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的年轻医生正试图把无国界转变成一个专业化的人道救援组织，符尼尔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他们的努力下，无国界不再时常做出轰动全球的行动，但却变得越来越高效，最终成为全球第一的人道援助机构。
　　
　　接受完3家中文媒体的访问，符尼尔连夜上了飞往日内瓦的飞机。这个年轻的无国界医生全球议会主席对中国了解并不多，可是，他发现中国人却对他领导下的无国界医生兴趣浓厚。这个起初由怀抱革命理想主义的青年医生们创立的组织，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人道援助机构。
　　第一次来中国，符尼尔去了香港、南宁和广州，看望无国界医生在南宁艾滋病诊所里的病人，更重要的是看看他的中国同事们在这里做了什么，听听他们对无国界医生在全球发展的想法。虽然他目前还没有野心勃勃的中国计划，但他的中国同事们却相信，慢慢强大起来的中国人也有意愿和能力去援助世界上其他地方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
　　
　　从库什内到符尼尔
　　
　　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左翼学生掀起的革命盛会并没有给法国留下太多值得纪念的财富，但理想主义的热情却让一群年輕的法国医生躁动不安。革命风潮散去后不久，他们和其他一些医生创立了人道组织无国界医生。那一年，符尼尔只有4岁。
　　这个由年轻医生组成的联盟不愿意受疆界的限制、不愿意受冷战的意识形态去看世界、拒绝像红十字会同样遵从沉默法则，浪漫的革命热情让它显得光环四射。在《权力和理想主义者》一书里，美国保罗·伯曼将该组织形容为“全球游击战运动的医疗分支”。
　　30多年后，无国界医生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人道援助机构。而在2006年，符尼尔当选这个光环环绕的机构的全球议会主席。符尼尔是一个标准的医生，完成医学训练后，他在法国做了5年普通科医生。他无法理解他的前辈，那些怀着革命理想的年轻医生做出的许多鲁莽的行为，也不赞同人们对无国界医生的解读。
　　“大家都说无国界医生的创立者是一群理想主义的嬉皮医生，这其实是个误解，创造无国界医生的人是来自两种不同的群体，一种是年轻的医生，确实是受当时的风潮影响的，但是还有一群比较年长的医生，50多岁，他们完全是从社会的另一个角度去看，从一开始，他们就只是想救人，遵守独立跟不偏不倚的立场。”符尼尔说。
　　被誉为“无国界之父”的库什内是当年那批年轻医生们的领袖。这位现任的法国外交部长是无国界医生的创立者之一，半个世纪前，作为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积极分子，他朝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内扔红色墨水瓶，抗议美帝国主义。
　　库什内领导下的无国界医生充满了斗争的热情，穿梭国界，除了治病教人之外，更热衷的是批评那些制造杀戮和苦难的政府，但是他们却因缺乏足够专业的素养，在治病救人上效率低下。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的激烈争吵之后，库什内选择了离开，他无法忍受他的同伴们把无国界医生变成一个更加专业的、有效率的却缺乏革命理想的医疗援助机构的企图。
　　在谈起那群怀着革命理想的年轻医生和那些更加倾向于专业化的医生的争执时，符尼尔说他跟库什内的不同，是他选择做个人道工作者。“库什内这样一些从政的人，他们只是政府的一部分，例如他代表法国的政府去实施外交政策。而无国界医生是一个独立、不偏不倚的机构，我们的成员来自不同国家，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正因为人道工作者没有政治目的，我们能在交战各方管辖的地区，向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救援。”
　　事实上，在符尼尔之前的几任主席，同样选择了专业化的努力。从1979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专业医师加入无国界医生，新一代的年轻医生们没有经历过革命风潮，他们反对库什内，因为他总是认为单纯的医疗行动没有价值，人道行动应该跟政治行动联系在一起。
　　新一代的年轻医生们不再怀抱什么革命理想，他们以医疗人道行动为目标，试图把无国界医生提升为一个专业化的人道救援组织，符尼尔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他们的努力下，无国界不再时常做出轰动全球的行动，但却变得越来越高效，最终成为全球第一的人道援助机构。
　　
　　新主席的理想主义
　　
　　1999年，无国界医生获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理由正是他们一直努力追求的，诺贝尔和平奖褒扬他们：专业地、有效率地帮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代表那伸出来的援助的手，进入一切冲突和混乱之中。
　　诺贝尔和平奖给了无国界医生在全球巨大的声望，是他们越来越壮大的一个转折点，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批评。有人抱怨，无国界医生已经变得跟红十字会一样，把自己蜕变成了一个专业化的医疗救助机构，而不再是具备强烈的人道精神的“全球游击战的医疗分支”了。要知道，当年的创立者正是一群无法忍受红十字会的沉默法则的年轻医生。
　　他们对新的员工培训时，会告诉他们，我们不是人权机构，我们不是慈善机构。而他们的前辈可不是这样的，他们总是宣扬，“人道行动”的宗旨高于意识形态，他们甚至会非法越境，为了救助伤病中的人们，他们才懒得等待那些繁琐的公文的批准。他们指责过柬埔寨、朝鲜、阿富汗、塞尔维亚等各种类型的政府，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双重的：援救并为发生的事情作证。
　　可是，现在他们会耐心地等待政府的公文，“我们最大的麻烦就是行政手续的羁绊。”符尼尔说，“那样，会让我们无法接近需要我们救助的人，我们只能做一些我们能够改变的事情。”
　　有人质疑今天的无国界医生，为什么一边壮大，一边变得小心翼翼?当他们只有几个人的时候，只是在巴黎小打小闹的时候，他们看起来无所畏惧，他们对于批评的热情远远大于医疗，可是，30多年过去了，他们变成了世界第一的人道援助组织，他们可以动辄调用数十亿人民币，派遣大批高水平医生到达世界上最偏远的地方，他们现在更重视如何运用医疗专长，而不再喜欢对医疗之外的事情发言。
　　对于这些批评，符尼尔说：“我们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的医生沉默，比如在中国，我们在南宁从事艾滋病救助工作，如果有意见，我们会跟当地政府、卫生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等机构提，我们有自己的途径，但是，因为我们是在医疗的范围内工作，所以很多问题很专业，有的时候，通过媒体不是最好的方式，通过专业的网络才是最有效的方法，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最大的目标是给病人带来高质量的治疗。”
　　从1990年代，无国界医生决定走出欧洲，变成一个全球组织以来，他们就有了一个不比成立之初逊色的理想：在全球范围内，保卫人类的尊严。作为现任的主席，符尼尔并不愿意跟他的前辈们比较，“理想主义和专业化是可以结合起来的，无论是在非洲还是欧洲，我们要用同样的标准，致力于给所有被病痛缠绕的人提供同样高质量的服务，同样的药物，同样的效率，而不分国家、种族和贫富。” 　　“这就是我的理想主义，实现这些最需要的就是专业化。”这个医学博士考虑问题总是冷静，缜密，把所有的问题都用技术化手段化解。在讲述自己的理想主義时，他同样可以用医疗细节来阐释：我们在非洲等援助前线最经常碰到的疾病一是疟疾，以前在检测疟疾和治疗方面是没有效的，我们推广使用简单的“浸量尺”检测，用中国的青蒿素疗法来医治，这些都是最适宜在资源匮乏地区进行快速诊疗的手段。
　　
　　另外就是营养不良，全世界有100万人受到严重的营养不良的影响。在过去，我们要病人住院，尤其是小朋友。喂他们进食高营养配方的牛奶，每天8次，然后给他们一些粥。最近，我们已采用了新的疗法，使用牛奶花生酱剂——一种即食营养剂，能令85％的病人可以回家而不用住院，包装也很容易处理，在一个月里面，病人就可以痊愈了。
　　“通过这些专业化的治疗，我们治好的病人是以前的10倍。我认为这才是我们的理想主义，我们不是在改变一些不能改变的现象，而是用我们的医疗特长，找一些方法出来，给病人带来更好的治疗。”符尼尔说。从香港开始“中国行”
　　跟他的法国前辈们不一样，符尼尔没有法国人惯有的浪漫和热情，他习惯于用冰冷的技术逻辑来思考问题，可是他却被那些怀抱着深厚人道情怀的无国界医生们选为全球议会主席。符尼尔说，他选择了做一名专业的医生，领导一个专业化的医疗援助机构，从来没有想过像库什内那样从事政治。“那些来到我的诊所的孩子，刚进来的时候奄奄一息，经过我的治疗，很快他们就能够活蹦乱跳地出去，这样的场景让我难以忘怀。”
　　今天的无国界医生不再像30多年前那样，只是带着他们的义愤、勇气和仁慈去那些遭受苦难的地方工作，像一群革命家。今天，他们有了严密的组织、专业的后勤、充足的资金(来自于全球捐款人)，这些都让他们变得更加高效。
　　1998年，无国界医生开始在中国工作。2007年，他们在广州成立了代表处，在医科学生中推广人道救援的精神，在医院里招募医生。和新任主席的低调和专业一样，在中国的推广活动中，他们只是在广州狭小的图书馆里举办图片展，而不像30多年前那样，在法国的报纸上大幅刊登鼓舞人心的广告，那个时候他们说，需要一位新的杜南特(1864年在瑞士创立国际红十字会，190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中国年轻的医科学生们已经无法想象他们面前的无国界医生曾经的形象，甚至有的医科学生第一次听说这个组织的时候，关心的只是做一名无国界医生是否有稳定的收入以及锻炼医术和职业规划上的好处。
　　“专业化了的无国界医生对年轻医生们的吸引力似乎远远没有以前那个理想主义的无国界医生大了。”面对记者的这个问题，符尼尔沉思许久才说：“我们没有想要大量招募中国年轻医生参与海外援助，而更多的是采用救援当地的员工作为骨干。”而中国事务联络经理黄洁心则说：“无国界医生不只有法国人参与，也不只有美国人英国人参与，我们发现中国人对人道行动同样感兴趣，所以才来到中国，希望提供一个民间的平台，让中国人参与国际人道救援工作。”
　　1994年无国界医生在香港成立办事处，那个时候，总部的法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并不相信能够成功。“你想也不用想!香港，这部只会制造金钱的机器，这个资本主义的天堂，这个被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充斥的社会……这里哪会有人关心非洲或阿富汗的命运!”
　　“我在中国当过几年学生，也在香港为无国界医生照顾过越南船民一年，我深信香港并不只是这样。”曾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过两年中文的比利时人狄安丽说：“我察觉到香港中国人社会一些演变的迹象，一种更大的对外开放，以及或许因‘回归祖国’日期渐进而来的、一种寻求国际肯定的渴望。”
　　虽然位于布鲁塞尔的无国界医生行动中心总部对狄安丽的想法充满怀疑，但是，他们仍然勉强接受了她的建议：6个月，我们给你6个月的时间，去拿一点实质的证据来证明成功的可能性。
　　如今，香港办事处每年能够派出100位医生参与海外援助，自2004年以来在香港一地每年募集资金超过1亿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