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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却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而“毒豆芽”事件的发酵，也再使公众哗然。此时司法部门顺势而动，频频查处。但此类“毒豆芽”案件，因相应添加物的安全性尚无定论，而使适用的罪名和刑罚产生出入。以此为定案依据，亦引起广泛争议。所以，本文认为对于芽农这种违规添加的行为，司法机关应结合不同的具体情形，区分对待。
关键词 毒豆芽 争议 定罪起诉
基金项目：浙江工商大学法学基地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项目内容：《生产销售“毒豆芽”行为的刑法审视》；项目编号：2015 Y029；主持人：陈发明。
作者简介：陈发明，浙江工商大学2015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1.320
一、“毒豆芽”案查处的源头及依据
2011年原卫生部发布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将食品添加剂中的6-苄基腺嘌呤删除。同年，质检总局发布公告称，不再对该物质按食品添加剂发放安全许可证，同时禁止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生产，以及食品加工企业使用。
正是这两份文件，兴起了2011年以来“毒豆芽”案的查处热潮，给司法部门提供了“毒豆芽”的另一种定性依据。在此之前生产豆芽，芽农们一般都会添加该物质。此举既不违法，又可以提升豆芽的品相，因而一直被广泛运用。但此之后，检测到这些添加物却成了定性定案的依据。于是，之前生财的手段就变成了束缚自己的锁链。
二、“毒豆芽”案的刑法处置的争议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一场有关“毒豆芽”案的研讨会上，有关学者和团队梳理了203份以2013年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称13年“两高”司法解释）为主要审判依据的判决书。该司法解释，做了更为细化的适用规定。而此类判决所依据的条文，以《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居多。梳理中，他们发现这203份判决书，均将检出主要添加物——6-苄基腺嘌呤，作为认定豆芽“有毒”的主要证据。尽管有25份判决显示，办案机关在现场查获了尿素等成分，但只有6份判决认定其他物质也“有毒”并作为定罪依据。①
根据统计，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各地司法机大抵有以下3种方式：一是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论；二是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论；三是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论。第3种定罪占到了大多数。还有少数案件，最终司法机关选择撤案。而令人迷惑的是，对于同一定罪方式的具体认定上，司法机关也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在203份判决中，作出有罪裁判的依据，有的只依据《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出，有的是依据《刑法》第144条和13年“两高”司法解释第9条、第20条作出的。
三、“毒豆芽”案争司法处置争议之思考
（一）定案依据之思考
“毒豆芽”案查处依据，自然是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的相应添加物。上述203份判决中，均以检出6-苄基腺嘌呤等物质作为主要定案依据，但有25件案件司法機关同时查获尿素等禁用物。而其只有6件同时也将其他禁用物作为定案依据。依上所述，我国司法活动的政策性太重。虽说由于相应机关的新规，致使6-苄基腺嘌呤等物质被规制。但添加尿素等物质，原本就是违法行为。在查处过程中若发现，自然要记录并以之为定案依据。而25份判决中仅有6份同时以之为定案依据，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体现。这样的失误，会让公众觉得不严谨，有损司法威严。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自然要考虑在内，但绝不是唯一的考量要素，司法和行政一定程度上还是该相互分离独立。至于此类案件，以政策性引导较强的添加物——6-苄基腺嘌呤等的检验作为定案依据是否合理合法，我将于下文具体展开。
（二）罪名适用之思考
我国《刑法》第141条至第148条，所规定的“生产、销售类”罪名可以说是，“毒豆芽”案适用的重点区域。这一系列罪名包含了选择性，不仅在行为上有“生产”、“销售”的选择，在犯罪指向的对象上也有“伪”、“劣”、“有毒”、“有害”的选择。同时，《刑法》第149条规定生产、销售本节第141条至第148条所列产品，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本节第140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且第二款规定，同时构成第140条与第141至148条的，从重罪处。这些罪名适用情形展开如下。
1.《刑法》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适用：
第140条在这一系列罪名里明显充当的是一个兜底条款。此罪适用有这样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认为芽农行为不构成第143、144条的，但销售的豆芽仍旧属于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存疑的食品，只不过不足以造成相应的损害且销售金额在五万以上。这样的认定方法，主要还参考了13年“两高”司法解释的第13条第2款：“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无证据证明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但是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②此种情况下，司法机关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克制。因为在查处“毒豆芽”案热潮掀起的一段时间内，相关部门对于这些添加剂的安全性以及管理类别，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也就说这些司法机关，不能确定这些添加剂加工过的豆芽属于有毒有害食品。但由于相关部门将相关添加剂删除出“白名单”的举动，使利用这些添加剂加工的豆芽成为边缘化的食品，理应引起相应生产企业及芽农的注意。因而司法机关将其认定为存疑的食品，进而对比白名单加工的食品，得出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第二种可能：认为芽农构成第143或第144条的罪名，且同时构成第140条的罪名，根据犯罪人的具体犯罪事实，若依第140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将重于第143条、144条的处罚规定。则依第149条第2款以及13年“两高”司法解释中的第13条第1款，需按第140条定罪处罚。这种情况，出现在芽农的涉案金额较为巨大的情形下。此种情况下，相关部门还未给出添加剂安全性及管理类别的确定答复，司法机关将此类添加剂加工的豆芽定性为有毒、有害食品有些牵强。虽然原先的管理部门将此类添加剂在可用名单上除名，并不再发放生产许可。但毕竟事出有因，且这项工艺已经使用推广了30余年，在我国的食品安全范围内并未出现过大纰漏，即使存疑，也不宜直接认定为“有毒”、“有害”食品。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如前所述，这个结果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推论过程有瑕疵。 2.对《刑法》第143条、144条的适用：
如上所述，适用第144条以“有毒”、“有害”来定性有所不当，而以第143条进行认定，似乎也没有直接达到相应程度的情况。虽然13年“两高”司法解释的第27条写明：“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难以确定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检验报告并结合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进行认定。③但实际操作时候，司法检测与业内人士的专家意见常常相左，反而让人无所适从。
四、“毒豆芽”案的轉折及后续处理
（一）新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和管理部门相关文件的发布
2015年4月，食监总局、农业部、国家卫计委三部门发布联合公告规定，所讨论的添加剂作为低毒农药管理，豆芽不在其使用范围。随后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通过。其中第40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使用食品添加剂。”上述规定，确定了严格使用模式，即只有列入国家标准“白名单”的食品添加剂才允许使用。这无疑对添加上述物质加工豆芽的行为，做了一个违法认定。在上述法律和公告施行之后，再以前文所论情形，则毫无疑问可以运用刑法追究相应人员的责任。
（二）“毒豆芽”案后续处理意见
2015年4月，“两高”非正式暂停“毒豆芽”案审理，有不少案件积压。在相关文件发布后，各地司法机关有了指导参考，则“毒豆芽”案审理又需重新提上日程。而自相关文件公布至2016年8月，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有关“毒豆芽”的刑事一审判决书仅有2份。两案查处年份均在2014年，而相关犯罪事实认定则更早（早于相关文件出台）。这两份判决书均认定相关人员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但是判决理由及依据中，却没有提到新食品安全法及相关部门公告，甚至连13年“两高”司法解释都没有。仅依据《刑法》第144条，结合2011年的相关检测定案。这样的定案方式显然有失偏颇。而在宣判日期前，实际上已经有对此类案件具有决定性的指导文件出台，司法机关却对这些文件只字未提，而仅依2011年具有争议且不明确的相关检测定案，文件接收之滞后令人咂舌。笔者以为，相应处理如下：
第一，法不溯及既往。在这些文件或规定出台前，查处的相应案件不应适用该文件或规定作为定案依据。但法院在判决书上阐述推论时应该提到这些文件，并需说明，因为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事后法不应作为不利于被告人的判决依据。
第二，依据前文推断，司法机关在第140条适用的第一种可能下，运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案具有一定合理性。对于相应添加剂在原安全名单中除名以后，安全性及管理分类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对于这些添加剂的使用本已存疑。而相应机关在一段时间内的大量查处，也该使行为人知晓添加此类物质的危险可能性较大，应引起行为人的注意。而在添加剂安全状况显然存疑的情况下，仍旧使用此类添加剂加工，不得不说是具有放任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及“有毒”、“有害”食品的间接故意。而运用不在“白名单”的添加剂加工的豆芽，确实是没有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由于，目前没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实例在我国范围内存在（即使依司法解释专家评估也可成立。但由于争议较大，司法机关应一定程度的克制），应谨慎适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但依第149条，可以在相应情节满足的情况下依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案。因为，行为人生产的豆芽里包含不确定的风险，是在最低安全标准之外因素，因而相比于不用无根水加工的符合最低标准的豆芽的“正品”而言，确实这些通过添加剂加工的豆芽，属于“伪劣品”。对于相应文件出台以后的情形，结合相关的司法解释，此类“毒豆芽”案，在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被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注释：
①黄芳.203份“毒豆芽”案判决解析：法律适用混乱，存在重大疑点.澎湃新闻.2015年3月17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1776.最后登陆时间：2016年12月3日.
②③李立众编.刑法一本通（第十一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9.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周浩.豆芽中添加 6-苄基腺嘌呤的行为定性.中国检察官.2015（2）.
关键词 毒豆芽 争议 定罪起诉
基金项目：浙江工商大学法学基地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项目内容：《生产销售“毒豆芽”行为的刑法审视》；项目编号：2015 Y029；主持人：陈发明。
作者简介：陈发明，浙江工商大学2015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1.320
一、“毒豆芽”案查处的源头及依据
2011年原卫生部发布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将食品添加剂中的6-苄基腺嘌呤删除。同年，质检总局发布公告称，不再对该物质按食品添加剂发放安全许可证，同时禁止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生产，以及食品加工企业使用。
正是这两份文件，兴起了2011年以来“毒豆芽”案的查处热潮，给司法部门提供了“毒豆芽”的另一种定性依据。在此之前生产豆芽，芽农们一般都会添加该物质。此举既不违法，又可以提升豆芽的品相，因而一直被广泛运用。但此之后，检测到这些添加物却成了定性定案的依据。于是，之前生财的手段就变成了束缚自己的锁链。
二、“毒豆芽”案的刑法处置的争议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一场有关“毒豆芽”案的研讨会上，有关学者和团队梳理了203份以2013年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称13年“两高”司法解释）为主要审判依据的判决书。该司法解释，做了更为细化的适用规定。而此类判决所依据的条文，以《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居多。梳理中，他们发现这203份判决书，均将检出主要添加物——6-苄基腺嘌呤，作为认定豆芽“有毒”的主要证据。尽管有25份判决显示，办案机关在现场查获了尿素等成分，但只有6份判决认定其他物质也“有毒”并作为定罪依据。①
根据统计，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各地司法机大抵有以下3种方式：一是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论；二是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论；三是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论。第3种定罪占到了大多数。还有少数案件，最终司法机关选择撤案。而令人迷惑的是，对于同一定罪方式的具体认定上，司法机关也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在203份判决中，作出有罪裁判的依据，有的只依据《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出，有的是依据《刑法》第144条和13年“两高”司法解释第9条、第20条作出的。
三、“毒豆芽”案争司法处置争议之思考
（一）定案依据之思考
“毒豆芽”案查处依据，自然是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的相应添加物。上述203份判决中，均以检出6-苄基腺嘌呤等物质作为主要定案依据，但有25件案件司法機关同时查获尿素等禁用物。而其只有6件同时也将其他禁用物作为定案依据。依上所述，我国司法活动的政策性太重。虽说由于相应机关的新规，致使6-苄基腺嘌呤等物质被规制。但添加尿素等物质，原本就是违法行为。在查处过程中若发现，自然要记录并以之为定案依据。而25份判决中仅有6份同时以之为定案依据，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体现。这样的失误，会让公众觉得不严谨，有损司法威严。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自然要考虑在内，但绝不是唯一的考量要素，司法和行政一定程度上还是该相互分离独立。至于此类案件，以政策性引导较强的添加物——6-苄基腺嘌呤等的检验作为定案依据是否合理合法，我将于下文具体展开。
（二）罪名适用之思考
我国《刑法》第141条至第148条，所规定的“生产、销售类”罪名可以说是，“毒豆芽”案适用的重点区域。这一系列罪名包含了选择性，不仅在行为上有“生产”、“销售”的选择，在犯罪指向的对象上也有“伪”、“劣”、“有毒”、“有害”的选择。同时，《刑法》第149条规定生产、销售本节第141条至第148条所列产品，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本节第140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且第二款规定，同时构成第140条与第141至148条的，从重罪处。这些罪名适用情形展开如下。
1.《刑法》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适用：
第140条在这一系列罪名里明显充当的是一个兜底条款。此罪适用有这样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认为芽农行为不构成第143、144条的，但销售的豆芽仍旧属于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存疑的食品，只不过不足以造成相应的损害且销售金额在五万以上。这样的认定方法，主要还参考了13年“两高”司法解释的第13条第2款：“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无证据证明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但是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②此种情况下，司法机关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克制。因为在查处“毒豆芽”案热潮掀起的一段时间内，相关部门对于这些添加剂的安全性以及管理类别，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也就说这些司法机关，不能确定这些添加剂加工过的豆芽属于有毒有害食品。但由于相关部门将相关添加剂删除出“白名单”的举动，使利用这些添加剂加工的豆芽成为边缘化的食品，理应引起相应生产企业及芽农的注意。因而司法机关将其认定为存疑的食品，进而对比白名单加工的食品，得出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第二种可能：认为芽农构成第143或第144条的罪名，且同时构成第140条的罪名，根据犯罪人的具体犯罪事实，若依第140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将重于第143条、144条的处罚规定。则依第149条第2款以及13年“两高”司法解释中的第13条第1款，需按第140条定罪处罚。这种情况，出现在芽农的涉案金额较为巨大的情形下。此种情况下，相关部门还未给出添加剂安全性及管理类别的确定答复，司法机关将此类添加剂加工的豆芽定性为有毒、有害食品有些牵强。虽然原先的管理部门将此类添加剂在可用名单上除名，并不再发放生产许可。但毕竟事出有因，且这项工艺已经使用推广了30余年，在我国的食品安全范围内并未出现过大纰漏，即使存疑，也不宜直接认定为“有毒”、“有害”食品。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如前所述，这个结果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推论过程有瑕疵。 2.对《刑法》第143条、144条的适用：
如上所述，适用第144条以“有毒”、“有害”来定性有所不当，而以第143条进行认定，似乎也没有直接达到相应程度的情况。虽然13年“两高”司法解释的第27条写明：“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难以确定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检验报告并结合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进行认定。③但实际操作时候，司法检测与业内人士的专家意见常常相左，反而让人无所适从。
四、“毒豆芽”案的轉折及后续处理
（一）新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和管理部门相关文件的发布
2015年4月，食监总局、农业部、国家卫计委三部门发布联合公告规定，所讨论的添加剂作为低毒农药管理，豆芽不在其使用范围。随后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通过。其中第40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使用食品添加剂。”上述规定，确定了严格使用模式，即只有列入国家标准“白名单”的食品添加剂才允许使用。这无疑对添加上述物质加工豆芽的行为，做了一个违法认定。在上述法律和公告施行之后，再以前文所论情形，则毫无疑问可以运用刑法追究相应人员的责任。
（二）“毒豆芽”案后续处理意见
2015年4月，“两高”非正式暂停“毒豆芽”案审理，有不少案件积压。在相关文件发布后，各地司法机关有了指导参考，则“毒豆芽”案审理又需重新提上日程。而自相关文件公布至2016年8月，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有关“毒豆芽”的刑事一审判决书仅有2份。两案查处年份均在2014年，而相关犯罪事实认定则更早（早于相关文件出台）。这两份判决书均认定相关人员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但是判决理由及依据中，却没有提到新食品安全法及相关部门公告，甚至连13年“两高”司法解释都没有。仅依据《刑法》第144条，结合2011年的相关检测定案。这样的定案方式显然有失偏颇。而在宣判日期前，实际上已经有对此类案件具有决定性的指导文件出台，司法机关却对这些文件只字未提，而仅依2011年具有争议且不明确的相关检测定案，文件接收之滞后令人咂舌。笔者以为，相应处理如下：
第一，法不溯及既往。在这些文件或规定出台前，查处的相应案件不应适用该文件或规定作为定案依据。但法院在判决书上阐述推论时应该提到这些文件，并需说明，因为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事后法不应作为不利于被告人的判决依据。
第二，依据前文推断，司法机关在第140条适用的第一种可能下，运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案具有一定合理性。对于相应添加剂在原安全名单中除名以后，安全性及管理分类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对于这些添加剂的使用本已存疑。而相应机关在一段时间内的大量查处，也该使行为人知晓添加此类物质的危险可能性较大，应引起行为人的注意。而在添加剂安全状况显然存疑的情况下，仍旧使用此类添加剂加工，不得不说是具有放任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及“有毒”、“有害”食品的间接故意。而运用不在“白名单”的添加剂加工的豆芽，确实是没有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由于，目前没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实例在我国范围内存在（即使依司法解释专家评估也可成立。但由于争议较大，司法机关应一定程度的克制），应谨慎适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但依第149条，可以在相应情节满足的情况下依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案。因为，行为人生产的豆芽里包含不确定的风险，是在最低安全标准之外因素，因而相比于不用无根水加工的符合最低标准的豆芽的“正品”而言，确实这些通过添加剂加工的豆芽，属于“伪劣品”。对于相应文件出台以后的情形，结合相关的司法解释，此类“毒豆芽”案，在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被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注释：
①黄芳.203份“毒豆芽”案判决解析：法律适用混乱，存在重大疑点.澎湃新闻.2015年3月17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1776.最后登陆时间：2016年12月3日.
②③李立众编.刑法一本通（第十一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9.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周浩.豆芽中添加 6-苄基腺嘌呤的行为定性.中国检察官.2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