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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编校人员在编校时寻找差错，实际上这是在用知识检验知识——用已有的正确知识去识别不正确的东西。很显然，已有知识是有限的，需要不断补充才可以使查错能力更上一层楼。现在提出还要留心从书稿中学点什么，就是“为知识而求知识”，而书稿恰有传授知识的固有功能。举个小例子：对于“权利”和“权力”，笔者总是分不太清，还是书稿帮了忙：“权力由权利转化而来(通过选举)，权力从属于权利。权利是目的，权力是保障和实现权利的手段，权力必须服从于权利。”事儿虽没什么了不起的，却可以说明一个道理，书稿内知识点众多，如果能有所汲取，效果也就趋近于博览群书，知道的自然也就多了。如果不是这样，等于主动放弃了充实知识的机会，岂不可惜?
那么，编校时查错和学习这两种心思不是要“打架”吗?其实就个人来讲，查错和学习都是一种才能。契诃夫就曾说过：“我们只需要加法，各种才能之间是不会打架的。”这倒挺适合用来宽慰的。当然，真正做起来是要有具体措施加以保障的，不能仅凭说说而已。对我们来讲，只要把学习与查错之关系处理好，就完全可以使两下既并行不悖，又相得益彰。
二
在留心从书稿中学习知识这件事上，自己的感性认识是如上所说，那么从理性上分析是否说得过去呢?这恐怕得看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情况了，下面不妨做一些简要探讨。
1.书稿是传授知识的载体，就地取材地学习适应编校工作的特点。“作为一名编辑，如果说他有什么得天独厚的地方，那就是他能比较方便地接触到书、报、刊。即便审读书稿，那也是在读未成书之前的书。”
教育家杜威“在做事里面求学问”说得好，而学者贝尔的“在工作中学习，在操作中学习，是提高自主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则更加切题。编校人员对书稿中有用知识留心吸收和积累的举动，恰恰是一种具体体现，用毛泽东的话概括起来就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2.此想法能否行得通，还得看能否解除会不会影响编校质量的疑问了。笔者认为，可以做到不影响编校质量是缘于以下几点。
(1)学习与查错是两种心思，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应该是互斥的，但互斥不等于对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就明确定义：“互斥事件不一定是对立的”。在编校时二者是对矛盾，可“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二者是“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笔者认为，这个“条件”就是必须有学的意愿。如果不符合“条件”，还是一心一意地编校为好。编校工作要以查错为使命，可并不妨碍对书稿内容有反应、有接收。要想有所吸收，就需要有所留心。
(2)查错时还要留心学习知识必定要一心二用，其实这涉及注意力的运用问题。心理学理论认为，在同一个过程中，人们在把自己的注意力指向某一具体事物的同时，还能根据需要指向其他事物且不会顾此失彼。据此可以说，在编校时我们完全可以有意而为之，其中的“为”指查错和留心这两种行为。“一心不可二用”之说无非就是担心只顾留意了，会对差错视而不见而影响到编校质量。从深层次理解，就是对能否合理地分配好对学习和查错的注意力的担忧。那么如果把注意力分配好了，这种担忧不就没有必要了吗?
(3)“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在现实生活中，不要说“一心二用”，就是“一心几用”的事例都可以说比比皆是。比如在上课时，既要认真听讲，又要记笔记，还要留心哪些地方没听懂，留待课下请教老师。说绝对点儿，编校时也要有所留心，但没有学生上课的情形复杂，无非就是多留意有没有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而已。
三
一件事情的必要性往往体现在值得去做上，编校时也想着从书稿中学习知识，还会衍生出自主学习的功能，这恐怕是最大的必要性了，自己的工作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通过书稿学习可以使很抽象的“学习”变成实实在在的具体行为，并以此培养探究精神。比如看到书稿中“据《山海经》载称，唐太宗李世民生病时，梦里常听到鬼哭神嚎之声……”的内容时，因本人对《山海经》的知识不掌握，便查了相关资料，得知它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地理书。唐太宗时代为公元627－650年问，而《山海经》则出现于公元前，要早于后者800多年。这样说来书稿所说的就应该是谬误了，因为《山海经》再神奇也不可能算出800多年后的事情，更何况细节了。在本人的工作中，类似的实例很多，说明有所留心就会有所收获。通过对书稿中未知信息的探究，不但学到了知识，还连带发现了差错，无形中就提高了辨错能力，收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2)在编校时有所留心，还可以使“编校学相长”，个人印象最深的当属书稿曾指正了自己的误断。有一次自己认定句子“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罗伯特·格罗赛特(1175－1253)提倡把自然科学建立在数学基础之上”是错误的，因为牛津大学是1168年建校的，依常理推算，学校在建校后的约30年间一直没有校长，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后来又看了一部书稿，“……例如12世纪的波隆那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就是典型意义上的没有校长的大学，因为大学的权力是由教授掌管的”的表述让我感到新奇，也立刻意识到那一次的判断是错误的，只因知识有欠缺。现在把欠缺的知识补上了，则完全得益于后面的书稿。如果这时只是读过去了而没有自主学习的因素在里面，岂不是失去了一次被指正的机会!
四
对书稿有所留心之做法可行，可怎样做效果才好呢?这需要编校个体根据实际情况定夺，因此这完全是个实践和体悟的问题。笔者的体会是要做到“勤”和“谨”：“勤”的做法莫过于设立记录卡片，随时把书稿中对自己有帮助的内容记录下来，不用有误时的担忧，这是真正的“磨刀不误砍柴工”；而“谨”就是要把它当回事，认真去做，决不敷衍。坚持做到“勤”和“谨”了，定会助力于自己的编校工作。可以说，做与不做，有心与无心，对知识掌握的数量及个人工作和学习能力的提高，结果会是大不一样的。
留心从书稿中学习知识，是个人基于书稿是一种重要知识“源”的客观现实而发出的感慨。需要强调的是，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编校无可指责，“我们不能片面地强调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本人提出通过书稿学习知识，只不过是想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另有所收获。笔者始终认为，这样做既可以促进学习潜能的发挥，又能为提高辨识差错能力积攒资本，何不用心一试呢?只是要把握住，同做任何事情不可偏废的道理一样，在对书稿中知识点有所留心时，不要忘了自己查错的主业，要合理地分配好自己的注意力，否则的话必定会得不偿失，那样也就有违本文的初衷了。
编校人员在编校时寻找差错，实际上这是在用知识检验知识——用已有的正确知识去识别不正确的东西。很显然，已有知识是有限的，需要不断补充才可以使查错能力更上一层楼。现在提出还要留心从书稿中学点什么，就是“为知识而求知识”，而书稿恰有传授知识的固有功能。举个小例子：对于“权利”和“权力”，笔者总是分不太清，还是书稿帮了忙：“权力由权利转化而来(通过选举)，权力从属于权利。权利是目的，权力是保障和实现权利的手段，权力必须服从于权利。”事儿虽没什么了不起的，却可以说明一个道理，书稿内知识点众多，如果能有所汲取，效果也就趋近于博览群书，知道的自然也就多了。如果不是这样，等于主动放弃了充实知识的机会，岂不可惜?
那么，编校时查错和学习这两种心思不是要“打架”吗?其实就个人来讲，查错和学习都是一种才能。契诃夫就曾说过：“我们只需要加法，各种才能之间是不会打架的。”这倒挺适合用来宽慰的。当然，真正做起来是要有具体措施加以保障的，不能仅凭说说而已。对我们来讲，只要把学习与查错之关系处理好，就完全可以使两下既并行不悖，又相得益彰。
二
在留心从书稿中学习知识这件事上，自己的感性认识是如上所说，那么从理性上分析是否说得过去呢?这恐怕得看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情况了，下面不妨做一些简要探讨。
1.书稿是传授知识的载体，就地取材地学习适应编校工作的特点。“作为一名编辑，如果说他有什么得天独厚的地方，那就是他能比较方便地接触到书、报、刊。即便审读书稿，那也是在读未成书之前的书。”
教育家杜威“在做事里面求学问”说得好，而学者贝尔的“在工作中学习，在操作中学习，是提高自主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则更加切题。编校人员对书稿中有用知识留心吸收和积累的举动，恰恰是一种具体体现，用毛泽东的话概括起来就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2.此想法能否行得通，还得看能否解除会不会影响编校质量的疑问了。笔者认为，可以做到不影响编校质量是缘于以下几点。
(1)学习与查错是两种心思，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应该是互斥的，但互斥不等于对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就明确定义：“互斥事件不一定是对立的”。在编校时二者是对矛盾，可“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二者是“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笔者认为，这个“条件”就是必须有学的意愿。如果不符合“条件”，还是一心一意地编校为好。编校工作要以查错为使命，可并不妨碍对书稿内容有反应、有接收。要想有所吸收，就需要有所留心。
(2)查错时还要留心学习知识必定要一心二用，其实这涉及注意力的运用问题。心理学理论认为，在同一个过程中，人们在把自己的注意力指向某一具体事物的同时，还能根据需要指向其他事物且不会顾此失彼。据此可以说，在编校时我们完全可以有意而为之，其中的“为”指查错和留心这两种行为。“一心不可二用”之说无非就是担心只顾留意了，会对差错视而不见而影响到编校质量。从深层次理解，就是对能否合理地分配好对学习和查错的注意力的担忧。那么如果把注意力分配好了，这种担忧不就没有必要了吗?
(3)“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在现实生活中，不要说“一心二用”，就是“一心几用”的事例都可以说比比皆是。比如在上课时，既要认真听讲，又要记笔记，还要留心哪些地方没听懂，留待课下请教老师。说绝对点儿，编校时也要有所留心，但没有学生上课的情形复杂，无非就是多留意有没有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而已。
三
一件事情的必要性往往体现在值得去做上，编校时也想着从书稿中学习知识，还会衍生出自主学习的功能，这恐怕是最大的必要性了，自己的工作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通过书稿学习可以使很抽象的“学习”变成实实在在的具体行为，并以此培养探究精神。比如看到书稿中“据《山海经》载称，唐太宗李世民生病时，梦里常听到鬼哭神嚎之声……”的内容时，因本人对《山海经》的知识不掌握，便查了相关资料，得知它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地理书。唐太宗时代为公元627－650年问，而《山海经》则出现于公元前，要早于后者800多年。这样说来书稿所说的就应该是谬误了，因为《山海经》再神奇也不可能算出800多年后的事情，更何况细节了。在本人的工作中，类似的实例很多，说明有所留心就会有所收获。通过对书稿中未知信息的探究，不但学到了知识，还连带发现了差错，无形中就提高了辨错能力，收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2)在编校时有所留心，还可以使“编校学相长”，个人印象最深的当属书稿曾指正了自己的误断。有一次自己认定句子“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罗伯特·格罗赛特(1175－1253)提倡把自然科学建立在数学基础之上”是错误的，因为牛津大学是1168年建校的，依常理推算，学校在建校后的约30年间一直没有校长，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后来又看了一部书稿，“……例如12世纪的波隆那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就是典型意义上的没有校长的大学，因为大学的权力是由教授掌管的”的表述让我感到新奇，也立刻意识到那一次的判断是错误的，只因知识有欠缺。现在把欠缺的知识补上了，则完全得益于后面的书稿。如果这时只是读过去了而没有自主学习的因素在里面，岂不是失去了一次被指正的机会!
四
对书稿有所留心之做法可行，可怎样做效果才好呢?这需要编校个体根据实际情况定夺，因此这完全是个实践和体悟的问题。笔者的体会是要做到“勤”和“谨”：“勤”的做法莫过于设立记录卡片，随时把书稿中对自己有帮助的内容记录下来，不用有误时的担忧，这是真正的“磨刀不误砍柴工”；而“谨”就是要把它当回事，认真去做，决不敷衍。坚持做到“勤”和“谨”了，定会助力于自己的编校工作。可以说，做与不做，有心与无心，对知识掌握的数量及个人工作和学习能力的提高，结果会是大不一样的。
留心从书稿中学习知识，是个人基于书稿是一种重要知识“源”的客观现实而发出的感慨。需要强调的是，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编校无可指责，“我们不能片面地强调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本人提出通过书稿学习知识，只不过是想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另有所收获。笔者始终认为，这样做既可以促进学习潜能的发挥，又能为提高辨识差错能力积攒资本，何不用心一试呢?只是要把握住，同做任何事情不可偏废的道理一样，在对书稿中知识点有所留心时，不要忘了自己查错的主业，要合理地分配好自己的注意力，否则的话必定会得不偿失，那样也就有违本文的初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