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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牧区经营模式中有牧户、合作社、嘎查3个主体。牧户是合理并循环利用资源多种经营的小规模牧户，生产方式将传统和现代畜牧业技术结合起来。嘎查是草场所有者，其作用是保证草场地租的均享，并负责草场在整体层面的有效利用。嘎查草场制度采取的是嘎查成员按人均租而非按人均地模式，避免了草场的细碎化。嘎查要负责公共设施的修建，保障牧业基础的生产条件。合作社是近几年出现的一种新型经济主体，主要任务是衔接牧户与市场，争取将涉农二三产业的利润回归牧户，增加牧户收入。无论是嘎查还是合作社，都要进行社会公共服务，是分头进行或合作进行，目前是困扰学界和政界的一个主要课题。
在2015年度内，通过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市、赤峰市、通辽市多处调研发现，目前牧区的发展困境有如下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为什么草原畜牧业要以家庭经营为主？传统与现实中，中国牧区经济面临的真实困境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必须坚持嘎查（牧区集体经济组织）草场制度？为什么已有的专业合作社法框架下的合作社不解决问题？中国牧区的特点、前途和存在意义如何？如何评价建国60多年来在牧区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国家的生态奖补机制如何和牧民传统的自然资源管理结合？
一、改造牧区传统的放牧畜牧业经济的几个问题
中国传统牧区的小牧经济，特点为以家庭为单位邻里合作躲避干旱而协商使用草地的一种游牧经营方式。对其评价， “落后”、“没有前途”一直是主流的共识，所以要“改造”或“消灭”。这些见解，影响了中国建国后一系列政策。这一系列政策，方向往往与中国传统牧区经济的特点相反，这些政策导向在改革开放后则是出于对美国牧场模式的崇拜和模仿。可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下列问题：对草原畜牧业而言，公司化生产并不能像工业那样因为分工而提高效率；对于草场产出率而言，扩大单位经营规模，草场产出率反倒显著降低；要发展生态循环资源节约型草原畜牧业，则帮助牧民降低风险比增收更重要。因此，要兼顾草场的生态性、经济性、牧民就业性和牧区社会稳定性，自然资源的合理管理比盲目地引进欧美的现代性要更重要。
（一）公司集约化生产还是家庭经营
对于草原畜牧业生产，不能忽视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不同的规律，而将只有在第二三产业中的规律不适当地套到草原畜牧业上面。这就是对草原畜牧业所谓规模经营、专业分工的想象。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认真地分析了工人之间的专业化及其引致的规模经济。斯密说，由于这种专业化，针厂每个工人每天生产几千枚针。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工人选择独立工作，而不是作为一个团队来工作，“那他们肯定不能每人每天制造出20枚针，或许连一枚也造不出来”。但是，草原畜牧业的产品并非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植物和动物，草原畜牧业的规模经营不可能改变这个基本的事实。植物和动物的生长周期即使可以人为缩短，也极其有限。草原畜牧业生产是在广袤大地上进行的一年四季的活动，由时令而形成了不同种类的劳动，而在同一时间段，在所有的草场上都是做完全同样的劳作。基本上，放牧畜牧业劳动专业化分工必要性不大，同时，放牧畜牧业劳动因为是长时段养活物，深受气候和其他意外因素影响，在中间时段计量劳动绩效和监督很困难。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世界各国放牧畜牧业都实行了以自然人为基础的家庭经营，公司法人农场所占比例很小。
（二）草场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降低草场产出率
在家庭经营基础上扩大草场规模和专业化生产，将中国牧户改造为美国牧场，就能完成牧民增收、畜产品供给增加的任务，今天仍然是很多人的梦想。在最近几年中，主流见解将“草场集中化、产业化、规模化”作为草原畜牧业现代化标志，草场流转和规模经营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在放牧畜牧业经营模式方面，当下的政策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牧场、牧民合作社、牧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放牧畜牧业经济学领域已经有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增加公司经营的规模草场并非一定带来更多的畜产品。在对呼和浩特一些乳业企业在草原地区的牧场的调查中，通过比较大规模经营、中等规模合作社经营和家庭牧户经营三种草场经营模式发现，三者的机械化投入、科技投入与草场经营的面积成正比，而单位面积产量却与之成反比。
通过对以上调研数据分析：家庭经营每亩产出29元，中等规模的合作社每亩草地产出18.51元，大公司牧场每亩产出14.07元。规模经营的现状再次证明了畜牧业经济学对草场效益与规模经营成反比关系的结论。
二、为什么牧户的单位草场收益要高于集约化牧场
在传统的放牧畜牧业家庭生产中，牧民生产者实行的不是雇佣劳动制，而是家庭劳动制，劳动者一直以来都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来组织生产的。这些因素反映到他们的生产决策中，就是他对劳动力投入的决定，遵从的是产量最大化的原则，而不是用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的原则，劳动者生产行为具有把劳动投入增加到边际产量为零的趋向。
图1描述了一种投入与产量之间的变动关系，总产量曲线TP上任何一点的斜率就是该点的边际产量MP。而连接总产量曲线TP上任何一点与坐标原点的线段的斜率，即为该点的劳动生产率，即平均产量AP。通过这个图来分析小牧经济下畜牧业劳动投入与畜产品产量之间的关系。
在微观经济学中，根据TP， AP， LP 曲线之间的关系，可将生产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劳动生产率逐渐上升，劳动的边际产量始终大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的边际产量曲线在平均产量曲线之上，此时劳动的总产量也呈上升之势。
第二阶段，劳动生产率逐渐下降，而且大于劳动的边际产量，劳动的平均产量曲线在劳动的边际产量曲线之上，不过此时劳动的边际产量依然大于零，因此劳动的总产量仍呈上升之势。
第三阶段，劳动生产率继续下降，劳动的边际产量降为负值，劳动的总产量从最高点开始下滑。 以牧户家庭为单位计算在不新增劳动力条件下产量也增加，不过总的劳动投入增加了，所谓农闲不闲，老少皆忙。计算劳动生产率的时候，要考虑到牧户增加的劳动投入其机会成本为零，也就是如果不投入因为生态牧业而增加的劳动中，也仅仅是闲着而已。这就决定了劳动力雇佣制和以效率为目的的企业永远不可能达到的。
三、内蒙古牧区经济发展的一些简单的讨论
内蒙古牧区的核心是其独特的放牧制度。这种放牧制度的成功和草原社会生态系统的维持，取决于为特定的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找到合适的制度。在传统的游牧社会中，在许多人认为因为产权不清晰，会被搭便车破坏的地方，恰恰是互惠合作的激励奖惩的各种制度安排﹐设计精巧﹐效率极高，可持续发展﹐堪称人类组织的“有机体”，这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公共制度（达林太，2013）。“没有各种公共制度作为支持市场的基础﹐任何市场都不能长期存在下去（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 。
这种经济模式有着独特的优点，尤其适合于内蒙古的资源禀赋和其他条件。在草原畜牧业领域，有人将传统畜牧业模式视为落后，美国牧业模式称为现代畜牧业为先进，然而对内蒙古来说，建设大工业不是要消灭小农牧业，城市化也不是要消灭牧区。英国农学家沃星顿（M. Worthington）所作定义是：“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其特点是“顺应自然”与在较小范围内的“自我循环”。
目前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经济的问题，不是劳动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是私有草场制度导致的地租竞逐和地租享有不均；私有草场制度妨碍了草场利用的整体性，破坏了畜牧业生产的基础条件；畜牧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单凭小牧户自身无法解决。小牧经济的问题并不需要改变小牧生产模式，而是可以通过其它途径也就是本文说的组织建设解决。中国小牧经济，需要的不是改造，而是帮助和完善，以发挥出其潜力。因此，国家倡导的草场流转、公司经营、牧民进城的战略，其实是违背了生态畜牧业的生态性，降低了放牧畜牧业的经营生产率的。
对草原生态系统而言，掠取地租的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内耗，草场流转高地价是社会财富的耗散。一旦陷入恶性资本主义，则会陷入锁死的发展陷阱。经济发展不会导致劳动者剩余的增加，即普通劳动者恩格尔系数持续降低。
四、建议
（一）国家对草原的生态补偿应该是对牧民的生产条件的改善，对移动式的自然资源管理的鼓励和补偿。互惠机制是组织内部的﹐互惠制组织不仅既有激励﹐又有制衡﹐而且激励和制衡可以使组织达到效率最大化。
（二）改变畜牧业财政补贴模式，把财政补贴从“国家财政——>牧民个人”模式转变为“国家财政——>牧区集体组织”模式，引导牧民回到组织，把牧民重新组织起来。
（三）在完善牧区草场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依照建设“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精神，重建牧区合作组织和牧区集体企业，恢复草场集体所有与牧民合作组织之间相互匹配的牧区经济制度。
（四）以国家资本为主导，建设和完善牧区科技服务网、农资供应物流网、畜产品采购网和牧区金融服务网，大量吸纳牧区青年和大学生在畜牧业保障体系中就业，提高中国草原畜牧业的后援保障能力，同时提高全社会的就业水平，以此推动中国草原畜牧业的现代化。
责任编辑：代建明
在2015年度内，通过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市、赤峰市、通辽市多处调研发现，目前牧区的发展困境有如下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为什么草原畜牧业要以家庭经营为主？传统与现实中，中国牧区经济面临的真实困境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必须坚持嘎查（牧区集体经济组织）草场制度？为什么已有的专业合作社法框架下的合作社不解决问题？中国牧区的特点、前途和存在意义如何？如何评价建国60多年来在牧区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国家的生态奖补机制如何和牧民传统的自然资源管理结合？
一、改造牧区传统的放牧畜牧业经济的几个问题
中国传统牧区的小牧经济，特点为以家庭为单位邻里合作躲避干旱而协商使用草地的一种游牧经营方式。对其评价， “落后”、“没有前途”一直是主流的共识，所以要“改造”或“消灭”。这些见解，影响了中国建国后一系列政策。这一系列政策，方向往往与中国传统牧区经济的特点相反，这些政策导向在改革开放后则是出于对美国牧场模式的崇拜和模仿。可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下列问题：对草原畜牧业而言，公司化生产并不能像工业那样因为分工而提高效率；对于草场产出率而言，扩大单位经营规模，草场产出率反倒显著降低；要发展生态循环资源节约型草原畜牧业，则帮助牧民降低风险比增收更重要。因此，要兼顾草场的生态性、经济性、牧民就业性和牧区社会稳定性，自然资源的合理管理比盲目地引进欧美的现代性要更重要。
（一）公司集约化生产还是家庭经营
对于草原畜牧业生产，不能忽视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不同的规律，而将只有在第二三产业中的规律不适当地套到草原畜牧业上面。这就是对草原畜牧业所谓规模经营、专业分工的想象。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认真地分析了工人之间的专业化及其引致的规模经济。斯密说，由于这种专业化，针厂每个工人每天生产几千枚针。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工人选择独立工作，而不是作为一个团队来工作，“那他们肯定不能每人每天制造出20枚针，或许连一枚也造不出来”。但是，草原畜牧业的产品并非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植物和动物，草原畜牧业的规模经营不可能改变这个基本的事实。植物和动物的生长周期即使可以人为缩短，也极其有限。草原畜牧业生产是在广袤大地上进行的一年四季的活动，由时令而形成了不同种类的劳动，而在同一时间段，在所有的草场上都是做完全同样的劳作。基本上，放牧畜牧业劳动专业化分工必要性不大，同时，放牧畜牧业劳动因为是长时段养活物，深受气候和其他意外因素影响，在中间时段计量劳动绩效和监督很困难。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世界各国放牧畜牧业都实行了以自然人为基础的家庭经营，公司法人农场所占比例很小。
（二）草场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降低草场产出率
在家庭经营基础上扩大草场规模和专业化生产，将中国牧户改造为美国牧场，就能完成牧民增收、畜产品供给增加的任务，今天仍然是很多人的梦想。在最近几年中，主流见解将“草场集中化、产业化、规模化”作为草原畜牧业现代化标志，草场流转和规模经营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在放牧畜牧业经营模式方面，当下的政策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牧场、牧民合作社、牧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放牧畜牧业经济学领域已经有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增加公司经营的规模草场并非一定带来更多的畜产品。在对呼和浩特一些乳业企业在草原地区的牧场的调查中，通过比较大规模经营、中等规模合作社经营和家庭牧户经营三种草场经营模式发现，三者的机械化投入、科技投入与草场经营的面积成正比，而单位面积产量却与之成反比。
通过对以上调研数据分析：家庭经营每亩产出29元，中等规模的合作社每亩草地产出18.51元，大公司牧场每亩产出14.07元。规模经营的现状再次证明了畜牧业经济学对草场效益与规模经营成反比关系的结论。
二、为什么牧户的单位草场收益要高于集约化牧场
在传统的放牧畜牧业家庭生产中，牧民生产者实行的不是雇佣劳动制，而是家庭劳动制，劳动者一直以来都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来组织生产的。这些因素反映到他们的生产决策中，就是他对劳动力投入的决定，遵从的是产量最大化的原则，而不是用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的原则，劳动者生产行为具有把劳动投入增加到边际产量为零的趋向。
图1描述了一种投入与产量之间的变动关系，总产量曲线TP上任何一点的斜率就是该点的边际产量MP。而连接总产量曲线TP上任何一点与坐标原点的线段的斜率，即为该点的劳动生产率，即平均产量AP。通过这个图来分析小牧经济下畜牧业劳动投入与畜产品产量之间的关系。
在微观经济学中，根据TP， AP， LP 曲线之间的关系，可将生产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劳动生产率逐渐上升，劳动的边际产量始终大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的边际产量曲线在平均产量曲线之上，此时劳动的总产量也呈上升之势。
第二阶段，劳动生产率逐渐下降，而且大于劳动的边际产量，劳动的平均产量曲线在劳动的边际产量曲线之上，不过此时劳动的边际产量依然大于零，因此劳动的总产量仍呈上升之势。
第三阶段，劳动生产率继续下降，劳动的边际产量降为负值，劳动的总产量从最高点开始下滑。 以牧户家庭为单位计算在不新增劳动力条件下产量也增加，不过总的劳动投入增加了，所谓农闲不闲，老少皆忙。计算劳动生产率的时候，要考虑到牧户增加的劳动投入其机会成本为零，也就是如果不投入因为生态牧业而增加的劳动中，也仅仅是闲着而已。这就决定了劳动力雇佣制和以效率为目的的企业永远不可能达到的。
三、内蒙古牧区经济发展的一些简单的讨论
内蒙古牧区的核心是其独特的放牧制度。这种放牧制度的成功和草原社会生态系统的维持，取决于为特定的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找到合适的制度。在传统的游牧社会中，在许多人认为因为产权不清晰，会被搭便车破坏的地方，恰恰是互惠合作的激励奖惩的各种制度安排﹐设计精巧﹐效率极高，可持续发展﹐堪称人类组织的“有机体”，这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公共制度（达林太，2013）。“没有各种公共制度作为支持市场的基础﹐任何市场都不能长期存在下去（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 。
这种经济模式有着独特的优点，尤其适合于内蒙古的资源禀赋和其他条件。在草原畜牧业领域，有人将传统畜牧业模式视为落后，美国牧业模式称为现代畜牧业为先进，然而对内蒙古来说，建设大工业不是要消灭小农牧业，城市化也不是要消灭牧区。英国农学家沃星顿（M. Worthington）所作定义是：“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其特点是“顺应自然”与在较小范围内的“自我循环”。
目前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经济的问题，不是劳动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是私有草场制度导致的地租竞逐和地租享有不均；私有草场制度妨碍了草场利用的整体性，破坏了畜牧业生产的基础条件；畜牧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单凭小牧户自身无法解决。小牧经济的问题并不需要改变小牧生产模式，而是可以通过其它途径也就是本文说的组织建设解决。中国小牧经济，需要的不是改造，而是帮助和完善，以发挥出其潜力。因此，国家倡导的草场流转、公司经营、牧民进城的战略，其实是违背了生态畜牧业的生态性，降低了放牧畜牧业的经营生产率的。
对草原生态系统而言，掠取地租的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内耗，草场流转高地价是社会财富的耗散。一旦陷入恶性资本主义，则会陷入锁死的发展陷阱。经济发展不会导致劳动者剩余的增加，即普通劳动者恩格尔系数持续降低。
四、建议
（一）国家对草原的生态补偿应该是对牧民的生产条件的改善，对移动式的自然资源管理的鼓励和补偿。互惠机制是组织内部的﹐互惠制组织不仅既有激励﹐又有制衡﹐而且激励和制衡可以使组织达到效率最大化。
（二）改变畜牧业财政补贴模式，把财政补贴从“国家财政——>牧民个人”模式转变为“国家财政——>牧区集体组织”模式，引导牧民回到组织，把牧民重新组织起来。
（三）在完善牧区草场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依照建设“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精神，重建牧区合作组织和牧区集体企业，恢复草场集体所有与牧民合作组织之间相互匹配的牧区经济制度。
（四）以国家资本为主导，建设和完善牧区科技服务网、农资供应物流网、畜产品采购网和牧区金融服务网，大量吸纳牧区青年和大学生在畜牧业保障体系中就业，提高中国草原畜牧业的后援保障能力，同时提高全社会的就业水平，以此推动中国草原畜牧业的现代化。
责任编辑：代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