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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虽然这些国家内部各民族矛盾相对缓和，但由于区域内民族主义情绪“高压”和主体民族所推崇的特权意识，华人仍然没能逃脱“夹心人”的命运。
“南中国海主权纷争，菲华商成夹心人”，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18日以此为题报道了菲律宾华商目前所处的尴尬为难境地，认为南海纷争的持续发酵在恶化中国与菲律宾关系的同时，也使居留在菲律宾的华人左右为难，华人的身份及对被抓捕中国渔民的救助等行为可能会令当地主体民族认为，他们爱的是中国，不爱菲律宾。
客观上来看，这无疑反映了潜藏在南海问题背后的、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久悬未决的南海纷争在深刻影响着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及与中国关系的同时，也成为引发和持续推动地区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因素。一旦南海局势紧张，“波涛汹涌”的局面下，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争端国与中国之间势必会上演你来我往的“口水战”。在“口水战”下，菲律宾、越南等国国内“反华”情绪不断滋长，而在这些国家内部则直接体现为对所在国华人、华人投资企业日渐持有的质疑、戒心等负面情绪。受此影响，以菲律宾华人为代表的东南亚华人华商，渐趋陷入左右为难境地，成为“夹心人”。
南海纷争下民族主义情绪渐趋“高压”
南海纷争持续发酵，虽然相关争端方在南海发生高烈度冲突或摩擦的几率在下降，但各个争端方之间的外交“口水战”不断升温。特别是菲律宾提起强制仲裁以来，中菲间“冷暴力”日益升级，两国关系可谓是将至了后冷战时代的最低点。与“冷暴力”同期升级与发酵的还有区域内不断升温的民族主义情绪。
不可否认，我们国内也存在着难以忽视的民族主义情绪。民众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大国地位日渐提升的背景下，看待我国在南海议题中所展示的国际形象难免会有不同于往日的联想，或多或少地受到民族主义倾向的影响。受此影响，中国政府在南海议题上面临着强大的民间舆论压力，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南海政策与立场效用不佳，在面向东南亚交往中处于被动局面，而民间甚而一度给政府扣上了“被动”、“软弱”的帽子。
虽然中国后来加强了南海巡航和维权的力度，但这也未能满足国内部分民众在南海议题上日益显著的大国尊严要求。2010年11月，《环球时报》主管下的舆情调查中心曾在中国部分城市就相关问题开展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将近4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必要时应使用武力解决包括南海纷争在内的领土争端。这无疑深刻地揭示了，民间舆论对政府维权意志和力度的不满。特别是随着中国“新媒体”与“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及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议题上强硬态度的持续发展，中国民间舆论给中国政府扣上的“软弱”形象在不经意间持续蔓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持续膨胀使民众对政府的高度期望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差距。
与中国相类似，菲律宾、越南等其他南海争端方也在国内面临着强大的民族主义压力。2014年5月，中国在南中国海部署钻井平台，中越两国关系骤然紧张。随后，越南发生了大规模反华排华暴乱，挂有中文字样招牌的工厂遭受暴力攻击，以致于部分工厂被迫暂时关闭。今年6月间，马尼拉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展开民调。结果显示，近三分之二的菲律宾人对中国信任极低，净信任度跌至负45%，是此项民调自1994年开始以来的新低。菲律宾、越南等国民众在南海议题上的民族主义情绪由此可见一斑。但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同，这些国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直指的矛头是中国及在这些国家居留的华侨华人。
因南海纷争，地区安全态势并未摆脱“安全困境”的影响，且大有持续向高压发展的趋势。作为区域内国家友好交往的基础，民间关系也深受区域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不良影响。如果说，南海纷争是“高压锅”的沸点，那么地区内日渐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则是未来这口“高压锅”面临爆开危险极为关键的原因，因为民族主义的持续“高压”往往成为各国政府政策强硬化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民族意识分裂与东南亚华人的融入难题
因南海纷争，地区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压”，但这实质上只是盘旋在东南亚上空的“中国威胁论”在南海议题上的缩影。不可否认，南海纷争中东南亚华人的困境与这些国家内部日渐发酵的对华“警惕”、“猜忌”与不信任民族主义情绪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如果仔细审视东南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东南亚华人的困境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在深层次上则是这些国家民族意识分裂问题的结果。
除新加坡外，华人在东南亚国家中一直是少数民族。但是，与我们往常理解的少数民族不同，华人在东南亚国家中却有着十分独特的身份特征。其一，华人在人口数量上虽占有绝对的少数，但却在相关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在工商业方面的突出成就在为所在国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却遭致了所在国主体民族的嫉恨和遭到政策排挤。以菲律宾为例，上述特征就十分明显、一方面，数据显示，拥有纯正华人血统的菲华裔占总人口大约1%；但另一方面，菲律宾著名商贾不乏华裔，而在菲挂牌上市的十大企业当中，至少七家是由菲华裔掌舵。
其二，东南亚华人与所在国主体民族统治阶层不同利益集团间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而这种微妙关系既为华人影响选举与政府决策提供了渠道，也容易使之受到这些不同利益集团间矛盾的侵害。作为东南亚部分国家经济命脉的主导者，华人、华商在政治上，即使有党团组织，也难以成为政坛的主导者。因此，他们不得不选择追随策略，试图影响主体民族不同利益集团或政党的政策举措，以期服务于华人的商业发展。但是，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倾轧又可能影响华人的利益，乃至影响华人的生存。战后东南亚历史中也并不乏相关的案例。
其三，华人虽远离中国，但无不在内心深处保有一个泱泱大国所带来民族优越感，这中优越感和所在国主体民族的特权意识和“同化”政策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冲撞。
华人具有的独特身份是问题“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则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内部民族意识分裂问题。东南亚国家在战后纷纷独立，也大多致力于构筑一个相对统一的“国族”，例如马来西亚人。但是，针对人口数量少而地位特殊的华人，一些所在国主体民族当局却常受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对华人奉行强行同化政策或打压华人的地位。受此影响，华人和主体民族间曾经长期存在着尖锐矛盾，甚至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发生过大规模的排华和暴力袭击华人事件。 如今，虽然这些国家内部各民族矛盾相对缓和，但由于区域内民族主义情绪“高压”和主体民族所推崇的特权意识，华人仍然没能逃脱“夹心人”的命运。一旦南海局势趋向紧张，在菲律宾、越南等国国内主体民族反华情绪滋长，华人、华商无不受到牵连，以至于这些人行为非常谨慎，唯恐被所在国主体民族误读为“心向大中华”。因此，东南亚国家内部民族意识分裂问题如若得不到解决，华人始终会处于政治地位卑微的境地，而在南海纷争中的困境也无从获得克服。
东南亚国家应借华人“桥梁”搭中国“便车”
民族主义情绪向来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作为诠释当政者奉行强硬政策的重要一方面，如若得不到严格的控制，又能严重地威胁到区域和平的维护和当政者的执政根基。对东南亚一些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情绪除存在着上述作用外，还对这些国家国内民族问题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一旦这些国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得不到严控，极端民族主义蔓延（新媒体时代尤甚），不同民族的民族间隙和民族意识分裂问题势必加重。因此，严控民族主义情绪蔓延和采取正确的华人政策需要得到东南亚相关国家当局的重视。
一个正确的华人政策有赖于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个认识就是华人和所在国主体民族及其他民族在国家利益方面的一致性。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整体发展了，这些不同民族才能拥有生存、发展与繁荣的共同根基。如有这个认识，及能对华人长期在中国-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中重要的“桥梁”作用给予充分认可，也就不难制定正确的华人政策。
王赓武先生早在20年前就预示，一旦中国开始对地区发展扮演重大角色，每一个东南亚国家的华人都可能成为发展本国经济的宝贵资产。如今中国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和倡议与东南亚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可以说，中国-东盟关系迎来了一个新契机，而东南亚国家也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为此，如何充分发挥华人的“桥梁”作用来搭中国的“便车”考验着东南亚大部分国家的当政者。若华人政策议题处理得当，东南亚一些国家华人的困境也就能迎刃而解。
综上述，南海纷争是促使东南亚华人困境形成的重要一个方面，但并非主因。南海纷争中东南亚华人困境的产生，在根源上有其内外因素。在内，东南亚多民族、多文化下存在的民族意识分裂问题是影响华人困境产生的根本；在外，冷战后即盘旋于东南亚上空的“中国威胁论”则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鉴于此，克服内部的民族意识分裂问题对缓解南海纷争中东南亚华人困境有着根本性的作用，当然中国-东南亚国家友好关系的发展和地区互信关系的增强也同样必不可少。
（作者是国际关系博士，供职于广西民大东盟研究中心）
“南中国海主权纷争，菲华商成夹心人”，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18日以此为题报道了菲律宾华商目前所处的尴尬为难境地，认为南海纷争的持续发酵在恶化中国与菲律宾关系的同时，也使居留在菲律宾的华人左右为难，华人的身份及对被抓捕中国渔民的救助等行为可能会令当地主体民族认为，他们爱的是中国，不爱菲律宾。
客观上来看，这无疑反映了潜藏在南海问题背后的、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久悬未决的南海纷争在深刻影响着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及与中国关系的同时，也成为引发和持续推动地区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因素。一旦南海局势紧张，“波涛汹涌”的局面下，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争端国与中国之间势必会上演你来我往的“口水战”。在“口水战”下，菲律宾、越南等国国内“反华”情绪不断滋长，而在这些国家内部则直接体现为对所在国华人、华人投资企业日渐持有的质疑、戒心等负面情绪。受此影响，以菲律宾华人为代表的东南亚华人华商，渐趋陷入左右为难境地，成为“夹心人”。
南海纷争下民族主义情绪渐趋“高压”
南海纷争持续发酵，虽然相关争端方在南海发生高烈度冲突或摩擦的几率在下降，但各个争端方之间的外交“口水战”不断升温。特别是菲律宾提起强制仲裁以来，中菲间“冷暴力”日益升级，两国关系可谓是将至了后冷战时代的最低点。与“冷暴力”同期升级与发酵的还有区域内不断升温的民族主义情绪。
不可否认，我们国内也存在着难以忽视的民族主义情绪。民众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大国地位日渐提升的背景下，看待我国在南海议题中所展示的国际形象难免会有不同于往日的联想，或多或少地受到民族主义倾向的影响。受此影响，中国政府在南海议题上面临着强大的民间舆论压力，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南海政策与立场效用不佳，在面向东南亚交往中处于被动局面，而民间甚而一度给政府扣上了“被动”、“软弱”的帽子。
虽然中国后来加强了南海巡航和维权的力度，但这也未能满足国内部分民众在南海议题上日益显著的大国尊严要求。2010年11月，《环球时报》主管下的舆情调查中心曾在中国部分城市就相关问题开展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将近4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必要时应使用武力解决包括南海纷争在内的领土争端。这无疑深刻地揭示了，民间舆论对政府维权意志和力度的不满。特别是随着中国“新媒体”与“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及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议题上强硬态度的持续发展，中国民间舆论给中国政府扣上的“软弱”形象在不经意间持续蔓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持续膨胀使民众对政府的高度期望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差距。
与中国相类似，菲律宾、越南等其他南海争端方也在国内面临着强大的民族主义压力。2014年5月，中国在南中国海部署钻井平台，中越两国关系骤然紧张。随后，越南发生了大规模反华排华暴乱，挂有中文字样招牌的工厂遭受暴力攻击，以致于部分工厂被迫暂时关闭。今年6月间，马尼拉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展开民调。结果显示，近三分之二的菲律宾人对中国信任极低，净信任度跌至负45%，是此项民调自1994年开始以来的新低。菲律宾、越南等国民众在南海议题上的民族主义情绪由此可见一斑。但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同，这些国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直指的矛头是中国及在这些国家居留的华侨华人。
因南海纷争，地区安全态势并未摆脱“安全困境”的影响，且大有持续向高压发展的趋势。作为区域内国家友好交往的基础，民间关系也深受区域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不良影响。如果说，南海纷争是“高压锅”的沸点，那么地区内日渐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则是未来这口“高压锅”面临爆开危险极为关键的原因，因为民族主义的持续“高压”往往成为各国政府政策强硬化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民族意识分裂与东南亚华人的融入难题
因南海纷争，地区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压”，但这实质上只是盘旋在东南亚上空的“中国威胁论”在南海议题上的缩影。不可否认，南海纷争中东南亚华人的困境与这些国家内部日渐发酵的对华“警惕”、“猜忌”与不信任民族主义情绪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如果仔细审视东南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东南亚华人的困境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在深层次上则是这些国家民族意识分裂问题的结果。
除新加坡外，华人在东南亚国家中一直是少数民族。但是，与我们往常理解的少数民族不同，华人在东南亚国家中却有着十分独特的身份特征。其一，华人在人口数量上虽占有绝对的少数，但却在相关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在工商业方面的突出成就在为所在国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却遭致了所在国主体民族的嫉恨和遭到政策排挤。以菲律宾为例，上述特征就十分明显、一方面，数据显示，拥有纯正华人血统的菲华裔占总人口大约1%；但另一方面，菲律宾著名商贾不乏华裔，而在菲挂牌上市的十大企业当中，至少七家是由菲华裔掌舵。
其二，东南亚华人与所在国主体民族统治阶层不同利益集团间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而这种微妙关系既为华人影响选举与政府决策提供了渠道，也容易使之受到这些不同利益集团间矛盾的侵害。作为东南亚部分国家经济命脉的主导者，华人、华商在政治上，即使有党团组织，也难以成为政坛的主导者。因此，他们不得不选择追随策略，试图影响主体民族不同利益集团或政党的政策举措，以期服务于华人的商业发展。但是，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倾轧又可能影响华人的利益，乃至影响华人的生存。战后东南亚历史中也并不乏相关的案例。
其三，华人虽远离中国，但无不在内心深处保有一个泱泱大国所带来民族优越感，这中优越感和所在国主体民族的特权意识和“同化”政策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冲撞。
华人具有的独特身份是问题“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则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内部民族意识分裂问题。东南亚国家在战后纷纷独立，也大多致力于构筑一个相对统一的“国族”，例如马来西亚人。但是，针对人口数量少而地位特殊的华人，一些所在国主体民族当局却常受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对华人奉行强行同化政策或打压华人的地位。受此影响，华人和主体民族间曾经长期存在着尖锐矛盾，甚至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发生过大规模的排华和暴力袭击华人事件。 如今，虽然这些国家内部各民族矛盾相对缓和，但由于区域内民族主义情绪“高压”和主体民族所推崇的特权意识，华人仍然没能逃脱“夹心人”的命运。一旦南海局势趋向紧张，在菲律宾、越南等国国内主体民族反华情绪滋长，华人、华商无不受到牵连，以至于这些人行为非常谨慎，唯恐被所在国主体民族误读为“心向大中华”。因此，东南亚国家内部民族意识分裂问题如若得不到解决，华人始终会处于政治地位卑微的境地，而在南海纷争中的困境也无从获得克服。
东南亚国家应借华人“桥梁”搭中国“便车”
民族主义情绪向来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作为诠释当政者奉行强硬政策的重要一方面，如若得不到严格的控制，又能严重地威胁到区域和平的维护和当政者的执政根基。对东南亚一些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情绪除存在着上述作用外，还对这些国家国内民族问题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一旦这些国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得不到严控，极端民族主义蔓延（新媒体时代尤甚），不同民族的民族间隙和民族意识分裂问题势必加重。因此，严控民族主义情绪蔓延和采取正确的华人政策需要得到东南亚相关国家当局的重视。
一个正确的华人政策有赖于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个认识就是华人和所在国主体民族及其他民族在国家利益方面的一致性。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整体发展了，这些不同民族才能拥有生存、发展与繁荣的共同根基。如有这个认识，及能对华人长期在中国-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中重要的“桥梁”作用给予充分认可，也就不难制定正确的华人政策。
王赓武先生早在20年前就预示，一旦中国开始对地区发展扮演重大角色，每一个东南亚国家的华人都可能成为发展本国经济的宝贵资产。如今中国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和倡议与东南亚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可以说，中国-东盟关系迎来了一个新契机，而东南亚国家也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为此，如何充分发挥华人的“桥梁”作用来搭中国的“便车”考验着东南亚大部分国家的当政者。若华人政策议题处理得当，东南亚一些国家华人的困境也就能迎刃而解。
综上述，南海纷争是促使东南亚华人困境形成的重要一个方面，但并非主因。南海纷争中东南亚华人困境的产生，在根源上有其内外因素。在内，东南亚多民族、多文化下存在的民族意识分裂问题是影响华人困境产生的根本；在外，冷战后即盘旋于东南亚上空的“中国威胁论”则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鉴于此，克服内部的民族意识分裂问题对缓解南海纷争中东南亚华人困境有着根本性的作用，当然中国-东南亚国家友好关系的发展和地区互信关系的增强也同样必不可少。
（作者是国际关系博士，供职于广西民大东盟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