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一部名为《公司的力量》的纪录片正受到追捧，进而演化成一种文化现象，让民众感受到潜伏在“公司的力量”背后中国纪录片的力量：与此同时，央视纪录片频道也于2011年1月1日开播，中国纪录片的远大前程似乎一夜铺就。纪录片这一生僻的片种第一次引领时尚潮流，也第一次站在舆论风口浪尖，让人们忘记了它的步履蹒跚和非主流。
　　对导演们来说，拍纪录片不是一种艺术创造，而更多是一种场景还原；拍纪录片从来就不是从以商业眼光来考量，而更多凭的是社会责任和良知。因为，拍纪录片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再现，如果不去记录，那些文化和影像就将永远消逝在时间的长河中。就像纪录片《行星地球》导演阿拉斯泰尔，福瑟吉尔说：“这是我所知道的，下一代不会看到这地球景象了。再投入和本片同样程度的资源，也拍摄不到同样的电影了。”为了记录长江的原始风貌，国家队出动拍摄了《话说长江》；为了捕捉即将消逝的西南马帮影像，名导田壮壮把巨大精力投入到纪录片《茶马古道》的拍摄中……
　　然而，中国纪录片从来都只是赔本赚吆喝。《话说长江》只是留在老一辈的回忆里，而且他们”不看纪录片已好多年”：《茶马古道》也只落得个叫好不叫座，年轻的驴友们视茶马古道为驴行圣地，但同名纪录片在他们心里没激起过半点涟漪。市场化运作，是纪录片必需要跨出的一步，但是这一步却走得很踉跄。最近一部上映的纪录片是由贾樟柯执导、韩寒首次出镜的《海上传奇》，然而却票房惨败，在很多地方甚至上映第二天就下档。这不是纪录片的偶然现象：2009年中国电影产量456部，纪录片总数只有19部，仅有4部上映。在《海上传奇》之前，最后一部上映的纪录片是11月张同道导演的《小人国》，全国仅有50多家影院上映，很多影院只放映了一天。难怪贾樟柯坦言：“国内的纪录片比文艺片的生存状况更难。”
　　中国纪录片也曾有过“幸福时光”，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纪录片关注小人物命运，曾经引起民众的强烈共鸣，看纪录片曾经是一种国民现象。《沙与人家》、《藏北人家》、《深山船家》等一大批纪录片相继在国际上获奖，中国纪录片似乎开始与国际对接。然而这种势头只是灵光一现。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中国纪录片经历了“失去的十年”。
　　很多人把这归于资金缺口。的确，《行星地球》历时5年，耗资800万英镑；《鸟的迁徙》拍摄历时4年多，耗资4000多万美元，足迹遍及50多个国家。这些，我们想都不敢想。而国内资本只追逐市场，商业片独享大餐，文艺家分食残羹冷炙，给纪录片的只有精神鼓励。我们的纪录片通常是自筹资金，国内拍一部一小时独立纪录片的预算通常只有五六万元。你能指望五六万元的预算拍出什么样的精品纪录片虽然手工作坊也存在诞生苹果公司的可能，但是，通常给山寨机的预算时，也要有做好收获山寨iPhone的打算。而山寨产品当然只是山寨的价格，而山寨价格将会导致更多山寨纪录片。
　　《2009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显示，目前，纪录片交易价格每分钟过百元就是高价了，多数省级电视台纪录片价格在每分钟50元到80元之间，而地市台则只在20元到30元之间，如果要收回成本，一部纪录片至少要卖给50家电视台。而国内纪录片不要说卖50家电视台，电视台能“挤”出时间让纪录片走秀，其表情也是：嗟，来食。
　　纪录电影《1428》导演杜海滨说：“拍了10年的纪录片，没赚到一分钱。”虽然没有赚钱，但是纪录片导演们还是在坚持，因为对他们来说 拍的不是纪录片，而是在扛一面旗帜。就如同沙漠里的胡杨林，虽然面对的是恶劣的生态环境，但是也要“活着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后一千年不朽”，因为纪录片也是一个生态系统，如果没有”胡杨林”，那么这个系统将更加恶性循环。
　　央视纪录片频道的开播可以视为中国纪录片新纪元，其意义就等同于中国移动获得3G中的TD牌照。带给纪录片新生，塑造了一条产业链，整个产业也就建立起了生态系统。那些坚持“千年不倒”的“胡杨林”终于等到了“源头活水来”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