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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是一项没有先在经验和基础，需要通过厘清学术和理论前提而从头开始的艰巨工作。要厘清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学术和理论前提，就必须对其理论形态、理论模式及实现路径等重大的、关涉全局的“前端”理论问题予以考察、辨析和说明。概言之，就理论形态和理论模式而言，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既应当是一种容纳理论哲学问题的实践哲学，同时也应当是一种包含了多维问题的复合型理论；就实現路径来讲，我们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合宜选择，就是从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这条路径既可以防止理论论证上的缺环，也可以防止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可能性断裂。
关键词：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建构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236-1879（2018）08-0265-02
1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应是一种实践哲学还是理论哲学
从哲学史上看来，作为实践哲学当中的政治哲学，与理论哲学的问题并不是总相互分离和隔绝的，相反他们是交织与融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从苏格拉底就开始了。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学主要是知识论的探索。但“德行就是知识”这个口号表明苏格拉底并没有改变古希腊哲人对于最高知识和形上世界的探求，只是从自然领域推到了政治与道德领域。所以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既对善观念的涉猎，也关涉善观念的认识和认知。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和政治活动并非具有任意性，相反要符合事物的本性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表明，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实践哲学，虽然与追求确定知识为旨趣的理论哲学形成了基本分殊，但也保留了理论哲学所具有的“求真”意识。
作为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既是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凸显出来的，也要切实对接这一历史实践所提供的现实问题，反过来对这一历史实践作出必要的回应。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必然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市场社会有着质的不同，但都作为市场社会，它们又会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也使得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在问题和形态上与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保持了某种“一致”。比如说，如同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亦应是所有权的合法性及分配的公正性问题，而其价值内核或价值主干，也应是前者所反复讲述的那些现代价值，如理性、契约精神、公民意识、平等的政治人格和权利、公正、法治等等。
要充分彰显非实证性和超越性的本色，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的“乌托邦”。在市场社会的条件下，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不可能完全走古希腊政治哲学的道路，所以，其乌托邦也不可能是纯粹理想型的，而必然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尽管如此，要建立这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也应当要关注理论哲学的问题，特别是要注重构建自己的形而上学，或者至少要形成一种形上关怀。形而上学虽然看似与市场社会格格不入，但对于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具有重大意义。那么中国政治哲学责无旁贷的使命和工作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为其提供规范性的论证和辩护；二是立于市场经济之外，为其提供价值和思想的指引。洛克之后的西方政治哲学在前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后一方面明显不足，即便从康德到罗尔斯的传统，也不外于此。仅仅停留于前一方面，难以从马克思所指认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中走出来，上升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界面。
2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应是一种单一型理论还是复合型理论
一般认为，在构建政治哲学上，罗尔斯是一个典范。其《正义论》的核心工作，就是在“理论”、“制度”及“目的”的篇目下构建一个逻辑自洽、体系完整的正义理论。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是一种单一型理论，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则应是一种复合型理论。为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向内”这个维度。在这个维度上，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所应思考、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实践所给出的“中国自身”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与罗尔斯所讲的“封闭的”美国社会问题形成对照。但“中国自身”的政治哲学问题，依然在界域上不同于罗尔斯所界定的美国社会的问题。如果说后者仅仅关涉社会的基本结构，那么，前者则超出了这个界域，呈现出一种交织叠加的状况。具体来看，“中国自身”的政治哲学问题，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为市场社会提供规范性论证和树立规范性目标；二是如何解决紧迫的社会公正问题。前一方面，大致相当于罗尔斯所讲的“严格服从”的理论，其目的也就在于塑造一个以公共认同和公共价值观念为基础的“良序社会”结构，这是现代市场社会必然孕育的一个重大而根本的规范性问题。不仅是罗尔斯，洛克以来的政治哲学家们，实际上都在思考和探索这个问题。
其次，我们来看“向外”这个维度。如上所示，罗尔斯并没有把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正义作为他的考察对象，所以其政治哲学并不包含一个实质性的“向外”的维度。一般而言，在契约论的框架内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哲学，都会缺少这个维度。这是因为契约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假定一个用以推理的均衡状态，而这样的均衡状态通常只是针对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情境来讲的，一旦超出了这个情境而涉入到全然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就没有理由去假定这样的状态了。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并不需要契约论作理论的奠基，所以在逻辑上并没有把“向外”的维度堵死。进一步说，这个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理论逻辑的问题，而同时更是一个价值担当和思想内容的问题。“当代中国”不同于“传统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面对全球化运动及由之而来的全球治理的问题。
再次，我们来看“向前”这个维度。如果说“向内”和“向外”是两个空间性的维度，那么“向前”及“向后”则是两个时间性的维度。作为一个时间性的维度，“向前”所涉及的是一种历史性的思考。古往今来的大多数政治哲学家，不管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政治哲学家，还是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边沁等近现代政治哲学家，抑或是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哈贝马斯等当代政治哲学家，基本都把既定的社会视为恒久不变的社会以及立论和推理的前提，所以与此相应，他们基本都没有建立起一种历史性的理论视野和“向前”的理论维度。
最后，我们来看“向后”这个维度。作为一个时间性的维度，“向后”主要指的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问题。进一步剖析，这个问题又包含两个子问题，一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能否作为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二是如何在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中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个子问题虽有不同，但又是关联在一起的。我的基本看法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是在现代市场社会的历史地基上予以建构的理论形态，而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总体上与现代市场社会并不匹配，所以也不可能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最根本理论支点。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断然否定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价值，而应看到它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不可忽视的思想资源。
3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应从具体到抽象还是从抽象到具体
黑格尔关于从抽象到具体的说明，无疑是依附于其逻辑学的思辨结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这种说明本身又是一种抽象，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他开始将近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投置和还原于历史的根基之处。因为黑格尔之所以要把实体作为他的一个最高根据，从现实来看，是因为他洞见到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即近现代政治哲学所讲的价值不能只是一种应然，而更应当具有其现实性和历史性。也就是说，黑格尔的工作之一，是要以实体为根据，来为权利、自由、法、道德等问题确立现实性和历史性的根基。这样来看，黑格尔在从抽象到具体的路向上，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政治哲学的条件和历史基础问题。由于没有在元批判层次上涉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理论所造成的视角变化，在直接恢复理性法论证的同时，把这两个商谈域之间的桥梁给拆除了。但是，在规范性商谈的领域内，关于应当之软弱性的问题同时也紧迫地提了出来。这个问题曾经促使黑格尔去研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便确切了解作为伦理理念之现实性的环节之一的现代市民社会的结构。
参考文献
[1] 福柯.词与物[M].上海三联书店，2002.
[2] 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M].商务印书馆，2000.
[3] 张一兵.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序[M].商务印书馆，2009.
关键词：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建构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236-1879（2018）08-0265-02
1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应是一种实践哲学还是理论哲学
从哲学史上看来，作为实践哲学当中的政治哲学，与理论哲学的问题并不是总相互分离和隔绝的，相反他们是交织与融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从苏格拉底就开始了。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学主要是知识论的探索。但“德行就是知识”这个口号表明苏格拉底并没有改变古希腊哲人对于最高知识和形上世界的探求，只是从自然领域推到了政治与道德领域。所以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既对善观念的涉猎，也关涉善观念的认识和认知。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和政治活动并非具有任意性，相反要符合事物的本性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表明，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实践哲学，虽然与追求确定知识为旨趣的理论哲学形成了基本分殊，但也保留了理论哲学所具有的“求真”意识。
作为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既是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凸显出来的，也要切实对接这一历史实践所提供的现实问题，反过来对这一历史实践作出必要的回应。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必然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市场社会有着质的不同，但都作为市场社会，它们又会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也使得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在问题和形态上与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保持了某种“一致”。比如说，如同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亦应是所有权的合法性及分配的公正性问题，而其价值内核或价值主干，也应是前者所反复讲述的那些现代价值，如理性、契约精神、公民意识、平等的政治人格和权利、公正、法治等等。
要充分彰显非实证性和超越性的本色，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的“乌托邦”。在市场社会的条件下，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不可能完全走古希腊政治哲学的道路，所以，其乌托邦也不可能是纯粹理想型的，而必然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尽管如此，要建立这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也应当要关注理论哲学的问题，特别是要注重构建自己的形而上学，或者至少要形成一种形上关怀。形而上学虽然看似与市场社会格格不入，但对于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具有重大意义。那么中国政治哲学责无旁贷的使命和工作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为其提供规范性的论证和辩护；二是立于市场经济之外，为其提供价值和思想的指引。洛克之后的西方政治哲学在前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后一方面明显不足，即便从康德到罗尔斯的传统，也不外于此。仅仅停留于前一方面，难以从马克思所指认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中走出来，上升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界面。
2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应是一种单一型理论还是复合型理论
一般认为，在构建政治哲学上，罗尔斯是一个典范。其《正义论》的核心工作，就是在“理论”、“制度”及“目的”的篇目下构建一个逻辑自洽、体系完整的正义理论。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是一种单一型理论，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则应是一种复合型理论。为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向内”这个维度。在这个维度上，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所应思考、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实践所给出的“中国自身”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与罗尔斯所讲的“封闭的”美国社会问题形成对照。但“中国自身”的政治哲学问题，依然在界域上不同于罗尔斯所界定的美国社会的问题。如果说后者仅仅关涉社会的基本结构，那么，前者则超出了这个界域，呈现出一种交织叠加的状况。具体来看，“中国自身”的政治哲学问题，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为市场社会提供规范性论证和树立规范性目标；二是如何解决紧迫的社会公正问题。前一方面，大致相当于罗尔斯所讲的“严格服从”的理论，其目的也就在于塑造一个以公共认同和公共价值观念为基础的“良序社会”结构，这是现代市场社会必然孕育的一个重大而根本的规范性问题。不仅是罗尔斯，洛克以来的政治哲学家们，实际上都在思考和探索这个问题。
其次，我们来看“向外”这个维度。如上所示，罗尔斯并没有把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正义作为他的考察对象，所以其政治哲学并不包含一个实质性的“向外”的维度。一般而言，在契约论的框架内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哲学，都会缺少这个维度。这是因为契约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假定一个用以推理的均衡状态，而这样的均衡状态通常只是针对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情境来讲的，一旦超出了这个情境而涉入到全然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就没有理由去假定这样的状态了。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并不需要契约论作理论的奠基，所以在逻辑上并没有把“向外”的维度堵死。进一步说，这个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理论逻辑的问题，而同时更是一个价值担当和思想内容的问题。“当代中国”不同于“传统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面对全球化运动及由之而来的全球治理的问题。
再次，我们来看“向前”这个维度。如果说“向内”和“向外”是两个空间性的维度，那么“向前”及“向后”则是两个时间性的维度。作为一个时间性的维度，“向前”所涉及的是一种历史性的思考。古往今来的大多数政治哲学家，不管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政治哲学家，还是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边沁等近现代政治哲学家，抑或是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哈贝马斯等当代政治哲学家，基本都把既定的社会视为恒久不变的社会以及立论和推理的前提，所以与此相应，他们基本都没有建立起一种历史性的理论视野和“向前”的理论维度。
最后，我们来看“向后”这个维度。作为一个时间性的维度，“向后”主要指的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问题。进一步剖析，这个问题又包含两个子问题，一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能否作为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二是如何在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中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个子问题虽有不同，但又是关联在一起的。我的基本看法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是在现代市场社会的历史地基上予以建构的理论形态，而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总体上与现代市场社会并不匹配，所以也不可能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最根本理论支点。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断然否定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价值，而应看到它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不可忽视的思想资源。
3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应从具体到抽象还是从抽象到具体
黑格尔关于从抽象到具体的说明，无疑是依附于其逻辑学的思辨结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这种说明本身又是一种抽象，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他开始将近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投置和还原于历史的根基之处。因为黑格尔之所以要把实体作为他的一个最高根据，从现实来看，是因为他洞见到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即近现代政治哲学所讲的价值不能只是一种应然，而更应当具有其现实性和历史性。也就是说，黑格尔的工作之一，是要以实体为根据，来为权利、自由、法、道德等问题确立现实性和历史性的根基。这样来看，黑格尔在从抽象到具体的路向上，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政治哲学的条件和历史基础问题。由于没有在元批判层次上涉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理论所造成的视角变化，在直接恢复理性法论证的同时，把这两个商谈域之间的桥梁给拆除了。但是，在规范性商谈的领域内，关于应当之软弱性的问题同时也紧迫地提了出来。这个问题曾经促使黑格尔去研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便确切了解作为伦理理念之现实性的环节之一的现代市民社会的结构。
参考文献
[1] 福柯.词与物[M].上海三联书店，2002.
[2] 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M].商务印书馆，2000.
[3] 张一兵.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序[M].商务印书馆，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