配模式的转变有关，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知识分配模式从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权威主义模式转变为以“市民”成为“知”的生产和分配以及再配置的主体的循环型模式。在这种社会形态里，大学承担的任务也出现了变化。即大学一方面需要作为知识产生的中心机构，创造先进的知识并将它辐射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里去，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又必须站在与市民平等的立场上，与市民进行交流，向市民学习，在市民生活的基础上生产知识并促进市民本身参与生产知识的活动当中。在这种社会里，终身学习不仅是学习的一种形态或者机制，更是社会本身的存在方式，即社会本身。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丁钢作了题为《一份名单里外的教育追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中国留学生（1910-1950）》的报告。他对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留学生的一份博士名单作了考证，不仅补充了博士名单的人数，而且还对名单中人员的籍贯、性别、来源学校、学科分布等进行了详尽分析。他在考证过程中感悟到，在中外教育交流史上，还有大量的历史事实需要挖掘，同时他认为，把教育活动当中的文化现象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置于研究的核心地位，这必将提升研究的学术品位和文化品格。
挪威卑尔根大学教授汤姆·阿·崔普斯代德以《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研究》为题，对当前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作了分析。他认为，全球教育合作及其理念应当建立在对个人和当地居民的尊重之上，要理解和尊重各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习俗。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不仅仅是某个民族、国家的居民，也是世界公民。作为世界公民，个人应当接受关于人类共同特质和潜力方面的教育。全球化的教育应当能使人们认清人类共同面对的威胁和挑战，并跨越个人、经济、文化和民族的界限相互尊重和彼此理解。这样的教育应立足于人性和人的普遍状况。他指出，在全球化时期，本土化教师应当引导学生认识个人与本土、城市、文化共同体、全球和全世界，以创造一个和谐、平衡的教育。
周满生先生以翔实的资料数据就当前我国教育的发展概况作了题为《中国教育改革与新进展》的报告。他首先从我国的文化、经济、政治和人口背景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政府及人民重视教育的原因，认为教育能有效刺激经济增长、发展人力资源。他向我们展示了我国各层次教育发展规模以及在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投入、教育开放和教师素质等方面我国的教育成就与新进展。同时他也指出我国教育面临的新问题及新挑战，即财政投入不足、公立教育与市场经济、教育质量保障以及教育公平等问题，并对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部分内容进行了解读。
清华大学教授史静寰作了题为《创造性整合与建设性创新：“院校主导”的国际化实践模式在清华》的报告。她认为，在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有国家政府主导型、政府院校协作型、院校主导型等模式。她以清华大学作为院校主导型模式的个案，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西方文化对清华大学发展的影响；同时她从物理空间、校训等角度说明清华大学又是从中国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当中成长起来的大学。她指出，清华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又是中西文化的交融之地。她以开阔的视野、精炼的语言，结合清华大学的历史与现实，对以院校主导的高等教育模式作了深刻的阐释，分享了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些思考。
英国圣玛丽大学教授保罗·克拉克作了题为《塑造可持续的未来》的报告。他认为，教育在可持续发展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同时他还论述了教育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余子侠在题为《教育交流与中华文化》的主旨演讲中认为，教育使人类社会走向文明且日益进步；交流使教育事业得以创新而不断发展。古老而弥新的中华文化正是通过教育交流而得以形成、发展、更新和播衍。他指出，纵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教育交流，既有将自身最先进文化推向世界的活动，亦有从其他先进的国家或民族摄取自身亟需的文明因子的行为。在这种传输与求取、播衍与认同人类新知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教育交流活动一直未停歇，并且借助这种活动逐步推进人类文明。
日本圣·托马斯大学教授王智新在题为《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与中日教育交流——现状与问题》的主旨演讲中引用大量数据分析了中日学生的国际流动情况、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动向、东亚国际教育交流动向、日本政府教育国际化政策演变等问题，尤其对在日外国留学生的数量增长情况、国别分布、学校分布、专业分布、经费来源、居住情况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还特别对中日教育交流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一是中日双方大学选修对方语言的学生不普遍，影响了选拔范围，妨碍了合作培养；二是忽略了国际化教学内容；三是学生水准“中高日低”，在日本重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整体比较优秀，而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水平则参差不齐；四是研究水平和研究经费“日高中低”。
台湾地区台北教育大学校长林新发在题为《新世纪台湾教育的发展、特点与趋势——兼论国际教育与交流的现况与展望》的主旨演讲中分别对台湾教育、台湾国民教育以及台湾国际教育交流作了全面阐释。
韩国庆尚大学校教授李庚子在题为《中韩留学生的教育交流状况》的主旨演讲中介绍了近年来在韩国的外国留学生数量，特别是在韩国的中国留学生情况；介绍了韩国留学生在各国的分布，特别是韩国留学生在中国的情况。她认为，增进中韩留学生的友好关系需要从政府的角度来制定相关的长期性管理方案；应该促进并开拓留学生和毕业生友好化的项目；建立中韩教育专业协会和外国留学生人力数据库，设立更多大学-企业连接就业支援项目，激活以中韩留学生为对象的企业实习生项目；强化参与教育交流机构的作用。
三、小组讨论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孙邦华以《勉为其难 善始无终——美国天主教本笃会圣文森总会院与北京辅仁大学的创办》为题，考证分析了美国天主教本笃会圣文森总会院承担创校使命的原因及创校的艰难过程。他认为，美国天主教本笃会之所以把办学的责任交给圣文森总会院，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与当时隶属圣文森总会院神学院教授奥图尔司铎在教廷、本笃会总会、本笃会“美国加西尼联会”等机构之间的奔走直接相关；二是因为圣文森总会院在全美本笃会中占据重要地位；三是圣文森总会院自20世纪开始就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此外，他还对北京辅仁大学的创办过程及经费筹措等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本笃会对辅仁大学的创办是勉为其难，善始无善终。
河南大学教授李申申以《教育视野下西学东渐的当代思考》为题，对教育视野下西学东渐进行了阐析。她认为，教育领域在积极学习、借鉴西方的背景下取得较大成效的同时，也在中西方教育的碰撞中存在着忽视自身文化和教育的遗憾。她指出，这种遗憾在当代的教育交流中又有所显现。正视西方、正视自己，需要文化的定力和宽阔的胸襟。
深圳大学教授熊贤君以《早期传教士对西方教育功能观的传播》为题，介绍了早期传教士对西方教育功能观、义务教育观和女子教育观的传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正是传教士的奔走呼号，对发达国家教育功能观的宣传介绍，才激起了中国官绅对设立学校、培养人才的重视；正是传教士提出普及教育兴国的新思路，才使官吏士大夫认识到欲救中国须从推行义务教育开始，也影响了清末“新政”《强迫教育章程》的颁布；也正是西方传教士通过媒体介绍了欧美各国女子教育、女子生活的有关制度与状况、女子教育对改良社会风俗的作用，才打开了中国近现代教育改革的思路，使女子教育在近代学制上占有一席之地。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周逸先以《中外教育交流组织对中国文化教育的促进作用与启示——以20世纪的哈佛-燕京学社为考察对象》为题，分析了哈佛-燕京学社成立的社会背景、缘起及成立的历程，并探究了它在中美文化教育交流方面的双向沟通作用。他认为，哈佛-燕京学社之所以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并在中美文化教育交流方面发挥巨大促进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其能顺应时代潮流、秉承学社宗旨；组织体系严整、运作规范；内部组织主体间协作互补；历任社长的努力与贡献。他认为，文化交流机构的建设是促进中外文化教育交流活动的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中外文化交流要坚持交往主体平等和优势互补，中外文化教育交流机构要做到宗旨明确、组织体系严整、运作规范，争取足够的资金也是保证中外文化教育交流顺利开展的必备因素。
厦门大学教授张亚群以《从孔教大学到孔子学院——中国对外教育交流媒介之嬗变》为题，从历史的视角探究了创办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孔教大学以及当今孔子学院的缘起、宗旨、演化轨迹与文化影响，揭示了中国对外教育交流媒介演变的内在逻辑。他认为，从孔教大学、孔教学院举办的经学教育与“弘教”活动，到当今海外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与文化交流，近百年间，中国对外教育交流媒介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对外教育交流的主体由宗教教育团体转向世俗教育机构，从民间交流转向政府行为，折射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变化，隐含着内在的发展逻辑。他指出，孔教大学和孔子学院扩大了儒学文化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主权独立是平等开展对外教育交流的政治基础，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严重制约了中外教育交流与中国文化传播；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持续发展是当今海外孔子学院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化对外文化交流内涵，提升孔子学院的教育层次，是扩大对外教育交流，保障中外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河北大学教授吴洪成以《近代中国译书风潮的转向与学校教材事业》为题，阐明了甲午海战以后，由于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近代中国翻译传播西学潮流发生变化，即由欧美转向日本。他以翔实的史料证明，随着留日运动的高涨，留日学生组织翻译团体或个人以自主的方式引进了日本近代学校教材，回国后他们又参与官办或民营文化出版机构的教材编译工作，适应了清末“新教育”改革对课程教材的需求。他认为，留日学生的译书风潮在中国近代学校教材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四、会议小结
余子侠教授在会议总结中指出，此次会议的学术研讨呈现出五大特点。
第一，历史与现实的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为主的论文26篇，现实研究为主的论文29篇，两类论文数量相当，做到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创新。
第二，宏观与微观的研究相结合，宏观研究论文38篇，对教育全球化和本土化进行了辩证分析，微观研究论文17篇，其中人物研究6篇，如裴斯泰洛齐、李提摩太等，团体机构研究8篇，如中英庚款会、哈佛-燕京学社等。
第三，研究中国与研究国际相结合，综合性论文4篇，与中国有关的论文39篇，讨论国际性话题的论文12篇，论文内容涉及的国度有中、日、美、英、德、法、俄、韩、印度尼西亚等近10个国家。
第四，深度探讨与广度研究相结合，深度研究如丁钢教授对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留学生的研究、孙邦华教授对北京辅仁大学创办的研究、王智新教授对日本留学教育的研究，广度研究以宏阔的视野对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等问题的探讨，如顾明远教授与汤姆·阿·崔普斯代德教授的发言均涉及对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研究、周满生教授对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进行观察和思考、林新发教授与李庚子教授对某国家或地区有关教育交流作了总结与展望。
第五，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他说，在当前教育交流的情况下，对中外教育交流历史的梳理对于推动我国教育国际化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井冈山大学教育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编辑：张力玮
2011年8月18日～21日，由华中师范大学和汉口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外教育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武汉召开。来自英国、美国、日本、挪威、韩国的多所高校与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西南大学以及台湾地区台北教育大学等近40所高校及有关研究机构的6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章开沅，著名教育家、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周满生等出席了研讨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55篇，其中国外学者论文15篇。
开幕式上，章开沅先生和周满生先生分别代表会议举办方和各位莅会专家学者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汉口学院董事长罗爱平分别致辞，对与会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并祝大会圆满成功。
大会主席章开沅先生在讲话中指出，教育的创新应建立在对教育深刻反省的基础上。因此要解放思想，做好总结盘点，进行彻底地反省，才能为创新打开新的局面。他说，现正值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一周年，教育事业处在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良好关头，各高校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希望与会专家学者，不仅要坐而论道，更要把视野放宽，深入反省和讨论未来教育发展之路，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他进一步指出，我们推动教育国际化、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不是为了政绩，专家学者应该踏踏实实地做自己专业的交流，并让交流成果惠及全社会。
周满生先生在讲话中指出，教育交流是当今各国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文文化交流中最活跃的领域。各国互派留学生学习彼此的民族文化、了解各国的民族风情，进而增进人文交流和民族了解，这已成为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他指出，教育开放是改革开放的重要部分，随着全球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建立在人文交流基础上的跨国教育交流和学习已从“人才外流”“人才回归”发展到“人才循环”，各国间的高等教育依赖度也不断提高。他希望，在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中，高校要为跨国人才培养搭建平台，培养学生对国家的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在汲取先进文化的同时，注重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有益于本国国情的国际教育交流。
研讨会分为大会报告和小组讨论两部分。大会报告先后由11位专家学者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深刻阐明了何谓教育交流，如何开展教育交流，教育交流的历史作用与现实价值以及教育交流的形式、路径和内容等，尤其对于教育交流过程中如何处理国际化和本土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小组讨论共分3组，针对已提交论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采用报告加点评的交流方式，主题包括留学教育、对外教育政策以及对外国教育信息情报研究，国别教育交流、教育机构和团体的角色作用，相关历史人物在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历史贡献以及国际合作办学以及教育交流的文化涵义等。小组讨论结束后，北京师范大学孙邦华教授、深圳大学熊贤君教授和厦门大学张亚群教授分别代表各讨论小组进行了总结。会议最后，此次会议组织者之一、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余子侠对大会作了总结报告。另外，人民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负责人以及《世界教育信息》《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有关负责人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交流。
二、大会报告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顾明远先生以《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为题，就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教育国际化的时代意义、内涵以及在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我国教育面临的挑战作了全面阐述。他指出，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也是日益频繁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必然趋势。他认为，教育国际化并非是西方化，也不是国际趋同化，教育国际化涉及国际间的人员交流、财力支援、信息交换（包括教育观念和教育内容）、教育机构的国际合作以及跨国的教育活动等方面，包含合作办学、聘请专家、教育教学的合作与交流、互派留学生、介绍国外教育理论等多种形式。他指出，在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会遇到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的同时如何创新、如何跨越；二是如何应对西方文化渗透问题。他认为，面对挑战，我们需要在引进先进技术过程中不断自主创新；需要在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进一步发扬中华美德，克服封建落后的观念，吸取西方的科学民主精神，并内化为自己的文化因素。他强调在当前国际交往过程中必须避免全盘西化和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不正确态度。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牧野笃结合日本现况作了题为《知识分配模式的转变和终身学习》的报告。他认为，终身学习已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终身学习的提出与社会知识分配模式的转变有关，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知识分配模式从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权威主义模式转变为以“市民”成为“知”的生产和分配以及再配置的主体的循环型模式。在这种社会形态里，大学承担的任务也出现了变化。即大学一方面需要作为知识产生的中心机构，创造先进的知识并将它辐射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里去，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又必须站在与市民平等的立场上，与市民进行交流，向市民学习，在市民生活的基础上生产知识并促进市民本身参与生产知识的活动当中。在这种社会里，终身学习不仅是学习的一种形态或者机制，更是社会本身的存在方式，即社会本身。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丁钢作了题为《一份名单里外的教育追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中国留学生（1910-1950）》的报告。他对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留学生的一份博士名单作了考证，不仅补充了博士名单的人数，而且还对名单中人员的籍贯、性别、来源学校、学科分布等进行了详尽分析。他在考证过程中感悟到，在中外教育交流史上，还有大量的历史事实需要挖掘，同时他认为，把教育活动当中的文化现象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置于研究的核心地位，这必将提升研究的学术品位和文化品格。
挪威卑尔根大学教授汤姆·阿·崔普斯代德以《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研究》为题，对当前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作了分析。他认为，全球教育合作及其理念应当建立在对个人和当地居民的尊重之上，要理解和尊重各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习俗。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不仅仅是某个民族、国家的居民，也是世界公民。作为世界公民，个人应当接受关于人类共同特质和潜力方面的教育。全球化的教育应当能使人们认清人类共同面对的威胁和挑战，并跨越个人、经济、文化和民族的界限相互尊重和彼此理解。这样的教育应立足于人性和人的普遍状况。他指出，在全球化时期，本土化教师应当引导学生认识个人与本土、城市、文化共同体、全球和全世界，以创造一个和谐、平衡的教育。
周满生先生以翔实的资料数据就当前我国教育的发展概况作了题为《中国教育改革与新进展》的报告。他首先从我国的文化、经济、政治和人口背景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政府及人民重视教育的原因，认为教育能有效刺激经济增长、发展人力资源。他向我们展示了我国各层次教育发展规模以及在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投入、教育开放和教师素质等方面我国的教育成就与新进展。同时他也指出我国教育面临的新问题及新挑战，即财政投入不足、公立教育与市场经济、教育质量保障以及教育公平等问题，并对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部分内容进行了解读。
清华大学教授史静寰作了题为《创造性整合与建设性创新：“院校主导”的国际化实践模式在清华》的报告。她认为，在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有国家政府主导型、政府院校协作型、院校主导型等模式。她以清华大学作为院校主导型模式的个案，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西方文化对清华大学发展的影响；同时她从物理空间、校训等角度说明清华大学又是从中国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当中成长起来的大学。她指出，清华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又是中西文化的交融之地。她以开阔的视野、精炼的语言，结合清华大学的历史与现实，对以院校主导的高等教育模式作了深刻的阐释，分享了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些思考。
英国圣玛丽大学教授保罗·克拉克作了题为《塑造可持续的未来》的报告。他认为，教育在可持续发展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同时他还论述了教育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余子侠在题为《教育交流与中华文化》的主旨演讲中认为，教育使人类社会走向文明且日益进步；交流使教育事业得以创新而不断发展。古老而弥新的中华文化正是通过教育交流而得以形成、发展、更新和播衍。他指出，纵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教育交流，既有将自身最先进文化推向世界的活动，亦有从其他先进的国家或民族摄取自身亟需的文明因子的行为。在这种传输与求取、播衍与认同人类新知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教育交流活动一直未停歇，并且借助这种活动逐步推进人类文明。
日本圣·托马斯大学教授王智新在题为《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与中日教育交流——现状与问题》的主旨演讲中引用大量数据分析了中日学生的国际流动情况、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动向、东亚国际教育交流动向、日本政府教育国际化政策演变等问题，尤其对在日外国留学生的数量增长情况、国别分布、学校分布、专业分布、经费来源、居住情况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还特别对中日教育交流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一是中日双方大学选修对方语言的学生不普遍，影响了选拔范围，妨碍了合作培养；二是忽略了国际化教学内容；三是学生水准“中高日低”，在日本重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整体比较优秀，而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水平则参差不齐；四是研究水平和研究经费“日高中低”。
台湾地区台北教育大学校长林新发在题为《新世纪台湾教育的发展、特点与趋势——兼论国际教育与交流的现况与展望》的主旨演讲中分别对台湾教育、台湾国民教育以及台湾国际教育交流作了全面阐释。
韩国庆尚大学校教授李庚子在题为《中韩留学生的教育交流状况》的主旨演讲中介绍了近年来在韩国的外国留学生数量，特别是在韩国的中国留学生情况；介绍了韩国留学生在各国的分布，特别是韩国留学生在中国的情况。她认为，增进中韩留学生的友好关系需要从政府的角度来制定相关的长期性管理方案；应该促进并开拓留学生和毕业生友好化的项目；建立中韩教育专业协会和外国留学生人力数据库，设立更多大学-企业连接就业支援项目，激活以中韩留学生为对象的企业实习生项目；强化参与教育交流机构的作用。
三、小组讨论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孙邦华以《勉为其难 善始无终——美国天主教本笃会圣文森总会院与北京辅仁大学的创办》为题，考证分析了美国天主教本笃会圣文森总会院承担创校使命的原因及创校的艰难过程。他认为，美国天主教本笃会之所以把办学的责任交给圣文森总会院，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与当时隶属圣文森总会院神学院教授奥图尔司铎在教廷、本笃会总会、本笃会“美国加西尼联会”等机构之间的奔走直接相关；二是因为圣文森总会院在全美本笃会中占据重要地位；三是圣文森总会院自20世纪开始就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此外，他还对北京辅仁大学的创办过程及经费筹措等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本笃会对辅仁大学的创办是勉为其难，善始无善终。
河南大学教授李申申以《教育视野下西学东渐的当代思考》为题，对教育视野下西学东渐进行了阐析。她认为，教育领域在积极学习、借鉴西方的背景下取得较大成效的同时，也在中西方教育的碰撞中存在着忽视自身文化和教育的遗憾。她指出，这种遗憾在当代的教育交流中又有所显现。正视西方、正视自己，需要文化的定力和宽阔的胸襟。
深圳大学教授熊贤君以《早期传教士对西方教育功能观的传播》为题，介绍了早期传教士对西方教育功能观、义务教育观和女子教育观的传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正是传教士的奔走呼号，对发达国家教育功能观的宣传介绍，才激起了中国官绅对设立学校、培养人才的重视；正是传教士提出普及教育兴国的新思路，才使官吏士大夫认识到欲救中国须从推行义务教育开始，也影响了清末“新政”《强迫教育章程》的颁布；也正是西方传教士通过媒体介绍了欧美各国女子教育、女子生活的有关制度与状况、女子教育对改良社会风俗的作用，才打开了中国近现代教育改革的思路，使女子教育在近代学制上占有一席之地。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周逸先以《中外教育交流组织对中国文化教育的促进作用与启示——以20世纪的哈佛-燕京学社为考察对象》为题，分析了哈佛-燕京学社成立的社会背景、缘起及成立的历程，并探究了它在中美文化教育交流方面的双向沟通作用。他认为，哈佛-燕京学社之所以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并在中美文化教育交流方面发挥巨大促进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其能顺应时代潮流、秉承学社宗旨；组织体系严整、运作规范；内部组织主体间协作互补；历任社长的努力与贡献。他认为，文化交流机构的建设是促进中外文化教育交流活动的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中外文化交流要坚持交往主体平等和优势互补，中外文化教育交流机构要做到宗旨明确、组织体系严整、运作规范，争取足够的资金也是保证中外文化教育交流顺利开展的必备因素。
厦门大学教授张亚群以《从孔教大学到孔子学院——中国对外教育交流媒介之嬗变》为题，从历史的视角探究了创办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孔教大学以及当今孔子学院的缘起、宗旨、演化轨迹与文化影响，揭示了中国对外教育交流媒介演变的内在逻辑。他认为，从孔教大学、孔教学院举办的经学教育与“弘教”活动，到当今海外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与文化交流，近百年间，中国对外教育交流媒介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对外教育交流的主体由宗教教育团体转向世俗教育机构，从民间交流转向政府行为，折射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变化，隐含着内在的发展逻辑。他指出，孔教大学和孔子学院扩大了儒学文化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主权独立是平等开展对外教育交流的政治基础，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严重制约了中外教育交流与中国文化传播；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持续发展是当今海外孔子学院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化对外文化交流内涵，提升孔子学院的教育层次，是扩大对外教育交流，保障中外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河北大学教授吴洪成以《近代中国译书风潮的转向与学校教材事业》为题，阐明了甲午海战以后，由于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近代中国翻译传播西学潮流发生变化，即由欧美转向日本。他以翔实的史料证明，随着留日运动的高涨，留日学生组织翻译团体或个人以自主的方式引进了日本近代学校教材，回国后他们又参与官办或民营文化出版机构的教材编译工作，适应了清末“新教育”改革对课程教材的需求。他认为，留日学生的译书风潮在中国近代学校教材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四、会议小结
余子侠教授在会议总结中指出，此次会议的学术研讨呈现出五大特点。
第一，历史与现实的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为主的论文26篇，现实研究为主的论文29篇，两类论文数量相当，做到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创新。
第二，宏观与微观的研究相结合，宏观研究论文38篇，对教育全球化和本土化进行了辩证分析，微观研究论文17篇，其中人物研究6篇，如裴斯泰洛齐、李提摩太等，团体机构研究8篇，如中英庚款会、哈佛-燕京学社等。
第三，研究中国与研究国际相结合，综合性论文4篇，与中国有关的论文39篇，讨论国际性话题的论文12篇，论文内容涉及的国度有中、日、美、英、德、法、俄、韩、印度尼西亚等近10个国家。
第四，深度探讨与广度研究相结合，深度研究如丁钢教授对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留学生的研究、孙邦华教授对北京辅仁大学创办的研究、王智新教授对日本留学教育的研究，广度研究以宏阔的视野对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等问题的探讨，如顾明远教授与汤姆·阿·崔普斯代德教授的发言均涉及对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研究、周满生教授对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进行观察和思考、林新发教授与李庚子教授对某国家或地区有关教育交流作了总结与展望。
第五，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他说，在当前教育交流的情况下，对中外教育交流历史的梳理对于推动我国教育国际化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井冈山大学教育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编辑：张力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