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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之一,“历史解释是指以史料为依据,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与方法”。[1]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核心力量。历史人物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是培养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因此,如何在课堂上有效运用历史人物教学,培养学生的历史解释素养,值得我们一线教师深思。
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启蒙运动,其间风流辈出,各领风骚。他们个性鲜明,用各自的方式书写着人生和影响着历史。可以说,华师大版高中历史第五分册《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课,是运用历史人物教学培养历史解释素养的绝佳课题。下面,结合本课的教学设计和课堂实践,谈谈我对在历史人物教学中培养学生历史解释素养的思考。
一、鲜明个性,还原真实而立体的历史人物
历史解释的基础是历史之真,因此,历史人物的塑造首先要还原其真实性和多面性。
“历史,全部历史无疑正是由活动家的个性作用所组成的。”[2]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其“火”一般的性格,激烈、直率,影响着新文化运动的进行与发展。一方面陈独秀自信自负、直率刚强的性格,使他具备一个革命者的开拓精神与闯劲。但另一方面,陈独秀“言辞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3]也不免得罪人,为其晚年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走近、了解陈独秀其人,我将他与胡适作了对比式呈现。我节选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引导学生进行对比分析。首先我让学生对这两篇文章的标题进行字面上的思考,“改良”是指渐进的革新,“刍议”是初步提出的建议。胡适的态度较为温和,更多是以学术探讨的口吻。而陈独秀用的词是“革命”,语气上、态度上显然激烈了许多。接着我启发学生从内容字词上去分析,胡适是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提出了新文学的八点注意事项。而陈独秀用的是“推倒”、“建设”这样的词,要推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陈独秀旗帜鲜明地确立了新旧双方的堡垒,其文堪称“战斗檄文”,而胡适却是如“水”般温和、博雅的学者形象。性格上的差别,导致新文化运动后期两人分歧渐深,新文化阵营内部出现分裂。
“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有性格瑕疵的英雄固然让人扼腕叹息,但有血有肉的凡俗之人更易让人感到亲近。因此在本课中,我尽量避免对陈独秀标签化、脸谱化的叙述,还原其真实、丰富的形象,引导学生体会历史人物性格因素对历史事件的影响。让学生走进陈独秀、读懂陈独秀、理解陈独秀,再对陈独秀其人形成自己的看法与评价,从而提高学生历史解释的核心素养。
二、创设情境,揭示人物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历史解释必须置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因此,历史人物的言行必须从具体时代中去考查,要深刻揭示人物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4]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和“英雄造时势”,人物与时代的关系是历史人物教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也是历史解释素养在人物教学中需要达成的目标。历史人物教学首先需要创设情境,再现历史场景,让学生了解历史人物有怎样的经历,面临怎样的处境,做出怎样的选择,从而实现对人物的“同情之理解”。其次,历史人物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感知个体生命,理解时代内涵,建构两者间的关联,有助于促进学生历史解释素养的达成。
在本课中,当我们追溯新文化运动的缘起时,不禁会深思,陈独秀为何会想到通过创办《青年杂志》去影响时人呢?要探寻这一问题,可以先从陈独秀前半生的人生经历来看。因此在课程导入环节,我放入一张陈独秀的大事年谱,让学生归纳其身份的几经变更。陈独秀从考取科举功名的传统文人,到反清、反袁世凯政府的乱党,再到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先锋。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演变,大致反映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曲折历程。在此,我向学生抛出问题,在经历过政治革命的狂热和残酷后,是什么让陈独秀认识到武力革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而他又为什么选择以创办杂志这种方式来救国救民?
随后我引导学生将目光汇聚在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让他们感悟思想根植于时代的历史观点。通过1912-1915年中国的两组历史图片来展现民国初年社会生态,揭示这一时期“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以及“新(制度)旧(心理)的冲突”。接着我出示材料,“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5]让学生理解陈独秀意识到在中国要完成现代革命,唯有依靠民众自己觉悟并产生民主意识,而杂志报纸能让民众在阅读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上述环节,从陈独秀的个人经历出发,结合时代背景,利用图片与材料,创设情境,让学生回到历史现场,探寻新文化运动的缘起。使学生理解时代造就了陈独秀,陈独秀也以他的努力推动了时代的进步。从而揭示个人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启迪学生进一步思考个人如何与时代积极互动,涵养学生的历史解释素养。
三、注入细节,塑造个体与群像的交相辉映
历史解释需要有正确的史观引领,唯物史观要求全面、发展、辩证地看问题,这有助于人们对历史问题作出更加科学精准的历史解释。因此,在历史人物教学中,我们既要立足高远,看到人群的合力;也要深入细节,感悟人物的情怀。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群人才能聚合起改变时代的力量。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许多人物,他们才华出众,性格迥异,在民国初年的时代背景下,各自绽放着璀璨的光芒。本课中,除了对陈独秀这一中心人物进行着墨外,我还勾勒了蔡元培、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
如何塑造人物群像,感知个体生命,在我看来,离不开历史细节的注入。唯有生动的历史细节,才有真实的感情存在,才能帮助学生走进历史深处。例如,为了展现蔡元培的人物个性,我选取了他邀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故事。
蔡元培在读过《新青年》杂志后,便下定决心,一定要请陈独秀来北大。而此时陈独秀恰好来京,蔡元培便托人打听陈独秀栖身的旅店,亲自前往拜访。蔡元培第一次上午登门时,陈独秀还在睡觉。为了不扰人清梦,蔡元培只好打道回府。隔天蔡元培再次登門,陈独秀依然在睡觉,这一次蔡元培索性搬来一条板凳,坐在院子里耐心等待。等陈独秀一觉醒来,蔡元培已经在门外等了几个小时了。
上述生动的历史细节,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们的兴趣,拉近学生与历史人物的距离;另一方面也可以凸显蔡元培的礼贤下士、海纳百川的胸怀与气度,使学生感受其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虽然身份经历各不相同,性格各异,但都在民族危亡之时,展现了先进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责任与担当。除前文提及的陈独秀、蔡元培外,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学者风范,鲁迅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与反思,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真理信仰,都能够让学生“穿越”古今,触摸历史温度,得到心灵的触动和情感的升华。可以说,每一个个体身上,都有这一批知识分子群体性的时代烙印。他们交相辉映,照亮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夜空。对他们个性与群体共性关系的理解,有利于涵养学生的历史解释素养。
历史人物教学是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只有关注历史人物的课堂教学,才能让历史课富有趣味性和人文味,帮助学生走进人物内心和历史深处,激发其情感体验和理性思考,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内化和提升。
【注释】
[1]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5页。
[2]中央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59页。
[3]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30号,1926年1月30日。
[4]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43—344页。
[5]任卓宣:《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传记文学》第30卷第5号,1977年。
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启蒙运动,其间风流辈出,各领风骚。他们个性鲜明,用各自的方式书写着人生和影响着历史。可以说,华师大版高中历史第五分册《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课,是运用历史人物教学培养历史解释素养的绝佳课题。下面,结合本课的教学设计和课堂实践,谈谈我对在历史人物教学中培养学生历史解释素养的思考。
一、鲜明个性,还原真实而立体的历史人物
历史解释的基础是历史之真,因此,历史人物的塑造首先要还原其真实性和多面性。
“历史,全部历史无疑正是由活动家的个性作用所组成的。”[2]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其“火”一般的性格,激烈、直率,影响着新文化运动的进行与发展。一方面陈独秀自信自负、直率刚强的性格,使他具备一个革命者的开拓精神与闯劲。但另一方面,陈独秀“言辞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3]也不免得罪人,为其晚年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走近、了解陈独秀其人,我将他与胡适作了对比式呈现。我节选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引导学生进行对比分析。首先我让学生对这两篇文章的标题进行字面上的思考,“改良”是指渐进的革新,“刍议”是初步提出的建议。胡适的态度较为温和,更多是以学术探讨的口吻。而陈独秀用的词是“革命”,语气上、态度上显然激烈了许多。接着我启发学生从内容字词上去分析,胡适是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提出了新文学的八点注意事项。而陈独秀用的是“推倒”、“建设”这样的词,要推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陈独秀旗帜鲜明地确立了新旧双方的堡垒,其文堪称“战斗檄文”,而胡适却是如“水”般温和、博雅的学者形象。性格上的差别,导致新文化运动后期两人分歧渐深,新文化阵营内部出现分裂。
“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有性格瑕疵的英雄固然让人扼腕叹息,但有血有肉的凡俗之人更易让人感到亲近。因此在本课中,我尽量避免对陈独秀标签化、脸谱化的叙述,还原其真实、丰富的形象,引导学生体会历史人物性格因素对历史事件的影响。让学生走进陈独秀、读懂陈独秀、理解陈独秀,再对陈独秀其人形成自己的看法与评价,从而提高学生历史解释的核心素养。
二、创设情境,揭示人物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历史解释必须置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因此,历史人物的言行必须从具体时代中去考查,要深刻揭示人物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4]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和“英雄造时势”,人物与时代的关系是历史人物教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也是历史解释素养在人物教学中需要达成的目标。历史人物教学首先需要创设情境,再现历史场景,让学生了解历史人物有怎样的经历,面临怎样的处境,做出怎样的选择,从而实现对人物的“同情之理解”。其次,历史人物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感知个体生命,理解时代内涵,建构两者间的关联,有助于促进学生历史解释素养的达成。
在本课中,当我们追溯新文化运动的缘起时,不禁会深思,陈独秀为何会想到通过创办《青年杂志》去影响时人呢?要探寻这一问题,可以先从陈独秀前半生的人生经历来看。因此在课程导入环节,我放入一张陈独秀的大事年谱,让学生归纳其身份的几经变更。陈独秀从考取科举功名的传统文人,到反清、反袁世凯政府的乱党,再到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先锋。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演变,大致反映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曲折历程。在此,我向学生抛出问题,在经历过政治革命的狂热和残酷后,是什么让陈独秀认识到武力革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而他又为什么选择以创办杂志这种方式来救国救民?
随后我引导学生将目光汇聚在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让他们感悟思想根植于时代的历史观点。通过1912-1915年中国的两组历史图片来展现民国初年社会生态,揭示这一时期“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以及“新(制度)旧(心理)的冲突”。接着我出示材料,“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5]让学生理解陈独秀意识到在中国要完成现代革命,唯有依靠民众自己觉悟并产生民主意识,而杂志报纸能让民众在阅读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上述环节,从陈独秀的个人经历出发,结合时代背景,利用图片与材料,创设情境,让学生回到历史现场,探寻新文化运动的缘起。使学生理解时代造就了陈独秀,陈独秀也以他的努力推动了时代的进步。从而揭示个人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启迪学生进一步思考个人如何与时代积极互动,涵养学生的历史解释素养。
三、注入细节,塑造个体与群像的交相辉映
历史解释需要有正确的史观引领,唯物史观要求全面、发展、辩证地看问题,这有助于人们对历史问题作出更加科学精准的历史解释。因此,在历史人物教学中,我们既要立足高远,看到人群的合力;也要深入细节,感悟人物的情怀。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群人才能聚合起改变时代的力量。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许多人物,他们才华出众,性格迥异,在民国初年的时代背景下,各自绽放着璀璨的光芒。本课中,除了对陈独秀这一中心人物进行着墨外,我还勾勒了蔡元培、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
如何塑造人物群像,感知个体生命,在我看来,离不开历史细节的注入。唯有生动的历史细节,才有真实的感情存在,才能帮助学生走进历史深处。例如,为了展现蔡元培的人物个性,我选取了他邀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故事。
蔡元培在读过《新青年》杂志后,便下定决心,一定要请陈独秀来北大。而此时陈独秀恰好来京,蔡元培便托人打听陈独秀栖身的旅店,亲自前往拜访。蔡元培第一次上午登门时,陈独秀还在睡觉。为了不扰人清梦,蔡元培只好打道回府。隔天蔡元培再次登門,陈独秀依然在睡觉,这一次蔡元培索性搬来一条板凳,坐在院子里耐心等待。等陈独秀一觉醒来,蔡元培已经在门外等了几个小时了。
上述生动的历史细节,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们的兴趣,拉近学生与历史人物的距离;另一方面也可以凸显蔡元培的礼贤下士、海纳百川的胸怀与气度,使学生感受其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虽然身份经历各不相同,性格各异,但都在民族危亡之时,展现了先进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责任与担当。除前文提及的陈独秀、蔡元培外,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学者风范,鲁迅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与反思,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真理信仰,都能够让学生“穿越”古今,触摸历史温度,得到心灵的触动和情感的升华。可以说,每一个个体身上,都有这一批知识分子群体性的时代烙印。他们交相辉映,照亮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夜空。对他们个性与群体共性关系的理解,有利于涵养学生的历史解释素养。
历史人物教学是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只有关注历史人物的课堂教学,才能让历史课富有趣味性和人文味,帮助学生走进人物内心和历史深处,激发其情感体验和理性思考,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内化和提升。
【注释】
[1]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5页。
[2]中央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59页。
[3]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30号,1926年1月30日。
[4]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43—344页。
[5]任卓宣:《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传记文学》第30卷第5号,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