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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当我们为城市的繁华而赞叹的时候，城镇化进程中相当多的个体却游离在田园牧歌和现代文明的边缘，体现着一种边缘亚文化样态。我们称之为“边缘人”。
概念起源
“边缘人”这一概念最初起源于德国社会学奠基人齐美尔提出的“陌生人”理论。在一篇题为《陌生人》的文章中，齐美尔使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解释“陌生”的相对意义，他说，天狼星的居民对我们来说并非是真正陌生的，因为他(它)们根本不是为了地球人而存在的，因而与我们之间，没有远近和亲疏之分。齐美尔认为，陌生是与熟悉相辅相成的，陌生人的不同之处恰恰反衬出了熟人的共同之处。
受齐美尔的启发，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展开了更深入的探究，提出了“边缘人”的概念。当时他研究的典型人群，是在二战时期遭到迫害和流放，失去自己家园，最终漂泊散落在其他民族中生活的犹太人。综合齐美尔和帕克两人的观点，我们应该可以看出，“边缘人”的本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冲突在个人身上的聚焦，他们对参加哪个团体，接受哪种文化价值和标准难以作出抉择。
1921～1931年的10年间，在帕克的指导下，芝加哥学院的一群研究人员进行了15项有关城市生活和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其对象包括非法团伙、流浪汉、职业舞女、妓女、吸毒者、青少年罪犯以及犹太移民等等，均可视为对城市边缘人的生态调查。需要注意的是，“边缘人”应该是形容一种状态，而非单纯给一个群体贴上标签。一个人是否是“边缘人”并不应该由外界来划分，而应该从他的内部文化统一性来界定。典型的“边缘人”其内心必然长期遭受到两种不同的文化冲突的折磨，既无法再坚信原生文化中的种种真理，又难以真正融入新文化群体的生活。以同性恋人群为例，在社会学家眼中，“同性恋”这一文化本身并不带有痛苦或快乐的色彩，是人们在选择接受同性恋文化还是接受异性恋文化的过程中内心感受到莫大的冲突。生活在主流文化较为一元化的环境中，社会压力使同性恋者无法轻易选择自己想接受的文化，从而游离在两种迥异的文化之间，造成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反观被称为“同性恋者的天堂”的荷兰，在这里生活的同性恋者具有充分的自由选择自己的文化，并得到法律的许可享有诸如结婚、离婚、领养子女这样的平等权利，又何来“边缘感”之说呢?
中国社会的“边缘人”
“边缘人”的代表群体在社会学研究中常常与各种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在我国现阶段国情之下，最常见的几种边缘群体是失业人员、低收入人员、农村流动人口以及一部分失去劳动能力的残障人士、孤寡老人。他们的共同处境是收入较低或基本没有收入，社会支持网络不健全，如亲戚朋友子女关系薄弱或缺失，同时，在覆盖整个社会的福利体系中，他们所能得到的资源也是最有限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群即是农村流动人口，以深圳这座城市为例，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字，深圳外来人口有577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的82.1％，与本地人口形成严重倒挂。除了其中一部分较好地融入到本土文化中的“白领人士”以外，相当数量的人群仍然处于尴尬的边缘境地。他们虽然脱离了以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乡镇生活环境，却并未褪去“老乡”习气，留恋着浓厚的乡土人情；虽然追求着现代都市较为丰厚的收入和便捷的基础设施，却难以真正适应光鲜而拘谨的城市礼节，经常被贴上“外来者”的标签。从社会制度方面来看，他们还处于城市福利体系与乡镇福利体系交接的空白处，种种制度弊端带来的混乱也为这个原本承受能力就较弱的群体添上了一份茫然。因此，在这部分人身上，正时时体现着“边缘人”的矛盾和挣扎，而作为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环节，改善这一状况还需要付诸多年的努力。
如今，随着网络和媒体的发展，“边缘人”这一概念开始淡化严肃而正统的社会学气息，演化出多种灵活宽松的用法。例如“职场边缘人”是指在公司或者部门中处于较低地位，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日常交流上常常感到自己无足轻重的职员。“体制边缘人”常用来形容虽处于某一社会体制的管理下，却难以享受到体制利益的一群人。在这里，“边缘”二字更近于字面意义，往往指与自己所处的群体结合不紧密，或者虽生活在同个圈子里但并未被承认地位的一小部分人。
冲突的形成与和解
每一种“边缘人”群体的形成都有独特原因，可能是社会格局变迁，战争和入侵造成栖息地的变动，使两种文化被迫交融在一起，也可能是社会意识发展，新的观念和旧的传统产生激烈的冲突，但究其根源，正如法国作家加缪在小说《局外人》中所揭示的那样，我们的社会难以容忍一部分人不按照主流方式去生活，难以接受与主流价值观不同甚至背道而驰的观念。这个原因在生物学上也有类似的解释，通常，一个种群为了保持自己的基因和文化，会出于本能将新种群当作入侵者，产生极强的戒备和排斥心理，对新种群的任何不同之处都格外注意。生物学家还观察到，即使在种群内部，当某个同伴由于基因变异而发生变化时，也会出现集体孤立这个特殊同伴的现象。可见，保持内部协调性和一致性的追求是所有种群的原始习性。
但人类作为一种智慧生物，从形成社会的那一刻起便不停在学习抑制原始的动物性，发展更为智慧的人性，不再单纯服从自然法则。因此，对于那些与主流文化不同的声音，我们也渐渐在学习接受和包容。“边缘人”也可以是促进文化结合的先驱者，冲突之中其实蕴含着融合的契机。随着全球信息传播和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异域文化正在不断冲击种群之间的原始壁垒，也许我们会慢慢发现，“边缘人”逐渐更多地出现在主流文化的关注视野中，因为“边缘”正在逐渐消失。
概念起源
“边缘人”这一概念最初起源于德国社会学奠基人齐美尔提出的“陌生人”理论。在一篇题为《陌生人》的文章中，齐美尔使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解释“陌生”的相对意义，他说，天狼星的居民对我们来说并非是真正陌生的，因为他(它)们根本不是为了地球人而存在的，因而与我们之间，没有远近和亲疏之分。齐美尔认为，陌生是与熟悉相辅相成的，陌生人的不同之处恰恰反衬出了熟人的共同之处。
受齐美尔的启发，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展开了更深入的探究，提出了“边缘人”的概念。当时他研究的典型人群，是在二战时期遭到迫害和流放，失去自己家园，最终漂泊散落在其他民族中生活的犹太人。综合齐美尔和帕克两人的观点，我们应该可以看出，“边缘人”的本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冲突在个人身上的聚焦，他们对参加哪个团体，接受哪种文化价值和标准难以作出抉择。
1921～1931年的10年间，在帕克的指导下，芝加哥学院的一群研究人员进行了15项有关城市生活和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其对象包括非法团伙、流浪汉、职业舞女、妓女、吸毒者、青少年罪犯以及犹太移民等等，均可视为对城市边缘人的生态调查。需要注意的是，“边缘人”应该是形容一种状态，而非单纯给一个群体贴上标签。一个人是否是“边缘人”并不应该由外界来划分，而应该从他的内部文化统一性来界定。典型的“边缘人”其内心必然长期遭受到两种不同的文化冲突的折磨，既无法再坚信原生文化中的种种真理，又难以真正融入新文化群体的生活。以同性恋人群为例，在社会学家眼中，“同性恋”这一文化本身并不带有痛苦或快乐的色彩，是人们在选择接受同性恋文化还是接受异性恋文化的过程中内心感受到莫大的冲突。生活在主流文化较为一元化的环境中，社会压力使同性恋者无法轻易选择自己想接受的文化，从而游离在两种迥异的文化之间，造成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反观被称为“同性恋者的天堂”的荷兰，在这里生活的同性恋者具有充分的自由选择自己的文化，并得到法律的许可享有诸如结婚、离婚、领养子女这样的平等权利，又何来“边缘感”之说呢?
中国社会的“边缘人”
“边缘人”的代表群体在社会学研究中常常与各种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在我国现阶段国情之下，最常见的几种边缘群体是失业人员、低收入人员、农村流动人口以及一部分失去劳动能力的残障人士、孤寡老人。他们的共同处境是收入较低或基本没有收入，社会支持网络不健全，如亲戚朋友子女关系薄弱或缺失，同时，在覆盖整个社会的福利体系中，他们所能得到的资源也是最有限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群即是农村流动人口，以深圳这座城市为例，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字，深圳外来人口有577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的82.1％，与本地人口形成严重倒挂。除了其中一部分较好地融入到本土文化中的“白领人士”以外，相当数量的人群仍然处于尴尬的边缘境地。他们虽然脱离了以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乡镇生活环境，却并未褪去“老乡”习气，留恋着浓厚的乡土人情；虽然追求着现代都市较为丰厚的收入和便捷的基础设施，却难以真正适应光鲜而拘谨的城市礼节，经常被贴上“外来者”的标签。从社会制度方面来看，他们还处于城市福利体系与乡镇福利体系交接的空白处，种种制度弊端带来的混乱也为这个原本承受能力就较弱的群体添上了一份茫然。因此，在这部分人身上，正时时体现着“边缘人”的矛盾和挣扎，而作为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环节，改善这一状况还需要付诸多年的努力。
如今，随着网络和媒体的发展，“边缘人”这一概念开始淡化严肃而正统的社会学气息，演化出多种灵活宽松的用法。例如“职场边缘人”是指在公司或者部门中处于较低地位，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日常交流上常常感到自己无足轻重的职员。“体制边缘人”常用来形容虽处于某一社会体制的管理下，却难以享受到体制利益的一群人。在这里，“边缘”二字更近于字面意义，往往指与自己所处的群体结合不紧密，或者虽生活在同个圈子里但并未被承认地位的一小部分人。
冲突的形成与和解
每一种“边缘人”群体的形成都有独特原因，可能是社会格局变迁，战争和入侵造成栖息地的变动，使两种文化被迫交融在一起，也可能是社会意识发展，新的观念和旧的传统产生激烈的冲突，但究其根源，正如法国作家加缪在小说《局外人》中所揭示的那样，我们的社会难以容忍一部分人不按照主流方式去生活，难以接受与主流价值观不同甚至背道而驰的观念。这个原因在生物学上也有类似的解释，通常，一个种群为了保持自己的基因和文化，会出于本能将新种群当作入侵者，产生极强的戒备和排斥心理，对新种群的任何不同之处都格外注意。生物学家还观察到，即使在种群内部，当某个同伴由于基因变异而发生变化时，也会出现集体孤立这个特殊同伴的现象。可见，保持内部协调性和一致性的追求是所有种群的原始习性。
但人类作为一种智慧生物，从形成社会的那一刻起便不停在学习抑制原始的动物性，发展更为智慧的人性，不再单纯服从自然法则。因此，对于那些与主流文化不同的声音，我们也渐渐在学习接受和包容。“边缘人”也可以是促进文化结合的先驱者，冲突之中其实蕴含着融合的契机。随着全球信息传播和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异域文化正在不断冲击种群之间的原始壁垒，也许我们会慢慢发现，“边缘人”逐渐更多地出现在主流文化的关注视野中，因为“边缘”正在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