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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埃及爆发政变，国防部长西西（Abdel Fattah al-Sissi）代表军方宣布，废除总统穆尔西的权力，以刚上任两天的最高宪法法院院长阿德利·曼苏尔出任代总统，并宣布中止宪法，准备组建“有广泛代表性”的平民临时政府，在9～12个月内完成修宪、修改选举法、举行新选举等过渡期“路线图”安排，恢复民主制度。
这是2011年“2·11革命”导致执政3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以来，埃及政坛又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人一票”普选政权在2012年6月30日取代了军方对国家的管制，不过1年零3天之后，却又被当初拱手让权的军方掀了下来。
这究竟是为什么？又将产生怎样的后果？
这次政变的起因，无非“大饼与话筒”两项。
所谓“大饼”，即经济和民生问题。前穆巴拉克政权之所以被推翻，很大程度上和当时经济、就业情况不佳有关：40%埃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青年失业率高达20.4%。兄弟会打着“改善经济”的口号，在“尼罗河革命”17个月后获得执政权，并在执政之初提出“百日计划”、“能源补贴改革”、“旅游业振兴计划”等目标。
然而事与愿违，一年后埃及的经济、民生数据竟比革命前还不如：本币较去年贬值10%；刚刚结束的财年头11个月，财政赤字占到GDP总量的11.8%，比前一财年同期飙升50%；今明两年GDP增速预计只有2%和2.3%，不到2011年革命前（年均6%）的一半。
今年2～4月，埃及CPI同比上升8%，5月更达9%；随着夏季到来，电价飙升16.2%，停水停电成了家常便饭。埃及不得不和IMF达成48亿美元救助协议，但后者的要求是埃及必须提高税收、削减补贴，这意味着因补贴而廉价的大饼、汽油和煤气面临涨价或短缺危险。
所谓“话筒”，则是指政治发言权问题。
后穆巴拉克时代，穆斯林兄弟会为获得梦寐以求的执政机会，曾刻意表现出温和、世俗的一面，一度引发国内外赞誉潮。去年穆尔西就职总统当天，美国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曾在演讲中动情欢呼“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唯一通过选举实现民主的国家”。
正如法国《新观察家报》所言，历史曾慷慨给予兄弟会和穆尔西一个机会，来证明伊斯兰主义者同样可以适应民主体制，并能治理好国家。
一开始似乎不错，穆尔西称自己是“所有埃及人的总统”，承诺发展经济，确保社会安定和人身安全，但很快这一切都变成泡影。兄弟会政府在经济上一败涂地，治安和安全始终未恢复，各项改革要么浅尝辄止，要么变成兄弟会打击异己、加强集权的把戏。去年11月成功调解加沙冲突是穆尔西政治生涯的顶点，也是转折点，几天后的11月22日，他就发布集权法令试图让总统的权力凌驾于司法之上，8天后又强行通过宪法草案公投。
人们很快发现，穆尔西不过是兄弟会的秘密权力中枢—“执行办公室”的傀儡，80%～90%的“穆尔西指令”其实来自该机构的“辅导员”（Guide）们。拥有“辅导员”称号者据说多达15人，但为人所熟知的仅寥寥几名，总统穆尔西甚至都不在“辅导员”名单上。在这些保守派主导下，穆尔西政府对政治、经济症结视若无睹，却执著地试图将埃及社会重新伊斯兰化。在开罗执业的律师娜塔莉·莫里隆称，这种做法让兄弟会中的温和派伊斯兰主义者离去，只剩下最激进、最保守的一群。
而对于这一切，穆尔西和兄弟会却显得迟钝和麻木。他们继续依仗着大选高达51.73%的得票率，和一度高企的民意支持率（去年10月，兄弟会支持率曾高达80%，穆尔西个人则高达60%），不断强化自身权力。就在此次政变危机爆发前夕，他们还不断插手司法、立法系统和检察院的人事安排，试图“掺沙子”、“挖墙脚”。
在政变前夕，埃及总共27个省中，兄弟会背景的省长已达11人（其中7人是6月份突击任命的），其中一些人选极富争议，如卢克索省长被提名人，就是对1997年导致近60名游客死亡的恐怖事件负责的Jamaa Islamiya组织头目。正如埃及研究专家查伊玛·哈萨博所言，兄弟会核心只顾自身揽权，却忽略了一个常识，即伊斯兰教条不能取代务实的政治、经济计划。经济的萎靡不振，让穆尔西政府承受和穆巴拉克政府后期同样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压力，IMF苛刻的救助条件让他不得不转向卡塔尔，结果是更多的宗教保守政纲出台，并引发更多矛盾。
原本兄弟会拥有最强大的群众势力，信徒号称占埃及总人口1/4，而反对派则四分五裂，观点纷纭，形同散沙。但随着兄弟会不断排斥异己，树立权威，自由派、世俗派、什叶派穆斯林、科普特基督徒、知识分子和女权主义者们纷纷聚集到“反兄弟会”的旗帜下，一如当初他们和兄弟会以“反穆巴拉克”的理由联合。
埃及政变后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埃及人不得不忍受能源、燃料和水的短缺，生活成本不断上升。
6月26日，由自由派、世俗派和左翼反对派组成的“救亡阵线”开始大规模“倒穆”，在短短几天内便号称征集了2200万人签名。兄弟会则发起反示威，持续的暴力冲突导致包括1名美国人在内的17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其中首都开罗死亡8人。4天后，穆尔西举办执政一周年庆典，比兄弟会更原教旨的派系“萨拉菲光明党（Al Nour Party）”拒绝出席，且脱离与兄弟会的联盟阵营。同日，抗议活动达到高潮，当天的示威和对抗导致16人丧生。
7月1日，“救亡阵线”向穆尔西发出“24小时内辞职”最后通牒。同日埃及国防部长西西向穆尔西发出“48小时内向示威者作出满意交代，否则军方干预”的最后通牒。
军方立场改变是关键一着。在穆巴拉克下台后17个月的过渡期中，军方和兄弟会的一搭一档，让原本渴望上位的自由派、世俗派白忙一场。可以说，是军方的倾斜姿态，成就了兄弟会的一年执政。然而去年8月，穆尔西发布政令，解除任职20年之久的坦塔维元帅和总参谋长萨米·安南将军的职务，极大削弱了军官团的影响力。对此军官团虽表面顺从，却一直在等待时机出手干预，避免埃及政局向更加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经过两年多的政治斗争，自由派终于明白，靠游行和静坐赢不了政权，靠选票也推不倒兄弟会，军方是他们“翻盘”的唯一希望，因此他们从一年前高呼“军队还政于民，一天都不能等”，一变为敦促军方早日干政，甚至喊出“军官团做什么都是对的”口号。军方等待的，正是这个大好时机。
对此兄弟会和穆尔西采取了毫不妥协的姿态。7月2日，穆尔西发表电视讲话，称“人们选了我，选举是自由和公平的，为维护国家秩序愿献出生命”，从而拒绝了军方的48小时最后通牒。他称清除穆巴拉克政权残余和解决腐败“需要一段时间”，还在推特上呼吁军方收回最后通牒。
政变发生后，美国官方保持低调，既默认政变当局的权威，又对民选政府的被推翻表示不满。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态度也大同小异，即承认“穆尔西和兄弟会有取咎之道”，但批评军事政变是“不良先例”。
穆尔西执政一年后，埃及的经济、民生数据竟比革命前还不如。
海湾国家沙特，对埃及不仅许以每年37.5亿美元援助，且承诺一旦美国中断援助，沙特将予以弥补。政变后，它是第一个祝贺政变成功的国家（第二个是沙特的盟国阿联酋）。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称，埃及军方将埃及带出了一条“深不可测的隧道”。作为逊尼派瓦哈比派的盟主，沙特一直通过扶植萨拉菲光明党影响埃及政局，政变后兄弟会元气大伤，光明党则此消彼长，成为未来大选胜出热门。沙特在埃及的影响力，恐将与日俱增。
与之相反，卡塔尔一直是兄弟会的“金主”。“尼罗河革命”期间，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起到关键作用；兄弟会上台后，卡塔尔多次提供巨额援助，去年8月和今年1月各挹注25亿美元（20亿贷款和5亿直接援助），今年4月追加增持30亿美元埃及国债。作为回报，穆尔西不惜牺牲埃及在阿盟中传统的盟主地位，在中东舞台上亦步亦趋地追捧卡塔尔。然而埃及政变前，卡塔尔埃米尔阿勒萨尼·本·哈马德退位，卡塔尔主权基金管理层大改组；政变进行时，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及其在埃及的子台“半岛-Mubasher”被埃及军警关闭。权衡利弊，卡塔尔政府姗姗来迟地对政变表示“祝贺”，但援助恐不会如以往般热心。
应该说，政变的社会基础是较为广泛的：“广场派”、世俗自由派和民主派、光明党都不同程度对政变表示支持或默许；埃及逊尼派穆斯林最高圣地—爱资哈尔清真寺大阿訇艾哈迈德·塔伊布，科普特基督教会“教皇”塔瓦德罗斯二世（Theodore II）这两个在埃及社会享有崇高声望的宗教领袖，在政变前后均对军方的行为表示理解。
与之相反，兄弟会遭到重创。政变爆发后，军方迅速逮捕了一大批兄弟会政要，除穆尔西外，还有最高权力机构“执行办公室”的负责人、据说是“首席辅导员”的穆罕默德·巴迪，被公认为穆尔西后台的兄弟会“导师”、兄弟会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卡伊拉特·查特，正义与发展党负责人卡塔尼，兄弟会著名活动家巴尤米等，总数据称多达300余人。此外，军方还迅速封闭了为兄弟会鼓吹的“半岛-Mubasher”和“Misr 25”等5家电视频道。
不过，兄弟会迅速缓过神来，发动了强有力的挑战。政变爆发一刹那，尚未被拘捕的穆尔西就通过网络谴责军方，号召“和平抗争”；在得知军方解除穆尔西总统职务后，兄弟会要员穆罕默德·贝尔塔基迅速接受半岛电视台电话连线，指责西西犯下“叛国大罪”，并扬言埃及“即将爆发内战”；7月4日，兄弟会分支“伊斯兰联盟”发起“星期五抗议”倡议，首个周五在全国范围内爆发的冲突导致至少37人死亡，超过1400人受伤；4天后，支持兄弟会的示威者在开罗共和国卫队营房门前和军警发生激烈冲突，导致至少51人死亡，435人受伤。兄弟会和军方相互指责对方应对事件后果负责。
种种迹象显示，军方无意在政治前台久留。他们并未如以往那样，在政变后成立军人执政机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或“国防委员会”，而是让中立色彩明显、口碑较好且名气不大的代总统当天上任，并请回了两天前宣布辞职的穆尔西政府外长阿鲁姆。
正如一些国际分析家所指出的，埃及政变后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埃及人不得不忍受能源、燃料和水的短缺，生活成本不断上升。7月5日，世行总裁金墉对埃及经济状况表示担忧，标准普尔已将埃及主权债务评级降至高风险的3C，而IMF有争议的48亿美元纾困款，也因政变的爆发和政局的不稳被推迟拨付。在此情形下，军方越早转入后台，由文人组成的过渡政府越快成立，对各方越有利。
正因如此，政变仅3天，7月6日，代总统曼苏尔就宣布任命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为过渡政府总理，但几小时后便矢口否认；次日，他又试图任命埃尔丁为总理，巴拉迪为副总统，但同样无疾而终。
这已经是巴拉迪第若干次和高级领导人职位擦肩而过：“尼罗河革命”期间他曾被外界认为是穆巴拉克之后的埃及新领袖；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AFSC）夺权后他出任临时政府首脑的呼声一度最高；2011年底“二次革命”期间他被传与军方达成妥协，将出任总理收拾残局；兄弟会赢得一系列选举、公投后，他要求军方将权力先移交给以他为首的过渡政府，然后再组织修宪和选举；此次政变成功后，他作为“救亡阵线”旗手，再次成为临时政府首脑的热门人选，迄今尚未能如愿。
之所以如此，正如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巴拉迪虽然在海外拥有很高人气和知名度，但在埃及却曲高和寡。自由民主派在埃及本就是小众，还分成“自由派”和“民主派”两部分。巴拉迪自称“民主派”实则是自由派，由于支持者势力单薄，他们普遍害怕普选，在长达17个月的后穆巴拉克过渡期里，他们多次抵制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甚至要求当时执政的军方直接将权力交给由他们组成的“过渡政府”，闹出“民主派害怕民主”的笑话。由于实力单薄又热衷掌权，巴拉迪在过去两年半中曾多次和不同政治派系联手，兄弟会、广场派、军方，都曾在某一时刻受到他的欢呼，也都曾在另一时刻受到他的指责。这样一个人选，为众多政治势力所不放心、不信任，也在情理中。 埃尔丁是穆巴拉克时代一名著名投资经理，是中左翼温和派领导人，同样是“救亡阵线”成员，其代表性甚至还不如巴拉迪，巴拉迪提名行不通，埃尔丁就更不行。
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巴拉迪、埃尔丁得票率都在前五名之外，可谓名落孙山。这样的人选，固然可以满足国际社会“文人政府”、“还政于民”的需要，也容易获得同情和认可，却缺乏国内的高认知率。
如今的开罗可谓阵垒分明：政变支持者以市中心的解放广场为大本营，而兄弟会支持者则占据开罗市郊NASR清真寺外的一座巨大广场，双方都组织大型游行活动，冲突不断发生。
对待兄弟会，军方目前采取软硬两手，即一方面加强镇压，另一方面表示“允许兄弟会未来参加新的选举”，而兄弟会的反应则十分强硬—要求恢复民选政府和总统的合法性。连日来，一些兄弟会幸存的重要人物，如发言人格哈德·哈达德在推特上号召“所有埃及勇敢的爱国者”发动“起义”，或到共和国卫队军营门口进行静坐祈祷。但总的来说，一如某些观察家所言，众多兄弟会首脑被捕，让这个庞大组织近日的行动显得有些杂乱无序，许多兄弟会骨干和信徒，连日来处于愤怒和失落交织的亢奋情绪中。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政变的一方也在分化。
7月8日清晨开罗血案发生后，在政变前最后一刻才与兄弟会翻脸的光明党再起波澜。该党发言人纳德尔·巴卡拉在Facebook上宣布，退出临时政府组建谈判，理由是“大屠杀发生后政治对话已变得没有意义”。此前，巴拉迪和埃尔丁的临时政府总理提名“见光死”，很大程度上正是光明党在阻挠。在杯葛巴拉迪提名时，该党副总裁努尔·艾哈迈德·哈利勒就曾表示，任命巴拉迪违反了政变前军方公布的“政治过渡路线图”，如果巴拉迪上任，光明党将撤回对临时政府的支持。该党是议会第二大党，势力和影响仅次于兄弟会，如今政变发生不过寥寥数日，便一再给政变当局出难题，说穿了，无非想在过渡期和之后选举中抢个先手，占个上风，不达目的，必不肯罢休。
然而，光明党的宗教倾向比兄弟会更原教旨，对异端排斥更力，让他们满意，则势必让其他派系不满意，若以光明党为核心组建过渡时期“文人政府”，又能否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
无论如何，埃及所发生的一幕，会严重影响西方期待的示范效应。而自由派、世俗派在选举中屡战屡败，不得不重新求助于军方的卷土重来，亦将损害各国推动民主改革的意愿。同样，“民选选赢仍会被推翻”，会令原本就勉强接受“数人头代替砍人头”理念的各中东国家原教旨党派，产生对民主逻辑的不信任感，从而重新迷信起街头运动、暴力政治，乃至武力和恐怖主义。如此说来，谁又将哭到最后？
这是2011年“2·11革命”导致执政3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以来，埃及政坛又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人一票”普选政权在2012年6月30日取代了军方对国家的管制，不过1年零3天之后，却又被当初拱手让权的军方掀了下来。
这究竟是为什么？又将产生怎样的后果？
前因：大饼与话筒
这次政变的起因，无非“大饼与话筒”两项。
所谓“大饼”，即经济和民生问题。前穆巴拉克政权之所以被推翻，很大程度上和当时经济、就业情况不佳有关：40%埃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青年失业率高达20.4%。兄弟会打着“改善经济”的口号，在“尼罗河革命”17个月后获得执政权，并在执政之初提出“百日计划”、“能源补贴改革”、“旅游业振兴计划”等目标。
然而事与愿违，一年后埃及的经济、民生数据竟比革命前还不如：本币较去年贬值10%；刚刚结束的财年头11个月，财政赤字占到GDP总量的11.8%，比前一财年同期飙升50%；今明两年GDP增速预计只有2%和2.3%，不到2011年革命前（年均6%）的一半。
今年2～4月，埃及CPI同比上升8%，5月更达9%；随着夏季到来，电价飙升16.2%，停水停电成了家常便饭。埃及不得不和IMF达成48亿美元救助协议，但后者的要求是埃及必须提高税收、削减补贴，这意味着因补贴而廉价的大饼、汽油和煤气面临涨价或短缺危险。
所谓“话筒”，则是指政治发言权问题。
后穆巴拉克时代，穆斯林兄弟会为获得梦寐以求的执政机会，曾刻意表现出温和、世俗的一面，一度引发国内外赞誉潮。去年穆尔西就职总统当天，美国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曾在演讲中动情欢呼“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唯一通过选举实现民主的国家”。
正如法国《新观察家报》所言，历史曾慷慨给予兄弟会和穆尔西一个机会，来证明伊斯兰主义者同样可以适应民主体制，并能治理好国家。
一开始似乎不错，穆尔西称自己是“所有埃及人的总统”，承诺发展经济，确保社会安定和人身安全，但很快这一切都变成泡影。兄弟会政府在经济上一败涂地，治安和安全始终未恢复，各项改革要么浅尝辄止，要么变成兄弟会打击异己、加强集权的把戏。去年11月成功调解加沙冲突是穆尔西政治生涯的顶点，也是转折点，几天后的11月22日，他就发布集权法令试图让总统的权力凌驾于司法之上，8天后又强行通过宪法草案公投。
人们很快发现，穆尔西不过是兄弟会的秘密权力中枢—“执行办公室”的傀儡，80%～90%的“穆尔西指令”其实来自该机构的“辅导员”（Guide）们。拥有“辅导员”称号者据说多达15人，但为人所熟知的仅寥寥几名，总统穆尔西甚至都不在“辅导员”名单上。在这些保守派主导下，穆尔西政府对政治、经济症结视若无睹，却执著地试图将埃及社会重新伊斯兰化。在开罗执业的律师娜塔莉·莫里隆称，这种做法让兄弟会中的温和派伊斯兰主义者离去，只剩下最激进、最保守的一群。
而对于这一切，穆尔西和兄弟会却显得迟钝和麻木。他们继续依仗着大选高达51.73%的得票率，和一度高企的民意支持率（去年10月，兄弟会支持率曾高达80%，穆尔西个人则高达60%），不断强化自身权力。就在此次政变危机爆发前夕，他们还不断插手司法、立法系统和检察院的人事安排，试图“掺沙子”、“挖墙脚”。
在政变前夕，埃及总共27个省中，兄弟会背景的省长已达11人（其中7人是6月份突击任命的），其中一些人选极富争议，如卢克索省长被提名人，就是对1997年导致近60名游客死亡的恐怖事件负责的Jamaa Islamiya组织头目。正如埃及研究专家查伊玛·哈萨博所言，兄弟会核心只顾自身揽权，却忽略了一个常识，即伊斯兰教条不能取代务实的政治、经济计划。经济的萎靡不振，让穆尔西政府承受和穆巴拉克政府后期同样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压力，IMF苛刻的救助条件让他不得不转向卡塔尔，结果是更多的宗教保守政纲出台，并引发更多矛盾。
原本兄弟会拥有最强大的群众势力，信徒号称占埃及总人口1/4，而反对派则四分五裂，观点纷纭，形同散沙。但随着兄弟会不断排斥异己，树立权威，自由派、世俗派、什叶派穆斯林、科普特基督徒、知识分子和女权主义者们纷纷聚集到“反兄弟会”的旗帜下，一如当初他们和兄弟会以“反穆巴拉克”的理由联合。
军方插手与国际反应
6月26日，由自由派、世俗派和左翼反对派组成的“救亡阵线”开始大规模“倒穆”，在短短几天内便号称征集了2200万人签名。兄弟会则发起反示威，持续的暴力冲突导致包括1名美国人在内的17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其中首都开罗死亡8人。4天后，穆尔西举办执政一周年庆典，比兄弟会更原教旨的派系“萨拉菲光明党（Al Nour Party）”拒绝出席，且脱离与兄弟会的联盟阵营。同日，抗议活动达到高潮，当天的示威和对抗导致16人丧生。
7月1日，“救亡阵线”向穆尔西发出“24小时内辞职”最后通牒。同日埃及国防部长西西向穆尔西发出“48小时内向示威者作出满意交代，否则军方干预”的最后通牒。
军方立场改变是关键一着。在穆巴拉克下台后17个月的过渡期中，军方和兄弟会的一搭一档，让原本渴望上位的自由派、世俗派白忙一场。可以说，是军方的倾斜姿态，成就了兄弟会的一年执政。然而去年8月，穆尔西发布政令，解除任职20年之久的坦塔维元帅和总参谋长萨米·安南将军的职务，极大削弱了军官团的影响力。对此军官团虽表面顺从，却一直在等待时机出手干预，避免埃及政局向更加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经过两年多的政治斗争，自由派终于明白，靠游行和静坐赢不了政权，靠选票也推不倒兄弟会，军方是他们“翻盘”的唯一希望，因此他们从一年前高呼“军队还政于民，一天都不能等”，一变为敦促军方早日干政，甚至喊出“军官团做什么都是对的”口号。军方等待的，正是这个大好时机。
对此兄弟会和穆尔西采取了毫不妥协的姿态。7月2日，穆尔西发表电视讲话，称“人们选了我，选举是自由和公平的，为维护国家秩序愿献出生命”，从而拒绝了军方的48小时最后通牒。他称清除穆巴拉克政权残余和解决腐败“需要一段时间”，还在推特上呼吁军方收回最后通牒。
政变发生后，美国官方保持低调，既默认政变当局的权威，又对民选政府的被推翻表示不满。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态度也大同小异，即承认“穆尔西和兄弟会有取咎之道”，但批评军事政变是“不良先例”。
海湾国家沙特，对埃及不仅许以每年37.5亿美元援助，且承诺一旦美国中断援助，沙特将予以弥补。政变后，它是第一个祝贺政变成功的国家（第二个是沙特的盟国阿联酋）。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称，埃及军方将埃及带出了一条“深不可测的隧道”。作为逊尼派瓦哈比派的盟主，沙特一直通过扶植萨拉菲光明党影响埃及政局，政变后兄弟会元气大伤，光明党则此消彼长，成为未来大选胜出热门。沙特在埃及的影响力，恐将与日俱增。
与之相反，卡塔尔一直是兄弟会的“金主”。“尼罗河革命”期间，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起到关键作用；兄弟会上台后，卡塔尔多次提供巨额援助，去年8月和今年1月各挹注25亿美元（20亿贷款和5亿直接援助），今年4月追加增持30亿美元埃及国债。作为回报，穆尔西不惜牺牲埃及在阿盟中传统的盟主地位，在中东舞台上亦步亦趋地追捧卡塔尔。然而埃及政变前，卡塔尔埃米尔阿勒萨尼·本·哈马德退位，卡塔尔主权基金管理层大改组；政变进行时，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及其在埃及的子台“半岛-Mubasher”被埃及军警关闭。权衡利弊，卡塔尔政府姗姗来迟地对政变表示“祝贺”，但援助恐不会如以往般热心。
难产的过渡政府
应该说，政变的社会基础是较为广泛的：“广场派”、世俗自由派和民主派、光明党都不同程度对政变表示支持或默许；埃及逊尼派穆斯林最高圣地—爱资哈尔清真寺大阿訇艾哈迈德·塔伊布，科普特基督教会“教皇”塔瓦德罗斯二世（Theodore II）这两个在埃及社会享有崇高声望的宗教领袖，在政变前后均对军方的行为表示理解。
与之相反，兄弟会遭到重创。政变爆发后，军方迅速逮捕了一大批兄弟会政要，除穆尔西外，还有最高权力机构“执行办公室”的负责人、据说是“首席辅导员”的穆罕默德·巴迪，被公认为穆尔西后台的兄弟会“导师”、兄弟会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卡伊拉特·查特，正义与发展党负责人卡塔尼，兄弟会著名活动家巴尤米等，总数据称多达300余人。此外，军方还迅速封闭了为兄弟会鼓吹的“半岛-Mubasher”和“Misr 25”等5家电视频道。
不过，兄弟会迅速缓过神来，发动了强有力的挑战。政变爆发一刹那，尚未被拘捕的穆尔西就通过网络谴责军方，号召“和平抗争”；在得知军方解除穆尔西总统职务后，兄弟会要员穆罕默德·贝尔塔基迅速接受半岛电视台电话连线，指责西西犯下“叛国大罪”，并扬言埃及“即将爆发内战”；7月4日，兄弟会分支“伊斯兰联盟”发起“星期五抗议”倡议，首个周五在全国范围内爆发的冲突导致至少37人死亡，超过1400人受伤；4天后，支持兄弟会的示威者在开罗共和国卫队营房门前和军警发生激烈冲突，导致至少51人死亡，435人受伤。兄弟会和军方相互指责对方应对事件后果负责。
种种迹象显示，军方无意在政治前台久留。他们并未如以往那样，在政变后成立军人执政机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或“国防委员会”，而是让中立色彩明显、口碑较好且名气不大的代总统当天上任，并请回了两天前宣布辞职的穆尔西政府外长阿鲁姆。
正如一些国际分析家所指出的，埃及政变后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埃及人不得不忍受能源、燃料和水的短缺，生活成本不断上升。7月5日，世行总裁金墉对埃及经济状况表示担忧，标准普尔已将埃及主权债务评级降至高风险的3C，而IMF有争议的48亿美元纾困款，也因政变的爆发和政局的不稳被推迟拨付。在此情形下，军方越早转入后台，由文人组成的过渡政府越快成立，对各方越有利。
正因如此，政变仅3天，7月6日，代总统曼苏尔就宣布任命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为过渡政府总理，但几小时后便矢口否认；次日，他又试图任命埃尔丁为总理，巴拉迪为副总统，但同样无疾而终。
这已经是巴拉迪第若干次和高级领导人职位擦肩而过：“尼罗河革命”期间他曾被外界认为是穆巴拉克之后的埃及新领袖；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AFSC）夺权后他出任临时政府首脑的呼声一度最高；2011年底“二次革命”期间他被传与军方达成妥协，将出任总理收拾残局；兄弟会赢得一系列选举、公投后，他要求军方将权力先移交给以他为首的过渡政府，然后再组织修宪和选举；此次政变成功后，他作为“救亡阵线”旗手，再次成为临时政府首脑的热门人选，迄今尚未能如愿。
之所以如此，正如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巴拉迪虽然在海外拥有很高人气和知名度，但在埃及却曲高和寡。自由民主派在埃及本就是小众，还分成“自由派”和“民主派”两部分。巴拉迪自称“民主派”实则是自由派，由于支持者势力单薄，他们普遍害怕普选，在长达17个月的后穆巴拉克过渡期里，他们多次抵制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甚至要求当时执政的军方直接将权力交给由他们组成的“过渡政府”，闹出“民主派害怕民主”的笑话。由于实力单薄又热衷掌权，巴拉迪在过去两年半中曾多次和不同政治派系联手，兄弟会、广场派、军方，都曾在某一时刻受到他的欢呼，也都曾在另一时刻受到他的指责。这样一个人选，为众多政治势力所不放心、不信任，也在情理中。 埃尔丁是穆巴拉克时代一名著名投资经理，是中左翼温和派领导人，同样是“救亡阵线”成员，其代表性甚至还不如巴拉迪，巴拉迪提名行不通，埃尔丁就更不行。
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巴拉迪、埃尔丁得票率都在前五名之外，可谓名落孙山。这样的人选，固然可以满足国际社会“文人政府”、“还政于民”的需要，也容易获得同情和认可，却缺乏国内的高认知率。
明天会怎样
如今的开罗可谓阵垒分明：政变支持者以市中心的解放广场为大本营，而兄弟会支持者则占据开罗市郊NASR清真寺外的一座巨大广场，双方都组织大型游行活动，冲突不断发生。
对待兄弟会，军方目前采取软硬两手，即一方面加强镇压，另一方面表示“允许兄弟会未来参加新的选举”，而兄弟会的反应则十分强硬—要求恢复民选政府和总统的合法性。连日来，一些兄弟会幸存的重要人物，如发言人格哈德·哈达德在推特上号召“所有埃及勇敢的爱国者”发动“起义”，或到共和国卫队军营门口进行静坐祈祷。但总的来说，一如某些观察家所言，众多兄弟会首脑被捕，让这个庞大组织近日的行动显得有些杂乱无序，许多兄弟会骨干和信徒，连日来处于愤怒和失落交织的亢奋情绪中。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政变的一方也在分化。
7月8日清晨开罗血案发生后，在政变前最后一刻才与兄弟会翻脸的光明党再起波澜。该党发言人纳德尔·巴卡拉在Facebook上宣布，退出临时政府组建谈判，理由是“大屠杀发生后政治对话已变得没有意义”。此前，巴拉迪和埃尔丁的临时政府总理提名“见光死”，很大程度上正是光明党在阻挠。在杯葛巴拉迪提名时，该党副总裁努尔·艾哈迈德·哈利勒就曾表示，任命巴拉迪违反了政变前军方公布的“政治过渡路线图”，如果巴拉迪上任，光明党将撤回对临时政府的支持。该党是议会第二大党，势力和影响仅次于兄弟会，如今政变发生不过寥寥数日，便一再给政变当局出难题，说穿了，无非想在过渡期和之后选举中抢个先手，占个上风，不达目的，必不肯罢休。
然而，光明党的宗教倾向比兄弟会更原教旨，对异端排斥更力，让他们满意，则势必让其他派系不满意，若以光明党为核心组建过渡时期“文人政府”，又能否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
无论如何，埃及所发生的一幕，会严重影响西方期待的示范效应。而自由派、世俗派在选举中屡战屡败，不得不重新求助于军方的卷土重来，亦将损害各国推动民主改革的意愿。同样，“民选选赢仍会被推翻”，会令原本就勉强接受“数人头代替砍人头”理念的各中东国家原教旨党派，产生对民主逻辑的不信任感，从而重新迷信起街头运动、暴力政治，乃至武力和恐怖主义。如此说来，谁又将哭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