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流动女性除了具有农民工的共性问题外，性别身份可能使她们在享受社会保险政策时处于更为不利的境地。大多数流动女性已经成为家庭经济的支柱，她们更看重收入提高。婚育性“回流”是她们不参保的重要原因。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把参保代理权变成控制权，使流动女性很难实现自主参保。在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问题上，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盘算。流动女性参保问题上折射出来的是全球性结构的变动与重构，而在变与不变的力量博弈中，流动女性承受了更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