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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佛塔是随佛教从印度传入的，丝绸之路是桥梁和纽带。大约在西汉末年，佛教由印度小亚西亚地区经中国西域传入中土，作为佛教文化载体的佛寺（包括石窟寺）和佛塔，逐渐在中华大地上出现，成为佛教文化的象征。佛教真正得到大的发展，是在魏晋以后，即两晋南北朝时期。从砖石建筑物的遗存看，佛塔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也是留给后人印象最深的建筑物。伴随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印度佛塔，在这个过程中又融入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内容和审美情趣，使得佛塔的建筑样式不断中国化。本文仅以宁夏现存历代佛塔的建筑样式为例，在多元文化时空中，对佛塔建筑样式的变化和文化内涵进行梳理与论述。
[关键词]丝绸之路；佛塔；宁夏境内；宗教文化
一、丝绸之路与佛塔
（一）丝绸之路
通常意义上的绿洲丝绸之路，是指汉唐时期由西安进入河西走廊、西域和中亚的丝路大通道。纵向看，这条大通道由东往西依地理分为东、中、西三段，概括了丝绸之路亚欧整个走向。横向看，由西安往西翻越六盘山（陇山），其东段有数条道可通。宁夏地处丝路东段北道，沿泾水、清水河，经固原穿越石门关，在甘肃靖远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也可过泾水穿越甘肃正宁县、环县向北，进入宁夏灵武，过黄河翻越贺兰山进入河西走廊。
固原的地理位置，正处在丝绸之路东段，六盘山南北耸立，成为关中西出的屏障。东段丝路又分为南、中、北三道，其走向是：从长安（今西安市）经咸阳县驿出发西北行，经醴泉、奉天（今乾县东），到邠州治所新平县（今邠县），沿泾水河谷北进，过长武、泾川、平凉，入固原南境要隘弹筝峡（三关口），过瓦亭关，北上原州（固原）；沿清水河谷，再向北经石门关（须弥山沟谷）折向西北经海原，抵黄河东岸的靖远，渡黄河即乌兰关（甘肃景泰县东），由景泰直抵河西走廊武威（凉州）。这是丝绸之路东段南、中、北三道中，由长安抵凉州（武威）之北道。居延汉简里对这条通道已有记载，认为是最便捷的丝路干道。
研究者认为，汉代长安到敦煌有两条线，其中一条是主线，一条是辅线，主线就是途经（高平）固原的主线。“这是当时东段的主要线路，是官员、使者和商旅的首选。只有当这条路线受阻时，人们才选择另一条路线。” 已出土的居延汉简，对汉代长安通往河西走廊的交通要道与驿站里程已有记载。文献记载与地方考古发掘基本是一致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成为汉唐丝绸之路走向的最佳选择。正缘于此，丝绸之路宁夏境内，不但留下了承载佛教文化的石窟，也留下了各类样式和造型独特的佛塔，密檐塔、喇嘛塔、塔群等各类造型的佛塔，丰富了西北地区佛塔建筑的功能与样式。以大量佛塔遗存看，宁夏南部多石窟，包括相邻的甘肃庆阳北石窟、南石窟等，宁夏北部多佛塔。
（二）佛塔建筑样式的演变
公元1世纪前后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史书是有文字记录的。当汉朝进入土崩瓦解的历史时期，在今天的南京一带为官的笮融，“大起浮图，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采” 。这是《后汉书？陶谦传》里的记载，也是历史文字具体叙述一个佛寺的规模、造像等的记载。这里明确记载着“金盘”与“重楼”，就是印度佛教与佛教文化中国化的典型，中国式的佛塔样式就已经形成并诞生了。佛塔是丝绸之路文化的产物。佛塔未来到中国以前，中国已有多层建筑物“重楼”。佛教文化的东进，带来了印度的“窣堵坡”的概念和形象——一个座上覆放着半圆形塔身，上立一根“刹”竿，穿着几层金盘。后来这个名称首先失去了“窣”字，“堵坡”变成了“塔坡”，最后省去“坡”字而成为“塔”。中国后来的塔，就是在重楼的顶上安上一个“窣堵坡”而形成的。 这里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印度塔建筑样式与进入中国之后的变化；二是说明中国后来的佛塔，就是印度塔中国化的建筑样式。
寺，原本是汉朝的一种官署的称谓。佛教传入以后，逐渐成为中国佛教寺院的专门称谓，可见其影响之大。到了隋唐以后，佛教寺院文化更为发达。唐朝有个著名的诗人名杜牧，他的一首诗中就写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名句。有寺必有塔，佛教的塔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物，佛寺建筑不但是佛教文化兴盛的象征，而且给古代城市形象的提升带来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宫殿、府邸和衙署之外，魏峨的佛塔出现在城市里，同样为普通人群提供了焚香、礼佛的场所，与民间老百姓融在了一起，成为重要的地方宗教文化集中的地方。佛塔建筑样式的演变，在客观上形成了多元文化。
二、宁夏的佛塔
显示宗教文化的主要建筑物佛塔，是凝固的宗教文化现象。依据地方志书及其他史料看，宁夏佛塔的修建维护与传承，明代是一个重要时期。此前，由于战争等因素，佛塔毁坏较多。明代的宁夏，虽然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下，但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影响文化的发展。明代宗教文化的发展和推进，主要源于就封宁夏的朱元璋第十五子——庆靖王朱栴为首的藩王文人集团，他们对地方寺院与佛塔文化建筑的修建、修缮与利用，起了浸润后世的重要作用。同时，为官于宁夏的明代文化人，也为宁夏宗教文化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海宝塔、承天寺塔、贺兰山双塔等佛塔，是前代留下来的佛塔建筑的经典，虽经朝代更替、战乱吞噬而成为废墟，但经庆王朱栴或主政宁夏的地方大员先后耗资修缮，依旧是明代宁夏镇城的重要建筑文化景观，是宁夏宗教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海宝塔
海宝塔，曾名为“赫宝塔”、“黑宝塔”，俗称“北塔”，至今耸立在银川古城北郊，成为银川历史文化名城的象征。清代康熙年间重修之后，名为“海宝塔”。早期名为“赫宝塔”，与1500多年前建立过大夏政权的赫连勃勃有关。赫连勃勃建都称帝后，修建过十余个较为重要的城池，在宁夏境内黄河西岸建筑过“饮汗城”，与此城池相匹配还修建了丽子园。此外，修建了最能体现赫连勃勃佛教思想的佛塔建筑——赫宝塔。此塔修建在一个方形的高台上，在台基中央耸立着11层楼阁式砖塔，高42.8米。塔顶为攒尖式，为绿色琉璃砖贴面、形状像火焰一样的穹隆顶造型。塔的整体造型简洁而富于变化，风格别致。清代乾隆《宁夏府志》里记载，海宝塔为“朔方八景”之一。 塔的造型，最初为方基、覆钵、尖顶。方基，象征佛的方袍，后来逐渐演变为四方台基。尖顶，象征锡杖，后来演变为竿、伞（也称为相轮、露、轮盖、刹等）。无论海宝塔为方基，或者台基，包括它的尖状塔顶造型，都可看出佛教文化中国化对它的影响。从塔的层级看，已经完全是中国化的标识。《魏书？释老志》记载，其时“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1级至3、5、7、9级，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 。塔的建筑形制已大致定型，塔的层级为奇数。海宝塔的塔基和层数，外具方形，内施楼阁，显得古朴典雅，实际上都是宗教文化与砖塔修建风格演变过程中中国化的产物。
海宝塔不仅是一处有影响的古代建筑文化遗产，自古就是著名的佛教寺院，佛教文化仍为当代人看重。现在，每年七月十五日庙会期间，僧人诵经，居士拜佛，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焚香，生意人借庙会做买卖，逛庙会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庙会文化非常兴盛。
（二）一百零八塔
一百零八塔，应该称为一百零八塔塔群或塔林。此塔群位于宁夏青铜峡市峡口镇，黄河在这里转了一个弯，状如太极的半圆，然后进入两山相夹的石峡。一百零八塔塔群，正当青铜峡峡口北端黄河西岸的山坡上，是一处依着陡峭山坡修建的三角形塔林，从布局阵势看，是一处独特而罕见的塔群，由108座喇嘛式实心塔组成，最高的一座5米，其余均高2.5米左右。整个塔群从上至下，按奇数1、3、5、7、9……有序排成12行，布局奇特，阵势雄伟。塔群发现砖雕佛像、彩绘泥塑佛造像、泥塔模等，同时还发现千佛图帛画、西夏文题记等，考古认定始建于西夏。塔群的建造，表明汉藏佛教文化在西夏地区的兴盛和对西夏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黄河青铜峡段，两山陡窄，黄河水穿峡谷而过。历史上，无论航运还是峡谷一侧之陆路，都是一条通道。上世纪30年代，著名记者范长江考察西北时穿峡而过，笔下有记载。青铜峡修建大坝之后，黄河水运与青铜峡陆路皆成为历史。一百零八塔的修建，与黄河青铜峡通道有关。就一百零八塔塔群看，虽为藏塔式造型，但已融入了多元文化。
佛塔传入后，每个朝代都在变化。北魏中期，砖塔的出现取代了此前的木塔，叠涩砌砖方法以及砖刻浮雕等新技术的运用，弥补了木塔的平淡呆板；塔身、塔形也出现了多样化的统一。除楼阁式塔外，还形成了密檐塔、单层塔（亦称亭格式）、金刚宝座塔和喇嘛塔等多种样式的变体。喇嘛塔（也称白塔），是由古印度、尼泊尔经西藏传入中国，但它的外形发生了很大变化。印度、尼泊尔的喇嘛塔基座特别大，塔肚是直线的，而且肩部的圆弧做得很简单。中国的喇嘛塔塔座为须弥座，塔肚为覆钵体，塔肚之上是塔刹。一百零八塔群，在建造样式上融藏传佛教文化而形成喇嘛塔，而且以塔群布局的形式出现，成为中国佛塔的新体系，塔的功能、结构和形式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手法。
（三）西夏佛塔
西夏立国之初，即开始创制文字，在开国之主李元昊的倡导和大力支持下，由野利仁荣来主持创制完成。由于党项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为西夏文字的创造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也由于西夏文字的创制及其广泛的使用范围，不仅涉及文史典籍、官署文书，尤其是涉及佛经的翻译和刻印。佛经的大量刊刻和流布，使得西夏的佛教文化极为盛行，包括佛塔的修建。
党项民族的早期信仰是原始的以祭天为主的自然崇拜。内迁以后，变化发展为鬼神崇拜，流行巫术。西夏文字的产生、佛教文化的传入等，这一切体现的都是这个民族社会阶段的变迁而带来的文化现象的延伸。佛教是西夏的主要宗教，但西夏同样有道教流传，包括较原始的鬼神崇拜。这同样表明西夏宗教文化的多元性，是符合文化发展的历史规迹的。西夏立国后，在接受佛教文化的总体思路上是开放的。它一面接受中原的汉传佛教，一面又大力吸收藏传佛教的文化内涵，致使藏传佛教文化在西夏同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西夏佛教建筑遍布境内，贺兰山一带相对集中，寺庙与佛塔林立，建筑技艺高超。这些曾经辉煌过的西夏佛教建筑，有的至今还为世人所观赏。宁夏境内至今仍存留着可供人们观瞻的西夏佛塔建筑，再现的是西夏佛教建筑艺术的建筑样式和精湛技艺。
李元昊立国之初，就开始大兴土木，佛塔是修建的主要建筑物之一。《大夏国葬舍利碣》记载了建佛舍利塔的经历和盛况。以后的佛塔就逐渐诞生在西夏的大地上，在宁夏境内的有挺拔秀丽的承天寺塔，依银川平原高纵耸立；华丽新奇的贺兰山拜寺口双塔，依偎着壮阔的贺兰山而远眺银川平原。此外，还有贺兰山拜寺沟的方塔、同心韦州密檐式康济寺塔、贺兰县楼阁式与覆钵式建筑艺术相结合的宏佛塔，等等。除一百零八塔外，其他各塔都是塔寺一体的建筑，都有专门事佛的僧众。
西夏佛教建筑艺术，体现的是西夏佛教兴盛的一个侧面。而发现于佛塔之中的西夏佛经及其文化遗存，更是再现了西夏佛教文化的辉煌。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内发现的西夏木文活字印刷本佛经，再现的是西夏雕版印刷技术的发达及其程度，尤其是活字印刷本身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活字印刷术发明于宋代，而活字印刷的佛经文本却发现于西夏。这是遗存的西夏佛教建筑物为中国木活字印刷术提供的宋夏时期的印刷品经典文本，有着巨大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承天寺塔是西夏塔寺一体的寺院建筑，如今依然耸立在当年西夏的都城兴庆府。承天寺塔是谅祚母后没藏氏主持修建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工程。承天寺舍利碣铭记载说，修建时“役民数万”。没藏氏曾一度出家为尼。她在临朝摄政的第三年，即天祐垂圣元年（1050）开始兴建此塔，前后费时近六年方才修建完成。承天寺塔建成后，将中原宋朝所赐《大藏经》庋藏于寺中。这里不光是藏置经卷，还延请回鹘高僧登台讲经，没藏氏与谅祚也经常来这里临听。 耸立在皇城外围的承天寺，有皇太后、皇帝时常亲临听佛经，自然是西夏当时最重要佛事场所之一。
拜寺口双塔是现遗存于贺兰山中的西夏建筑之一。这里视野开阔，山峦葱郁，山中幽雅的环境成为西夏佛教寺庙选址的理想去处。文献记载贺兰山中建有不少寺院，但至今保存下来的，就只有拜寺口双塔了。耸立在贺兰山东麓台地上的高约45米的双塔，东西向相对，相距约百米，造型与塔高粗看上去是一样的，为八角形十三层密檐式砖塔，如果仔细比照，两塔塔身装饰又不相同。东塔每层檐下均为两个怒目圆睁的砖雕兽头，造型威严凶猛；西塔每层檐下正中均开一方佛龛，龛内塑有佛像。双塔的名字，可能是后人约定俗成的称谓。 贺兰山西夏佛教寺庙建筑遗存中，位于宁夏贺兰县潘昶乡境内的宏佛塔极具特色。此塔是由汉、藏两种佛塔建筑风格相融会而修造的八角楼阁式空心塔身，塔基座是由三层须弥座覆钵式砌筑样式构成，造型特殊。1991年修缮时，塔内发现大量珍贵文物，诸如彩绘绢质佛画像、彩绘泥塑佛造像、西夏文雕印刷版残块等。由宏佛塔可推知，这里出土的有关宗教、绘画、雕塑、印刷和建筑等物，从多方面反映了西夏文化的历史。
兴庆府、贺兰山以外，在宁夏境内修建的西夏寺庙佛塔还有康济寺塔，位于宁夏同心县韦州旧城东南隅，现存于世。此处原建有康济禅寺，塔因寺而得名。此塔是一座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砖塔，高42米，塔室为八角空心木板楼层结构，原木梯可以登临。十三层每面设有佛龛，为八面攒尖塔顶。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规模较大的还有在广武营（青铜峡市境内）修建的大佛寺，明嘉靖年间栋宇尚存。安庆寺，在鸣沙州（中宁县）城内修建，明代尚存佛塔，今亦完好。此外，还有韦州喇嘛塔（始建于元代）、中宁恩和华严宝塔、中宁鸣沙镇鸣沙州塔、永宁李俊镇的李俊塔等。
以上所列的寺庙，大多是宁夏境内西夏寺庙佛塔建筑其中较著名者，也有一部分是元明清时期所建。就以西夏时期的佛塔建筑来看，后世人透过西夏时期众多的寺院佛塔建筑群，能真切地感悟到“云锁空山夏寺多” 的佛教文化在西夏时期的表现及其兴盛程度。
（四）宏佛塔
宏佛塔始建于西夏晚期，位于贺兰县潘昶乡王澄村。这座砖塔造型十分奇特，它是由楼阁式和喇嘛式两种不同风格的佛塔组合而成的砖塔，其下半部分是楼阁式，上半部分是喇嘛式。面南辟有券门，门楣两侧有砖雕龙凤等花纹图案；塔身每层之间有上下两重檐，檐下每面饰有两组砖雕斗争拱，塔棱转角处饰有一组砖雕斗拱，均系一斗三开的仿木结构。塔身之上即为塔刹，整个塔由刹座、刹身、刹顶三部分构成，塔的形制基本上是一座较大的喇嘛式规划，其造型独特，风格古朴，是国内罕见的一座古塔。此塔集中原传统的楼阁式佛塔和藏传佛教佛塔建筑艺术于一体。
从塔门上刻字得知，清朝雍正年间曾经过维修，应为西夏时所建。宏佛塔寺院出土的唐代彩绘泥塑佛教造像、西夏彩绘绢质佛画、高档建筑材料、大规模的建筑遗址等，均可说明此处香火不断，在西夏时仍是一座高规格的佛教寺院。宏佛塔遗址，就是西夏贺兰山佛祖院。在修复这座濒临倒塌的佛塔时，于刹座天宫内出土了一大批残朽的西夏文物，被《中国文物报》和文物考古专家、学者评定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同时还聘请了著名文物保护修复专家，对这批残朽的文物进行了抢救性修复整理。这批修复完好的文物有西夏绢彩佛画幅，彩塑佛像、罗汉、力士面像及身像18尊，西夏文佛经雕版200余块，还有幡带、木雕、木简、琉璃等近100件文物，其中绢彩画“炽盛光佛”、“玄武大帝”及彩塑佛都是宫廷艺匠的力作，也是我国已发现的同类题材的佛教艺术品中的精美之作，对于研究西夏佛教文化、美术史、印刷史提供了系统的实物标本，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宏佛塔寺院是西夏印刷佛经的重要场所，尤其是木活字印刷。
1996年6月至1997年10月，按照拆卸重建方案，对宏佛塔进行了修缮。
（五）拜寺沟方塔
拜寺沟方塔位于贺兰山拜寺沟内，是一座残高30米的十三层密檐式实心塔，为西夏建筑。1990年，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毁。
（六）田州古塔
田州古塔耸立在平罗县姚伏镇境内。塔呈平面六角形，为八层楼阁式砖塔，高38米。这里曾是隋、唐时的重要军镇，《平罗县志》载，田州古塔是西夏时所建。如果此说成立，田州古塔也是西夏时期宗教建筑的组成部分。
（七）灵武镇河塔
灵武镇河塔是清代生成的黄河边上的宗教建筑景观。翻检明代宁夏地方志书，无论是宗教方面的文字，还是寺庙建筑景观，都没有关于灵武镇河塔的记载。镇河塔的建成，融注着佛、道、儒多重文化内涵，在明清以来的宗教建筑文化景观中，是较为独特的。据灵武地方史料载，镇河塔在市区东南约4华里的地方，至今依然高高地耸立在黄河边上。塔高43米多，是一座八角形空心十三层砖木楼阁式塔，塔顶是天蓝色琉璃砖雕须弥座，承托着宝瓶形塔刹。塔室门向西开，原有木梯可盘旋登楼。据建塔碑文记载，镇河塔建于清代康熙年间，而且中间因地震造成损坏而重建过。镇河塔建成时，有寺院建筑相匹配。镇河塔的修建，体现的是当时人们美好而善良的愿望，深层是一种更虔诚的宗教期盼。
由明清以来宁夏或修缮或新建的宗教建筑物看，道教文化占居主流地位。清末民初，儒家文化建筑已逐渐为人们所看重。
三、佛塔与儒道文化
佛教虽是外来宗教，但它在中国的环境中，一步一步地与中国文化和中国原有思想观念相融合，一方面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加进了新的成分，最后自己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与古有的文化相融合，并深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之中，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逐渐形成了儒、佛、道为基本支柱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宁夏现存佛塔，时代较远者为两晋、西夏，元明清时期也有修建。虽经历了战火与自然灾害的破坏，但后世的保护与维修，同样延续了佛塔的存在时间。这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佛塔的建筑样式不断发生着变化，文化的支撑自然是与儒道文化的融合。“中国古塔虽脱胎于古印度的堵坡，但一开始就是中国化了的。” “中国古塔的建造与发展，带有佛教儒学化的明显特点。”
佛塔的中国化，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首先，从原本埋藏佛骨的地宫走上地面；其次，塔内不但可供奉佛像，人们还能登高远眺；再次，寺与塔建在一起，有佛塔便有佛寺。宁夏的佛塔大多寺塔一体，如承天寺佛塔、海宝塔等，人的因素，世俗的成分占据了佛塔的空间。难怪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佛塔是人的建筑，而不是神的灵境。
魏晋时期，逐渐形成了造塔的模式与规制。在千姿百态的中国佛塔中，就其建筑样式看，无论是密檐塔，还是楼阁塔，塔的层数都是奇数，单层、三层、五层直到十五层等，塔刹的相轮也不例外。塔的平面却是偶数多边形，如四角、六角、八角等。这种约定俗成的建塔模式，其构思源于我国古代阴阳对立统一的哲学观，是中国人对数字概念在佛塔建筑上的特殊运用，也与我国土生土长的“道生于一，其贵无偶”的道教神秘观念有关。就宁夏现存佛塔看，塔的建造形式三层、七层、十三层皆备，平面多为八角，承载着佛塔演变的规矩。既大多塔层为奇数，平面呈偶数。平罗田州古塔（俗称姚伏塔），塔呈平面六角形，八层楼阁式砖塔，高38米，塔顶呈六边覆斗状，但同样是八层偶数。 宋、辽、金时期，花塔流行。它是在约定俗成的中国特色的亭阁、楼阁和密檐式塔的基础上，借鉴东南亚佛塔雕刻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塔的形制，注重于装饰。西夏界于宋、辽、金之间，应该吸收了其建塔的装饰艺术风格，在一些塔的装饰方面得到了借鉴，如拜寺口双塔。相较之下，装饰的内容不一样，拜寺口双塔装饰主要是兽头与佛像；如与河北正定广惠寺花塔相比，华丽程度也不一样。
元代，藏传佛教盛行，宁夏是影响较深的地方之一。早在元朝建国前，忽必烈就在六盘山召见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起初是为了便于运兵并平定云南大理。之后，八思巴也为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1254年，当忽必烈出征大理北返驻跸六盘山时，八思巴在六盘山还有过会面。忽必烈的这些重大宗教活动，是在驻跸六盘山时期完成的。同时，为藏传佛教在宁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第二年冬，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封地，驻兵六盘山”。 同时，安西王府应运而生，并立王相府，以商挺为王相。 安西王驻节六盘山，目的在于分制陕西、四川等地，任务和使命艰巨，因为统一南宋的战争正在进行中。同时，也为藏传佛教文化在宁夏的再度落地生根配置了适宜的生存土壤。
安西王忙哥剌信仰藏传佛教，与他的父亲忽必烈有直接关系。当藏传佛教被忽必烈定为国教之后，藏传佛教的信仰与推崇，就与元代的政治文化与统治策略紧密联系在一了起。皇子忙哥剌自幼奉父皇之命，延请当时的中原著名文化人做他的的教师，自幼稚接受汉文化儒，但从他的名字来自“梵文幸福”之意的情节看，他应该随父母信奉了佛教。 忽和烈皈依藏传佛教，对忙哥剌影响很大。在这个文化背景下，安西王忙哥剌同样受这种时代宗教文化的影响，对藏传佛教十分推崇，就连他的王相府重臣商挺都皈依藏传佛教。由商挺提议、安西王出巨资修建的宝庆寺，经过数年的修建，于1278年秋天完工落成。整个殿阁宏伟，金壁灿烂。安西王和王妃亲往平凉崆峒山宝庆寺上供拜祀。
元代留下来的与佛塔建造有关的史料，笔者接触的很有限，但元代与佛教文化有关的遗物还能看到一些。须弥山石窟有改造后的藏传佛教造像和壁画，至今清晰可辨。从整体发展情况看，元代佛教发达，寺院众多，僧尼已超过百万人。安西王的作为，即可看到元代宗教文化的兴盛。宁夏一百零八塔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塔群，也是一处闻名中外的别具特色的塔群。此塔群始建于西夏，但元代应该有较大规模的修缮，体现的是元代佛塔的风格。此外，韦州的喇嘛塔，也是元代佛塔的见证。元代以后，建塔的数量已经大为减少，佛塔的建造已处在下坡与衰落之中。
朱元章建立明朝后，分封他的皇子们到全国重要的地方为亲王，协助管理大明的天下。第十六子朱栴就封宁夏，名为庆靖王。当朱棣夺取皇位后，他明白朱家的子孙也是靠不住的，于是一面宦官监军，一面不断削取就封各地的亲王的兵权。朱栴的庆靖王乌纱也成了空头支票，政治上没有指望时，只能在古书堆里消磨时光。他不但写了宁夏现存第一部地方志书《宁夏志》，而且修缮寺庙，或新建佛塔，以寄托他的精神世界。对于后人，却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明代留存下来的佛塔，主要有康济寺塔（始建为西夏）、李俊塔、鸣沙州塔等。在宁夏南部固原，唯一留存下来的是璎珞宝塔。璎珞宝塔位于宁夏彭阳县冯庄乡与交岔乡交界处的七座山峰之间。地方志书称其为“璎珞塔”，是宁夏南部唯一保存的明代塔式建筑。塔的造型，为七层楼阁式空心砖塔。此塔看上去好像是珠玉镶嵌装饰而成，显得十分华丽，故以“璎珞”相称。塔身通高约20米，每层正中及塔棱的转角处，均饰有一斗三升的斗拱，塔顶为八角覆斗式十三璇相轮，在相轮之上置圆形刹顶。每层挑檐的转角处原有悬挂的风铃，现已铃毁柄残。整个塔体为仿木结构，八角十窗，既显得简洁朴素大方，又小巧玲珑剔透，原有木梯可以登攀。此塔腰嵌有建于明“嘉靖三十年”的石刻题匾，即建于公元1554年，距今已有460余年的历史，也是宁夏为数不多的有明确纪年的砖塔。
四、结语
总体上，从佛塔的修建变化看，印度堵坡佛塔为半圆形，中国佛塔呈多边形。唐代以后，中国佛塔多为正方形，宋代以后出现六边、八边等多边形佛塔，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同时，装点美化，与世俗社会接近，成为建塔的一种文化走向。明清以后，塔的审美价值进一步拓展，在体现宗教文化的同时，成了名城名镇的标志，佛塔的原始意义逐渐淡出。随之，体现一地文脉的文峰塔、文星塔、文昌塔替代了先前的佛塔，儒释道文化融会贯通。
从佛塔的建造形制看，宁夏传世的佛塔都很有特点。海宝塔、承天寺塔、拜寺口双塔、一百零八塔、拜寺沟方塔、康济寺塔、宏佛塔、韦州喇嘛塔、李俊塔、镇河塔等，样式与造型独具特点，从它们身上可以看到佛塔在中国化过程的变化。抛开它们所承载的宗教文化之外，在建筑意义上体现着中国传统建筑的形象之美，包括其特有的诗情画意、线形审美移情的“冲动”。梁思成当年观赏北京天宁寺砖塔后，体悟出了此塔的“乐感”。罗哲文先生在他的《中国古塔》一书中，对此塔的审美内涵也有过精辟的论述：“富有音乐韵律”。以这样的审美视角审视宁夏的一些古塔，同样会产生不同凡响的感觉。
1张德芳：《西北汉简一百年》，《光明日报》，2010年6月17日。
2梁启超：《凝动的音乐》，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3《西夏书事》卷19，第11页。
4《嘉靖宁夏新志》卷7。
5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
6王振复：《塔的崇拜与审美》，《建筑美学》，台湾地景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259页、第233页。
7王世仁：《理性与浪漫的交织——中国建筑美学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8《元史》卷7《世祖纪四》。
9《元史》卷159《商挺传》。
10李治安：《忽必烈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5页。
[关键词]丝绸之路；佛塔；宁夏境内；宗教文化
一、丝绸之路与佛塔
（一）丝绸之路
通常意义上的绿洲丝绸之路，是指汉唐时期由西安进入河西走廊、西域和中亚的丝路大通道。纵向看，这条大通道由东往西依地理分为东、中、西三段，概括了丝绸之路亚欧整个走向。横向看，由西安往西翻越六盘山（陇山），其东段有数条道可通。宁夏地处丝路东段北道，沿泾水、清水河，经固原穿越石门关，在甘肃靖远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也可过泾水穿越甘肃正宁县、环县向北，进入宁夏灵武，过黄河翻越贺兰山进入河西走廊。
固原的地理位置，正处在丝绸之路东段，六盘山南北耸立，成为关中西出的屏障。东段丝路又分为南、中、北三道，其走向是：从长安（今西安市）经咸阳县驿出发西北行，经醴泉、奉天（今乾县东），到邠州治所新平县（今邠县），沿泾水河谷北进，过长武、泾川、平凉，入固原南境要隘弹筝峡（三关口），过瓦亭关，北上原州（固原）；沿清水河谷，再向北经石门关（须弥山沟谷）折向西北经海原，抵黄河东岸的靖远，渡黄河即乌兰关（甘肃景泰县东），由景泰直抵河西走廊武威（凉州）。这是丝绸之路东段南、中、北三道中，由长安抵凉州（武威）之北道。居延汉简里对这条通道已有记载，认为是最便捷的丝路干道。
研究者认为，汉代长安到敦煌有两条线，其中一条是主线，一条是辅线，主线就是途经（高平）固原的主线。“这是当时东段的主要线路，是官员、使者和商旅的首选。只有当这条路线受阻时，人们才选择另一条路线。” 已出土的居延汉简，对汉代长安通往河西走廊的交通要道与驿站里程已有记载。文献记载与地方考古发掘基本是一致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成为汉唐丝绸之路走向的最佳选择。正缘于此，丝绸之路宁夏境内，不但留下了承载佛教文化的石窟，也留下了各类样式和造型独特的佛塔，密檐塔、喇嘛塔、塔群等各类造型的佛塔，丰富了西北地区佛塔建筑的功能与样式。以大量佛塔遗存看，宁夏南部多石窟，包括相邻的甘肃庆阳北石窟、南石窟等，宁夏北部多佛塔。
（二）佛塔建筑样式的演变
公元1世纪前后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史书是有文字记录的。当汉朝进入土崩瓦解的历史时期，在今天的南京一带为官的笮融，“大起浮图，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采” 。这是《后汉书？陶谦传》里的记载，也是历史文字具体叙述一个佛寺的规模、造像等的记载。这里明确记载着“金盘”与“重楼”，就是印度佛教与佛教文化中国化的典型，中国式的佛塔样式就已经形成并诞生了。佛塔是丝绸之路文化的产物。佛塔未来到中国以前，中国已有多层建筑物“重楼”。佛教文化的东进，带来了印度的“窣堵坡”的概念和形象——一个座上覆放着半圆形塔身，上立一根“刹”竿，穿着几层金盘。后来这个名称首先失去了“窣”字，“堵坡”变成了“塔坡”，最后省去“坡”字而成为“塔”。中国后来的塔，就是在重楼的顶上安上一个“窣堵坡”而形成的。 这里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印度塔建筑样式与进入中国之后的变化；二是说明中国后来的佛塔，就是印度塔中国化的建筑样式。
寺，原本是汉朝的一种官署的称谓。佛教传入以后，逐渐成为中国佛教寺院的专门称谓，可见其影响之大。到了隋唐以后，佛教寺院文化更为发达。唐朝有个著名的诗人名杜牧，他的一首诗中就写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名句。有寺必有塔，佛教的塔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物，佛寺建筑不但是佛教文化兴盛的象征，而且给古代城市形象的提升带来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宫殿、府邸和衙署之外，魏峨的佛塔出现在城市里，同样为普通人群提供了焚香、礼佛的场所，与民间老百姓融在了一起，成为重要的地方宗教文化集中的地方。佛塔建筑样式的演变，在客观上形成了多元文化。
二、宁夏的佛塔
显示宗教文化的主要建筑物佛塔，是凝固的宗教文化现象。依据地方志书及其他史料看，宁夏佛塔的修建维护与传承，明代是一个重要时期。此前，由于战争等因素，佛塔毁坏较多。明代的宁夏，虽然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下，但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影响文化的发展。明代宗教文化的发展和推进，主要源于就封宁夏的朱元璋第十五子——庆靖王朱栴为首的藩王文人集团，他们对地方寺院与佛塔文化建筑的修建、修缮与利用，起了浸润后世的重要作用。同时，为官于宁夏的明代文化人，也为宁夏宗教文化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海宝塔、承天寺塔、贺兰山双塔等佛塔，是前代留下来的佛塔建筑的经典，虽经朝代更替、战乱吞噬而成为废墟，但经庆王朱栴或主政宁夏的地方大员先后耗资修缮，依旧是明代宁夏镇城的重要建筑文化景观，是宁夏宗教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海宝塔
海宝塔，曾名为“赫宝塔”、“黑宝塔”，俗称“北塔”，至今耸立在银川古城北郊，成为银川历史文化名城的象征。清代康熙年间重修之后，名为“海宝塔”。早期名为“赫宝塔”，与1500多年前建立过大夏政权的赫连勃勃有关。赫连勃勃建都称帝后，修建过十余个较为重要的城池，在宁夏境内黄河西岸建筑过“饮汗城”，与此城池相匹配还修建了丽子园。此外，修建了最能体现赫连勃勃佛教思想的佛塔建筑——赫宝塔。此塔修建在一个方形的高台上，在台基中央耸立着11层楼阁式砖塔，高42.8米。塔顶为攒尖式，为绿色琉璃砖贴面、形状像火焰一样的穹隆顶造型。塔的整体造型简洁而富于变化，风格别致。清代乾隆《宁夏府志》里记载，海宝塔为“朔方八景”之一。 塔的造型，最初为方基、覆钵、尖顶。方基，象征佛的方袍，后来逐渐演变为四方台基。尖顶，象征锡杖，后来演变为竿、伞（也称为相轮、露、轮盖、刹等）。无论海宝塔为方基，或者台基，包括它的尖状塔顶造型，都可看出佛教文化中国化对它的影响。从塔的层级看，已经完全是中国化的标识。《魏书？释老志》记载，其时“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1级至3、5、7、9级，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 。塔的建筑形制已大致定型，塔的层级为奇数。海宝塔的塔基和层数，外具方形，内施楼阁，显得古朴典雅，实际上都是宗教文化与砖塔修建风格演变过程中中国化的产物。
海宝塔不仅是一处有影响的古代建筑文化遗产，自古就是著名的佛教寺院，佛教文化仍为当代人看重。现在，每年七月十五日庙会期间，僧人诵经，居士拜佛，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焚香，生意人借庙会做买卖，逛庙会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庙会文化非常兴盛。
（二）一百零八塔
一百零八塔，应该称为一百零八塔塔群或塔林。此塔群位于宁夏青铜峡市峡口镇，黄河在这里转了一个弯，状如太极的半圆，然后进入两山相夹的石峡。一百零八塔塔群，正当青铜峡峡口北端黄河西岸的山坡上，是一处依着陡峭山坡修建的三角形塔林，从布局阵势看，是一处独特而罕见的塔群，由108座喇嘛式实心塔组成，最高的一座5米，其余均高2.5米左右。整个塔群从上至下，按奇数1、3、5、7、9……有序排成12行，布局奇特，阵势雄伟。塔群发现砖雕佛像、彩绘泥塑佛造像、泥塔模等，同时还发现千佛图帛画、西夏文题记等，考古认定始建于西夏。塔群的建造，表明汉藏佛教文化在西夏地区的兴盛和对西夏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黄河青铜峡段，两山陡窄，黄河水穿峡谷而过。历史上，无论航运还是峡谷一侧之陆路，都是一条通道。上世纪30年代，著名记者范长江考察西北时穿峡而过，笔下有记载。青铜峡修建大坝之后，黄河水运与青铜峡陆路皆成为历史。一百零八塔的修建，与黄河青铜峡通道有关。就一百零八塔塔群看，虽为藏塔式造型，但已融入了多元文化。
佛塔传入后，每个朝代都在变化。北魏中期，砖塔的出现取代了此前的木塔，叠涩砌砖方法以及砖刻浮雕等新技术的运用，弥补了木塔的平淡呆板；塔身、塔形也出现了多样化的统一。除楼阁式塔外，还形成了密檐塔、单层塔（亦称亭格式）、金刚宝座塔和喇嘛塔等多种样式的变体。喇嘛塔（也称白塔），是由古印度、尼泊尔经西藏传入中国，但它的外形发生了很大变化。印度、尼泊尔的喇嘛塔基座特别大，塔肚是直线的，而且肩部的圆弧做得很简单。中国的喇嘛塔塔座为须弥座，塔肚为覆钵体，塔肚之上是塔刹。一百零八塔群，在建造样式上融藏传佛教文化而形成喇嘛塔，而且以塔群布局的形式出现，成为中国佛塔的新体系，塔的功能、结构和形式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手法。
（三）西夏佛塔
西夏立国之初，即开始创制文字，在开国之主李元昊的倡导和大力支持下，由野利仁荣来主持创制完成。由于党项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为西夏文字的创造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也由于西夏文字的创制及其广泛的使用范围，不仅涉及文史典籍、官署文书，尤其是涉及佛经的翻译和刻印。佛经的大量刊刻和流布，使得西夏的佛教文化极为盛行，包括佛塔的修建。
党项民族的早期信仰是原始的以祭天为主的自然崇拜。内迁以后，变化发展为鬼神崇拜，流行巫术。西夏文字的产生、佛教文化的传入等，这一切体现的都是这个民族社会阶段的变迁而带来的文化现象的延伸。佛教是西夏的主要宗教，但西夏同样有道教流传，包括较原始的鬼神崇拜。这同样表明西夏宗教文化的多元性，是符合文化发展的历史规迹的。西夏立国后，在接受佛教文化的总体思路上是开放的。它一面接受中原的汉传佛教，一面又大力吸收藏传佛教的文化内涵，致使藏传佛教文化在西夏同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西夏佛教建筑遍布境内，贺兰山一带相对集中，寺庙与佛塔林立，建筑技艺高超。这些曾经辉煌过的西夏佛教建筑，有的至今还为世人所观赏。宁夏境内至今仍存留着可供人们观瞻的西夏佛塔建筑，再现的是西夏佛教建筑艺术的建筑样式和精湛技艺。
李元昊立国之初，就开始大兴土木，佛塔是修建的主要建筑物之一。《大夏国葬舍利碣》记载了建佛舍利塔的经历和盛况。以后的佛塔就逐渐诞生在西夏的大地上，在宁夏境内的有挺拔秀丽的承天寺塔，依银川平原高纵耸立；华丽新奇的贺兰山拜寺口双塔，依偎着壮阔的贺兰山而远眺银川平原。此外，还有贺兰山拜寺沟的方塔、同心韦州密檐式康济寺塔、贺兰县楼阁式与覆钵式建筑艺术相结合的宏佛塔，等等。除一百零八塔外，其他各塔都是塔寺一体的建筑，都有专门事佛的僧众。
西夏佛教建筑艺术，体现的是西夏佛教兴盛的一个侧面。而发现于佛塔之中的西夏佛经及其文化遗存，更是再现了西夏佛教文化的辉煌。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内发现的西夏木文活字印刷本佛经，再现的是西夏雕版印刷技术的发达及其程度，尤其是活字印刷本身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活字印刷术发明于宋代，而活字印刷的佛经文本却发现于西夏。这是遗存的西夏佛教建筑物为中国木活字印刷术提供的宋夏时期的印刷品经典文本，有着巨大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承天寺塔是西夏塔寺一体的寺院建筑，如今依然耸立在当年西夏的都城兴庆府。承天寺塔是谅祚母后没藏氏主持修建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工程。承天寺舍利碣铭记载说，修建时“役民数万”。没藏氏曾一度出家为尼。她在临朝摄政的第三年，即天祐垂圣元年（1050）开始兴建此塔，前后费时近六年方才修建完成。承天寺塔建成后，将中原宋朝所赐《大藏经》庋藏于寺中。这里不光是藏置经卷，还延请回鹘高僧登台讲经，没藏氏与谅祚也经常来这里临听。 耸立在皇城外围的承天寺，有皇太后、皇帝时常亲临听佛经，自然是西夏当时最重要佛事场所之一。
拜寺口双塔是现遗存于贺兰山中的西夏建筑之一。这里视野开阔，山峦葱郁，山中幽雅的环境成为西夏佛教寺庙选址的理想去处。文献记载贺兰山中建有不少寺院，但至今保存下来的，就只有拜寺口双塔了。耸立在贺兰山东麓台地上的高约45米的双塔，东西向相对，相距约百米，造型与塔高粗看上去是一样的，为八角形十三层密檐式砖塔，如果仔细比照，两塔塔身装饰又不相同。东塔每层檐下均为两个怒目圆睁的砖雕兽头，造型威严凶猛；西塔每层檐下正中均开一方佛龛，龛内塑有佛像。双塔的名字，可能是后人约定俗成的称谓。 贺兰山西夏佛教寺庙建筑遗存中，位于宁夏贺兰县潘昶乡境内的宏佛塔极具特色。此塔是由汉、藏两种佛塔建筑风格相融会而修造的八角楼阁式空心塔身，塔基座是由三层须弥座覆钵式砌筑样式构成，造型特殊。1991年修缮时，塔内发现大量珍贵文物，诸如彩绘绢质佛画像、彩绘泥塑佛造像、西夏文雕印刷版残块等。由宏佛塔可推知，这里出土的有关宗教、绘画、雕塑、印刷和建筑等物，从多方面反映了西夏文化的历史。
兴庆府、贺兰山以外，在宁夏境内修建的西夏寺庙佛塔还有康济寺塔，位于宁夏同心县韦州旧城东南隅，现存于世。此处原建有康济禅寺，塔因寺而得名。此塔是一座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砖塔，高42米，塔室为八角空心木板楼层结构，原木梯可以登临。十三层每面设有佛龛，为八面攒尖塔顶。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规模较大的还有在广武营（青铜峡市境内）修建的大佛寺，明嘉靖年间栋宇尚存。安庆寺，在鸣沙州（中宁县）城内修建，明代尚存佛塔，今亦完好。此外，还有韦州喇嘛塔（始建于元代）、中宁恩和华严宝塔、中宁鸣沙镇鸣沙州塔、永宁李俊镇的李俊塔等。
以上所列的寺庙，大多是宁夏境内西夏寺庙佛塔建筑其中较著名者，也有一部分是元明清时期所建。就以西夏时期的佛塔建筑来看，后世人透过西夏时期众多的寺院佛塔建筑群，能真切地感悟到“云锁空山夏寺多” 的佛教文化在西夏时期的表现及其兴盛程度。
（四）宏佛塔
宏佛塔始建于西夏晚期，位于贺兰县潘昶乡王澄村。这座砖塔造型十分奇特，它是由楼阁式和喇嘛式两种不同风格的佛塔组合而成的砖塔，其下半部分是楼阁式，上半部分是喇嘛式。面南辟有券门，门楣两侧有砖雕龙凤等花纹图案；塔身每层之间有上下两重檐，檐下每面饰有两组砖雕斗争拱，塔棱转角处饰有一组砖雕斗拱，均系一斗三开的仿木结构。塔身之上即为塔刹，整个塔由刹座、刹身、刹顶三部分构成，塔的形制基本上是一座较大的喇嘛式规划，其造型独特，风格古朴，是国内罕见的一座古塔。此塔集中原传统的楼阁式佛塔和藏传佛教佛塔建筑艺术于一体。
从塔门上刻字得知，清朝雍正年间曾经过维修，应为西夏时所建。宏佛塔寺院出土的唐代彩绘泥塑佛教造像、西夏彩绘绢质佛画、高档建筑材料、大规模的建筑遗址等，均可说明此处香火不断，在西夏时仍是一座高规格的佛教寺院。宏佛塔遗址，就是西夏贺兰山佛祖院。在修复这座濒临倒塌的佛塔时，于刹座天宫内出土了一大批残朽的西夏文物，被《中国文物报》和文物考古专家、学者评定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同时还聘请了著名文物保护修复专家，对这批残朽的文物进行了抢救性修复整理。这批修复完好的文物有西夏绢彩佛画幅，彩塑佛像、罗汉、力士面像及身像18尊，西夏文佛经雕版200余块，还有幡带、木雕、木简、琉璃等近100件文物，其中绢彩画“炽盛光佛”、“玄武大帝”及彩塑佛都是宫廷艺匠的力作，也是我国已发现的同类题材的佛教艺术品中的精美之作，对于研究西夏佛教文化、美术史、印刷史提供了系统的实物标本，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宏佛塔寺院是西夏印刷佛经的重要场所，尤其是木活字印刷。
1996年6月至1997年10月，按照拆卸重建方案，对宏佛塔进行了修缮。
（五）拜寺沟方塔
拜寺沟方塔位于贺兰山拜寺沟内，是一座残高30米的十三层密檐式实心塔，为西夏建筑。1990年，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毁。
（六）田州古塔
田州古塔耸立在平罗县姚伏镇境内。塔呈平面六角形，为八层楼阁式砖塔，高38米。这里曾是隋、唐时的重要军镇，《平罗县志》载，田州古塔是西夏时所建。如果此说成立，田州古塔也是西夏时期宗教建筑的组成部分。
（七）灵武镇河塔
灵武镇河塔是清代生成的黄河边上的宗教建筑景观。翻检明代宁夏地方志书，无论是宗教方面的文字，还是寺庙建筑景观，都没有关于灵武镇河塔的记载。镇河塔的建成，融注着佛、道、儒多重文化内涵，在明清以来的宗教建筑文化景观中，是较为独特的。据灵武地方史料载，镇河塔在市区东南约4华里的地方，至今依然高高地耸立在黄河边上。塔高43米多，是一座八角形空心十三层砖木楼阁式塔，塔顶是天蓝色琉璃砖雕须弥座，承托着宝瓶形塔刹。塔室门向西开，原有木梯可盘旋登楼。据建塔碑文记载，镇河塔建于清代康熙年间，而且中间因地震造成损坏而重建过。镇河塔建成时，有寺院建筑相匹配。镇河塔的修建，体现的是当时人们美好而善良的愿望，深层是一种更虔诚的宗教期盼。
由明清以来宁夏或修缮或新建的宗教建筑物看，道教文化占居主流地位。清末民初，儒家文化建筑已逐渐为人们所看重。
三、佛塔与儒道文化
佛教虽是外来宗教，但它在中国的环境中，一步一步地与中国文化和中国原有思想观念相融合，一方面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加进了新的成分，最后自己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与古有的文化相融合，并深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之中，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逐渐形成了儒、佛、道为基本支柱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宁夏现存佛塔，时代较远者为两晋、西夏，元明清时期也有修建。虽经历了战火与自然灾害的破坏，但后世的保护与维修，同样延续了佛塔的存在时间。这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佛塔的建筑样式不断发生着变化，文化的支撑自然是与儒道文化的融合。“中国古塔虽脱胎于古印度的堵坡，但一开始就是中国化了的。” “中国古塔的建造与发展，带有佛教儒学化的明显特点。”
佛塔的中国化，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首先，从原本埋藏佛骨的地宫走上地面；其次，塔内不但可供奉佛像，人们还能登高远眺；再次，寺与塔建在一起，有佛塔便有佛寺。宁夏的佛塔大多寺塔一体，如承天寺佛塔、海宝塔等，人的因素，世俗的成分占据了佛塔的空间。难怪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佛塔是人的建筑，而不是神的灵境。
魏晋时期，逐渐形成了造塔的模式与规制。在千姿百态的中国佛塔中，就其建筑样式看，无论是密檐塔，还是楼阁塔，塔的层数都是奇数，单层、三层、五层直到十五层等，塔刹的相轮也不例外。塔的平面却是偶数多边形，如四角、六角、八角等。这种约定俗成的建塔模式，其构思源于我国古代阴阳对立统一的哲学观，是中国人对数字概念在佛塔建筑上的特殊运用，也与我国土生土长的“道生于一，其贵无偶”的道教神秘观念有关。就宁夏现存佛塔看，塔的建造形式三层、七层、十三层皆备，平面多为八角，承载着佛塔演变的规矩。既大多塔层为奇数，平面呈偶数。平罗田州古塔（俗称姚伏塔），塔呈平面六角形，八层楼阁式砖塔，高38米，塔顶呈六边覆斗状，但同样是八层偶数。 宋、辽、金时期，花塔流行。它是在约定俗成的中国特色的亭阁、楼阁和密檐式塔的基础上，借鉴东南亚佛塔雕刻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塔的形制，注重于装饰。西夏界于宋、辽、金之间，应该吸收了其建塔的装饰艺术风格，在一些塔的装饰方面得到了借鉴，如拜寺口双塔。相较之下，装饰的内容不一样，拜寺口双塔装饰主要是兽头与佛像；如与河北正定广惠寺花塔相比，华丽程度也不一样。
元代，藏传佛教盛行，宁夏是影响较深的地方之一。早在元朝建国前，忽必烈就在六盘山召见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起初是为了便于运兵并平定云南大理。之后，八思巴也为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1254年，当忽必烈出征大理北返驻跸六盘山时，八思巴在六盘山还有过会面。忽必烈的这些重大宗教活动，是在驻跸六盘山时期完成的。同时，为藏传佛教在宁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第二年冬，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封地，驻兵六盘山”。 同时，安西王府应运而生，并立王相府，以商挺为王相。 安西王驻节六盘山，目的在于分制陕西、四川等地，任务和使命艰巨，因为统一南宋的战争正在进行中。同时，也为藏传佛教文化在宁夏的再度落地生根配置了适宜的生存土壤。
安西王忙哥剌信仰藏传佛教，与他的父亲忽必烈有直接关系。当藏传佛教被忽必烈定为国教之后，藏传佛教的信仰与推崇，就与元代的政治文化与统治策略紧密联系在一了起。皇子忙哥剌自幼奉父皇之命，延请当时的中原著名文化人做他的的教师，自幼稚接受汉文化儒，但从他的名字来自“梵文幸福”之意的情节看，他应该随父母信奉了佛教。 忽和烈皈依藏传佛教，对忙哥剌影响很大。在这个文化背景下，安西王忙哥剌同样受这种时代宗教文化的影响，对藏传佛教十分推崇，就连他的王相府重臣商挺都皈依藏传佛教。由商挺提议、安西王出巨资修建的宝庆寺，经过数年的修建，于1278年秋天完工落成。整个殿阁宏伟，金壁灿烂。安西王和王妃亲往平凉崆峒山宝庆寺上供拜祀。
元代留下来的与佛塔建造有关的史料，笔者接触的很有限，但元代与佛教文化有关的遗物还能看到一些。须弥山石窟有改造后的藏传佛教造像和壁画，至今清晰可辨。从整体发展情况看，元代佛教发达，寺院众多，僧尼已超过百万人。安西王的作为，即可看到元代宗教文化的兴盛。宁夏一百零八塔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塔群，也是一处闻名中外的别具特色的塔群。此塔群始建于西夏，但元代应该有较大规模的修缮，体现的是元代佛塔的风格。此外，韦州的喇嘛塔，也是元代佛塔的见证。元代以后，建塔的数量已经大为减少，佛塔的建造已处在下坡与衰落之中。
朱元章建立明朝后，分封他的皇子们到全国重要的地方为亲王，协助管理大明的天下。第十六子朱栴就封宁夏，名为庆靖王。当朱棣夺取皇位后，他明白朱家的子孙也是靠不住的，于是一面宦官监军，一面不断削取就封各地的亲王的兵权。朱栴的庆靖王乌纱也成了空头支票，政治上没有指望时，只能在古书堆里消磨时光。他不但写了宁夏现存第一部地方志书《宁夏志》，而且修缮寺庙，或新建佛塔，以寄托他的精神世界。对于后人，却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明代留存下来的佛塔，主要有康济寺塔（始建为西夏）、李俊塔、鸣沙州塔等。在宁夏南部固原，唯一留存下来的是璎珞宝塔。璎珞宝塔位于宁夏彭阳县冯庄乡与交岔乡交界处的七座山峰之间。地方志书称其为“璎珞塔”，是宁夏南部唯一保存的明代塔式建筑。塔的造型，为七层楼阁式空心砖塔。此塔看上去好像是珠玉镶嵌装饰而成，显得十分华丽，故以“璎珞”相称。塔身通高约20米，每层正中及塔棱的转角处，均饰有一斗三升的斗拱，塔顶为八角覆斗式十三璇相轮，在相轮之上置圆形刹顶。每层挑檐的转角处原有悬挂的风铃，现已铃毁柄残。整个塔体为仿木结构，八角十窗，既显得简洁朴素大方，又小巧玲珑剔透，原有木梯可以登攀。此塔腰嵌有建于明“嘉靖三十年”的石刻题匾，即建于公元1554年，距今已有460余年的历史，也是宁夏为数不多的有明确纪年的砖塔。
四、结语
总体上，从佛塔的修建变化看，印度堵坡佛塔为半圆形，中国佛塔呈多边形。唐代以后，中国佛塔多为正方形，宋代以后出现六边、八边等多边形佛塔，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同时，装点美化，与世俗社会接近，成为建塔的一种文化走向。明清以后，塔的审美价值进一步拓展，在体现宗教文化的同时，成了名城名镇的标志，佛塔的原始意义逐渐淡出。随之，体现一地文脉的文峰塔、文星塔、文昌塔替代了先前的佛塔，儒释道文化融会贯通。
从佛塔的建造形制看，宁夏传世的佛塔都很有特点。海宝塔、承天寺塔、拜寺口双塔、一百零八塔、拜寺沟方塔、康济寺塔、宏佛塔、韦州喇嘛塔、李俊塔、镇河塔等，样式与造型独具特点，从它们身上可以看到佛塔在中国化过程的变化。抛开它们所承载的宗教文化之外，在建筑意义上体现着中国传统建筑的形象之美，包括其特有的诗情画意、线形审美移情的“冲动”。梁思成当年观赏北京天宁寺砖塔后，体悟出了此塔的“乐感”。罗哲文先生在他的《中国古塔》一书中，对此塔的审美内涵也有过精辟的论述：“富有音乐韵律”。以这样的审美视角审视宁夏的一些古塔，同样会产生不同凡响的感觉。
1张德芳：《西北汉简一百年》，《光明日报》，2010年6月17日。
2梁启超：《凝动的音乐》，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3《西夏书事》卷19，第11页。
4《嘉靖宁夏新志》卷7。
5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
6王振复：《塔的崇拜与审美》，《建筑美学》，台湾地景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259页、第233页。
7王世仁：《理性与浪漫的交织——中国建筑美学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8《元史》卷7《世祖纪四》。
9《元史》卷159《商挺传》。
10李治安：《忽必烈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