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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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啖助、赵匡到陆淳,对《春秋》性质的界定经历了一个教化之书、政治治理之书、道尧舜之道之书的变化过程,力图证成孔子褒贬黜陟的政治合法性.其说各有优长,亦各有困境.程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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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啖助、赵匡到陆淳,对《春秋》性质的界定经历了一个教化之书、政治治理之书、道尧舜之道之书的变化过程,力图证成孔子褒贬黜陟的政治合法性.其说各有优长,亦各有困境.程颐接续啖助学派综合三传、以意说经的解经方法,但在《春秋》性质的理解上则与啖赵异途,而近于陆淳,其以孔子为圣王,以《春秋》为垂法后世之书,但未证成其说.胡《传》则以“仲尼,天理之所在”的方式重新确立起孔子以素王身份进行褒贬黜陟之合法性,为了避免素王与周王之冲突,其折衷素王立法与遵循周制,提出“夏时冠周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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