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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去过赤水河畔,才能更好地理解郎酒。一座山连着一座山,一道崖接着一道崖,只需回溯20年,这里的人们要越过重峦叠嶂走向外部开阔的世界,就是一场艰难的苦旅。二郎镇就在这巍峨群山的深处。
在这样的地方,一家百亿级的大企业,是一个区域的希望。一条长长的供应链,让数以万计的百姓有业可执,一条多环结合的价值链,为地方政府改善民生提供了财政来源。围绕着这样一家企业而滚动起来的,事实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郎酒的故事,不仅是二郎镇的故事,还是古蔺县的故事。
幸运的米红粱
从成都往二郎镇,有五个多小时车程。沿途高山连绵,小车跑一个弯就要绕一座山,花上十几分钟。
与一般的平原小镇相比,二郎镇让人感觉具有不同寻常的野性。从远处看,一条奔腾的大河翻着水花从山下绕过,现代建筑街巷顺着临河的高崖慢慢往上爬。飘散着酒糟香味的空气又使得它独具一份清新。
高山河谷,草木幽深,这种地理上的封闭性,会给当地的人们带来什么呢?
地理位置,长时间决定着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条件。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通常也是经济社会极不发达的地区。二郎镇有山有水有美酒,但绝非丰饶富庶鱼米乡,山高坡陡,地无三尺平,在漫长的农业时代,缺乏耕作基础,在剧变的工业时代,又尽显地理局限。
但谁能料到,正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的自然生态,使得这样一个远在中心视野之外的小镇能产出甘美佳酿,造物主長期向人们关闭着大门,却适时地打开了一扇窗户。
长江及其发达的上流水系成就了四川酒林,从“万里长江第一城”的宜宾开始,顺流而下形成了四川名冠天下的浓香酒体系。其中,郎酒是川酒中的异数,在一群浓香簇拥中,生长出一个酱香典范。
“粮为酒之肉”,二郎镇赤水流域连片生长的米红粱是酿造顶级酱香白酒的最佳而且不可替代的原料,所以在市场上,这种高粱比东北粳高粱的价格要高出一倍多。
赤水流域充足的阳光和雨水、温湿的气候条件,让米红粱的生长别有禀赋,颗粒里支链淀粉含量明显高于其它高粱,而支链淀粉是承受酱香白酒传统工艺全年考验的必要条件。正是这颗粒饱满、皮厚质糯的体格,决定了只有它才能接受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以及长达一年的酿造周期。
二郎镇所在的古蔺县是农业大县。古蔺的其他区域种植玉米较多,而处在赤水河流域的二郎镇,因为耕作条件较差,而高粱适应性很强,种植米红粱就是一种历史选择。因为郎酒厂的存在,这种不受餐桌待见的粮食得以卖出高价,当地农户便从中大受其益。
“酱酒就三个原材料,小麦、米红粱、水,米红粱和小麦都是本地产的。”古蔺县经济商务科技局局长陈元鑫告诉《南风窗》记者,“大春的时候种米红粱,小春种小麦,一年两季。这样的种植能达到土地的综合利用,对贫困人口的脱贫有很大的帮助。”
郎酒厂并不是简单地向农民购买米红粱,从种子开始,投资、播种、田间管理、收成、配送,每一个步骤都参与其中,从源头上分担风险,并且逐年提高收购价格。倘无酿酒需求,米红粱早已是一种被淘汰的作物,而现在在二郎镇,米红粱种植面积在最高峰时达到了12万亩。从这个意义上说,酱酒企业的存在,是米红粱的幸运。
在古蔺郎酒厂有限公司总经理蒋英丽眼中,良性的产业闭环是当地精准脱贫的有效路子,“我们郎酒厂(二郎酱酒基地和泸州浓香基地)的订单覆盖四川的十几个县,在这个过程中保证粮食的收购价格只涨不跌,种子户和收割商等不同产业从中渐渐发展出来。只有以产业输血才能激发当地农民自身的造血机能。”
现在的二郎小镇,面貌上看介乎城市与农村之间,没有城市的繁华与疏离,也不似乡村那样落后荒凉。有作物、有街市、有乡音,最重要的是有郎酒厂,它的生产需求撑起了一方水土,保障了百姓生活。
古蔺之魂
古蔺县本身的知名度也许不算高,但若提到“郎酒之乡”,就几乎无人不知。
陈元鑫笑称,古蔺人吃的都是酒泡饭,“郎酒打喷嚏,古蔺经济就感冒了。古蔺是郎酒的根,郎酒是古蔺的魂。”
地区和企业是一种互相支持的共生关系。对于古蔺这样的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对上争取来的资金,需要地方政府给予相应的财政配套才能给老百姓办成事,而这个过程必须倚重郎酒厂。
除了在经济上对地方的直接支持,郎酒厂还间接带动起整个二郎镇的服务业,比如运输和物流。一年下来,二郎镇的运输量能达到几十万吨。此外,郎酒还将酒糟送给当地的百姓发展养殖业,以白酒为核心建立了“红粮种植、白酒酿造、酒糟养牛”的产业链。
地方政府非常清楚民生命脉与郎酒的唇齿相依关系,对郎酒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的。
政府会优先保证郎酒的用地,土地按成本价出让,场外的公共基础设施、要素保障也都同步跟上。近两年,地方政府共计为郎酒争取科技成果转化、展会博览等资金补助500余万元,设身处地为支持郎酒着想。
自2002年改制以来,郎酒品牌价值和市场销量大幅增长,到2011年,郎酒销售突破了100亿元,跨入白酒百亿俱乐部。2013年行业深度调整,行业内的过剩供应泡沫被挤破,许多小酒厂破产倒闭。郎酒抓住时机进行战略调整,优化产品结构,2015年销售量开始回升。通过丰富产品梯度,郎酒不同价格层次的产品都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市场培育,将青花郎打造成了中国高端白酒的一面旗帜。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在全力推动郎酒上市工作。政府运用国家级贫困县的IPO绿色通道,组织专家队伍,为郎酒上市提供服务。 郎酒也一直把带动所在地周边百姓致富作为企业终极目标之一,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十分清楚,郎酒的兴衰紧密地牵系着二郎镇乃至古蔺县的未来。谈到梦想,他说:“就是要做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企业。”
呼之欲出的名酒小镇
19世纪末,西方工业化激进时期,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曾勾画了一个“田园城市”的蓝图。“田园城市”是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它的规模足以提供豐富的社会生活,居民生活于此,工作于此。
在霍华德的时代,这还只是一个乌托邦想象,而现在的郎酒厂将要在二郎镇打造这样一个小镇原型—就像欧洲的波尔多。
汪俊林曾去欧洲酒镇考察过,他说,那里居民的生活品质甚至高于城市,很多人都选择居住在酒镇周边,享受那里的恬静。受此触动,汪俊林也许下了在二郎镇建设“名酒名镇”的心愿,按照旅游业的一般规律,整体性地规划重建,展现古老厚重的酱酒魅力,致力于打造成为具有特色的白酒文化地标。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工业旅游,人们对那些熟悉的产品的生产过程饶有兴致,愿意到工厂区域一探究竟。具体到酒类产品,在国内已经有成熟的酒文化相关的工业旅游区,如青岛啤酒博物馆。在青岛啤酒百年老厂房内,游客能身处其中了解啤酒发展历程、酿造工艺与现代化生产,还可以到车间实地看一下麦芽和啤酒花。
相较于啤酒的文化,酱香型白酒的酿造工艺和与之相关的文化脉络要远为复杂、神秘和厚重,对普通大众有更强的吸引力。“生在赤水河,长在天宝峰,养在陶坛库,藏在天宝洞”,郎酒诞生和贮藏的每一个环节,都值得人们细细品味。
就旅游资源而言,郎酒也有在国内业界无以伦比的优势。70年代初,郎酒厂开启了郎酒天宝洞的贮酒时代,将建厂以来的老酒一并编号存入洞穴之中。随后,又在天宝洞下开发了地宝洞,同样用于贮酒。两洞内贮有土制陶酒坛上万只,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天然酒库。酒分子与空气中的微生物长年作用,形成了夹杂着近千种微生物、厚达数厘米的酒苔。而在位于二郎镇的天宝峰上,还有6000多个以红布封口的陶坛整齐地依山而列,露天陶坛酒库占地300多亩,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露天陶坛酒库,无论是在酒坛丛中还是占据一个高空视角,都有强烈的视觉震撼。
郎酒厂正在建设一栋外形科幻的建筑,游客们将来还可以在里面跟着专业的勾兑师傅学习调酒,现场体验酱香酒的生产工艺和感官享受。
古蔺县酒业发展局副局长李雄告诉《南风窗》记者,郎酒已完成技改投资3.3亿元,输酒工艺管线、天宝峰坛酒库已建成投用,郎酒总部大楼、黄金坝景观陶坛、郎酒文化主题酒店等项目都在加快推进。
在国内语境下,特色小镇的建设要考虑的不只是主流产业的打造,更重要的是探寻如何融合自然、人性以及经济发展的路径,以及如何在拥有庞大农业人口的地区实现现代化。汪俊林设想中的“名酒名镇”,就是一个人、自然和产业和谐共存的美丽的人文空间。
“名酒名镇”的构建也使得二郎镇的住房规划开始迎接久违的更新。安置房项目下,协调拆迁时间、新房补偿条件等在这里的进展都颇为顺利,当地百姓配合拆迁的意愿很强。而且,在同等条件下郎酒厂会优先招聘拆迁户,“授人以渔”,以此给征地的老百姓带来生活来源。
许多二郎人也住进了颇为现代化的“红花苑小区”,小区似一座欧洲风情小镇,设施健全,还配备了地下五层的停车场。这是就地城市化的一个样本,住在这里的二郎人既可以过上城市生活,又依然保持着与自然的紧密距离,远方不必依靠想象。
温情城乡
正值重阳下沙时节,郎酒酿酒车间里一片繁忙景象。
今年36岁的刘远亮,是这里的全能型工人,车间里的每个环节的工作他都得心应手。他的妻子也在郎酒厂工作,两人分属不同的部门。他告诉《南风窗》记者,像他这样全家在酒厂工作的家庭,在二郎镇俯拾皆是,郎酒厂解决了他们的温饱和就业问题,让他们过上了稳定的生活。
曾经在成都上大学的90后小伙子陈林是二郎基地的一名办公室工作人员,还是一个“郎三代”,爷爷在郎酒厂工作了一辈子,爸爸也是郎酒厂的酿酒师。
谈及为何舍得离开大城市回到这个家乡小镇,他说自己的根在这里,从小看着家乡随着郎酒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郎镇有很多工程项目都在建,等到路都修好以后,这里又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二郎。”
从工人到专业人员、管理层,郎酒厂提供了上万个岗位,二郎镇上80%的人居民都在这里上班。
这片温润的宝地,颇为符合二郎人温顺平衡、朴实执着的个性。郎酒的酿酒师们恪守传统,将天人合一的酿酒技术世代传承了下来,师带徒,父带子,熟能生巧,大家辈出。甚至二郎镇的小生意人,在耳濡目染中,对酿酒工艺竟也能说个“2987”。郎酒厂在人才培养上还有巨大的外溢效应,比如仙谭、红军杯等当地优质小酒企的核心人物都是从郎酒走出来的。
“留守儿童”,在这里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现象。人被留了下来,每一次的消费行为都服务于家乡,生活服务业获得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小镇经济也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自生系统。
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人在精神上会更加健全,人格上会更加完整,整体幸福感也会超越城市陌生人社会。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曾阐述了小城镇对人的心理影响。他认为,小城镇是一种礼俗社会,其中的个人完全沉浸在直接接触的小社会圈中,具有稳定的生活节奏。在这里,如果你在吃宵夜时将手机遗落在了某个餐馆,你完全不必着急,美美地睡上一觉,次日老板必会完璧归赵。
在这样的地方,一家百亿级的大企业,是一个区域的希望。一条长长的供应链,让数以万计的百姓有业可执,一条多环结合的价值链,为地方政府改善民生提供了财政来源。围绕着这样一家企业而滚动起来的,事实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郎酒的故事,不仅是二郎镇的故事,还是古蔺县的故事。
幸运的米红粱
从成都往二郎镇,有五个多小时车程。沿途高山连绵,小车跑一个弯就要绕一座山,花上十几分钟。
与一般的平原小镇相比,二郎镇让人感觉具有不同寻常的野性。从远处看,一条奔腾的大河翻着水花从山下绕过,现代建筑街巷顺着临河的高崖慢慢往上爬。飘散着酒糟香味的空气又使得它独具一份清新。
高山河谷,草木幽深,这种地理上的封闭性,会给当地的人们带来什么呢?
地理位置,长时间决定着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条件。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通常也是经济社会极不发达的地区。二郎镇有山有水有美酒,但绝非丰饶富庶鱼米乡,山高坡陡,地无三尺平,在漫长的农业时代,缺乏耕作基础,在剧变的工业时代,又尽显地理局限。
但谁能料到,正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的自然生态,使得这样一个远在中心视野之外的小镇能产出甘美佳酿,造物主長期向人们关闭着大门,却适时地打开了一扇窗户。
长江及其发达的上流水系成就了四川酒林,从“万里长江第一城”的宜宾开始,顺流而下形成了四川名冠天下的浓香酒体系。其中,郎酒是川酒中的异数,在一群浓香簇拥中,生长出一个酱香典范。
“粮为酒之肉”,二郎镇赤水流域连片生长的米红粱是酿造顶级酱香白酒的最佳而且不可替代的原料,所以在市场上,这种高粱比东北粳高粱的价格要高出一倍多。
赤水流域充足的阳光和雨水、温湿的气候条件,让米红粱的生长别有禀赋,颗粒里支链淀粉含量明显高于其它高粱,而支链淀粉是承受酱香白酒传统工艺全年考验的必要条件。正是这颗粒饱满、皮厚质糯的体格,决定了只有它才能接受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以及长达一年的酿造周期。
二郎镇所在的古蔺县是农业大县。古蔺的其他区域种植玉米较多,而处在赤水河流域的二郎镇,因为耕作条件较差,而高粱适应性很强,种植米红粱就是一种历史选择。因为郎酒厂的存在,这种不受餐桌待见的粮食得以卖出高价,当地农户便从中大受其益。
“酱酒就三个原材料,小麦、米红粱、水,米红粱和小麦都是本地产的。”古蔺县经济商务科技局局长陈元鑫告诉《南风窗》记者,“大春的时候种米红粱,小春种小麦,一年两季。这样的种植能达到土地的综合利用,对贫困人口的脱贫有很大的帮助。”
郎酒厂并不是简单地向农民购买米红粱,从种子开始,投资、播种、田间管理、收成、配送,每一个步骤都参与其中,从源头上分担风险,并且逐年提高收购价格。倘无酿酒需求,米红粱早已是一种被淘汰的作物,而现在在二郎镇,米红粱种植面积在最高峰时达到了12万亩。从这个意义上说,酱酒企业的存在,是米红粱的幸运。
在古蔺郎酒厂有限公司总经理蒋英丽眼中,良性的产业闭环是当地精准脱贫的有效路子,“我们郎酒厂(二郎酱酒基地和泸州浓香基地)的订单覆盖四川的十几个县,在这个过程中保证粮食的收购价格只涨不跌,种子户和收割商等不同产业从中渐渐发展出来。只有以产业输血才能激发当地农民自身的造血机能。”
现在的二郎小镇,面貌上看介乎城市与农村之间,没有城市的繁华与疏离,也不似乡村那样落后荒凉。有作物、有街市、有乡音,最重要的是有郎酒厂,它的生产需求撑起了一方水土,保障了百姓生活。
古蔺之魂
古蔺县本身的知名度也许不算高,但若提到“郎酒之乡”,就几乎无人不知。
陈元鑫笑称,古蔺人吃的都是酒泡饭,“郎酒打喷嚏,古蔺经济就感冒了。古蔺是郎酒的根,郎酒是古蔺的魂。”
地区和企业是一种互相支持的共生关系。对于古蔺这样的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对上争取来的资金,需要地方政府给予相应的财政配套才能给老百姓办成事,而这个过程必须倚重郎酒厂。
除了在经济上对地方的直接支持,郎酒厂还间接带动起整个二郎镇的服务业,比如运输和物流。一年下来,二郎镇的运输量能达到几十万吨。此外,郎酒还将酒糟送给当地的百姓发展养殖业,以白酒为核心建立了“红粮种植、白酒酿造、酒糟养牛”的产业链。
地方政府非常清楚民生命脉与郎酒的唇齿相依关系,对郎酒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的。
政府会优先保证郎酒的用地,土地按成本价出让,场外的公共基础设施、要素保障也都同步跟上。近两年,地方政府共计为郎酒争取科技成果转化、展会博览等资金补助500余万元,设身处地为支持郎酒着想。
自2002年改制以来,郎酒品牌价值和市场销量大幅增长,到2011年,郎酒销售突破了100亿元,跨入白酒百亿俱乐部。2013年行业深度调整,行业内的过剩供应泡沫被挤破,许多小酒厂破产倒闭。郎酒抓住时机进行战略调整,优化产品结构,2015年销售量开始回升。通过丰富产品梯度,郎酒不同价格层次的产品都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市场培育,将青花郎打造成了中国高端白酒的一面旗帜。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在全力推动郎酒上市工作。政府运用国家级贫困县的IPO绿色通道,组织专家队伍,为郎酒上市提供服务。 郎酒也一直把带动所在地周边百姓致富作为企业终极目标之一,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十分清楚,郎酒的兴衰紧密地牵系着二郎镇乃至古蔺县的未来。谈到梦想,他说:“就是要做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企业。”
呼之欲出的名酒小镇
19世纪末,西方工业化激进时期,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曾勾画了一个“田园城市”的蓝图。“田园城市”是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它的规模足以提供豐富的社会生活,居民生活于此,工作于此。
在霍华德的时代,这还只是一个乌托邦想象,而现在的郎酒厂将要在二郎镇打造这样一个小镇原型—就像欧洲的波尔多。
汪俊林曾去欧洲酒镇考察过,他说,那里居民的生活品质甚至高于城市,很多人都选择居住在酒镇周边,享受那里的恬静。受此触动,汪俊林也许下了在二郎镇建设“名酒名镇”的心愿,按照旅游业的一般规律,整体性地规划重建,展现古老厚重的酱酒魅力,致力于打造成为具有特色的白酒文化地标。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工业旅游,人们对那些熟悉的产品的生产过程饶有兴致,愿意到工厂区域一探究竟。具体到酒类产品,在国内已经有成熟的酒文化相关的工业旅游区,如青岛啤酒博物馆。在青岛啤酒百年老厂房内,游客能身处其中了解啤酒发展历程、酿造工艺与现代化生产,还可以到车间实地看一下麦芽和啤酒花。
相较于啤酒的文化,酱香型白酒的酿造工艺和与之相关的文化脉络要远为复杂、神秘和厚重,对普通大众有更强的吸引力。“生在赤水河,长在天宝峰,养在陶坛库,藏在天宝洞”,郎酒诞生和贮藏的每一个环节,都值得人们细细品味。
就旅游资源而言,郎酒也有在国内业界无以伦比的优势。70年代初,郎酒厂开启了郎酒天宝洞的贮酒时代,将建厂以来的老酒一并编号存入洞穴之中。随后,又在天宝洞下开发了地宝洞,同样用于贮酒。两洞内贮有土制陶酒坛上万只,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天然酒库。酒分子与空气中的微生物长年作用,形成了夹杂着近千种微生物、厚达数厘米的酒苔。而在位于二郎镇的天宝峰上,还有6000多个以红布封口的陶坛整齐地依山而列,露天陶坛酒库占地300多亩,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露天陶坛酒库,无论是在酒坛丛中还是占据一个高空视角,都有强烈的视觉震撼。
郎酒厂正在建设一栋外形科幻的建筑,游客们将来还可以在里面跟着专业的勾兑师傅学习调酒,现场体验酱香酒的生产工艺和感官享受。
古蔺县酒业发展局副局长李雄告诉《南风窗》记者,郎酒已完成技改投资3.3亿元,输酒工艺管线、天宝峰坛酒库已建成投用,郎酒总部大楼、黄金坝景观陶坛、郎酒文化主题酒店等项目都在加快推进。
在国内语境下,特色小镇的建设要考虑的不只是主流产业的打造,更重要的是探寻如何融合自然、人性以及经济发展的路径,以及如何在拥有庞大农业人口的地区实现现代化。汪俊林设想中的“名酒名镇”,就是一个人、自然和产业和谐共存的美丽的人文空间。
“名酒名镇”的构建也使得二郎镇的住房规划开始迎接久违的更新。安置房项目下,协调拆迁时间、新房补偿条件等在这里的进展都颇为顺利,当地百姓配合拆迁的意愿很强。而且,在同等条件下郎酒厂会优先招聘拆迁户,“授人以渔”,以此给征地的老百姓带来生活来源。
许多二郎人也住进了颇为现代化的“红花苑小区”,小区似一座欧洲风情小镇,设施健全,还配备了地下五层的停车场。这是就地城市化的一个样本,住在这里的二郎人既可以过上城市生活,又依然保持着与自然的紧密距离,远方不必依靠想象。
温情城乡
正值重阳下沙时节,郎酒酿酒车间里一片繁忙景象。
今年36岁的刘远亮,是这里的全能型工人,车间里的每个环节的工作他都得心应手。他的妻子也在郎酒厂工作,两人分属不同的部门。他告诉《南风窗》记者,像他这样全家在酒厂工作的家庭,在二郎镇俯拾皆是,郎酒厂解决了他们的温饱和就业问题,让他们过上了稳定的生活。
曾经在成都上大学的90后小伙子陈林是二郎基地的一名办公室工作人员,还是一个“郎三代”,爷爷在郎酒厂工作了一辈子,爸爸也是郎酒厂的酿酒师。
谈及为何舍得离开大城市回到这个家乡小镇,他说自己的根在这里,从小看着家乡随着郎酒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郎镇有很多工程项目都在建,等到路都修好以后,这里又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二郎。”
从工人到专业人员、管理层,郎酒厂提供了上万个岗位,二郎镇上80%的人居民都在这里上班。
这片温润的宝地,颇为符合二郎人温顺平衡、朴实执着的个性。郎酒的酿酒师们恪守传统,将天人合一的酿酒技术世代传承了下来,师带徒,父带子,熟能生巧,大家辈出。甚至二郎镇的小生意人,在耳濡目染中,对酿酒工艺竟也能说个“2987”。郎酒厂在人才培养上还有巨大的外溢效应,比如仙谭、红军杯等当地优质小酒企的核心人物都是从郎酒走出来的。
“留守儿童”,在这里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现象。人被留了下来,每一次的消费行为都服务于家乡,生活服务业获得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小镇经济也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自生系统。
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人在精神上会更加健全,人格上会更加完整,整体幸福感也会超越城市陌生人社会。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曾阐述了小城镇对人的心理影响。他认为,小城镇是一种礼俗社会,其中的个人完全沉浸在直接接触的小社会圈中,具有稳定的生活节奏。在这里,如果你在吃宵夜时将手机遗落在了某个餐馆,你完全不必着急,美美地睡上一觉,次日老板必会完璧归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