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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老火车”牌牙粉，恐怕今天的青年人对它已经很陌生，但在数十年前，它却在辽宁地区家喻户晓，直至上世纪60年代仍见于千家万户。那么，它的创始人是谁？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创始人最后的结局又如何呢？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及一个名字：辽宁著名爱国实业家、抗日烈士，同时也是“老火车”牌牙粉的创始人——刘凯平。
1891年，刘凯平出生在辽宁义县北砖城子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困，少年刘凯平仅在邻村读了4年私塾就被迫辍学。但他聪颖好学，村里来了修表匠、小炉匠、金匠，他就跟着看他们干活儿，有时连吃饭都忘了。1905年，14岁的刘凯平在家乡的一家杂货铺当上了学徒。在“徒弟徒弟，三年奴隶”的旧社会，刘凯平既要起早贪黑上货搬运，又要服侍老板一家，最终因不堪忍受虐待，拒绝给老板娘装烟、倒尿盆而被解雇。16岁那年，刘凯平来到锦州某学堂当杂役。他在工余时间主动去听课，老师见他好学上进，便为他补课。在学堂的两年里，刘凯平学识大有长进。
知耻后勇，“老火车”牌牙粉面世
1909年，在亲友的帮助下，18岁的刘凯平来到省城奉天（沈阳），进入一家工厂学艺。有一次，日本师傅骂中国人“不如狗，连一袋牙粉都得买外国的”，刘凯平怒不可遏，据理力争，因此被开除。1913年，刘凯平托人在奉天城西华门外租了两间土房腌制、销售咸菜。他天性聪明，做什么事都善于思考，腌制的咸菜质量上乘、口味独特，迅速打开了销路。
在忙于生计的同时，刘凯平也一直在学习文化知识，经常到教会办的青年会阅读书报。1915年春的一天，刘凯平在上海出版的一个刊物上看到了介绍牙粉生产技术的文章，联想到日本人借牙粉对中国人的侮辱，刘凯平决心制造中国牙粉与日本牙粉抗衡，为祖国争气。他一面按照杂志介绍的方法试制，一面进行市场调查。当时，人们的卫生意识已有所提高，刷牙的人日渐增多，但国内特别是东北地区牙粉短缺，国外牙粉又价格高昂，多数人只好以盐水刷牙，人们期盼着国产廉价牙粉的出现。刘凯平意识到，制造牙粉是为国争光、为民谋利之义举，也是抵制日货的重要途径，于是，他向舅舅借了200元奉票，开了一家制造牙粉的小工厂。很快，首批国产牙粉投放市场，物美价廉，大受欢迎。
1915年，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的斗争，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刘凯平的国产牙粉生意更加兴隆。但因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经营多年，又有不平等条约为护符，故每年倾销于辽宁的日本牙粉仍数以十万计。对此，刘凯平毫不畏惧。他在阎宝航的支持下，努力扩大生产，于1921年春将工厂迁至东升染房胡同新租赁的6间房子里，定名“同昌行牙粉工厂”。在他的精心研制下，牙粉配方和用料均有改进，一种色泽洁白、清凉爽口、气味芬芳的新品种牙粉面世。刘凯平为其起名为“老火车”牌牙粉，以此象征中国要日进千里，并在外包装上印了4个鲜红的大字：“提倡国货”。
反抗侵略，爱国商人落入魔掌
“老火车”牌牙粉面世后，以其质优价廉而广受青睐，对日本牙粉的攻势更加凌厉。据有关资料记载，20世纪20年代，日本铁盒牙粉在辽宁地区售价为每盒0.5元，袋装牙粉则为每袋0.23元，而同样包装的“老火车”牌牙粉售价分别为0.21元和0.1元。很快，“苦林”“狮子”“司毛卡”等日本牙粉便无人问津。在“老火车”牌牙粉面世当年，刘凯平便创下营业额2万元、利润3000元的佳绩。
面对巨大的经济损失，日方自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从一般日商到“满铁”，最后甚至关东军经理科也出面，试图以高价收买“老火车”牌牙粉专利，均遭刘凯平严词拒绝。日方黔驴技穷，竟疏通哈尔滨警察厅，诬陷“老火车”牌牙粉对人体有害，要求在北满大中城市禁止销售，并逮捕“老火车”牌牙粉驻哈尔滨销售负责人关西园。关西园同样据理力争，称“老火车”牌牙粉已由沈阳警察厅化验并在商标局注册，畅销全国，久经考验，岂有对人体有害之事？并出具了相关证明文件，哈尔滨当局只得收回成命。
刘凯平在经营实业的百忙之中，仍时常去基督教青年会学习，并结识了杜重远、车向忱、卢广绩等人，共同议论国事，倡导实业救国、抵制日货。刘凯平还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在沈阳南站等地演讲、散发传单，通过义县同乡吴醒州为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刘海秋筹集活动经费70块大洋，还将部分利润用于资助车向忱创办的贫民学校。1930年，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失火，刘凯平亲率全厂职工救火，并当场捐款2000元。次年夏又为辽西水灾灾民捐献牙粉140万袋，折合7000元，还积极参加官商合办沈海（沈阳至海龙）、开丰（开原至西丰）铁路建设，购买了数百股股票，堪称急公好义、为富且仁。
经过近10年的发展，“老火车”牌牙粉销量节节上升，进一步扩大生产势在必行。在阎宝航的支持下，1930年冬，刘凯平得到省府批准，在寸金之地中街贾家胡同购地2000平方米，于1931年春夏之交动工修建两层楼的厂房兼办公室。但是，他“实业救国”的梦想，终因九一八事变而破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沈阳城内一片恐慌，人们纷纷逃往关内，刘凯平的许多朋友都劝他：“这些年你同日本人抗衡，这回日本人能轻饶你吗？你还是先进关里躲一躲吧！”曾受刘凯平接济的警察局一分局李巡官也来到同昌行，劝说刘凯平：“形势严峻，日本人正在研究你呢，你还是撤出奉天为好！”然而，刘凯平不但不走，还毅然参加了黄显声领导的东北国民义勇军，就任高等顾问，为义勇军提供经费和物资。据义勇军领导人郭景珊回忆，他的部队使用的电池就是由刘凯平提供的。
沈阳形势日趋紧张，刘凯平的活动也更加隐蔽。他在东升染房胡同西头租了一个僻静小院，以糊纸盒为掩护，白天到同昌行办公，夜间隐蔽于此，与共产党员刘海秋、爱国志士吴醒洲等共商抗日大计。1931年冬，他们在北关沙土坑一间小屋内策划内应义勇军攻打沈阳城时，不幸被敌人察觉。刘海秋首先被捕，吴醒洲虽得以幸免，但敌人根据从吴醒洲处抄出的信件，确认了刘凯平的抗日活动，遂于1932年2月21日将刘凯平逮捕。落入魔掌之际，刘凯平仍嘱咐四弟刘兴治：“哥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同昌行就交给你管吧！无论如何要把厂子办下去，同昌行来之不易，这是哥的心血……” 宁死不屈，烈士英名流芳后世
被捕当日，刘凯平被临时羁押在小北关西下洼子马号（原张作霖养马的地方），于晚8时许被转至城内皇宫宪兵分遣队。随后，10余名日伪特务对同昌行进行了长达两天的严密搜查，先后有30余人被抓，后经审讯证实多为客商及业主，陆续取保释放，但刘凯平的同乡和抗日战友刘铁章不幸于3月16日被捕。
1956年，参与审讯刘凯平的汉奸、日本宪兵队“宪补”胡某，在人民法庭上供述了当时的情景：
同昌行刘经理在城内宪兵队关押一段后，转押到马路湾日本宪兵队。宪兵头头大左青堂、司法课长大久保、翻译张国臣对他进行了多次刑讯。他与刘铁章同堂受审7次，受尽了各种酷刑。但他们异常坚定，毫不退让。一次审讯，我在场记录，大左青堂说：“刘先生，你同我们日本人搞了十几年商战，日本经济受了巨大的损失，你可知罪？”刘回答说：“我经商不知犯了哪条罪，如果现在所讲的日本人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我听后反倒感到很高兴！”
大久保接话说：“你还感到高兴？”
刘：“是的，我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商人，研制出一种牙粉，能顶垮你们日本那么多大商社、株式会社，说明我们中国人有骨气……”
1932年6月初，日本宪兵队最后向刘凯平提出条件：取消“老火车”牌牙粉外包装上的“提倡国货”4个字和火车头图案，将专利权卖给日本人，即可获释。刘凯平宁死不肯妥协，日本几个株式会社派人到宪兵队，要求处死刘凯平，以消灭他们的竞争对手。
1932年6月6日，日本宪兵队以“反满抗日国事犯”的罪名，判处刘凯平等9人死刑，因怕义勇军劫法场而秘密执行。据胡“宪补”供述，鉴于被害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于6日晚送给每人一碗毒酒，被害者均从容饮下，然后其他人将碗砸碎，刘凯平则将碗扣在了大久保头上，宪兵立即将刘凯平打倒在地。10分钟后，9人全部遇难，刘凯平的遗体被大久保送去喂了狼狗，其他人的遗体被送到浑河北岸，由亲属认领。
刘凯平牺牲后，同昌行牙粉工厂由其四弟刘兴治和妹夫王裕民任正副经理。他们牢记兄长的遗愿，顶着日伪当局的重重压力坚持生产，并以套印上色成本高为由，始终拒绝在包装袋上加印伪满旗帜，原包装袋上的“沈阳”二字也始终保留。伪市公署商工科屡次下令改印“奉天”二字，他们均未执行，只将“提倡国货”4字改为“卫生良品”。
1956年，同昌行公私合营。1978年，国家民政部追认刘凯平为革命烈士，他的名字、贡献和牺牲，同他的“老火车”牌牙粉一起载入了抗日斗争史册，为后人永远铭记缅怀。
1891年，刘凯平出生在辽宁义县北砖城子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困，少年刘凯平仅在邻村读了4年私塾就被迫辍学。但他聪颖好学，村里来了修表匠、小炉匠、金匠，他就跟着看他们干活儿，有时连吃饭都忘了。1905年，14岁的刘凯平在家乡的一家杂货铺当上了学徒。在“徒弟徒弟，三年奴隶”的旧社会，刘凯平既要起早贪黑上货搬运，又要服侍老板一家，最终因不堪忍受虐待，拒绝给老板娘装烟、倒尿盆而被解雇。16岁那年，刘凯平来到锦州某学堂当杂役。他在工余时间主动去听课，老师见他好学上进，便为他补课。在学堂的两年里，刘凯平学识大有长进。
知耻后勇，“老火车”牌牙粉面世
1909年，在亲友的帮助下，18岁的刘凯平来到省城奉天（沈阳），进入一家工厂学艺。有一次，日本师傅骂中国人“不如狗，连一袋牙粉都得买外国的”，刘凯平怒不可遏，据理力争，因此被开除。1913年，刘凯平托人在奉天城西华门外租了两间土房腌制、销售咸菜。他天性聪明，做什么事都善于思考，腌制的咸菜质量上乘、口味独特，迅速打开了销路。
在忙于生计的同时，刘凯平也一直在学习文化知识，经常到教会办的青年会阅读书报。1915年春的一天，刘凯平在上海出版的一个刊物上看到了介绍牙粉生产技术的文章，联想到日本人借牙粉对中国人的侮辱，刘凯平决心制造中国牙粉与日本牙粉抗衡，为祖国争气。他一面按照杂志介绍的方法试制，一面进行市场调查。当时，人们的卫生意识已有所提高，刷牙的人日渐增多，但国内特别是东北地区牙粉短缺，国外牙粉又价格高昂，多数人只好以盐水刷牙，人们期盼着国产廉价牙粉的出现。刘凯平意识到，制造牙粉是为国争光、为民谋利之义举，也是抵制日货的重要途径，于是，他向舅舅借了200元奉票，开了一家制造牙粉的小工厂。很快，首批国产牙粉投放市场，物美价廉，大受欢迎。
1915年，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的斗争，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刘凯平的国产牙粉生意更加兴隆。但因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经营多年，又有不平等条约为护符，故每年倾销于辽宁的日本牙粉仍数以十万计。对此，刘凯平毫不畏惧。他在阎宝航的支持下，努力扩大生产，于1921年春将工厂迁至东升染房胡同新租赁的6间房子里，定名“同昌行牙粉工厂”。在他的精心研制下，牙粉配方和用料均有改进，一种色泽洁白、清凉爽口、气味芬芳的新品种牙粉面世。刘凯平为其起名为“老火车”牌牙粉，以此象征中国要日进千里，并在外包装上印了4个鲜红的大字：“提倡国货”。
反抗侵略，爱国商人落入魔掌
“老火车”牌牙粉面世后，以其质优价廉而广受青睐，对日本牙粉的攻势更加凌厉。据有关资料记载，20世纪20年代，日本铁盒牙粉在辽宁地区售价为每盒0.5元，袋装牙粉则为每袋0.23元，而同样包装的“老火车”牌牙粉售价分别为0.21元和0.1元。很快，“苦林”“狮子”“司毛卡”等日本牙粉便无人问津。在“老火车”牌牙粉面世当年，刘凯平便创下营业额2万元、利润3000元的佳绩。
面对巨大的经济损失，日方自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从一般日商到“满铁”，最后甚至关东军经理科也出面，试图以高价收买“老火车”牌牙粉专利，均遭刘凯平严词拒绝。日方黔驴技穷，竟疏通哈尔滨警察厅，诬陷“老火车”牌牙粉对人体有害，要求在北满大中城市禁止销售，并逮捕“老火车”牌牙粉驻哈尔滨销售负责人关西园。关西园同样据理力争，称“老火车”牌牙粉已由沈阳警察厅化验并在商标局注册，畅销全国，久经考验，岂有对人体有害之事？并出具了相关证明文件，哈尔滨当局只得收回成命。
刘凯平在经营实业的百忙之中，仍时常去基督教青年会学习，并结识了杜重远、车向忱、卢广绩等人，共同议论国事，倡导实业救国、抵制日货。刘凯平还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在沈阳南站等地演讲、散发传单，通过义县同乡吴醒州为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刘海秋筹集活动经费70块大洋，还将部分利润用于资助车向忱创办的贫民学校。1930年，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失火，刘凯平亲率全厂职工救火，并当场捐款2000元。次年夏又为辽西水灾灾民捐献牙粉140万袋，折合7000元，还积极参加官商合办沈海（沈阳至海龙）、开丰（开原至西丰）铁路建设，购买了数百股股票，堪称急公好义、为富且仁。
经过近10年的发展，“老火车”牌牙粉销量节节上升，进一步扩大生产势在必行。在阎宝航的支持下，1930年冬，刘凯平得到省府批准，在寸金之地中街贾家胡同购地2000平方米，于1931年春夏之交动工修建两层楼的厂房兼办公室。但是，他“实业救国”的梦想，终因九一八事变而破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沈阳城内一片恐慌，人们纷纷逃往关内，刘凯平的许多朋友都劝他：“这些年你同日本人抗衡，这回日本人能轻饶你吗？你还是先进关里躲一躲吧！”曾受刘凯平接济的警察局一分局李巡官也来到同昌行，劝说刘凯平：“形势严峻，日本人正在研究你呢，你还是撤出奉天为好！”然而，刘凯平不但不走，还毅然参加了黄显声领导的东北国民义勇军，就任高等顾问，为义勇军提供经费和物资。据义勇军领导人郭景珊回忆，他的部队使用的电池就是由刘凯平提供的。
沈阳形势日趋紧张，刘凯平的活动也更加隐蔽。他在东升染房胡同西头租了一个僻静小院，以糊纸盒为掩护，白天到同昌行办公，夜间隐蔽于此，与共产党员刘海秋、爱国志士吴醒洲等共商抗日大计。1931年冬，他们在北关沙土坑一间小屋内策划内应义勇军攻打沈阳城时，不幸被敌人察觉。刘海秋首先被捕，吴醒洲虽得以幸免，但敌人根据从吴醒洲处抄出的信件，确认了刘凯平的抗日活动，遂于1932年2月21日将刘凯平逮捕。落入魔掌之际，刘凯平仍嘱咐四弟刘兴治：“哥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同昌行就交给你管吧！无论如何要把厂子办下去，同昌行来之不易，这是哥的心血……” 宁死不屈，烈士英名流芳后世
被捕当日，刘凯平被临时羁押在小北关西下洼子马号（原张作霖养马的地方），于晚8时许被转至城内皇宫宪兵分遣队。随后，10余名日伪特务对同昌行进行了长达两天的严密搜查，先后有30余人被抓，后经审讯证实多为客商及业主，陆续取保释放，但刘凯平的同乡和抗日战友刘铁章不幸于3月16日被捕。
1956年，参与审讯刘凯平的汉奸、日本宪兵队“宪补”胡某，在人民法庭上供述了当时的情景：
同昌行刘经理在城内宪兵队关押一段后，转押到马路湾日本宪兵队。宪兵头头大左青堂、司法课长大久保、翻译张国臣对他进行了多次刑讯。他与刘铁章同堂受审7次，受尽了各种酷刑。但他们异常坚定，毫不退让。一次审讯，我在场记录，大左青堂说：“刘先生，你同我们日本人搞了十几年商战，日本经济受了巨大的损失，你可知罪？”刘回答说：“我经商不知犯了哪条罪，如果现在所讲的日本人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我听后反倒感到很高兴！”
大久保接话说：“你还感到高兴？”
刘：“是的，我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商人，研制出一种牙粉，能顶垮你们日本那么多大商社、株式会社，说明我们中国人有骨气……”
1932年6月初，日本宪兵队最后向刘凯平提出条件：取消“老火车”牌牙粉外包装上的“提倡国货”4个字和火车头图案，将专利权卖给日本人，即可获释。刘凯平宁死不肯妥协，日本几个株式会社派人到宪兵队，要求处死刘凯平，以消灭他们的竞争对手。
1932年6月6日，日本宪兵队以“反满抗日国事犯”的罪名，判处刘凯平等9人死刑，因怕义勇军劫法场而秘密执行。据胡“宪补”供述，鉴于被害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于6日晚送给每人一碗毒酒，被害者均从容饮下，然后其他人将碗砸碎，刘凯平则将碗扣在了大久保头上，宪兵立即将刘凯平打倒在地。10分钟后，9人全部遇难，刘凯平的遗体被大久保送去喂了狼狗，其他人的遗体被送到浑河北岸，由亲属认领。
刘凯平牺牲后，同昌行牙粉工厂由其四弟刘兴治和妹夫王裕民任正副经理。他们牢记兄长的遗愿，顶着日伪当局的重重压力坚持生产，并以套印上色成本高为由，始终拒绝在包装袋上加印伪满旗帜，原包装袋上的“沈阳”二字也始终保留。伪市公署商工科屡次下令改印“奉天”二字，他们均未执行，只将“提倡国货”4字改为“卫生良品”。
1956年，同昌行公私合营。1978年，国家民政部追认刘凯平为革命烈士，他的名字、贡献和牺牲，同他的“老火车”牌牙粉一起载入了抗日斗争史册，为后人永远铭记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