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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年7月9日出生在俄国维帖布斯克州雅诺维奇村的一个贫苦家庭里，在拉脱维亚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他是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联顾问，也是这一时期在中国具体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决定的主要代表，在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推动国共合作和第一次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协助中共广东区委、推动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武汉时期，他也犯有严重错误。
改组国民党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1923年1月，孙中山为了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和为了进行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请求苏联政府支援中国的革命运动。5月，苏联政府在给孙中山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苏联政府准备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援助的形式是给中国派遣志愿的军事顾问、政治顾问以及其他的顾问。
这时，鲍罗廷的好友加拉罕出任苏联驻中国大使。他建议派遣鲍罗廷到中国担任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的首席顾问。因为鲍罗廷曾长期在国外协助各国无产阶级开展革命运动，并系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经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同意，鲍罗廷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政府驻中国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的身份，前往中国。
8月，鲍罗廷离开莫斯科来到北京。10月9日，孙中山举行招待会欢迎鲍罗廷。孙中山在欢迎辞中说：“鲍罗廷来自一个短期内结束内战而立于强国之林的国家，苏俄不愧为中国革命的模范。”10月18日，孙中山正式任命鲍罗廷为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从此，他就在孙中山身边，积极为推动国民党的改组、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而努力。
鲍罗廷同孙中山进行过多次长谈，并对孙中山表示，要以6个月的时间将广州变为国民党最巩固的地盘，在一两年间将革命精神普遍于全国，相信革命成功虽较俄国为迟，但最终是会成功的。他决心为实现他的计划而奋斗。他还向孙中山表示：“假定中国革命的工作能够完成，我就死在中国。”
孙中山对鲍罗廷的到来，给以极为热烈的欢迎和款待，多次在公开的场合介绍鲍罗廷与群众见面，并号召全党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他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和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他还说：“因为要学习它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我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位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1923年10月下旬，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改组计划和章程草案。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说：“同是革命，何以俄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全由于有组织、有训练的革命党及党员之奋斗。”他还说，“吾党要从今日起……不专尚个人的奋斗，要靠党的成功。”
鲍罗廷就国民党改组和所制订的章程草案作了报告，指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进行着长期斗争，而力量的联合成为生死存亡的问题。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了进行坚决斗争团结人民群众。在中国要完成类似的任务，国民党应当进行改组，通过人民明白易懂的纲领并以各种通俗易懂的方法向广大人民群众介绍这个纲领。他强调，只有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党才能达到统一和独立的目标。会议期间，由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以及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区委书记谭平山等9人组成新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5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10月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鲍罗廷被聘为临时中央执委会顾问，谭平山被推举为临时中央执委会书记，具体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会议还决定，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办《国民党周报》，草拟党纲，组织临时委员会上海执行部。
鲍罗廷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得到了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使改组计划得以逐步实现。但也遭到谢持、邓泽如等右派的阻挠和破坏。他们企图挑拨孙中山与鲍罗廷之间的关系，达到反对改组国民党的目的。11月29日，邓泽如、林植勉等10人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说国民党的“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闻俄人替我制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等等。但孙中山看清了邓泽如等人的阴谋，他相信鲍罗廷，坚定地实行联俄、联共政策。
在孙中山的信任和中共广东区委的支持协助下，鲍罗廷积极努力地工作。经过酝酿筹备，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在这次大会上，鲍罗廷和瞿秋白等共同起草并经孙中山定稿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经过代表们的讨论一致通过。同时，鲍罗廷被聘为顾问。
这次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正式形成，无疑，鲍罗廷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鲍罗廷在协助国民党改组、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过程中，紧紧依靠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团结一致，不断揭露、孤立和打击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使革命的统一战线得以迅速地建立和巩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并不甘心失败，继续进行分裂和破坏活动。1924年6月25日，国民党监察委员谢持、张继专程到广州东山鲍罗廷的住所，指责说：“俄国对中国革命究取何种态度，是否只承认国民党，抑同时扶助共产党双方并进乎？”还责问鲍罗廷，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是否承认党中党”？
鲍罗廷严正地驳斥谢持、张继等取消共产党的主张，说：“国民党中央干部尚未能组织完好，不能指挥全体党员……共产党不能取消自己的组织，必须坚持保留在国民党内。”
1924年8月，鲍罗廷针对国民党右派妄图排斥共产党、分裂统一战线的阴谋，通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再次肯定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乃中国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自然的阶级斗争所涌现之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之组织，既系如此；则自不能不为国际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之一部。即使吾人能以人力解散现存之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必不能随之消灭，彼等必将另行组织，故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能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
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紧紧掌握一条方针，就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团结和依靠国民党左派，不断揭露和打击右派分子的阴谋，维护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坚持革命统一战线。由于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鲍罗廷被聘为顾问，故常常列席政治委员会的会议，并参与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
鲍罗廷与孙中山合作得很好，孙中山有事常找鲍罗廷商量，鲍罗廷则经常请示孙中山。鲍罗廷说：“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常常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挫折，我们就去请教总理的引导，我们依了他的引导去做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果就不会十分错误。”
鲍罗廷经常宣传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和卓越功勋，而孙中山也多次在各种场合热情赞扬鲍罗廷。1924年2月16日，孙中山在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契切林的信中说：“我对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为我们作出贡献的鲍罗廷同志表示深深感谢。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的中国之行显然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孙中山北上和谈时，在北京成立国民党新的政治委员会，鲍罗廷继续被聘请为顾问。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友谊一直持续到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生命的最后时刻。
当孙中山因胃癌和肝癌病卧北京，生命垂危之际，鲍罗廷与宋庆龄一直守护在他的病榻旁。孙中山将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交给了鲍罗廷。孙中山在遗书中写道：“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孙中山在弥留之际，还对汪精卫、何香凝说：“要师事鲍顾问。”孙中山对鲍罗廷有“托孤”之意，这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所周知的。
利用创建黄埔军校培养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鲍罗廷在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十分注意革命武装的建立。
1923年9月，鲍罗廷到达广州时，广东和全国各地一样，到处是军阀割据和混战。当时广东革命所需的费用要依靠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支持。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大元帅府所能管辖的范围，也仅仅是广州市及周围不远的地区。在广东省内，北边有桂系军阀沈鸿英、东边有粤系军阀陈炯明，西边和海南岛主要有军阀邓本殷。广州实际上是处于军阀的四面包围之中，革命政权极不稳定，就连驻扎在广州地区的滇桂两军，也是心怀鬼胎，各有打算，表面上拥护而实际上阴谋反对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此时，军阀陈炯明的军队攻占了石龙，政府军向广州退却，广州郊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市内戒严，人心浮动，国民党的改组正面临夭折的危险。
11月13日，鲍罗廷出席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召开的广州各区分部执行委员会议并发表演讲，强调有目的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和要重视发动农民的工作。指出前线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国民党在农村农民中的工作薄弱。会议根据鲍罗廷的建议，立即动员国民党党员行动起来，发起组织国民义勇军，保卫广州根据地。当时，广州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纷纷带头报名参加国民义勇军。这支保卫革命政权的武装力量建立后，迅速击败了陈炯明对广州的进犯，从而使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更坚定了孙中山的信心。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鲍罗廷大力协助孙中山建立革命军队，首先是帮助建立黄埔军校，培养革命军事干部。鲍罗廷受孙中山的委托，和廖仲恺在一起，负责对黄埔军校的设置、军事组织、政治制度等的制定和实行。4月16日，鲍罗廷应孙中山的要求，与加拉罕一同向莫斯科发出求援电，要求：一是选派50名工作积极的军事人员组成顾问团来广东；二是让具有丰富作战经验、能使孙中山敬服的同志率领这个顾问团。
5月间，苏联政府派出了以巴甫洛夫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来到广州。巴甫洛夫参与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改组工作。同年7月，在东江不幸遇难。苏联又改派瓦西里·布留赫尔(加伦)为首的军事顾问团来华。从1925年到1927年，苏联派到中国担任军事和政治顾问的专家达92人，其中59人在广州工作过。
鲍罗廷及在他领导下的这批苏联军事顾问人员在平定商团叛乱和刘震寰、杨希闵叛乱的斗争中，在东征南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建立革命军队过程中，鲍罗廷还向孙中山具体介绍了苏联红军的战斗生活。孙中山对苏联红军的组织和政治教育制度很感兴趣，说：“这是我们的军队所没有的，我们也必须全部这样做。”从此以后，孙中山就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鲍罗廷经常抽出时间到军校作报告，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鲍罗廷为创办黄埔军校，为争取苏联政府给军校以武器和军费上的支持，做了大量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仅黄埔军校的开办费，苏联政府就拨给了200万卢布的现款。1925年，苏联政府又一次拨给广东革命政府45万卢布的整编军队费用以及大批军械。
同时，鲍罗廷还协助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李富春、徐成章、聂荣臻、熊雄等为委员，负责领导广东的军事行动，在广东地区从事军事工作的党团员统归军委指挥。中共广东区委在当时仍然是秘密的组织，为了方便进行公开的工作，争取团结各军队中的进步分子，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联合粤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分校、桂军军官分校等青年军人，在1925年2月初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5月17日，青年军人联合会举行第一次全体职员联席会议，鲍罗廷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出席，对青年军人队伍活动给予热情的、具体的支持和指导。这个联合会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革命力量，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同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鲍罗廷还征得孙中山的同意，从黄埔军校等部门抽调了一批军事干部，成立了“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副队长周士第、党代表廖乾五、军事教官赵自选、政治教官曹汝谦，都是共产党员。这支队伍在中共广东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在支援工农运动、镇压地主豪绅的反抗、保卫广东革命政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在这支队伍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了以叶挺为团长的第四军独立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
1926年的下半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广东转移到了两湖。于是，把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就成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可是，当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便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把南昌作为他的反革命大本营，并指使他的嫡系部队在福建、江西一带霸占地盘，扩充实力。他反对迁都武汉，多次提出迁都南昌的主张，妄图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置于他的控制之下，篡夺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
鲍罗廷坚决反对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力主迁都武汉。在鲍罗廷的支持下，国民党中央于11月16日举行了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12月10日前后，鲍罗廷与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代表团名义到达武汉，筹备迁都事宜。12月13日，由第一批到达武汉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组成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临时会议，开始行使最高职权。但当第二批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途经南昌时，却被蒋介石扣留了。
1927年1月，蒋介石公然以国民党的名义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甚至宣布先期到达武汉的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及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等组成的党政联席会议为“非法”。1月11日，蒋介石从南昌到武汉，要求取消联席会议，由他行使最高职权，并再次提出迁都南昌的无理要求。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断然予以拒绝。
鲍罗廷当面批评蒋介石说：“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个人独裁是不行的。”蒋介石理屈词穷，提出延期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但也未达到目的。蒋介石回南昌后便给当时的党政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发了电报，硬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罗廷顾问的职务。
2月9日，武汉的国民党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多数人反对撤换鲍罗廷，只有徐谦主张顺从蒋介石的要求。经过讨论，会议不仅否定了蒋介石的这一无理要求，而且提出了反对独裁、实行民主、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等主张。同时推举吴玉章、邓演达等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同蒋介石斗争的领导机关。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鲍罗廷出席了会议，对会议表示积极支持。会议肯定了1月以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合法地位，追认联席会议的一切决议均为有效。这次会议虽然没有撤销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却有力地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控制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阴谋。鲍罗廷在组织武汉国民政府以及政府内部，都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因此，武汉国民政府在成立初，曾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在武汉国民政府管辖下，长江中下游的革命运动继续发展，这都说明鲍罗廷对此是作出了贡献的。
鲍罗廷在武汉国民政府工作期间，也有其错误之处。表现之一，是对唐生智的看法及与其关系的处理方面。当时，唐生智为取代蒋介石军事首脑的地位，曾一度“左”得出奇。鲍罗廷抵武汉后，曾向唐生智说：“现在谁能忠实履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谁就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
唐生智答道：“我愿意这样做”，并表示“一切愿听指挥”。唐生智还任命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彭泽湘作为自己的政治部主任，表示无条件地支持工农运动，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党。
1926年10月30日，苏联军事顾问铁罗尼曾向鲍罗廷报告说：“唐好几次向我这样说：‘蒋介石已疲惫不堪……如果我取得指挥权的话，我不但要攻下江西，同时还要攻取南京。’唐生智为了要取得总司令的地位，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去击败蒋。”
鲍罗廷虽一方面看到了唐生智的野心和欲望，但另一方面也确有“联唐制蒋”的打算。其次，共产党人虽然参加了国民政府，但在其中的力量并不强大，并没有真正掌握领导权，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鲍罗廷在安排国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时，没有选择坚定的左派，而是以徐谦为主席。徐谦曾为大革命做过有益的工作，但并不是坚定的左派，后来又成了“宁汉合流”的推动者之一。鲍罗廷还大力支持“迎汪”复职运动，把汪精卫看成革命的左派，想以支持汪精卫来抑制蒋介石的反动气焰。但汪到武汉掌握了党政大权后，日益右倾，这就使得汪精卫集团得以实现其反革命政变。
鲍罗廷没有从蒋介石的逮捕令中得到反省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猛烈发展，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也更加表面化了。鲍罗廷在广州时曾说过，北伐打到北京时，国共便要分家。可是他到达武汉不久，认为由于蒋介石的加紧反共，国共分家之事已大为提早了。尽管如此，鲍罗廷还是希望蒋介石能回心转意。他在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发言中，一方面说，蒋介石在上海已经形成一个反动中心，这是一定要失败的，并尖锐地指出，这种反革命行为究竟与孙传芳何异；一方面又说，“假使我们不是爱惜蒋同志，就任从他在上海听他将来弄到一个失败的结果给我们看的，现在我们要他离开上海反革命重心，免他受包围走去反革命”。
可是，蒋介石根本不听从他的劝告，公然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19日，南京国民党政府还发出了逮捕鲍罗廷、陈独秀等共产党“首要分子”的命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严酷事实教育了鲍罗廷。他说，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都要先肃清内部，现在我们内部已产生了第二个陈炯明，怎么还能谈到继续北伐呢？他主张在当时情况下，应趁蒋介石立足未稳，迅速东征，除去这个心腹之患，武汉才能立足得住。
可是，几天之后，鲍罗廷自己对东征的意见却又产生了动摇。他在一次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表示：现在奉张军队沿京汉路向信阳南下，如果此时东征，武汉将有受军阀张作霖侵袭的危险。因此，武汉的军队应先配合冯玉祥部消灭河南方面的奉军，再定第二个办法。东征之议因而暂被搁置，而改为第二次北伐。武汉方面先行东征之议成为泡影，也就意味着鲍罗廷“反蒋计划”的失败。鲍罗廷此时把自己前些时候一再主张的关于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完全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的身上。
4月26日，鲍罗廷在武汉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上发言时讲，目前，要解决土地问题有困难，因为农村政权不在农民手中。怎么办呢？他提出，应该在国民政府之下，成立专门机关，农政部须根据科学的方法，研究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用党部的名义，提出省民会议，议决后，成为单行的法令，在各省施行。鲍罗廷的这种主张，实质上是取消土地革命，因为武汉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如汪精卫等，是一直对工农有戒心、反对土地革命的。
对统一战线内部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国民党左派的压制之间的矛盾这一事实，鲍罗廷认为，在取得这些军事行动(指第二次北伐)的胜利之前，国民党左派还不会与中共中央决裂。他再三申言：“我的箱内还有草(苏援)，他(唐生智)还要吃我的草，不至于跑掉。”这样，他把处理两者的关系问题，变成了“吃草”政策。一旦到了“左派”们感到有比“吃草”更急迫的事情时，中国共产党被出卖的日子就必然会随之而来。这个政策，诚然并非鲍罗廷个人的主张，实际上这是共产国际设计中国革命模式必然带来的后果。
罗易把鲍罗廷在政治上的退让、回避土地革命、利用二次北伐转移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等一系列的做法，称作“西北学说”。他对鲍罗廷的“西北学说”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们正在跳出油锅而跌入火坑”，“立即北伐意味着小资产阶级在某些军事领导人的压力之下将转身逃跑，抛弃群众。这等于背叛农民，背叛上海、广州和武汉的无产阶级，背叛那些受苦难、牺牲自己去获得胜利、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的群众。”
罗易特别强调：“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本身不是目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与它合作是为了发展国民革命，如果国民党不再是国民革命的机构，那么我们对它的态度和策略就须根本改变。”
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鲍罗廷在会上主张坚持同国民党保持团结，维护统一战线。为此，他不惜向汪精卫以及唐生智、何键等国民党军官让步，把原先主张没收土地改成减租减息。罗易在会上则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要巩固革命基地，深入土地革命。他批评鲍罗廷、陈独秀把革命根据地移到西北去的理论是错误的。但大会实际批准了这种理论。“五大决议案”说：“革命基础之地域，需要很快地扩张”，“现在要巩固革命于中国的中部及南部，并不是忽视广大革命地域之可能与必要。”
5月21日发生了“马日事变”。鲍罗廷、陈独秀反对派兵镇压，主张和平解决。鲍罗廷认为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他们没有错误和不良倾向，一切错误都在于农民运动“过火”，我们的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是“痞子”和“哥老会”。他还说：“我们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同他们合作，假若同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的完全失败，我们将什么也没有。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便是指与他们现在的中央合作。国民党的中央现在还是好的，离开他的中央，或推翻他的中央，这不是决裂便是政变。现在党内有此危险的倾向，应攻击此倾向(暗指罗易)。”鲍罗廷同陈独秀一样，认为现在“弄糟了”，他提议由他会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前往长沙进行调查，以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马日事变”。于是，在征得汪精卫的同意后，武汉国民政府在5月5日派出谭平山、陈公博、彭祖湘、周鳌山、邓绍芬(后两人是唐生智的代表)和鲍罗廷等人组织“查办团”奔赴长沙，声称一方面查办许克祥的叛变，另一方面查办农民运动的所谓“过火运动”。许克祥电令岳州驻军待“查办团”到达岳阳后将谭平山等人扣留枪决，谭平山等获悉连忙返回武汉。
24日，国民党湖南反动派在长沙召开所谓“各界联席会议”，正式组织“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取代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领导权，宣布“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拥护蒋汪合作”，通令恢复全省地主武装团防和团都组织，指令各地土豪、劣绅摧毁农民协会和工会，捕杀工农群众积极分子。
面对反动派的野蛮屠杀，鲍罗廷仍未放弃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案。他把希望转向当时正在河南前线的唐生智，祈望能拉住汪精卫和唐生智“吃他的草”，暂时与他们合作“东征”，待东征成功，渡过目前的难关后再谈别的。
他提出，现在的交换条件只是要他们答应在“东征”时期暂不实行“分共”，这个问题保留到打下南京再说，希望他们在将领间“疏通疏通”。事实上，唐生智反对蒋介石只是基于他争夺权力的目的，而他的军官们并不愿反对蒋介石，他们倾向于南京远远超过武汉，而且有些反动军官已与南京方面取得联系。唐生智在武汉也直接或间接地表示“分共案”最好保留到南京打下后再讨论。
汪精卫把谭平山请去，要他与苏兆征立即上辞呈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唐生智则提出优待的办法——送谭、苏出国考察。鲍罗廷对后一个办法表示可以采取，要苏兆征、谭平山以示威的姿态退出国民政府。唐生智的态度完全说明了他对鲍罗廷的“草”已不感兴趣，而是与汪精卫一伙正加紧其反共和反革命政变的活动。鲍罗廷妥协退让的“吃草政策”趋于破产。
1927年6月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通过决议，决定解除鲍罗廷顾问的职务。6月17日，陈友仁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了鲍罗廷。7月13日，大革命失败已成定局，鲍罗廷同瞿秋白一道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庐山，研究对策，并商量如何重建中共中央的领导。
“七·一五”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宣布解除一切苏联顾问的职务。
鲍罗廷初时一再推迟了他离开汉口的日期，因为他的妻子范姬还在张作霖处被当作人质扣押。7月12日，范姬在北京被宣布无罪释放，随即被送进苏联使馆。鲍罗廷知悉后，便决定离开中国。他在决定回苏前，要汪精卫作一公函致苏共中央政治局，证明他在中国工作的情形及武汉左派代表赴俄的决定。汪精卫答应了，后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并每人签名，写了一封信给苏联当局。信中说：“苏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诸同志：鲍罗廷同志自被任本党顾问以来，尽心赞助，厥功最多。今因鲍罗廷同志回国之便，特修此函，证明鲍罗廷同志之工作为本党同志所感念不忘。最近本党感于国民革命之进展与环境之关系，曾经决议于最短时间，派遣重要同志前来苏俄，商量中俄两国之联合方法，同时本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合作方法，亦欲得所承教。关于此中曲折，鲍罗廷同志必能详述一切也。”
鲍罗廷与苏联顾问一道，乘京汉路火车北上，于7月27日到达郑州。当晚，冯玉祥为鲍罗廷举行了一次宴会。原来冯玉祥曾表示在他管辖的地盘上保证鲍罗廷等人的安全。可是在8月1日清晨，鲍罗廷突然命令大家打好行李，准备当晚离开。与鲍罗廷同行的斯特朗得知这次仓促离开的起因，是由于汪精卫给了冯玉祥一道命令，要冯逮捕鲍罗廷，把他送回武汉。当时正渴望与南京及莫斯科保持良好关系的冯玉祥复电汪精卫说：“很遗憾，鲍罗廷走了。”
后来鲍罗廷由洛阳取道陕西、内蒙古，于10月回到莫斯科。
鲍罗廷返回苏联之后，仍然很关心中国问题，多次发表有关中国革命的演说、文章，参加过关于陈独秀问题的讨论。1929年5月20日，他在《中国革命的前途》报告中讲：在中国革命中的错误，在于他与陈独秀之间发生了重大不同政见，而未能把这些不同政见引到公开斗争。他说当时有“广东路线”和“上海路线”的对抗，假若他的路线与陈独秀的路线引起公开斗争，就不会有武汉时期那样的失败。
鲍罗廷返回苏联后不久，便被停止了在共产国际中的工作。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中批评了鲍罗廷，指出鲍罗廷在大革命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大革命的失败也负有重要责任。
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会上也批评了鲍罗廷，指出鲍罗廷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又是苏联顾问，他的话是有实际作用的，因为他身后站着的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他相信谈判，只注重同汪精卫、蒋介石这些人谈判，而不去发动群众。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建立7个工农师，而鲍罗廷却不办。
布哈林还批评鲍罗廷把共产国际的指示隐匿起来，这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当然，鲍罗廷在中国大革命中是犯有错误，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布哈林的批评是不实事求是的，因为鲍罗廷的不少错误就是来源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
鲍罗廷返回莫斯科后，曾历任苏维埃劳动人民委员会委员、塔斯社代理负责人，并在外文出版社工作，一度曾任《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编辑主任，与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起工作。1949年，苏联政府指控斯特朗为“间谍”，将她驱逐出境。这一事件株连了鲍罗廷。于是，鲍罗廷被监禁。1951年5月29日，鲍罗廷死于远东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劳动营中。1956年，苏联党（布）中央为鲍罗廷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名誉。文
改组国民党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1923年1月，孙中山为了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和为了进行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请求苏联政府支援中国的革命运动。5月，苏联政府在给孙中山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苏联政府准备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援助的形式是给中国派遣志愿的军事顾问、政治顾问以及其他的顾问。
这时，鲍罗廷的好友加拉罕出任苏联驻中国大使。他建议派遣鲍罗廷到中国担任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的首席顾问。因为鲍罗廷曾长期在国外协助各国无产阶级开展革命运动，并系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经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同意，鲍罗廷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政府驻中国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的身份，前往中国。
8月，鲍罗廷离开莫斯科来到北京。10月9日，孙中山举行招待会欢迎鲍罗廷。孙中山在欢迎辞中说：“鲍罗廷来自一个短期内结束内战而立于强国之林的国家，苏俄不愧为中国革命的模范。”10月18日，孙中山正式任命鲍罗廷为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从此，他就在孙中山身边，积极为推动国民党的改组、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而努力。
鲍罗廷同孙中山进行过多次长谈，并对孙中山表示，要以6个月的时间将广州变为国民党最巩固的地盘，在一两年间将革命精神普遍于全国，相信革命成功虽较俄国为迟，但最终是会成功的。他决心为实现他的计划而奋斗。他还向孙中山表示：“假定中国革命的工作能够完成，我就死在中国。”
孙中山对鲍罗廷的到来，给以极为热烈的欢迎和款待，多次在公开的场合介绍鲍罗廷与群众见面，并号召全党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他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和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他还说：“因为要学习它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我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位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1923年10月下旬，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改组计划和章程草案。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说：“同是革命，何以俄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全由于有组织、有训练的革命党及党员之奋斗。”他还说，“吾党要从今日起……不专尚个人的奋斗，要靠党的成功。”
鲍罗廷就国民党改组和所制订的章程草案作了报告，指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进行着长期斗争，而力量的联合成为生死存亡的问题。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了进行坚决斗争团结人民群众。在中国要完成类似的任务，国民党应当进行改组，通过人民明白易懂的纲领并以各种通俗易懂的方法向广大人民群众介绍这个纲领。他强调，只有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党才能达到统一和独立的目标。会议期间，由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以及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区委书记谭平山等9人组成新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5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10月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鲍罗廷被聘为临时中央执委会顾问，谭平山被推举为临时中央执委会书记，具体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会议还决定，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办《国民党周报》，草拟党纲，组织临时委员会上海执行部。
鲍罗廷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得到了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使改组计划得以逐步实现。但也遭到谢持、邓泽如等右派的阻挠和破坏。他们企图挑拨孙中山与鲍罗廷之间的关系，达到反对改组国民党的目的。11月29日，邓泽如、林植勉等10人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说国民党的“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闻俄人替我制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等等。但孙中山看清了邓泽如等人的阴谋，他相信鲍罗廷，坚定地实行联俄、联共政策。
在孙中山的信任和中共广东区委的支持协助下，鲍罗廷积极努力地工作。经过酝酿筹备，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在这次大会上，鲍罗廷和瞿秋白等共同起草并经孙中山定稿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经过代表们的讨论一致通过。同时，鲍罗廷被聘为顾问。
这次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正式形成，无疑，鲍罗廷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鲍罗廷在协助国民党改组、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过程中，紧紧依靠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团结一致，不断揭露、孤立和打击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使革命的统一战线得以迅速地建立和巩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并不甘心失败，继续进行分裂和破坏活动。1924年6月25日，国民党监察委员谢持、张继专程到广州东山鲍罗廷的住所，指责说：“俄国对中国革命究取何种态度，是否只承认国民党，抑同时扶助共产党双方并进乎？”还责问鲍罗廷，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是否承认党中党”？
鲍罗廷严正地驳斥谢持、张继等取消共产党的主张，说：“国民党中央干部尚未能组织完好，不能指挥全体党员……共产党不能取消自己的组织，必须坚持保留在国民党内。”
1924年8月，鲍罗廷针对国民党右派妄图排斥共产党、分裂统一战线的阴谋，通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再次肯定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乃中国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自然的阶级斗争所涌现之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之组织，既系如此；则自不能不为国际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之一部。即使吾人能以人力解散现存之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必不能随之消灭，彼等必将另行组织，故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能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
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紧紧掌握一条方针，就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团结和依靠国民党左派，不断揭露和打击右派分子的阴谋，维护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坚持革命统一战线。由于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鲍罗廷被聘为顾问，故常常列席政治委员会的会议，并参与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
鲍罗廷与孙中山合作得很好，孙中山有事常找鲍罗廷商量，鲍罗廷则经常请示孙中山。鲍罗廷说：“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常常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挫折，我们就去请教总理的引导，我们依了他的引导去做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果就不会十分错误。”
鲍罗廷经常宣传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和卓越功勋，而孙中山也多次在各种场合热情赞扬鲍罗廷。1924年2月16日，孙中山在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契切林的信中说：“我对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为我们作出贡献的鲍罗廷同志表示深深感谢。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的中国之行显然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孙中山北上和谈时，在北京成立国民党新的政治委员会，鲍罗廷继续被聘请为顾问。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友谊一直持续到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生命的最后时刻。
当孙中山因胃癌和肝癌病卧北京，生命垂危之际，鲍罗廷与宋庆龄一直守护在他的病榻旁。孙中山将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交给了鲍罗廷。孙中山在遗书中写道：“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孙中山在弥留之际，还对汪精卫、何香凝说：“要师事鲍顾问。”孙中山对鲍罗廷有“托孤”之意，这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所周知的。
利用创建黄埔军校培养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鲍罗廷在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十分注意革命武装的建立。
1923年9月，鲍罗廷到达广州时，广东和全国各地一样，到处是军阀割据和混战。当时广东革命所需的费用要依靠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支持。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大元帅府所能管辖的范围，也仅仅是广州市及周围不远的地区。在广东省内，北边有桂系军阀沈鸿英、东边有粤系军阀陈炯明，西边和海南岛主要有军阀邓本殷。广州实际上是处于军阀的四面包围之中，革命政权极不稳定，就连驻扎在广州地区的滇桂两军，也是心怀鬼胎，各有打算，表面上拥护而实际上阴谋反对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此时，军阀陈炯明的军队攻占了石龙，政府军向广州退却，广州郊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市内戒严，人心浮动，国民党的改组正面临夭折的危险。
11月13日，鲍罗廷出席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召开的广州各区分部执行委员会议并发表演讲，强调有目的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和要重视发动农民的工作。指出前线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国民党在农村农民中的工作薄弱。会议根据鲍罗廷的建议，立即动员国民党党员行动起来，发起组织国民义勇军，保卫广州根据地。当时，广州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纷纷带头报名参加国民义勇军。这支保卫革命政权的武装力量建立后，迅速击败了陈炯明对广州的进犯，从而使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更坚定了孙中山的信心。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鲍罗廷大力协助孙中山建立革命军队，首先是帮助建立黄埔军校，培养革命军事干部。鲍罗廷受孙中山的委托，和廖仲恺在一起，负责对黄埔军校的设置、军事组织、政治制度等的制定和实行。4月16日，鲍罗廷应孙中山的要求，与加拉罕一同向莫斯科发出求援电，要求：一是选派50名工作积极的军事人员组成顾问团来广东；二是让具有丰富作战经验、能使孙中山敬服的同志率领这个顾问团。
5月间，苏联政府派出了以巴甫洛夫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来到广州。巴甫洛夫参与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改组工作。同年7月，在东江不幸遇难。苏联又改派瓦西里·布留赫尔(加伦)为首的军事顾问团来华。从1925年到1927年，苏联派到中国担任军事和政治顾问的专家达92人，其中59人在广州工作过。
鲍罗廷及在他领导下的这批苏联军事顾问人员在平定商团叛乱和刘震寰、杨希闵叛乱的斗争中，在东征南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建立革命军队过程中，鲍罗廷还向孙中山具体介绍了苏联红军的战斗生活。孙中山对苏联红军的组织和政治教育制度很感兴趣，说：“这是我们的军队所没有的，我们也必须全部这样做。”从此以后，孙中山就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鲍罗廷经常抽出时间到军校作报告，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鲍罗廷为创办黄埔军校，为争取苏联政府给军校以武器和军费上的支持，做了大量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仅黄埔军校的开办费，苏联政府就拨给了200万卢布的现款。1925年，苏联政府又一次拨给广东革命政府45万卢布的整编军队费用以及大批军械。
同时，鲍罗廷还协助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李富春、徐成章、聂荣臻、熊雄等为委员，负责领导广东的军事行动，在广东地区从事军事工作的党团员统归军委指挥。中共广东区委在当时仍然是秘密的组织，为了方便进行公开的工作，争取团结各军队中的进步分子，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联合粤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分校、桂军军官分校等青年军人，在1925年2月初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5月17日，青年军人联合会举行第一次全体职员联席会议，鲍罗廷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出席，对青年军人队伍活动给予热情的、具体的支持和指导。这个联合会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革命力量，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同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鲍罗廷还征得孙中山的同意，从黄埔军校等部门抽调了一批军事干部，成立了“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副队长周士第、党代表廖乾五、军事教官赵自选、政治教官曹汝谦，都是共产党员。这支队伍在中共广东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在支援工农运动、镇压地主豪绅的反抗、保卫广东革命政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在这支队伍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了以叶挺为团长的第四军独立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
1926年的下半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广东转移到了两湖。于是，把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就成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可是，当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便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把南昌作为他的反革命大本营，并指使他的嫡系部队在福建、江西一带霸占地盘，扩充实力。他反对迁都武汉，多次提出迁都南昌的主张，妄图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置于他的控制之下，篡夺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
鲍罗廷坚决反对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力主迁都武汉。在鲍罗廷的支持下，国民党中央于11月16日举行了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12月10日前后，鲍罗廷与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代表团名义到达武汉，筹备迁都事宜。12月13日，由第一批到达武汉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组成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临时会议，开始行使最高职权。但当第二批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途经南昌时，却被蒋介石扣留了。
1927年1月，蒋介石公然以国民党的名义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甚至宣布先期到达武汉的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及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等组成的党政联席会议为“非法”。1月11日，蒋介石从南昌到武汉，要求取消联席会议，由他行使最高职权，并再次提出迁都南昌的无理要求。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断然予以拒绝。
鲍罗廷当面批评蒋介石说：“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个人独裁是不行的。”蒋介石理屈词穷，提出延期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但也未达到目的。蒋介石回南昌后便给当时的党政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发了电报，硬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罗廷顾问的职务。
2月9日，武汉的国民党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多数人反对撤换鲍罗廷，只有徐谦主张顺从蒋介石的要求。经过讨论，会议不仅否定了蒋介石的这一无理要求，而且提出了反对独裁、实行民主、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等主张。同时推举吴玉章、邓演达等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同蒋介石斗争的领导机关。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鲍罗廷出席了会议，对会议表示积极支持。会议肯定了1月以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合法地位，追认联席会议的一切决议均为有效。这次会议虽然没有撤销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却有力地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控制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阴谋。鲍罗廷在组织武汉国民政府以及政府内部，都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因此，武汉国民政府在成立初，曾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在武汉国民政府管辖下，长江中下游的革命运动继续发展，这都说明鲍罗廷对此是作出了贡献的。
鲍罗廷在武汉国民政府工作期间，也有其错误之处。表现之一，是对唐生智的看法及与其关系的处理方面。当时，唐生智为取代蒋介石军事首脑的地位，曾一度“左”得出奇。鲍罗廷抵武汉后，曾向唐生智说：“现在谁能忠实履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谁就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
唐生智答道：“我愿意这样做”，并表示“一切愿听指挥”。唐生智还任命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彭泽湘作为自己的政治部主任，表示无条件地支持工农运动，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党。
1926年10月30日，苏联军事顾问铁罗尼曾向鲍罗廷报告说：“唐好几次向我这样说：‘蒋介石已疲惫不堪……如果我取得指挥权的话，我不但要攻下江西，同时还要攻取南京。’唐生智为了要取得总司令的地位，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去击败蒋。”
鲍罗廷虽一方面看到了唐生智的野心和欲望，但另一方面也确有“联唐制蒋”的打算。其次，共产党人虽然参加了国民政府，但在其中的力量并不强大，并没有真正掌握领导权，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鲍罗廷在安排国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时，没有选择坚定的左派，而是以徐谦为主席。徐谦曾为大革命做过有益的工作，但并不是坚定的左派，后来又成了“宁汉合流”的推动者之一。鲍罗廷还大力支持“迎汪”复职运动，把汪精卫看成革命的左派，想以支持汪精卫来抑制蒋介石的反动气焰。但汪到武汉掌握了党政大权后，日益右倾，这就使得汪精卫集团得以实现其反革命政变。
鲍罗廷没有从蒋介石的逮捕令中得到反省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猛烈发展，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也更加表面化了。鲍罗廷在广州时曾说过，北伐打到北京时，国共便要分家。可是他到达武汉不久，认为由于蒋介石的加紧反共，国共分家之事已大为提早了。尽管如此，鲍罗廷还是希望蒋介石能回心转意。他在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发言中，一方面说，蒋介石在上海已经形成一个反动中心，这是一定要失败的，并尖锐地指出，这种反革命行为究竟与孙传芳何异；一方面又说，“假使我们不是爱惜蒋同志，就任从他在上海听他将来弄到一个失败的结果给我们看的，现在我们要他离开上海反革命重心，免他受包围走去反革命”。
可是，蒋介石根本不听从他的劝告，公然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19日，南京国民党政府还发出了逮捕鲍罗廷、陈独秀等共产党“首要分子”的命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严酷事实教育了鲍罗廷。他说，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都要先肃清内部，现在我们内部已产生了第二个陈炯明，怎么还能谈到继续北伐呢？他主张在当时情况下，应趁蒋介石立足未稳，迅速东征，除去这个心腹之患，武汉才能立足得住。
可是，几天之后，鲍罗廷自己对东征的意见却又产生了动摇。他在一次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表示：现在奉张军队沿京汉路向信阳南下，如果此时东征，武汉将有受军阀张作霖侵袭的危险。因此，武汉的军队应先配合冯玉祥部消灭河南方面的奉军，再定第二个办法。东征之议因而暂被搁置，而改为第二次北伐。武汉方面先行东征之议成为泡影，也就意味着鲍罗廷“反蒋计划”的失败。鲍罗廷此时把自己前些时候一再主张的关于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完全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的身上。
4月26日，鲍罗廷在武汉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上发言时讲，目前，要解决土地问题有困难，因为农村政权不在农民手中。怎么办呢？他提出，应该在国民政府之下，成立专门机关，农政部须根据科学的方法，研究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用党部的名义，提出省民会议，议决后，成为单行的法令，在各省施行。鲍罗廷的这种主张，实质上是取消土地革命，因为武汉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如汪精卫等，是一直对工农有戒心、反对土地革命的。
对统一战线内部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国民党左派的压制之间的矛盾这一事实，鲍罗廷认为，在取得这些军事行动(指第二次北伐)的胜利之前，国民党左派还不会与中共中央决裂。他再三申言：“我的箱内还有草(苏援)，他(唐生智)还要吃我的草，不至于跑掉。”这样，他把处理两者的关系问题，变成了“吃草”政策。一旦到了“左派”们感到有比“吃草”更急迫的事情时，中国共产党被出卖的日子就必然会随之而来。这个政策，诚然并非鲍罗廷个人的主张，实际上这是共产国际设计中国革命模式必然带来的后果。
罗易把鲍罗廷在政治上的退让、回避土地革命、利用二次北伐转移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等一系列的做法，称作“西北学说”。他对鲍罗廷的“西北学说”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们正在跳出油锅而跌入火坑”，“立即北伐意味着小资产阶级在某些军事领导人的压力之下将转身逃跑，抛弃群众。这等于背叛农民，背叛上海、广州和武汉的无产阶级，背叛那些受苦难、牺牲自己去获得胜利、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的群众。”
罗易特别强调：“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本身不是目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与它合作是为了发展国民革命，如果国民党不再是国民革命的机构，那么我们对它的态度和策略就须根本改变。”
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鲍罗廷在会上主张坚持同国民党保持团结，维护统一战线。为此，他不惜向汪精卫以及唐生智、何键等国民党军官让步，把原先主张没收土地改成减租减息。罗易在会上则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要巩固革命基地，深入土地革命。他批评鲍罗廷、陈独秀把革命根据地移到西北去的理论是错误的。但大会实际批准了这种理论。“五大决议案”说：“革命基础之地域，需要很快地扩张”，“现在要巩固革命于中国的中部及南部，并不是忽视广大革命地域之可能与必要。”
5月21日发生了“马日事变”。鲍罗廷、陈独秀反对派兵镇压，主张和平解决。鲍罗廷认为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他们没有错误和不良倾向，一切错误都在于农民运动“过火”，我们的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是“痞子”和“哥老会”。他还说：“我们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同他们合作，假若同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的完全失败，我们将什么也没有。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便是指与他们现在的中央合作。国民党的中央现在还是好的，离开他的中央，或推翻他的中央，这不是决裂便是政变。现在党内有此危险的倾向，应攻击此倾向(暗指罗易)。”鲍罗廷同陈独秀一样，认为现在“弄糟了”，他提议由他会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前往长沙进行调查，以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马日事变”。于是，在征得汪精卫的同意后，武汉国民政府在5月5日派出谭平山、陈公博、彭祖湘、周鳌山、邓绍芬(后两人是唐生智的代表)和鲍罗廷等人组织“查办团”奔赴长沙，声称一方面查办许克祥的叛变，另一方面查办农民运动的所谓“过火运动”。许克祥电令岳州驻军待“查办团”到达岳阳后将谭平山等人扣留枪决，谭平山等获悉连忙返回武汉。
24日，国民党湖南反动派在长沙召开所谓“各界联席会议”，正式组织“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取代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领导权，宣布“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拥护蒋汪合作”，通令恢复全省地主武装团防和团都组织，指令各地土豪、劣绅摧毁农民协会和工会，捕杀工农群众积极分子。
面对反动派的野蛮屠杀，鲍罗廷仍未放弃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案。他把希望转向当时正在河南前线的唐生智，祈望能拉住汪精卫和唐生智“吃他的草”，暂时与他们合作“东征”，待东征成功，渡过目前的难关后再谈别的。
他提出，现在的交换条件只是要他们答应在“东征”时期暂不实行“分共”，这个问题保留到打下南京再说，希望他们在将领间“疏通疏通”。事实上，唐生智反对蒋介石只是基于他争夺权力的目的，而他的军官们并不愿反对蒋介石，他们倾向于南京远远超过武汉，而且有些反动军官已与南京方面取得联系。唐生智在武汉也直接或间接地表示“分共案”最好保留到南京打下后再讨论。
汪精卫把谭平山请去，要他与苏兆征立即上辞呈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唐生智则提出优待的办法——送谭、苏出国考察。鲍罗廷对后一个办法表示可以采取，要苏兆征、谭平山以示威的姿态退出国民政府。唐生智的态度完全说明了他对鲍罗廷的“草”已不感兴趣，而是与汪精卫一伙正加紧其反共和反革命政变的活动。鲍罗廷妥协退让的“吃草政策”趋于破产。
1927年6月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通过决议，决定解除鲍罗廷顾问的职务。6月17日，陈友仁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了鲍罗廷。7月13日，大革命失败已成定局，鲍罗廷同瞿秋白一道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庐山，研究对策，并商量如何重建中共中央的领导。
“七·一五”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宣布解除一切苏联顾问的职务。
鲍罗廷初时一再推迟了他离开汉口的日期，因为他的妻子范姬还在张作霖处被当作人质扣押。7月12日，范姬在北京被宣布无罪释放，随即被送进苏联使馆。鲍罗廷知悉后，便决定离开中国。他在决定回苏前，要汪精卫作一公函致苏共中央政治局，证明他在中国工作的情形及武汉左派代表赴俄的决定。汪精卫答应了，后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并每人签名，写了一封信给苏联当局。信中说：“苏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诸同志：鲍罗廷同志自被任本党顾问以来，尽心赞助，厥功最多。今因鲍罗廷同志回国之便，特修此函，证明鲍罗廷同志之工作为本党同志所感念不忘。最近本党感于国民革命之进展与环境之关系，曾经决议于最短时间，派遣重要同志前来苏俄，商量中俄两国之联合方法，同时本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合作方法，亦欲得所承教。关于此中曲折，鲍罗廷同志必能详述一切也。”
鲍罗廷与苏联顾问一道，乘京汉路火车北上，于7月27日到达郑州。当晚，冯玉祥为鲍罗廷举行了一次宴会。原来冯玉祥曾表示在他管辖的地盘上保证鲍罗廷等人的安全。可是在8月1日清晨，鲍罗廷突然命令大家打好行李，准备当晚离开。与鲍罗廷同行的斯特朗得知这次仓促离开的起因，是由于汪精卫给了冯玉祥一道命令，要冯逮捕鲍罗廷，把他送回武汉。当时正渴望与南京及莫斯科保持良好关系的冯玉祥复电汪精卫说：“很遗憾，鲍罗廷走了。”
后来鲍罗廷由洛阳取道陕西、内蒙古，于10月回到莫斯科。
鲍罗廷返回苏联之后，仍然很关心中国问题，多次发表有关中国革命的演说、文章，参加过关于陈独秀问题的讨论。1929年5月20日，他在《中国革命的前途》报告中讲：在中国革命中的错误，在于他与陈独秀之间发生了重大不同政见，而未能把这些不同政见引到公开斗争。他说当时有“广东路线”和“上海路线”的对抗，假若他的路线与陈独秀的路线引起公开斗争，就不会有武汉时期那样的失败。
鲍罗廷返回苏联后不久，便被停止了在共产国际中的工作。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中批评了鲍罗廷，指出鲍罗廷在大革命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大革命的失败也负有重要责任。
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会上也批评了鲍罗廷，指出鲍罗廷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又是苏联顾问，他的话是有实际作用的，因为他身后站着的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他相信谈判，只注重同汪精卫、蒋介石这些人谈判，而不去发动群众。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建立7个工农师，而鲍罗廷却不办。
布哈林还批评鲍罗廷把共产国际的指示隐匿起来，这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当然，鲍罗廷在中国大革命中是犯有错误，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布哈林的批评是不实事求是的，因为鲍罗廷的不少错误就是来源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
鲍罗廷返回莫斯科后，曾历任苏维埃劳动人民委员会委员、塔斯社代理负责人，并在外文出版社工作，一度曾任《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编辑主任，与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起工作。1949年，苏联政府指控斯特朗为“间谍”，将她驱逐出境。这一事件株连了鲍罗廷。于是，鲍罗廷被监禁。1951年5月29日，鲍罗廷死于远东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劳动营中。1956年，苏联党（布）中央为鲍罗廷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名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