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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聪：“我离开《傅雷家书》已经很久了……”
傅聪先生的脾气坏是出了名的。音乐会上，哪怕是微弱的耳语声或拍照的“咔嚓”声，都会惹他不快。有时，他甚至会中断演奏以示抗议。不过，生活中的大师倒是慈眉善目，一派祥和。
倘使尝上几口家乡小菜，更是喜上眉梢，戏话连篇，活脱一个老小孩。每逢这时，我们便缠着他，哄他翻出些陈年旧闻。
记得有一次约傅先生往“雍福会”聚餐。那里原是英国领事馆旧址，屋内陈设一律“花样年华”风格，古朴雅致。那日，傅先生身着深藏青印花绸缎外套，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手上戴着黑色半截毛绒手套，嘴里衔着一根烟斗。言语间，一口纯正老上海话，并且夹杂些许英语和法语。这幕景象让人仿佛有时光倒流的感觉。
我们吃饭的那间包房在三楼，是由原来的储藏室改建而成的，屋顶还有两扇“老虎窗”。于是，话题便从上海话的外来语衍生开去。因为“老虎窗”由英语“roof”而来，“肮三”源自“on sale”，“瘪三”则是“beg sir”的意思。傅先生一下子来了兴致，“上海话形容大声说话的‘哇哩哇啦’其实是法语，而‘白相’，‘傻大’那样的词汇，追根溯源，大概与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脱不了干系。”
不一会儿，服务生将小菜端上桌面，白斩鸡，熏鱼，烂糊肉丝，八宝鸭，腌笃鲜……不一而足。大师边吃边啧啧称赏，尤其对那碗葱油拌面赞不绝口，“味道交关好，就是少了点”，说完，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伲长期旅居海外的人对家乡的思念，往往是从几只家常小菜开始的。张爱玲在美国唐人街看见一把紫红色苋菜，不也怦然心动吗？”
说起张爱玲，不由地想起傅雷先生早年对这位传奇女子的忠告：“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重复自己。在下意识中，技能像旁的本能一样时时骚动着，要求一显身手的机会，不问主人胸中有没有东西需要它表现，结果变成了文字游戏。”
当时，张爱玲并不买账，以“自己的文章”一文竭力作自我辩护。傅聪说，父亲的批评是中肯的。因此，张爱玲晚年与宋淇交谈时表达了对傅雷的心悦诚服，但那时也有像潘柳黛那样的女作家对张爱玲自鸣得意的所谓“贵族”血统不以为然，语多尖刻，“在潘女士看来，张爱玲迭种血缘关系完全远开八只脚，这就好比朝黄浦江里扔只鸡，鸡勒拉水里汆法汆法，然后，从江里舀一口水，讲，‘鸡汤倒蛮鲜额’，简直瞎三话四！”说起这段掌故时，傅先生眉飞色舞，还反复强调，“侬看，汆法汆法，迭句闲话最生动，形象得勿得了！”
“然而，真正称得上幽默大师的也只有钱钟书一人。”傅先生話锋一转：“20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请钱钟书、杨绛夫妇来听音乐会，结果杨绛独自一人前来，但带来钱钟书一张便条。大致意思是中国人有对牛弹琴的说法。但是，据考证，母牛听音乐后可挤出更多奶。自己在这方面连母牛也不如，因此也就不附庸风雅了。唉呀，那么有趣的一封信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谈到幽默，我突然想起发生在刘海粟身上的一桩趣闻。曹聚仁在一篇谈幽默的短文里提及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里曾有《观市政府主办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记》一文，作者在简要罗列刘海粟生平后，便大谈展览会场地和光线处理，谈招待员，谈卖物的摊头，甚至谈了自己上厕所的情形，对刘海粟作品却不着一字。曹聚仁称之为“意在言外，奇妙在此”。傅先生听完，也随口说了个类似的故事。勋伯格在一聚会上大肆鼓吹其十二音体系，众人皆昏昏欲睡，可他仍意犹未尽，不停追问大家是否还有问题。只见有人怯生生地举起了手，“我有个问题。请问，厕所在哪里？”那个举手者就是日后的指挥大师克莱伯。
关于刘海粟与傅雷，坊间充斥各种传闻。有人说，傅雷离开美专教席，是因为阻止赵丹等进步学生上街游行而挨了一记耳光;也有人说，傅、刘交恶是因为刘劝傅不要打儿子而激怒傅。
傅聪先生对此作了澄清：“父亲与刘海粟疏远的导火索源于一位穷困潦倒的美专教师张弦。父亲对张弦评价很高，称其为‘拥有孤洁不移的道德力与坚而不骄的自信力的人’。父亲为张弦那少得可怜的工资与刘海粟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最终张弦贫病交加郁郁而亡，死时才三十多岁。张弦去世后，父亲建议为张办遗作展，结果也不了了事。父亲伤心欲绝，两人从此形同陌路。”
不过，傅雷夫妇一直和刘海粟前妻成家和（港星萧芳芳母亲）友情甚笃，《傅雷家书》中很多篇什都是写给成家和的。而成家和的妹妹成家榴更是傅雷先生的红颜知己。傅聪先生对这段往事倒并不掩饰，“成家榴的确美若天仙，且和父亲一样，有着火一般的热情，两人爱到死去活来。只要她不在身边，父亲便无法工作。每到这时，母亲就打电话给她说，你快来吧，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也无法工作。母亲的善良与宽容感动了成家榴，她选择主动离开父亲去了香港……”傅先生说，他读过父亲给成家榴的那批信函，里面尽是对大自然的赞美和咏叹，完全读不到丁点儿女私情。“父亲母亲那辈人真太了不起了！”傅聪先生长长叹了口气。
的确，《傅雷家书》中有封朱梅馥写给傅聪的信：“我对你爸爸的性情脾气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疾恶如仇……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听完这个传奇，再读那段文字，不禁泫然。
还想让傅聪先生说说《傅雷家书》背后的故事，大师摆了摆手，“唉，每个人见到我都要说《傅雷家书》，好像我老也长不大。其实，我也是望七之人，离开《傅雷家书》已经很久了……”
己丑新夏，白先勇先生翩然抵沪。我和徐俊兄设宴于愚园路、镇宁路口的“福1088”，为白先生及其助理郑幸燕小姐接风。
席间，从李鸿章、张佩纶，一直到张爱玲，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关于风靡一时的《小团圆》，白先勇先生坦言，读了之后，觉得张爱玲似乎要在小说中吐尽这辈子所受的苦难与怨恨。 西首边用青石、灰砖和原木筑成的建筑群，分前后两进。前面是永玉先生的大工作室，跨过门槛，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一幅八尺整的《十万狂花入梦寐》制成的屏风，五彩斑斓，气象万千;环顾四周，只见屋内摆放着清一色明代家具，亦散落着一些中国古代陶罐;宽大的画桌上横七竖八地放着笔、砚、宣纸、书籍和几件小摆设;东侧的墙壁悬挂着先生刚刚完成的巨幅画作《老梅蓬勃图》，苍劲郁勃;而一架崭新的黑色三角钢琴更给工作室添上点儿浪漫氣息。
穿过工作室，径直往里走，就是主人的客厅和居室。这里的陈设与工作室风格完全不同，客厅里挂着的大多是永玉先生的油画，巨大的壁炉上摆着他和家人的照片，屋子中央是一圈矮沙发，好客的主人常约一些旧雨新知在这里品茗聊天。
闲聊、漫淡是永玉先生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而漫淡时说得最多的恐怕还是人。他曾经说起过许多精彩有趣的人，有些已淡忘模糊了，有些则记忆犹新，譬如弘一法师，譬如沈从文……
永玉先生是目前见过弘一法师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那年他才十几岁。少年的黄永玉很调皮，有一天，他在庙里的白玉兰树上摘花，恰巧被弘一法师发现了。弘一法师说：“你看这花长在树上好好的，干吗非要摘下来呢？”“老子高兴，就要摘。”黄永玉说。
弘一法师非但没有生气，还招呼他到禅房去，并问他会什么。这个顽童大言不惭地回答：“老子会画画！唔，还会别的，会唱歌，会打拳，会写诗，还会演戏，开枪，打豺狼、野猪、野鸡。”看到弘一法师写的字，他还说不好，没有力量。
对答间，他忽然发现书桌上有写着“丰子恺”“夏丏尊”名字的信封，颇觉好奇，因为他在课堂上读过他们两位的文章，当知道眼前这位貌不惊人的老和尚是丰子恺的老师，还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歌词的作者时，他便又缠着弘一法师给他写幅字。
弘一法师笑了：“你不是说我的字没有力气吗？”聪慧过人的黄永玉连忙改口道：“不过，现在看看，你的字有点好起来了。”弘一法师答应他几天后来取。
顽童去别处玩了一个礼拜，再踏进寺院便得知弘一法师圆寂了。进入那个小院，只见弘一法师侧身躺在木板床上，神色安详，像睡着了一样。桌上居然有一张写给他的条幅：“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他虽然不懂什么意思，但还是嚎啕大哭起来。
永玉先生谈得最多的莫过于沈从文先生。沈从文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写出了《边城》那样的传世之作，晚年虽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仍钻进故纸堆中，孜孜钻研，写出皇皇巨著《中国服装史》。
“从文表叔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一条不太让人翻动的、被火慢慢煎成的、味道也过得去的嫩黄小鱼，以期有朝一日对人类有所贡献。”在黄永玉的生命里，感情最浓的是沈从文，最尊敬的是沈从文，最崇拜的也是沈从文。
五十年代初，沈从文给客居香港的黄永玉写信，希望他能尽快回国，“为国家做点事，是我最希望的”。于是黄永玉和妻子在1953年回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
当黄永玉工作上受阻，思想上有波动时，又是表叔，给他写去了鼓励的长信：“第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第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第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同样，当看到黄永玉潦草敷衍的作品时，表叔也会毫不客气地，狠狠“剋”他一顿。因此，沈从文在落寞和孤寂中逝世后，永玉先生不无悲痛地写道：“表叔真的死了。三十多年来，我时时刻刻想到从文表叔会死，清苦的饮食，沉重的工作，精神的磨难，脑子、心脏和血管的毛病……”
当然，除了人物之外，这位号称“凤凰老刁民”的艺术家也经常说说有关创作的故事。我曾不止一次听他谈起那件在当代美术史上轰动一时的“猫头鹰事件”，听他谈画《水浒人物》前前后后的曲折经历，也听他谈和“清末四公子”之一张伯驹先生在“文革”期间的那次难忘的邂逅……
黄永玉先生曾说一个画家的成功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基本功，主要是颜色的探索、趣味的安排;二是做人要过得去，否则就会像流星一样稍纵即逝;三是艺术的“八字”要好。永玉先生的艺术“八字”该是不错的了，短短几十年竟有如此非凡的成就。
对此，他自己也不否认：“总体上讲，我的‘八字’很好。虽然我一生没有大的成就，但确实没有浪费时间。每天工作，尽了自己的力量，没有辜负我初中三年级的学历。”
永玉先生一生命运多舛，历经磨难，但他从不畏缩，从不气馁。他很欣赏这样两句诗：“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每当遭到委屈，经受磨难，他便会鼓励自己，我是为了太阳才来到这个世界的。
（选自《我认识一些深情的人》/曹可凡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年2月版）
傅聪先生的脾气坏是出了名的。音乐会上，哪怕是微弱的耳语声或拍照的“咔嚓”声，都会惹他不快。有时，他甚至会中断演奏以示抗议。不过，生活中的大师倒是慈眉善目，一派祥和。
倘使尝上几口家乡小菜，更是喜上眉梢，戏话连篇，活脱一个老小孩。每逢这时，我们便缠着他，哄他翻出些陈年旧闻。
记得有一次约傅先生往“雍福会”聚餐。那里原是英国领事馆旧址，屋内陈设一律“花样年华”风格，古朴雅致。那日，傅先生身着深藏青印花绸缎外套，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手上戴着黑色半截毛绒手套，嘴里衔着一根烟斗。言语间，一口纯正老上海话，并且夹杂些许英语和法语。这幕景象让人仿佛有时光倒流的感觉。
我们吃饭的那间包房在三楼，是由原来的储藏室改建而成的，屋顶还有两扇“老虎窗”。于是，话题便从上海话的外来语衍生开去。因为“老虎窗”由英语“roof”而来，“肮三”源自“on sale”，“瘪三”则是“beg sir”的意思。傅先生一下子来了兴致，“上海话形容大声说话的‘哇哩哇啦’其实是法语，而‘白相’，‘傻大’那样的词汇，追根溯源，大概与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脱不了干系。”
不一会儿，服务生将小菜端上桌面，白斩鸡，熏鱼，烂糊肉丝，八宝鸭，腌笃鲜……不一而足。大师边吃边啧啧称赏，尤其对那碗葱油拌面赞不绝口，“味道交关好，就是少了点”，说完，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伲长期旅居海外的人对家乡的思念，往往是从几只家常小菜开始的。张爱玲在美国唐人街看见一把紫红色苋菜，不也怦然心动吗？”
说起张爱玲，不由地想起傅雷先生早年对这位传奇女子的忠告：“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重复自己。在下意识中，技能像旁的本能一样时时骚动着，要求一显身手的机会，不问主人胸中有没有东西需要它表现，结果变成了文字游戏。”
当时，张爱玲并不买账，以“自己的文章”一文竭力作自我辩护。傅聪说，父亲的批评是中肯的。因此，张爱玲晚年与宋淇交谈时表达了对傅雷的心悦诚服，但那时也有像潘柳黛那样的女作家对张爱玲自鸣得意的所谓“贵族”血统不以为然，语多尖刻，“在潘女士看来，张爱玲迭种血缘关系完全远开八只脚，这就好比朝黄浦江里扔只鸡，鸡勒拉水里汆法汆法，然后，从江里舀一口水，讲，‘鸡汤倒蛮鲜额’，简直瞎三话四！”说起这段掌故时，傅先生眉飞色舞，还反复强调，“侬看，汆法汆法，迭句闲话最生动，形象得勿得了！”
“然而，真正称得上幽默大师的也只有钱钟书一人。”傅先生話锋一转：“20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请钱钟书、杨绛夫妇来听音乐会，结果杨绛独自一人前来，但带来钱钟书一张便条。大致意思是中国人有对牛弹琴的说法。但是，据考证，母牛听音乐后可挤出更多奶。自己在这方面连母牛也不如，因此也就不附庸风雅了。唉呀，那么有趣的一封信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谈到幽默，我突然想起发生在刘海粟身上的一桩趣闻。曹聚仁在一篇谈幽默的短文里提及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里曾有《观市政府主办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记》一文，作者在简要罗列刘海粟生平后，便大谈展览会场地和光线处理，谈招待员，谈卖物的摊头，甚至谈了自己上厕所的情形，对刘海粟作品却不着一字。曹聚仁称之为“意在言外，奇妙在此”。傅先生听完，也随口说了个类似的故事。勋伯格在一聚会上大肆鼓吹其十二音体系，众人皆昏昏欲睡，可他仍意犹未尽，不停追问大家是否还有问题。只见有人怯生生地举起了手，“我有个问题。请问，厕所在哪里？”那个举手者就是日后的指挥大师克莱伯。
关于刘海粟与傅雷，坊间充斥各种传闻。有人说，傅雷离开美专教席，是因为阻止赵丹等进步学生上街游行而挨了一记耳光;也有人说，傅、刘交恶是因为刘劝傅不要打儿子而激怒傅。
傅聪先生对此作了澄清：“父亲与刘海粟疏远的导火索源于一位穷困潦倒的美专教师张弦。父亲对张弦评价很高，称其为‘拥有孤洁不移的道德力与坚而不骄的自信力的人’。父亲为张弦那少得可怜的工资与刘海粟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最终张弦贫病交加郁郁而亡，死时才三十多岁。张弦去世后，父亲建议为张办遗作展，结果也不了了事。父亲伤心欲绝，两人从此形同陌路。”
不过，傅雷夫妇一直和刘海粟前妻成家和（港星萧芳芳母亲）友情甚笃，《傅雷家书》中很多篇什都是写给成家和的。而成家和的妹妹成家榴更是傅雷先生的红颜知己。傅聪先生对这段往事倒并不掩饰，“成家榴的确美若天仙，且和父亲一样，有着火一般的热情，两人爱到死去活来。只要她不在身边，父亲便无法工作。每到这时，母亲就打电话给她说，你快来吧，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也无法工作。母亲的善良与宽容感动了成家榴，她选择主动离开父亲去了香港……”傅先生说，他读过父亲给成家榴的那批信函，里面尽是对大自然的赞美和咏叹，完全读不到丁点儿女私情。“父亲母亲那辈人真太了不起了！”傅聪先生长长叹了口气。
的确，《傅雷家书》中有封朱梅馥写给傅聪的信：“我对你爸爸的性情脾气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疾恶如仇……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听完这个传奇，再读那段文字，不禁泫然。
还想让傅聪先生说说《傅雷家书》背后的故事，大师摆了摆手，“唉，每个人见到我都要说《傅雷家书》，好像我老也长不大。其实，我也是望七之人，离开《傅雷家书》已经很久了……”
白先勇与张爱玲
己丑新夏，白先勇先生翩然抵沪。我和徐俊兄设宴于愚园路、镇宁路口的“福1088”，为白先生及其助理郑幸燕小姐接风。
席间，从李鸿章、张佩纶，一直到张爱玲，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关于风靡一时的《小团圆》，白先勇先生坦言，读了之后，觉得张爱玲似乎要在小说中吐尽这辈子所受的苦难与怨恨。 西首边用青石、灰砖和原木筑成的建筑群，分前后两进。前面是永玉先生的大工作室，跨过门槛，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一幅八尺整的《十万狂花入梦寐》制成的屏风，五彩斑斓，气象万千;环顾四周，只见屋内摆放着清一色明代家具，亦散落着一些中国古代陶罐;宽大的画桌上横七竖八地放着笔、砚、宣纸、书籍和几件小摆设;东侧的墙壁悬挂着先生刚刚完成的巨幅画作《老梅蓬勃图》，苍劲郁勃;而一架崭新的黑色三角钢琴更给工作室添上点儿浪漫氣息。
穿过工作室，径直往里走，就是主人的客厅和居室。这里的陈设与工作室风格完全不同，客厅里挂着的大多是永玉先生的油画，巨大的壁炉上摆着他和家人的照片，屋子中央是一圈矮沙发，好客的主人常约一些旧雨新知在这里品茗聊天。
闲聊、漫淡是永玉先生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而漫淡时说得最多的恐怕还是人。他曾经说起过许多精彩有趣的人，有些已淡忘模糊了，有些则记忆犹新，譬如弘一法师，譬如沈从文……
永玉先生是目前见过弘一法师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那年他才十几岁。少年的黄永玉很调皮，有一天，他在庙里的白玉兰树上摘花，恰巧被弘一法师发现了。弘一法师说：“你看这花长在树上好好的，干吗非要摘下来呢？”“老子高兴，就要摘。”黄永玉说。
弘一法师非但没有生气，还招呼他到禅房去，并问他会什么。这个顽童大言不惭地回答：“老子会画画！唔，还会别的，会唱歌，会打拳，会写诗，还会演戏，开枪，打豺狼、野猪、野鸡。”看到弘一法师写的字，他还说不好，没有力量。
对答间，他忽然发现书桌上有写着“丰子恺”“夏丏尊”名字的信封，颇觉好奇，因为他在课堂上读过他们两位的文章，当知道眼前这位貌不惊人的老和尚是丰子恺的老师，还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歌词的作者时，他便又缠着弘一法师给他写幅字。
弘一法师笑了：“你不是说我的字没有力气吗？”聪慧过人的黄永玉连忙改口道：“不过，现在看看，你的字有点好起来了。”弘一法师答应他几天后来取。
顽童去别处玩了一个礼拜，再踏进寺院便得知弘一法师圆寂了。进入那个小院，只见弘一法师侧身躺在木板床上，神色安详，像睡着了一样。桌上居然有一张写给他的条幅：“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他虽然不懂什么意思，但还是嚎啕大哭起来。
永玉先生谈得最多的莫过于沈从文先生。沈从文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写出了《边城》那样的传世之作，晚年虽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仍钻进故纸堆中，孜孜钻研，写出皇皇巨著《中国服装史》。
“从文表叔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一条不太让人翻动的、被火慢慢煎成的、味道也过得去的嫩黄小鱼，以期有朝一日对人类有所贡献。”在黄永玉的生命里，感情最浓的是沈从文，最尊敬的是沈从文，最崇拜的也是沈从文。
五十年代初，沈从文给客居香港的黄永玉写信，希望他能尽快回国，“为国家做点事，是我最希望的”。于是黄永玉和妻子在1953年回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
当黄永玉工作上受阻，思想上有波动时，又是表叔，给他写去了鼓励的长信：“第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第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第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同样，当看到黄永玉潦草敷衍的作品时，表叔也会毫不客气地，狠狠“剋”他一顿。因此，沈从文在落寞和孤寂中逝世后，永玉先生不无悲痛地写道：“表叔真的死了。三十多年来，我时时刻刻想到从文表叔会死，清苦的饮食，沉重的工作，精神的磨难，脑子、心脏和血管的毛病……”
当然，除了人物之外，这位号称“凤凰老刁民”的艺术家也经常说说有关创作的故事。我曾不止一次听他谈起那件在当代美术史上轰动一时的“猫头鹰事件”，听他谈画《水浒人物》前前后后的曲折经历，也听他谈和“清末四公子”之一张伯驹先生在“文革”期间的那次难忘的邂逅……
黄永玉先生曾说一个画家的成功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基本功，主要是颜色的探索、趣味的安排;二是做人要过得去，否则就会像流星一样稍纵即逝;三是艺术的“八字”要好。永玉先生的艺术“八字”该是不错的了，短短几十年竟有如此非凡的成就。
对此，他自己也不否认：“总体上讲，我的‘八字’很好。虽然我一生没有大的成就，但确实没有浪费时间。每天工作，尽了自己的力量，没有辜负我初中三年级的学历。”
永玉先生一生命运多舛，历经磨难，但他从不畏缩，从不气馁。他很欣赏这样两句诗：“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每当遭到委屈，经受磨难，他便会鼓励自己，我是为了太阳才来到这个世界的。
（选自《我认识一些深情的人》/曹可凡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