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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三五”规划指出，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必须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维度，即理论维度、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理论维度来讲，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里根经济学”，而应该体现出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自觉自主性;历史维度来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特征在我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各次改革中都有着明显的体现;现实维度来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遵循了“创新、和谐、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引领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理论与实践的“双创新”。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新常态;维度
[中图分类号]F014.32;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10-0049-05
“十三五”规划的主线被定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尚属首次，这也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引领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这对我们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新要求，要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来龙去脉”，这样就有利于我们成功跨越“贫困陷阱”，从而助力我们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的目标。因此，必须认真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维度的正确把握，有利于我们在具体实践中加快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一、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维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就目前来看，我国在经济方面的改革是成功的。之所以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自主自觉性。我国在經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能够自觉地预见面临的风险及难关，不会因为在改革过程中的“绊脚石”就失去改革的动力，畏缩不前，失去发展的机遇期。当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基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的，并且在改革过程中能够顺应全球化的世界潮流，没有照搬照抄发达国家的改革经验。正如我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结合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没有盲目地照搬美国等国家在经济改革方面的“良方”。因此，“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也展现出这种自觉自主性。”[1]
在目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中，有部分人把我国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供给侧经济学”相联系，有的人甚至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作为“供给侧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里根经济学”等同起来。“里根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市场万能说”，反对政府的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干预，认为政府的干预使得市场出现不平衡，是对市场的歪曲。“里根经济学”充分强调市场的作用，主张市场开放、贸易自由，强调私有化，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从而增强私营组织的作用，强烈抵制政府的干预。上世纪的90年代前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拉美地区的国家先后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反映出，“里根经济学”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是失败的“药方”。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证明了“里根经济学”的失败，坚持“里根经济学”，倡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终的结果就是不断弱化政府宏观调控，对于市场隐形的风险不能及时发现，市场运行失灵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和社会出现动荡。“里根经济学”在当前仍然影响着美国的发展，美国仍遭受自己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带来的恶果，比如美国社会现在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财政赤字规模也不断膨胀，这些都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
通过以上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里根经济学”的对比，可以看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政策目标与手段等都与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在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绝不能照搬“里根经济学”，否则就会“吃错药”，破坏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认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不要将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地看作是西方供给侧经济学的“翻版”，不能等同于“里根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二、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维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进经济方面的改革，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双创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要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么怎么样进行改革才能达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对于这一问题是没有现成的结论的，这也是我们改革初期为什么讲要“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尝试-错误-再尝试”。虽然如此，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我国不断提高顶层设计能力，增强改革的自主自觉性，”[2]不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规律，发展经济建设新理论，从而加强理论对经济改革实践的指导。
从实质上讲，我国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伟大实践本身就是一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改革本身就是进行上层建筑的变革来逐步调整我国的生产关系，从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达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以此来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变化发展的需要。第二，由于改革使得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的供给要素得到大幅增加，比如资本、技术、劳动、管理、知识、信息等要素，这些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畴。第三，通过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我国在资源配置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尤其是生产要素上，由此带来的结构性因素也在变化之中，比如投资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等，只是由于当时我们处于改革的初期，没有深入认识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规律，因而没有明确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几个重要的节点，而每一个节点都体现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
第一个节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开始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当然首先是关于农村的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得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很大提高，生活得到改善，同时也减少了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乡镇企业进入黄金发展期。 第二个节点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改革的“全面”开展。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要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也是我国致力于建设立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这次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城市为重点，但是较为全面，努力突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此之后，我国放宽对企业的控制，由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个体经济发展迅速;加速了对外开放步伐，确立沿海地区优先发展起来的战略。
第三个节点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指明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进行了具体的战略部署。在此之后，我国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收入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当然，党的十四屆三中全会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国际大背景下召开的，面对国际形势的大变化，我国能够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反映出“我们对中国发展的道路与制度选择的信心”[3]，体现出我们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第四个节点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充分发挥出市场的生机与活力。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形成更加系统的、有效的、开放的经济体系。从相关资料中可以显现出，这一时期我国的市场主体，包括各类企业以及个体户，都有着较大的增长幅度，为我国的就业、经济总量的增长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第五个节点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目标，指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改革顺序、重点、方式以及工作体制机制等都进行了相关的说明。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一直包含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思想：通过进行改革，优化供给侧的资源配置及要素投入，从而推进我国结构性变革和优化。我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水平还落后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还要推进改革，不断使我国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这就要求在今后的改革中仍然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此来保证“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各类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进而实现我国经济中高速持续健康增长。”[4]
三、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维度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一个突出的问题：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这不仅是我国关注的焦点，也是全球各个国家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贸易体，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与走向，对于全世界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的贸易伙伴国有着直接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讲，当前我国的经济方面的改革与之前的几个重要节点有着不同之处。因此，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维度是十分重要的，有利于我们理解党和国家把它定位“十三五”规划主线的原因，进而掌握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要想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维度，就必须搞清楚我国经济发展出现的两大问题，一个是正确看待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另一个是利用“调结构”来“保增长”，扩大内需，而不是单纯的像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一样的扩大内需的政策。
（一）要理清我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影响因素
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年底到2016年间，我国经济增速平均为9.6%，要高于战后日本及韩国等国的增速。当然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多次的波动，经济增速放缓，有的时期甚至出现严重下滑，主要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我国的经济增速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尤其是在1992年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增速波动幅度基本没有出现过“大起大落”的现象，从中反映出我国的宏观调控日益完善。总之，经济增速的变化是内部结构性要素、外部需求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经济增速每次的变动，都体现出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为以后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我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后（即2011年），经济增速出现下降，由当初的9.5%降到7%以下，2015年首次破“7”。针对经济增速的下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外部需求的增速降低。自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外部冲击，由于我国高度对外开放，参与到世界经济发展中，从外部需求的放缓来解释我国经济增长率下行显得顺理成章。从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比明显下降。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处于变革调整期，整体体现出“低增长、高债务”的特征，经济发展呈现整体好转仍然有着不确定性，表现为在拉动经济增长上，新兴经济体的作用正在弱化;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上也比较有限，有的发达国家自身都处于经济发展的“泥潭”中，对世界经济的复苏起到的作用有限。而且目前国际上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比如“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结果等影响因素，都会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
我国经济增速除了外部因素的影响外，我国自身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实现“保增长”，我国实行了较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刺激计划，导致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较为突出，尤其在“十二五”规划期间，结构性矛盾表现得特别突出。所以，我国自2011年出现的经济下行，虽然受到外部需求这一外因的影响，同时也深受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这一内因的影响。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投资的影响。据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都是较高的，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开始房地产投资明显降低，但随后2010年房地产投资增长发生了反弹，在“十二五”期间却又出现下滑，直接带来的影响就是经济增速的下滑。房地产投资的下滑更为重要的一个影响是，直接引起对与房地产相关领域和行业的需求量降低，比如钢铁、水泥等，导致我国的煤炭、钢铁等领域出现产能过剩，这也是我国提出“去库存、去产能”的直接原因。而且，在金融危机后，我国为了缓解压力，实施刺激经济发展的计划，使得对房地产以及相关领域的信贷等优惠政策放宽，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也带来了各级政府出现债务的扩大，不断提升财政、税收、货币这三大杠杆的“杠杆率”，是目前提出“去杠杆”的诱因。 （二）要在把握我国经济结构特征的基础上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速在“十二五”时期出现了下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经济结构仍然沿着能够使我国经济实现长远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不断调整。在宏观上，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突出的表现为第三产业占比有了明显提升，第二产业占比明显降低，2015年我国的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了50%。从更深层次来讲，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伴随着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的转变，由于新旧经济发展的动力发挥出来的作用不同，而且可能不能很好地“衔接”，比如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发展较慢，而旧动力退出得较快，就会导致经济增速的下滑，因此，从这个角度讲，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出现经济增速下滑也是正常情况。所以，由于结构性因素造成的经济增速出现下降是合理的，对此不用过于悲观。更何况“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发展良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等基本实现了规划目标，”[5]为“十三五”规划的顺利展开、经济的持续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上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仍然有“错位”现象，如何实现“调结构”和“保增长”的“双赢”，仍然是一大难题，如果处理不好，二者之间的矛盾可能会更凸显。“十三五”规划的经济增长是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晴雨表”，因为牵涉到能否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目标。想要正确预见“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增速，就必须正确把握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这一“潜在增长率”主要体现为实现经济增长相关要素的优化配置所能发挥出来的增长率。因此，我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决定经济增速的仍然是结构性因素，保持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一大关键就是能否处理好结构性问题。
从外部因素分析，当前世界经济整体处于低迷发展期，如果这种“现实”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想要破解我国经济发展的困境，实现“保增长”的目标，寄希望于外部因素的改善是不明智的。所以要依靠我国自身来争取实现“稳增长”，这就需要进一步地“调结构”。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未来，我国想实现经济增长，除了要依靠外部环境，更为关键的是“要进行深入地经济结构调整。”[6]改革开放的历史与现实都表明，“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环节。”而目前我国的结构性矛盾体现在房地产等的“高库存”、部分工业部门存在的“高产能”、相关行政部门的“高杠杆”以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高成本”。这“四高”反映出的问题就是我国传統工业正走向衰败、我国在要素资源配置上效率低下以及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不断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应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而生，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完成。
总的来讲，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机遇和挑战并存，尤其是我国在长期发展累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及“稳增长”。因此，我国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目前的结构性矛盾，而且也为未来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十三五”期间以及未来很长时期，我国仍然毫不动摇地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的经济增速不仅会受到来自内外部双向需求的影响，在更大程度上要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受结构性因素的决定。我国在今后的经济结构调整中重点还是在二、三产业的变化上，作为“十三五”规划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遵循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举措，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必然要求，通过“调结构”，不断实现“保增长”。
由此可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石二鸟”之计，不但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结构性矛盾，而且有助于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从短期看，就是要实现“三去一降一补”，进而实现“保增长”、“降风险”;从长期看，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提升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稳定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十三五”规划中被提到相当重要的位置，足见其重要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理论与实践的“双创新”，集中体现出我国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二者的双向互动，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引领者”，能够为今后的实践创新提供新的理论指导与政治共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始终遵循了“创新、和谐、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通过“调结构”深化各项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转变政府的职能，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引领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进入更高水平发展的必然抉择。
参考文献：
[1]郑志来.“一带一路”战略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因、路径与对策[J].经济问题，2016，（05）.
[2]余乃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哲学新思维[J].中州学刊，2016，（10）.
[3]曹红军.论大学生就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学术论坛，2016，（05）.
[4]韩艳红.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J].教学与研究，2016，（10）.
[5]赵志耘.以科技创新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中国软科学，2016，（09）.
责任编辑 攻 克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新常态;维度
[中图分类号]F014.32;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10-0049-05
“十三五”规划的主线被定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尚属首次，这也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引领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这对我们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新要求，要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来龙去脉”，这样就有利于我们成功跨越“贫困陷阱”，从而助力我们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的目标。因此，必须认真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维度的正确把握，有利于我们在具体实践中加快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一、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维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就目前来看，我国在经济方面的改革是成功的。之所以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自主自觉性。我国在經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能够自觉地预见面临的风险及难关，不会因为在改革过程中的“绊脚石”就失去改革的动力，畏缩不前，失去发展的机遇期。当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基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的，并且在改革过程中能够顺应全球化的世界潮流，没有照搬照抄发达国家的改革经验。正如我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结合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没有盲目地照搬美国等国家在经济改革方面的“良方”。因此，“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也展现出这种自觉自主性。”[1]
在目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中，有部分人把我国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供给侧经济学”相联系，有的人甚至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作为“供给侧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里根经济学”等同起来。“里根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市场万能说”，反对政府的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干预，认为政府的干预使得市场出现不平衡，是对市场的歪曲。“里根经济学”充分强调市场的作用，主张市场开放、贸易自由，强调私有化，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从而增强私营组织的作用，强烈抵制政府的干预。上世纪的90年代前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拉美地区的国家先后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反映出，“里根经济学”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是失败的“药方”。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证明了“里根经济学”的失败，坚持“里根经济学”，倡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终的结果就是不断弱化政府宏观调控，对于市场隐形的风险不能及时发现，市场运行失灵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和社会出现动荡。“里根经济学”在当前仍然影响着美国的发展，美国仍遭受自己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带来的恶果，比如美国社会现在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财政赤字规模也不断膨胀，这些都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
通过以上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里根经济学”的对比，可以看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政策目标与手段等都与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在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绝不能照搬“里根经济学”，否则就会“吃错药”，破坏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认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不要将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地看作是西方供给侧经济学的“翻版”，不能等同于“里根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二、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维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进经济方面的改革，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双创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要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么怎么样进行改革才能达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对于这一问题是没有现成的结论的，这也是我们改革初期为什么讲要“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尝试-错误-再尝试”。虽然如此，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我国不断提高顶层设计能力，增强改革的自主自觉性，”[2]不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规律，发展经济建设新理论，从而加强理论对经济改革实践的指导。
从实质上讲，我国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伟大实践本身就是一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改革本身就是进行上层建筑的变革来逐步调整我国的生产关系，从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达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以此来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变化发展的需要。第二，由于改革使得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的供给要素得到大幅增加，比如资本、技术、劳动、管理、知识、信息等要素，这些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畴。第三，通过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我国在资源配置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尤其是生产要素上，由此带来的结构性因素也在变化之中，比如投资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等，只是由于当时我们处于改革的初期，没有深入认识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规律，因而没有明确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几个重要的节点，而每一个节点都体现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
第一个节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开始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当然首先是关于农村的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得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很大提高，生活得到改善，同时也减少了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乡镇企业进入黄金发展期。 第二个节点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改革的“全面”开展。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要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也是我国致力于建设立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这次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城市为重点，但是较为全面，努力突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此之后，我国放宽对企业的控制，由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个体经济发展迅速;加速了对外开放步伐，确立沿海地区优先发展起来的战略。
第三个节点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指明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进行了具体的战略部署。在此之后，我国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收入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当然，党的十四屆三中全会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国际大背景下召开的，面对国际形势的大变化，我国能够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反映出“我们对中国发展的道路与制度选择的信心”[3]，体现出我们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第四个节点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充分发挥出市场的生机与活力。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形成更加系统的、有效的、开放的经济体系。从相关资料中可以显现出，这一时期我国的市场主体，包括各类企业以及个体户，都有着较大的增长幅度，为我国的就业、经济总量的增长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第五个节点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目标，指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改革顺序、重点、方式以及工作体制机制等都进行了相关的说明。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一直包含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思想：通过进行改革，优化供给侧的资源配置及要素投入，从而推进我国结构性变革和优化。我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水平还落后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还要推进改革，不断使我国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这就要求在今后的改革中仍然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此来保证“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各类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进而实现我国经济中高速持续健康增长。”[4]
三、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维度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一个突出的问题：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这不仅是我国关注的焦点，也是全球各个国家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贸易体，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与走向，对于全世界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的贸易伙伴国有着直接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讲，当前我国的经济方面的改革与之前的几个重要节点有着不同之处。因此，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维度是十分重要的，有利于我们理解党和国家把它定位“十三五”规划主线的原因，进而掌握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要想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维度，就必须搞清楚我国经济发展出现的两大问题，一个是正确看待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另一个是利用“调结构”来“保增长”，扩大内需，而不是单纯的像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一样的扩大内需的政策。
（一）要理清我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影响因素
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年底到2016年间，我国经济增速平均为9.6%，要高于战后日本及韩国等国的增速。当然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多次的波动，经济增速放缓，有的时期甚至出现严重下滑，主要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我国的经济增速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尤其是在1992年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增速波动幅度基本没有出现过“大起大落”的现象，从中反映出我国的宏观调控日益完善。总之，经济增速的变化是内部结构性要素、外部需求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经济增速每次的变动，都体现出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为以后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我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后（即2011年），经济增速出现下降，由当初的9.5%降到7%以下，2015年首次破“7”。针对经济增速的下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外部需求的增速降低。自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外部冲击，由于我国高度对外开放，参与到世界经济发展中，从外部需求的放缓来解释我国经济增长率下行显得顺理成章。从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比明显下降。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处于变革调整期，整体体现出“低增长、高债务”的特征，经济发展呈现整体好转仍然有着不确定性，表现为在拉动经济增长上，新兴经济体的作用正在弱化;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上也比较有限，有的发达国家自身都处于经济发展的“泥潭”中，对世界经济的复苏起到的作用有限。而且目前国际上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比如“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结果等影响因素，都会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
我国经济增速除了外部因素的影响外，我国自身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实现“保增长”，我国实行了较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刺激计划，导致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较为突出，尤其在“十二五”规划期间，结构性矛盾表现得特别突出。所以，我国自2011年出现的经济下行，虽然受到外部需求这一外因的影响，同时也深受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这一内因的影响。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投资的影响。据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都是较高的，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开始房地产投资明显降低，但随后2010年房地产投资增长发生了反弹，在“十二五”期间却又出现下滑，直接带来的影响就是经济增速的下滑。房地产投资的下滑更为重要的一个影响是，直接引起对与房地产相关领域和行业的需求量降低，比如钢铁、水泥等，导致我国的煤炭、钢铁等领域出现产能过剩，这也是我国提出“去库存、去产能”的直接原因。而且，在金融危机后，我国为了缓解压力，实施刺激经济发展的计划，使得对房地产以及相关领域的信贷等优惠政策放宽，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也带来了各级政府出现债务的扩大，不断提升财政、税收、货币这三大杠杆的“杠杆率”，是目前提出“去杠杆”的诱因。 （二）要在把握我国经济结构特征的基础上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速在“十二五”时期出现了下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经济结构仍然沿着能够使我国经济实现长远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不断调整。在宏观上，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突出的表现为第三产业占比有了明显提升，第二产业占比明显降低，2015年我国的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了50%。从更深层次来讲，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伴随着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的转变，由于新旧经济发展的动力发挥出来的作用不同，而且可能不能很好地“衔接”，比如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发展较慢，而旧动力退出得较快，就会导致经济增速的下滑，因此，从这个角度讲，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出现经济增速下滑也是正常情况。所以，由于结构性因素造成的经济增速出现下降是合理的，对此不用过于悲观。更何况“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发展良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等基本实现了规划目标，”[5]为“十三五”规划的顺利展开、经济的持续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上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仍然有“错位”现象，如何实现“调结构”和“保增长”的“双赢”，仍然是一大难题，如果处理不好，二者之间的矛盾可能会更凸显。“十三五”规划的经济增长是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晴雨表”，因为牵涉到能否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目标。想要正确预见“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增速，就必须正确把握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这一“潜在增长率”主要体现为实现经济增长相关要素的优化配置所能发挥出来的增长率。因此，我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决定经济增速的仍然是结构性因素，保持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一大关键就是能否处理好结构性问题。
从外部因素分析，当前世界经济整体处于低迷发展期，如果这种“现实”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想要破解我国经济发展的困境，实现“保增长”的目标，寄希望于外部因素的改善是不明智的。所以要依靠我国自身来争取实现“稳增长”，这就需要进一步地“调结构”。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未来，我国想实现经济增长，除了要依靠外部环境，更为关键的是“要进行深入地经济结构调整。”[6]改革开放的历史与现实都表明，“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环节。”而目前我国的结构性矛盾体现在房地产等的“高库存”、部分工业部门存在的“高产能”、相关行政部门的“高杠杆”以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高成本”。这“四高”反映出的问题就是我国传統工业正走向衰败、我国在要素资源配置上效率低下以及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不断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应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而生，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完成。
总的来讲，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机遇和挑战并存，尤其是我国在长期发展累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及“稳增长”。因此，我国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目前的结构性矛盾，而且也为未来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十三五”期间以及未来很长时期，我国仍然毫不动摇地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的经济增速不仅会受到来自内外部双向需求的影响，在更大程度上要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受结构性因素的决定。我国在今后的经济结构调整中重点还是在二、三产业的变化上，作为“十三五”规划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遵循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举措，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必然要求，通过“调结构”，不断实现“保增长”。
由此可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石二鸟”之计，不但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结构性矛盾，而且有助于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从短期看，就是要实现“三去一降一补”，进而实现“保增长”、“降风险”;从长期看，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提升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稳定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十三五”规划中被提到相当重要的位置，足见其重要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理论与实践的“双创新”，集中体现出我国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二者的双向互动，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引领者”，能够为今后的实践创新提供新的理论指导与政治共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始终遵循了“创新、和谐、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通过“调结构”深化各项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转变政府的职能，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引领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进入更高水平发展的必然抉择。
参考文献：
[1]郑志来.“一带一路”战略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因、路径与对策[J].经济问题，2016，（05）.
[2]余乃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哲学新思维[J].中州学刊，2016，（10）.
[3]曹红军.论大学生就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学术论坛，2016，（05）.
[4]韩艳红.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J].教学与研究，2016，（10）.
[5]赵志耘.以科技创新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中国软科学，2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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