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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热爱
数学一向被尊为科学中的皇后，而数论则被尊为数学中的皇后，有人认为数论只宜屹立于高不可攀的学问峰巅，任人叹赏，而不能携入尘世，加以应用。而华罗庚不仅攀上了数论的巅峰，还将这一门学问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是他一生所坚持的座右铭，也是激励后人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
只有初中文凭的数学家
1910年11月12日，华罗庚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的“乾生泰”杂货铺内。老来得子的店主华瑞栋夫妇喜不自胜，为了留住这个得之不易的“根苗”，让他平安地成长，两人按照当地习俗，孩子一落地，就用箩筐象征性地扣他一下，寓意“把根留住”，为他取名“箩根”，乳名“罗罗”，那一年是庚戌年，后来就用了“罗庚”两字作名字。
华瑞栋夫妇对儿子十分溺爱。有时大人玩纸牌玩到兴头上时，受到冷落的华罗庚便去阻止母亲出牌，阻止不住时，索性爬到桌子上撒尿，尽管如此，父母也不忍心动儿子一根手指头。邻居们却给这个寡言少语、说话不清又性情孤僻的孩子偷偷取了个“罗呆子”的外号，并在背后议论，华家的“罗呆子”长大了不会有什么出息的。
华罗庚喜欢看戏。一年一度的灯节是他最开心的时刻。有一次，在闹灯节的队伍里他看到一个“菩萨”骑着高头大马，头上插着羽毛，从青龙山进城来。老百姓把“菩萨”团团围住，纳头便拜、求药问卜。灯会散后，看热闹的老百姓都回家了，可华罗庚却跟着“菩萨”走了七八里路，一直跟到青龙山庙里。看见“菩萨”卸了戏装，摘掉道具，露出又瘦又小的原形后，他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华罗庚的小学生活是在金坛县城小南门外的仁劬小学度过的。由于过分贪玩，学习成绩不好，他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1922年，华罗庚上了初中，遇到了王维克、韩大寿、李月波等恩师。曾经留学法国的王维克发现他算术不错，又喜欢看书，就有选择地借书给他看，每次一本，限期归还。华罗庚总是提前归还。还书的时候，王维克问他书中的问题，他总能对答如流。
1925年，15岁的华罗庚初中毕业，家里勉强凑齐了学费，送他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读商科。可是没过多久，家里的生意每况愈下，再也筹不出学费了，华罗庚只好辍学回家。
华罗庚不甘心，靠着一本《大代数》、一本50页的《微积分》以及两本用零花钱买来的《学艺》和《科学》杂志，他开始了自学生涯。每天天不亮，华罗庚就起了床，摊开书本，认真研读。“乾生泰”隔河对面有一家豆腐店，店主每天早起磨豆腐时，发现华罗庚小屋里的灯已经亮了。
白天，华罗庚在店里忙生意，客人一走就埋头看书或演算。没有纸张时，他就用包棉花的废纸算题。姐姐华莲青回忆：“尽管是冬天，罗庚依然在柜台上看他的数学书。清水鼻涕流下时，他用左手在鼻子上一抹，往旁边一甩，没有甩掉，就一直挂着，鼻涕结成了冰还没意识到，右手仍在不停地写，不停地算。”
1928年，新婚的华罗庚得了伤寒。他卧病在床整整一年，靠妻子吴筱元的照料才保全性命。由于长期卧床导致的胯关节感染，他终生残疾，走路时，左腿要先画一个大圆圈，右腿再迈上一小步。他幽默地称这种走法为“圆与切线的运动”。
病愈后，华罗庚回到金坛中学任职，生活相对稳定。华罗庚腾出了更多的精力钻研数学，经常向杂志社投稿。一天，邮差送来了一封来自上海的邮件，里面装的是1930年12月出版的《科学》杂志第15卷第2期。华罗庚的一篇重要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成功发表。这篇论文不仅证明了华罗庚的才能，而且改变了他的命运。★
（责编/李希萌 责校/陈小婷 来源/《华罗庚传》，李景文编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华罗庚长子忆父亲生前经历：流亡中险让敌机炸死》，崔瑾月/文，《环球人物》2010年12月10日）
“工作到最后一刻”
华罗庚：“人民的數学家”
举世皆知华罗庚是数学大师，
不为人知的是，华罗庚还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人。
而让数学切实为实际生产生活服务，是他不同于一般数学家的追求
华罗庚（1910—1985），江苏常州人。1924年从金坛县立初级中学毕业;1930年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轰动数学界;1931年被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工作;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1938年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1946年任美国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春从美国经香港抵达北京，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1951年当选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同年被任命为即将成立的数学研究所所长;1954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2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83年被选聘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1985年6月12日病逝。
清华校园里的“半时助理”
1931年，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看完《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文，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没人能够回答。再问：“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同事们仍是面面相觑。
熊庆来查遍了清华大学的归国留学生名录，仍找不到华罗庚的名字。当他通过一个名叫唐培经的教员得知华罗庚只是初中毕业生时，更为惊奇，愈加珍爱。系里的7位教授都赞成把华罗庚请来清华工作与培养。于是，熊庆来在当时的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同意下，聘华罗庚来清华工作。
熊庆来初见华罗庚，即认定他肯定是“一匹千里马”，并断言“华罗庚他日将成为异军突起之科学明星”。
跟校方商量后，熊庆来安排华罗庚在数学系里做助理员，做做杂务，每月工资为40元，相当于助教工资的一半。在工作之余，华罗庚可以去听课与自修。几十年后，他在回忆助理员生涯时说：“我去清华时，系里的图书散放在小屋子里的地上，乱七八糟。我把它们一本一本地整理好，归类放齐。我只要闭着眼睛一摸，就知道哪本书放在那里。” 华罗庚的办公处安排在熊庆来的办公室外面。华罗庚风趣活跃，很快就为大家喜欢。数学家徐贤修曾回忆他在1931年初次见到华罗庚时的情景。二人谈得颇投机，徐贤修问：“你是不是这里的教授？”华罗庚答：“不是。”他又问：“是不是学生或研究生？”答：“不是。”他再问：“是不是管系务的先生呢？”答：“也不是。”华罗庚风趣地说：“我是这里的‘半时助理’。”他解释说：“大学毕业的当助教，高中毕业的当助理，我只是初中毕业，所以当个‘半时助理’。”从此，他们二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不到一个月，熊庆来就发现华罗庚不但不必去听解析几何与微积分课，对算学分析亦有一定了解，于是让华罗庚到自己的算学分析班上来听课。不但如此，熊庆来在备课遇到疑难或在做不出习题时，就在办公室里叫道：“华先生，请过来一下，看看这个题目怎么做！”
在清华的学习与工作使华罗庚大开眼界，知识水平也大为提高。他以惊人的勤奋和毅力，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攻读了算学系的全部课程，并自学了英语、德语和法语。还在国外的数学杂志上发表了3篇用英语写成的论文，引起清华学人的关注。1933年，清华大学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就华罗庚的任职问题进行讨论。赞成提拔华罗庚为助教的人与不赞成者各执一词。最终，时任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拍板：“清华出了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要被资格所限定。”
从1934年到1935年，华罗庚除任教之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研究之中。在此期间，他被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委任为乙种研究员，并被清华大学破格提拔为教员。
1936年夏天，华罗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当时，剑桥大学正处在鼎盛时期，云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精英。英国著名学者哈代坐在当年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者牛顿坐过的高背椅子上，发号施令，主宰着数学界。
华罗庚到达时，哈代已去美国旅行。出发前，他看到在清华任教的数学家温纳写给他的推荐华罗庚的信及华罗庚的论文后，给海尔布伦博士留下一张条子，上面写道：“请告诉华先生，凡是从东方来的学生，都问我们多长时间可以获得学位，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而其他人通常至少要三年才能得到。”
当海尔布伦把哈代的意思转达给华罗庚时，华罗庚毫不犹豫的回答使对方感到诧异。“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只有两年的研究时间，自然要多学点东西，多写点有意思的文章，念博士不免有些繁文缛节，太浪费时间了。我来剑桥大学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学位。”
在剑桥的两年间，他写了18篇论文，先后发表在英国、苏联、法国、德国、印度的数学刊物上。其中《论高斯的完整三角和估计问题》发表之后，震动了数学界，连哈代也对他刮目相看。
西南联大的清高（汤）教授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罗庚谢绝了剑桥的挽留，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國，与已经撤退到昆明的妻子儿女会合，被西南联大聘请为教授。
华罗庚一家在昆明的日子很苦。当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妻子吴筱元一发工资就把一个月的柴米油盐全买回来，因为如果晚几天钱就不够用了。有一次，她得到两个鸡蛋，华罗庚让她分成五瓣，家里一人一瓣。她哭了，华罗庚安慰她，等我的《堆垒素数论》出版，我们去割几斤肉，美美地吃一顿。有时一家人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实在没有办法，就变卖家里的东西，勉强维持生活，华罗庚还改名换姓悄悄到中学兼课补贴家用。他烟瘾很大，为了省钱，把烟也戒了，说：“等抗战胜利后再抽吧。”小儿子出生时，华罗庚为他取名“华光”，一盼中华重光，二来是说钱都花光了。
为躲避日军的频繁轰炸，华罗庚一家搬到离西南联大五里地的黄土坡村住下，附近山沟的防空洞成了他的工作间。有一天，敌机来了。一个炸弹落下来，华罗庚的防空洞被炸塌，他被活埋。幸亏当时有两个学生正在附近，马上过来救人，让华罗庚露出头部来维持呼吸。待敌机飞走，人们才把他拉了出来。他长衫的下半截全都没了，还吐了一口血。
消息传到闻一多耳中，他急人之难，将他们一家八口的房子让出一些地方来给华罗庚家。闻一多当时住的是一栋土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楼下是灶房和牲口圈，闻一多一家住在二楼的厢房和正房里，本来已经相当拥挤，但他还是把稍大的一间正房腾出来让华罗庚一家住下。他们在正屋的中央拉起一道帘子，两家住在一个屋檐下，关系甚为融洽。
此事在西南联大传为佳话，为了纪念这段生活，华罗庚后来写下了这样四句诗：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后来，华罗庚在昆明西郊找了一个牛圈，租下牛圈上用来堆草的楼棚。牛住下面，人住上面。多年后，华罗庚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昆明城外20里的一个小村庄里，全家人住在两间小厢楼里，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息。那时，我的身份是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则清汤之清，而高则未也。”
即使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华罗庚也没有间断过研究。据华罗庚长子华俊东回忆，他常常半夜醒来，看到父亲还在小油灯前埋头读书。华罗庚的同事陈省身曾说，华罗庚用功非常人可及。当时，学生徐利治每次去看华罗庚，都会发现他趴在饭桌上研究。徐利治说，老师喜欢计算，很强调计算技巧和做题功底。当他写完一篇文章后，有时会情不自禁地说“有手腕力”。
1942年，《堆垒素数论》中文稿写成。寄到中央研究院后，手稿被研究院遗失，华罗庚大病一场。1944年，英文版《堆垒素数论》出版后，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写信称：“你此一发现，为今后数学界开了一个重要源泉。”
从1938年到1945年，短短七年时间，华罗庚开创了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两本专著及十几篇论文，仅公开发表的论稿就达百万字之多。取得如此成就时，他才35岁。 伊利诺伊大学的终身教授
1946年9月，华罗庚应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去美国讲学。1948年春，华罗庚被伊利诺伊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他决定举家迁居美国。
1949年，华罗庚得知新中国成立，当时就决定回国。当他把回国的打算告诉伊利诺伊大学校方时，得到了对方真诚的挽留：“华先生，你可以先回去看看，你的孩子由伊大代为照料。”
“谢谢校方的好意。孩子我还是带走为好。中国人应该为中国效力，我想你们会理解我的心情的。”不久，华罗庚丢下了洋房、汽车与半年的工资，偕妻将子来到旧金山，登上了前往香港的邮轮。抵达香港后，华罗庚闭门谢客，把自己关在旅馆的房间里。几天后，他写了一封长信：“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这便是著名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1950年3月11日由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在海外留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0年3月27日，中国各大报纸在十分醒目的位置上刊登了这样一条新闻：“闻名全世界的我国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已于本月16日自美国抵达首都北京，并已回清华大学任教，受到该校师生的热烈欢迎。”从这一天起，华罗庚便在生他育他的华夏热土上，辛勤耕耘，撒播成果。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后，筹备数学所的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从1950年起，华罗庚开始着手数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1952年7月，新中国的第一个数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宣告成立。
数学研究所成立之后，华罗庚八方求贤，网罗人才。他注重数学科学的全面发展，既强调理论研究，又关注应用研究。为了使研究人员便于发表成果，华罗庚主张由数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专刊丛书，这一举措对推广中国数学研究、培养数学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
短短几年间，他发表的数学论文与专著已达百万字以上。此外，华罗庚致力于数学推广、科普工作。他编写了《从孙子<神机妙算>谈起》《数学归纳法》《谈谈与蜂房结构有关的数学问题》等小册子，向青少年科普数学知识。从1956年开始，他亲自担任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委员会主任，培养中学生对数学的兴趣，直到今天，“华罗庚杯”数学竞赛仍是中国颇有影响力的青少年数学竞赛。
“很难想象，如果他不曾回国，中国数学会怎么样？”著名数学家赛尔贝格曾这样评价华罗庚。
中国计算机“黄埔军校”的“总教头”
举世皆知华罗庚是数学大师，不为人知的是，华罗庚还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人。
1946年，華罗庚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访问。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新生的计算机学科，敏锐地意识到计算机的远大发展前景。当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冯·诺依曼带着他参观实验室，探讨学术问题，华罗庚心里盘算的，是怎么把计算机研究带回中国去。他收集了大量计算机资料，带着它们踏上了归国之路。
1951年1月，华罗庚被任命为筹建中的中科院数学所所长，他在工作报告中写道：“我们希望在三五年内能有计算数学所需要配备的各种机器，能有善于操纵并了解其结构的人才。”
这里所说的“人才”，指的就是计算机人才。而在当年，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计算机专家在全世界也是凤毛麟角。在中国，不要说专门的计算机人才，就是见过计算机实物的也寥寥无几。华罗庚寻找中国的计算机人才，只能从其他相近的领域里物色。他最先相中的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主任闵乃大。
不料闵乃大没有答应，不过，他给华罗庚推荐了两位同事，一位是留学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博士夏培肃，一位是清华电机系的高材生王传英。
在华罗庚的邀请下，夏培肃和王传英都毫不犹豫地答应“改行”研究计算机。特别是夏培肃，1950年，她刚刚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正在做博士后研究。这时，她在报纸上看到华罗庚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受此感召，毅然回国。后来，夏培肃曾专门回忆过自己涉足计算机领域的缘起：“一个人在一生中，常常会有一些改变命运的重要转折点。对于我来说，这个重要的转折点出现于1952年的一个晚上——我第一次谒见华罗庚教授时。”
夏培肃不但答应调到数学所研究计算机，而且又转回头去，帮华罗庚说服了闵乃大。不久，华罗庚安排闵乃大、夏培肃和王传英从清华大学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由这三人成立计算机研究小组——中国计算机研制的序幕拉开了。
“那时候一切都从零开始，什么都没有！”夏培肃曾这样回忆中国计算机的初创时期。
最大的困难，是当时中国找不到一本系统、完整地介绍计算机原理的书。夏培肃等人只能到图书馆查找英文期刊，从上面零零星星地搜罗相关的内容。当时没有复印设备，所有的内容他们只能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下来。
他们掌握了计算机的原理后，开始对计算所需的基本逻辑电路进行实验，而绝大部分的实验设备、元器件，都不是数学所的必备物品。夏培肃曾经回忆“隔行如隔山”造成的一个笑话：“我们实验需要用一种毫安单位的电流表，委托数学所的采购员去买。结果他买回了一个家用电表。后来我们需要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去买，有时候甚至到旧货市场去找。”
计算机研究小组展现了极高的热忱和效率。1953年3月，闵乃大执笔完成了《电子计算机研究的设想和规划》，提出制造一台电子管串行计算机的设想，其规模与当时美国、英国刚完成不久的EDVAC计算机和EDSAC计算机相当。
1954年，计算机组从数学所调整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中国计算机领域最早的中科院院士高庆狮回忆：“中国半个世纪电子数字计算事业的领路人，是在两位共和国功勋科学家华罗庚和钱三强（时任中科院物理所所长）关注下的一个群体……” 1959年5月，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实际上，从1956年6月计算所筹委会成立开始，这个中国最早的计算机研究基地就已经高效运转起来。在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期间，计算技术规划组组长华罗庚提出了“先集中、后分散”的基本原则，得到大多数科学家的支持。
“先集中”，是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战略的第一步，也就是周恩来所说的“集中全国力量”，实现计算机研制的突破;“后分散”是说普及计算机科学，百花齐放。
当然，这样的“集中”其实能聚集来的人才也非常有限，毕竟计算机还是一个“只闻其声、未见其形”的新学科。为了解决研究和教学人员的极度短缺，计算所筹委会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作，抽调高年级学生和已毕业的大学生，举办了四期训练班。
从1956年至1962年举办的这四期训练班，可以说是中国计算机的“黄埔军校”。四期训练班共毕业学生684人，后来被称为中国计算机的“八百罗汉”。经过约四年时间的集中，总参某部、二机部、原国防部五院的同志，陆续回到了原单位，建立起了各具特点的计算机研究所;来进修的有关高等院校的教师、学生也先后回去，建立起了计算机专业，上海、沈阳、武汉等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了近20个计算所、计算站、计算机研究室。此后几十年中全国计算机研究所的所长、大学计算机系的主任，很多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过、学习过。
一线工人口中的老华
让数学切实为实际生产生活服务，是华罗庚不同于一般数学家的追求。为此，华罗庚查阅了大量的外文资料，对国外应用数学发展状况有了大概的了解。经过反复的推敲、论证与演算，他最后决定把优选法和统筹法作为中国应用数学的发展起点。从1965年开始，他带领团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统筹法与优选法。
华罗庚第一次到工厂时，工人们对他是敬而远之的。“他们总是叫我华教授或华所长，我在那里住下来之后，他们发觉我有用了，于是改口叫我老华。”这是一种亲密的称呼，同时也包含着尊敬。他在诗中写道：“我对生产本无知，幸得工农百万师。吾爱吾师师爱我，协力同心报明时。”
索光明第一次见到华罗庚时，刚出师不满一年。她是大庆油田钻井装建大队的一名电焊工，只有初中学历。当年，华罗庚去大庆油田做推广“双法”（统筹法、优选法）的报告，“当我听到数学家的名字，脑海里立刻出现一个问题：数学家的方法，我一个初中生怎么能听得懂呢？”
到了现场，索光明发现自己不但听得懂、学得会，在焊接工艺中也能用得上。华罗庚那次报告的内容就是介绍“0.618法”。
索光明回忆，“0.618法”帮助她解决了焊接工艺的难题，也帮助她成长为技术能手，一线“小徒工”后来成长为高级工程师。
为了让更多工人受益，1965年，华罗庚把深奥的数学原理转变为最通俗易懂、易操作的“双法”，写成了几乎全是大白话的小册子《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与此同时，华罗庚身先士卒，亲自去了20多个省份办培训、搞推广。
1970年，华罗庚到上海炼油厂宣传“双法”，在工人们的强烈要求下，工厂安排周六晚上让华罗庚作报告，可是这天下起了倾盆大雨。华罗庚按时来到报告地点，他一下子惊呆了：一个只能容纳一百人的小教室早已挤满了人，窗台上、过道上也坐满了人，还有许多人打着雨伞一动不动地站在教室周围。此时此刻华罗庚的眼角湿润了，刹那间，他的脑海里闪过了剑桥、普林斯顿、哈佛、伊利诺伊大学的讲台，但相比之下，都没有今天的情景令他难以忘怀。
这天，华罗庚的报告格外精彩，暴风雨般的掌声阵阵传出。报告结束了，听众还不肯散去。这时，外面的雨更大了。忽然，几个工人走上讲台，把两鬓垂霜的华罗庚抬了起来，送到汽车里。
1977年的冬天，山西大同口泉车站，100万吨存煤运不出去，北京的缺煤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华罗庚在山西大同临时组建了一个实验小组，用统筹法解决上水、除灰、装煤三排队问题，当天运力就提高了20%。等实验结束，运力翻了一倍。
“一个数学家，竟然能够直接给一线的工人讲课，工人还能听懂，立即动手解决问题。”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理事长池宏回忆，他曾跟随华罗庚担任助手工作。华罗庚在向工人们解释什么是统筹法的时候，用的是“烧水泡茶喝”的大白话。
“双法”所到之处，走进死胡同的项目有了转机，停滞不前的项目有了进展。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兴起了“华罗庚热”。华罗庚所到之处，总会有很多群众赶来听课，高校、科研院所、工农业生产一线的都有。一些新产品在打样开发时，工人们甚至会默念“华罗庚保佑”。
在华罗庚的带领下，研究应用推广“双法”的科技工作者队伍不断壮大。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广时，参与者只有他和几个学生;1972年形成“双法”小分队，1977年中科院成立了“应用数学研究推广办公室”;到了1981年，“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各地分會也设立起来，“双法”推广工作有了进一步条件保障，成为服务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
胡耀邦曾高度评价“华氏双法”，他在给华罗庚的信中说：“几十年来，你给予人们认识自然界的东西，毕竟超过了自然界赋予你的东西。”
中国科学院院士林群说，一次，他在外地搭乘出租车时，当司机得知林群是搞数学的，脱口而出：“哦，0.618。”这正是优选法里普及的黄金分割数据。
他说完“谢谢大家”，刚刚坐下，就倒在了讲台上，再也没有醒来
“文革”结束后，华罗庚开始频繁外出访问。他年事已高，常有不适之感，但他仍不把身体放在心上，总想在有生之年多发点光，多散点热。他在一首《述怀》一诗中写道：
即使能活一百年，
36524日而已。
而今已过四分之三，
怎能胡乱轻抛，
何况还有老病无能为计。
若细算，有效工作日， 在2000天以内矣。
搬弄是非者是催命鬼，
谈空话者非真知己，
少说闲话，少生闲气，
争地位，患得失，
更无道理。
学术权威似浮云，
百万富翁若敝屣，
为人民服务，
鞠躬尽瘁而已。
1985年6月3日，华罗庚率助手计雷、陈德泉等一行八人赴日本。这次访问筹划了许久，原本定于1982年就去，因为改革开放后各国热烈邀请而推迟了三年。许多外国同行对华罗庚的印象还停留在半个世纪前那个英俊的、一心钻研数论问题的剑桥天才，而他这时已是75岁的老人了。
据计雷回忆，华罗庚到日本后的行程非常顺利，尤其是重头戏准噶尔煤矿报告会。准噶尔煤矿是由日本政府带团建设的，华罗庚作为规划顾问，把煤矿规划讲得十分具体，如何把1500万吨产能建设出来，产煤之后要怎么运输、电力如何规划、城镇要做怎样的城市规划……甚至还考虑到煤矿工人大多是男性，如何能够协调当地性别比例的问题。报告结束，十分成功，准噶尔委员会的负责人非常高兴，说以后只要是华罗庚小组论证的他们都通过。
访日前，华罗庚的身体状况很不理想，有过三次心肌梗死，但他对这一次访问十分期待，坚持前往。从6月2日准备动身后他一直处在高度兴奋的状态中，到12日他还剩最后一项任务，即在东京大学向日本数学界作一个报告。
准备报告时，助手们察觉到了一些反常。原本他们都认为主要任务已经完成，最后的报告只是走个形式，再重复一遍华罗庚此前在世界教育大会上作过的关于应用数学的一个题目即可。可最后两天，一向热衷与各界人士交游的华罗庚却谢绝了许多社交活动，专心闭门准备起演讲来。
6月11日晚间，他一直准备到深夜。他已决定改变内容，要在报告中回顾自己这一生。计雷说当时华罗庚的这个想法就让他感到“不舒服”，但也不好说什么。因为体力衰竭，华罗庚试着写下提纲，但字迹歪歪扭扭无法识别，于是改为口述，让自己的儿媳同时也是随队医生的柯小英以年代为经线，理论、普及两类工作为纬线，详细记录自己走过的数学生涯。
以前华罗庚的态度一向是“好汉不提当年勇”，甚至学生王元提出写传记时，华罗庚建议整个童年部分干脆可以跳过。把自己几十年的工作回顾一遍之后，华罗庚处在高度亢奋的状态，服用了安眠药后才勉强睡下。
6月12日下午2时，华罗庚坐在轮椅上参观了日本学士院并会见数学界院士。下午4时，在日本数学学会会长小松彦三郎的陪同下，拄着拐杖的华罗庚在掌声中步入东京大学报告厅。
演讲一开始，华罗庚用中文讲，翻译译为日文，节奏不温不火。逐渐地，华罗庚越讲越投入，一些提纲之外的专业数学名词超出了非数学专业的译员的能力。华罗庚向台下的日本数学家们临时提出，可否直接用英文演讲，听众们一致同意。
华罗庚改用英文后，就不受大纲的局限畅快地讲起来了，不久就满头大汗，干脆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脱掉西装外套，过一会儿又解下了领带，甚至挥舞起手中的拐杖如同教鞭。华罗庚骄傲地谈到“文革”前后开始的他最为知名的工作，即在全国推广“双法”——优选法和统筹法;除了西藏、青海等地医生坚决不允许他去，台湾省尚未回归，其他每一个中国省市区他都到过了。他和学生们“到了上万个工厂”，“每到一省听众就有十几万人，应用范围遍及各行业，在实际中培养了一批骨干”，“四川省普及推广双法四个月时间的经济效果就是二亿三千万元”……
原定45分钟的演讲结束时间到了，华罗庚意犹未尽，经向大会主席申请，又讲了近20分钟，他把重点放在80年代以来的工作，尤其是对经济问题的思考。演讲结束，他最后说了一句“谢谢大家”。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华罗庚坐了下来，他的朋友白鸟富美子手捧鲜花向讲台走去，就在这时，华罗庚突然从椅子上滑了下去。大家惊叫着去扶他，但他紧闭着双眼，面色由于缺氧而呈紫色，已经没有了知觉。这不是他第一次病倒，只是这一次他再也没有醒来。★
（责编/李希萌 责校/陈小婷 来源/《华罗庚》，王元著，开明出版社2000年1月;《华罗庚传》，顾迈南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华罗庚传》，李景文编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华罗庚长子忆父亲生前经历：流亡中险让敌机炸死》，崔瑾月/文，《环球人物》2010年12月10日;《这位家喻户晓的天才数学家，讲课一线工人也能懂，还能指导实践》，蒋芳/文，《新华每日电讯》11月13日;《从华罗庚的皮箱到“太湖之光”：中国计算机诞生记》，董少东/文，《北京日报》2018年5月15日;《华罗庚：中国数学拓荒者》，佚名/文，《新京报》2011年5月14日）
相互扶持，相依相伴
华罗庚与家人
华罗庚曾说，
他一生的成就，有夫人吴筱元一半功勞。
在子女眼中，华罗庚不谙政治，没有其他嗜好，一生只痴迷数学
1927年，华罗庚在父母的安排下与吴筱元结婚。她是华罗庚姐姐华莲青的同学，出身大户人家，父亲曾就读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她5岁时不幸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与华罗庚结婚时家境十分贫寒。
“这么多年下来，母亲非常不易。没有她的全力支撑，就没有父亲今天的成就，更不会有我们这个家。”长子华俊东回忆。华罗庚患伤寒时，一年时间里，吴筱元整日在床前侍奉。为了买药，吴筱元一次又一次地提着结婚时购置的衣物、首饰走进当铺。有一天，医生为华罗庚诊过脉后没开方子就走了，出门时告诉吴筱元：“不必吃药了，他想吃啥就给他吃吧。”吴筱元一听就急了，但是她马上镇定下来，跟华罗庚说：“你的病就要好了，医生说，还是吃上次方子上的药就行。”她的沉着和善意的谎言，给了华罗庚莫大的精神支持，不久，华罗庚的病竟奇迹般地痊愈了。华罗庚曾说，他一生的成就，有夫人吴筱元一半功劳。 在大西南流亡时，华罗庚夫妻二人在困境中相互扶持，为了丈夫的事业，吴筱元默默地承担着家庭的重担。每天等孩子们全都入睡了，她还要帮助丈夫抄写稿件……她常常说：“他这个人啊，看起书来会忘了吃饭、睡觉，要是我不帮他、催他，真是不行啊！”
华罗庚也很心疼妻子。有一次，他看到有孕在身的妻子太疲惫了，很是心疼，便自告奋勇地说：“晚饭我来做，我去熬点粥吧！”随即，他舀好米，一瘸一拐地去河边淘米，下锅煮粥。可出乎大数学家的意料，米加热后会严重膨胀，他本想煮一锅粥，结果煮成了足够全家吃三天的干饭。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夫妇依然相濡以沫。据华罗庚小女儿华密回忆，她许多年后在整理父母遗物时，发现了两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书信。当时，华罗庚组建了一支小分队，到全国各地推广统筹法、优选法。他走到哪里，妻子的关心就跟到哪里。
在一封写于1974年11月1日的信中，华罗庚对妻子说：“今天12时多安抵洛阳，在车上发现包中有糖，还是一盒鹿茸糖，你的关心，感动了我。”学生裴定一回北京，华罗庚在1977年3月12日的信中写道：“现趁裴定一同志来送重要公文之便帶上丝棉被絮一条及山萸肉一包，都是买来的。特别是山萸肉，可能学名是山茱萸肉，对你的健康合适，可以泡水、长喝。”
令人遗憾的是，华罗庚与吴筱元的爱情结局并不完满。“文革”对吴筱元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刺激，她与华罗庚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争吵。那时的华罗庚已经患上了心肌梗塞，情绪的激烈起伏可能致命。后来在儿女的协调下，他们分开居住了。1980年，华罗庚搬去与华俊东一家住在一起，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五年。
2003年，吴筱元也过世了。虽然最后的几年未能团聚，但两人一生互相扶持的感情仍然可歌可泣。
华罗庚夫妇育有五男三女，两个儿子夭折，存活的三子分别为华俊东、华陵、华光，三女分别为华顺、华苏与华密。在子女们的印象里，父亲学识渊博、兴趣广泛，除了数学之外，他平时也喜欢听京剧，喜爱读书，记忆力超强，国学功底深厚，尤其对历史感兴趣，而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华光说，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是他们家的邻居，他曾对别人说：“我最喜欢和华罗庚谈论历史。”
华家的子女从小都受过父亲趣味数学的启蒙。华罗庚经常给子女们出些数学题目。如“一斤棉花和一斤铁哪个重？”“一升豆子加一升芝麻是几升？”当子女们自以为是地回答一升豆子加一升芝麻是两升时，华罗庚总是摇摇头说：“错了。仔细想，豆子大，芝麻都钻到豆子缝里去了，怎么还有两升呢？”华罗庚边说边笑，子女们也跟着笑起来。
在子女眼中，华罗庚不谙政治，没有其他嗜好，一生只钻研数学，痴迷数学。而他对子女的管教与关爱，也几乎都体现在数学上。华家子女虽说后来只有一人专门从事数学研究（华顺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但他们都说，父亲的数学启蒙，在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及开启智力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责编/李希萌 责校/陈小婷 来源/《华罗庚传》，李景文编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华罗庚长子忆父亲生前经历：流亡中险让敌机炸死》，崔瑾月/文，《环球人物》2010年12月10日等）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肩上的第一乐事”
华罗庚与弟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起来！起来！”有时天还未大亮，人们便听到华罗庚的敲门声。
有时半夜三更的，他也去敲学生的门：
“别睡了！白天的题目还得再讲一讲。”
毛泽东：“华罗庚同志，你是苦出身，希望你为我们培养些好学生出来”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肩上的第一乐事。”华罗庚一向重视培养人才。熟悉华罗庚的人都不止一次地听他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1952年，全国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一天晚上，怀仁堂里正在为代表们举办文艺晚会。舞台上，帷幕已徐徐拉开，台下灯光暗淡，鸦雀无声。这时，刚赶写完一篇发言稿的华罗庚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拿着请柬，焦急地寻找自己的座位。可是他找来找去，怎么也找不到。正当他不知所措时，远远的座位上有一个人在频频向他招手，华罗庚心中一喜，连忙朝着招手的方向走去，很快在一个空位置上坐下。
“这个位子角度不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华罗庚一边拿出手帕擦汗一边想。这时，他想起了刚才招手的人，扭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噢，是毛主席啊！”
“你好啊！”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话向他问好，并慈祥地笑了笑。华罗庚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们边看戏边交谈。谈话中，华罗庚惊奇地发现，毛泽东对他的经历非常熟悉，鼓励他要为中国多培养些人才：“华罗庚同志，你也是苦出身，希望你为我们培养出好学生来。”
“主席，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华罗庚连忙答应。
华罗庚十分爱才，选择学生时从不讲究其相貌、出身，只认其学识。不过给华罗庚做弟子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一点他的学生是有同感的。
“起来！起来！”有时天还未大亮，人们便听到华罗庚的敲门声。他把宿舍里的学生一一叫起，或给他们上课，或讨论问题，一忙就是半天。有时半夜三更的，他也去敲学生的门：“别睡了！白天的题目还得再讲一讲。”这一讲就讲到天亮。
那时的华罗庚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从不休礼拜天，学生们也不得不跟他一起加班加点，专攻学业。他一旦发现哪个学生有所懈怠，便严加训斥。这种严格的教育方法，连师母吴筱元也动了恻隐之心，她心疼地说：“哎呀，他们这么年轻，你礼拜天、晚上也不让人家休息，人家找不到对象怎么办？”大家一听就笑了。华罗庚辩解道：“不刻苦，不用功，将来没有出息，恐怕才真找不到对象呢！”
在研究过程中，华罗庚常鼓励学生多给自己提意见，并明确表态：“对于不肯给我提意见的人，我不指导他做研究。”
严师出高徒。在华罗庚的辛勤培养下，短短五年间，陈景润、赵民义、万哲先、陆启锵、龚升、王元、许孔时、吴石、魏道政、严士健等人迅速成长。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我国数学界的骨干。以华罗庚为中心的中国学派在国际数学舞台上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陈景润：“正是华老的教导和熏陶，激励我逐步地走到解析数论前沿。他是培养我成长的恩师”
华罗庚一生育才无数，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陈景润。
1953年，陈景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四中教书，由于口才不佳，不善于教书而遭辞退。他的第一位恩师、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设法把他调回厦大管理图书资料。就在此时，陈景润迷上了数论，迷上了哥德巴赫猜想，手不释卷地啃读华罗庚的专著《堆垒素数论》。那时两岸对峙，地处前线的厦门常有空袭警报，陈景润把这本厚书撕开，进防空洞时也如痴似醉地、一页一页地阅读。不久，他发现这本书有可改进之处：第五章的结果可用来改进第四章的某些结果，并写成了论文。
1956年，陈景润在厦大的老师李文清经由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关肇直把此论文交给华罗庚，华罗庚当即把此文转给数论组的年轻人审读，讨论后，陈景润的结果获得肯定。华罗庚非常高兴，对学生们说：“你们呆在我身边，倒让一个跟我素不相识的青年改进了我的工作！”原来，华罗庚最喜欢有人跟他“抬杠”或对他的著作提出意见，指出错误。
这样，华罗庚记住了陈景润，邀请他参加当年的全国數学论文报告会。当陈景润收到华罗庚的邀请信与一张事先预定的从厦门到北京的软席卧铺票时，他激动得潸然泪下。
陈景润到会场报到后，负责会务的王元立马把他带去见华罗庚。腼腆、木讷的陈景润见到华罗庚时不知所措，只是反复说着：“谢谢华老师！”“谢谢华老师！”久经沧海的华罗庚立即看出，这是一个内向孤僻却能一心一意做数学研究的年轻人。
1956年8月召开的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群英荟萃，当时顶尖的15位数学家作了16个综合性报告，陈景润在分组报告会上作了关于“塔内问题”的报告，讲述了他交给华罗庚的论文中的结果。华罗庚欣然采纳了陈景润的建议，在《堆垒素数论》再版时，将第四章和第五章颠倒了过来，补上了陈景润的新结果，并为此感谢了他。
接着，华罗庚马上张罗着把陈景润调入中科院数学所。他也听到了有关陈景润有怪僻的传闻，但他毫不介意，说：“我们应当注意到科学研究在深入而又深入的时候而出现的‘怪僻’‘偏激’‘似痴若愚’，不对具体的人进行具体分析是不合乎辩证法的，鸣之而通其意，正是我们热心于科学事业者的职责，也正是伯乐之所以为伯乐。”陈景润不负所望，进数学所不到十年，他就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陈景润是华罗庚一生点名要的第一个人，也是最后一个人。
华罗庚对陈景润有知遇之恩，陈景润视华罗庚更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在数学界传为美谈。华罗庚除了给予陈景润学术上的指导和帮助之外，还教会了他如何对待困难和挫折，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陈景润两次出国访问、讲学。出于对老师的尊敬，每次出访之前他都要到华罗庚家道别、请教。华罗庚曾当面对陈景润和陪同他前来的李尚杰说：“景润的工作是建国以来，我们在数学领域最好的成果。”陈景润则谦虚地说：“谢谢华老师，您过奖了，都是华老的栽培，我才有今天的成绩。”
华罗庚对自己的得意弟子关爱有加。1984年，当他得知陈景润患帕金森氏综合症时，华罗庚十分难过，他说：“总不能让陈景润得这种无法工作下去的病呀！”他恨苍天之不公，自己却无能为力。1985年华罗庚出访日本前，曾亲自到中日友好医院去探视正在住院的陈景润，并对他说：“王国湘主任（中日友好医院神经科医生）检查我也可能患有帕金森氏症，等我回国后，咱们都在这儿住院。”谁知这一面竟成了陈景润与华罗庚的诀别。
华罗庚在访日期间猝然辞世的消息传来，陈景润万分悲痛，泣不成声，他嘴里不停地念叨：“华老走了，支持我、爱护我的恩师走了。”在举行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之日，陈景润已是久病缠身，既不能自主行走又不能站立，但他说：“华老如同我的父母，恩重如山，我一定要去见老师最后一面。”在他的坚持下，家人帮他穿衣、穿袜、穿鞋，再由别人把他背下楼。到了八宝山，大家建议他先坐在车里，等仪式结束以后再扶他到华罗庚的遗像、骨灰盒前鞠躬致敬，但陈景润坚持要与大家一样站在礼堂里。因参加仪式的人太多，又怕他摔倒，只好由三个人在左、右、后三个方向搀扶支撑着他。就这样，陈景润一直坚持到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结束。追悼会开了40分钟，他就硬撑着站了40分钟，一直在流泪。
华罗庚的治学之道
初中学历的华罗庚27岁即在清华大学取得正教授资格。抗战期间，华罗庚曾用一顿饭的工夫帮中国军队破译了日军的一组密码，又因享誉国际的研究成为第一位被民国政府嘉奖的数学家，那时他就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天才了。
随着华罗庚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对他的学习方法深感兴趣，他花费了不少时间与精力，在报刊发表文章，力求客观地把自己的学习经验与体会介绍给广大青年。在一篇题为《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的文章中，华罗庚对青年人谆谆教诲：
“许多有名的科学家和作家，都是经过很多次失败，走过很多弯路才成功的。大家平常看见一个作家写出一本好小说或者看见一个科学家发表几篇有分量的论文，便都仰慕不已，很想自己能够信手拈来，便成妙谛，一觉醒来，誉满天下。其实，成功的论文和作品只不过是作者们整个创作和研究中的极小部分，甚至这些作品在数量上还不及失败的作品的十分之一。
“有的同志也许觉得我在数学方面有什么天才，其实从我身上是找不到这种天才的痕迹的。我读小学时，因为成绩不好就没有拿到毕业证，只拿到了张修业证书，在初中一年级时，我的数学也是经常补考才及格的。从初中二年级以后，就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这就是因为我认识到既然我的资质差些，就应该多用点时间来学习，别人只学一小时，我就学两个小时，这样我的数学成绩才不断提高。”
华罗庚还反复强调了积累的重要性，他说：“首先应当提出的是不急不躁，细嚼慢咽。一步不懂不轻易走下一步，每一种方法都力求运用熟练。读十本八本，不甚了解，反不如把一本书从头到尾读得精通烂熟。所谓烂熟不只是会背会算，而是能掌握基本精神、基本原理，能够灵活运用，并且必须注意它的连贯性，依照深浅，一本一本地学习下去。一言以蔽之，我们必须认识科学知识的积累性。学习科学知识有如筑塔级级上升，每一级都建筑在以下诸级之上。因之，一级不稳，就筑不上去。” 1956年1月20日，华罗庚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封给青年的热情洋溢的信，他以數学所几位青年的成长历程为例子，鼓舞成千上万的青年脚踏实地寻找一种适合自身的学习方法，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朝前走。并指出，只有不怕辛勤与艰苦，忘我劳动的人，才有可能攀登别人没有登过的顶峰。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罗庚不断对自己的治学方法进行新的补充与发展。1962年，他把学习过程总结为“由薄到厚”和“由厚到薄”两个阶段。所谓“由薄到厚”是指学习、接受知识的过程。“由厚变薄”是指“把那些学到的东西，经过咀嚼、消化融会贯通，提炼出关键性的问题来”。70年代末，华罗庚又提出了“宽、专、漫”的治学之道，即“基础要宽，然后对专业要专，并且还要使自己的专业知识漫到其他领域”。
华罗庚的经验之谈，不仅指导了年轻人的学习，而且对科学研究也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从这些言谈充分体现了华罗庚对青年一代的厚爱与期望。★
（责编/李希萌 责校/陈小婷 来源/《华罗庚传》，李景文编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等）
多干实事、有益的事，少说空话、大话
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热爱
即便在家里陪孩子们下棋下得正热闹，
华罗庚也会突然抛下一句“我要去做事情了”，
转身开始工作
数学无国界，但数学家有祖国。数学上的成就是一方面，华罗庚最优秀的品质，是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热爱。1949年，华罗庚决定回国时，长子华俊东受父亲感染，以“华夏”的笔名在《华侨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他的决定，并表达了回国的意愿。
在华罗庚的遗嘱中有这样的内容：“我国底子薄、基础差，要提倡多干实事、有益的事，少说空话、大话。”“发展数学，花钱不多，收益很大，应该多加扶持。”在小儿子华光看来，父亲希望后人能够将他的事业继承下去，把中国的数学事业发展得更好，把祖国建设得更好。
对华罗庚来说，数学就是他的生命，他的脑海里仿佛有两个机器，一个专门研究数学，一个处理其他事情，每当研究数学的机器开始运转，另一边就会“停机”。无论是吃饭、走路，还是上厕所，所有事情都要为数学让道。即便在家里陪孩子们下棋下得正热闹，华罗庚也会突然抛下一句“我要去做事情了”，转身开始工作。他有一句口头禅，叫“我有一笔账，全天下都不会算”。每当他若有所思，用家乡话嘟哝起这句话来，家人就知道，他又陷入到数学中了。
此外，对待工作，华罗庚也几乎不分节假日。华家的客厅里有一块大大的黑板，这是方便华罗庚与学子们在这间“小课堂”讨论数学问题用的。此外，华罗庚家的家庭氛围也非常特殊。在华家，永远要保持安静，尤其是华罗庚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玩闹打断了他的沉思，他就会发脾气。华罗庚的书房别人也不能进，于是子女们想了个办法，在他的书房里安了一个铃，他需要他们了，就摇一摇铃，他们再进去。
华罗庚曾不止一次地告诫子女：“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在子女们看来，父亲的教诲往往是身教多于言传。当孩子们做不出数学题时，常常要受到他的责罚。华俊东小时候数学不太好，被父亲责骂后，发奋读书。次子华陵上中学时，有一次花了很长时间终于啃下了一道数学难题，颇为得意，拿去给父亲过目，本指望能得到几句夸奖，谁知父亲只“奖”给他几道更难的题让他去做，吓得他以后再也不敢到父亲面前炫耀了。
华俊东有一道数学题做不出来，求助自己的数学家父亲。没想到华罗庚看了一眼之后，说“你自己去想”，然后扬长而去。这件事对华俊东影响很大，在后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的第一反应是要独立、要坚强、要坚定不移地自己克服。“我想，我们家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的，从父亲身上学到了独立钻研、坚持不懈的精神。”★
（责编/李希萌 责校/ 陈小婷 来源/《华罗庚传》，李景文编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华罗庚长子忆父亲生前经历：流亡中险让敌机炸死》，崔瑾月/文，《环球人物》2010年12月10日;《儿子眼中的华罗庚——访华罗庚之子华陵》，许怡/文，《科技文萃》2002年第4期）
数学一向被尊为科学中的皇后，而数论则被尊为数学中的皇后，有人认为数论只宜屹立于高不可攀的学问峰巅，任人叹赏，而不能携入尘世，加以应用。而华罗庚不仅攀上了数论的巅峰，还将这一门学问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是他一生所坚持的座右铭，也是激励后人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
只有初中文凭的数学家
1910年11月12日，华罗庚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的“乾生泰”杂货铺内。老来得子的店主华瑞栋夫妇喜不自胜，为了留住这个得之不易的“根苗”，让他平安地成长，两人按照当地习俗，孩子一落地，就用箩筐象征性地扣他一下，寓意“把根留住”，为他取名“箩根”，乳名“罗罗”，那一年是庚戌年，后来就用了“罗庚”两字作名字。
华瑞栋夫妇对儿子十分溺爱。有时大人玩纸牌玩到兴头上时，受到冷落的华罗庚便去阻止母亲出牌，阻止不住时，索性爬到桌子上撒尿，尽管如此，父母也不忍心动儿子一根手指头。邻居们却给这个寡言少语、说话不清又性情孤僻的孩子偷偷取了个“罗呆子”的外号，并在背后议论，华家的“罗呆子”长大了不会有什么出息的。
华罗庚喜欢看戏。一年一度的灯节是他最开心的时刻。有一次，在闹灯节的队伍里他看到一个“菩萨”骑着高头大马，头上插着羽毛，从青龙山进城来。老百姓把“菩萨”团团围住，纳头便拜、求药问卜。灯会散后，看热闹的老百姓都回家了，可华罗庚却跟着“菩萨”走了七八里路，一直跟到青龙山庙里。看见“菩萨”卸了戏装，摘掉道具，露出又瘦又小的原形后，他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华罗庚的小学生活是在金坛县城小南门外的仁劬小学度过的。由于过分贪玩，学习成绩不好，他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1922年，华罗庚上了初中，遇到了王维克、韩大寿、李月波等恩师。曾经留学法国的王维克发现他算术不错，又喜欢看书，就有选择地借书给他看，每次一本，限期归还。华罗庚总是提前归还。还书的时候，王维克问他书中的问题，他总能对答如流。
1925年，15岁的华罗庚初中毕业，家里勉强凑齐了学费，送他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读商科。可是没过多久，家里的生意每况愈下，再也筹不出学费了，华罗庚只好辍学回家。
华罗庚不甘心，靠着一本《大代数》、一本50页的《微积分》以及两本用零花钱买来的《学艺》和《科学》杂志，他开始了自学生涯。每天天不亮，华罗庚就起了床，摊开书本，认真研读。“乾生泰”隔河对面有一家豆腐店，店主每天早起磨豆腐时，发现华罗庚小屋里的灯已经亮了。
白天，华罗庚在店里忙生意，客人一走就埋头看书或演算。没有纸张时，他就用包棉花的废纸算题。姐姐华莲青回忆：“尽管是冬天，罗庚依然在柜台上看他的数学书。清水鼻涕流下时，他用左手在鼻子上一抹，往旁边一甩，没有甩掉，就一直挂着，鼻涕结成了冰还没意识到，右手仍在不停地写，不停地算。”
1928年，新婚的华罗庚得了伤寒。他卧病在床整整一年，靠妻子吴筱元的照料才保全性命。由于长期卧床导致的胯关节感染，他终生残疾，走路时，左腿要先画一个大圆圈，右腿再迈上一小步。他幽默地称这种走法为“圆与切线的运动”。
病愈后，华罗庚回到金坛中学任职，生活相对稳定。华罗庚腾出了更多的精力钻研数学，经常向杂志社投稿。一天，邮差送来了一封来自上海的邮件，里面装的是1930年12月出版的《科学》杂志第15卷第2期。华罗庚的一篇重要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成功发表。这篇论文不仅证明了华罗庚的才能，而且改变了他的命运。★
（责编/李希萌 责校/陈小婷 来源/《华罗庚传》，李景文编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华罗庚长子忆父亲生前经历：流亡中险让敌机炸死》，崔瑾月/文，《环球人物》2010年12月10日）
“工作到最后一刻”
华罗庚：“人民的數学家”
举世皆知华罗庚是数学大师，
不为人知的是，华罗庚还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人。
而让数学切实为实际生产生活服务，是他不同于一般数学家的追求
华罗庚（1910—1985），江苏常州人。1924年从金坛县立初级中学毕业;1930年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轰动数学界;1931年被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工作;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1938年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1946年任美国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春从美国经香港抵达北京，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1951年当选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同年被任命为即将成立的数学研究所所长;1954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2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83年被选聘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1985年6月12日病逝。
清华校园里的“半时助理”
1931年，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看完《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文，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没人能够回答。再问：“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同事们仍是面面相觑。
熊庆来查遍了清华大学的归国留学生名录，仍找不到华罗庚的名字。当他通过一个名叫唐培经的教员得知华罗庚只是初中毕业生时，更为惊奇，愈加珍爱。系里的7位教授都赞成把华罗庚请来清华工作与培养。于是，熊庆来在当时的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同意下，聘华罗庚来清华工作。
熊庆来初见华罗庚，即认定他肯定是“一匹千里马”，并断言“华罗庚他日将成为异军突起之科学明星”。
跟校方商量后，熊庆来安排华罗庚在数学系里做助理员，做做杂务，每月工资为40元，相当于助教工资的一半。在工作之余，华罗庚可以去听课与自修。几十年后，他在回忆助理员生涯时说：“我去清华时，系里的图书散放在小屋子里的地上，乱七八糟。我把它们一本一本地整理好，归类放齐。我只要闭着眼睛一摸，就知道哪本书放在那里。” 华罗庚的办公处安排在熊庆来的办公室外面。华罗庚风趣活跃，很快就为大家喜欢。数学家徐贤修曾回忆他在1931年初次见到华罗庚时的情景。二人谈得颇投机，徐贤修问：“你是不是这里的教授？”华罗庚答：“不是。”他又问：“是不是学生或研究生？”答：“不是。”他再问：“是不是管系务的先生呢？”答：“也不是。”华罗庚风趣地说：“我是这里的‘半时助理’。”他解释说：“大学毕业的当助教，高中毕业的当助理，我只是初中毕业，所以当个‘半时助理’。”从此，他们二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不到一个月，熊庆来就发现华罗庚不但不必去听解析几何与微积分课，对算学分析亦有一定了解，于是让华罗庚到自己的算学分析班上来听课。不但如此，熊庆来在备课遇到疑难或在做不出习题时，就在办公室里叫道：“华先生，请过来一下，看看这个题目怎么做！”
在清华的学习与工作使华罗庚大开眼界，知识水平也大为提高。他以惊人的勤奋和毅力，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攻读了算学系的全部课程，并自学了英语、德语和法语。还在国外的数学杂志上发表了3篇用英语写成的论文，引起清华学人的关注。1933年，清华大学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就华罗庚的任职问题进行讨论。赞成提拔华罗庚为助教的人与不赞成者各执一词。最终，时任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拍板：“清华出了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要被资格所限定。”
从1934年到1935年，华罗庚除任教之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研究之中。在此期间，他被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委任为乙种研究员，并被清华大学破格提拔为教员。
1936年夏天，华罗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当时，剑桥大学正处在鼎盛时期，云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精英。英国著名学者哈代坐在当年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者牛顿坐过的高背椅子上，发号施令，主宰着数学界。
华罗庚到达时，哈代已去美国旅行。出发前，他看到在清华任教的数学家温纳写给他的推荐华罗庚的信及华罗庚的论文后，给海尔布伦博士留下一张条子，上面写道：“请告诉华先生，凡是从东方来的学生，都问我们多长时间可以获得学位，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而其他人通常至少要三年才能得到。”
当海尔布伦把哈代的意思转达给华罗庚时，华罗庚毫不犹豫的回答使对方感到诧异。“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只有两年的研究时间，自然要多学点东西，多写点有意思的文章，念博士不免有些繁文缛节，太浪费时间了。我来剑桥大学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学位。”
在剑桥的两年间，他写了18篇论文，先后发表在英国、苏联、法国、德国、印度的数学刊物上。其中《论高斯的完整三角和估计问题》发表之后，震动了数学界，连哈代也对他刮目相看。
西南联大的清高（汤）教授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罗庚谢绝了剑桥的挽留，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國，与已经撤退到昆明的妻子儿女会合，被西南联大聘请为教授。
华罗庚一家在昆明的日子很苦。当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妻子吴筱元一发工资就把一个月的柴米油盐全买回来，因为如果晚几天钱就不够用了。有一次，她得到两个鸡蛋，华罗庚让她分成五瓣，家里一人一瓣。她哭了，华罗庚安慰她，等我的《堆垒素数论》出版，我们去割几斤肉，美美地吃一顿。有时一家人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实在没有办法，就变卖家里的东西，勉强维持生活，华罗庚还改名换姓悄悄到中学兼课补贴家用。他烟瘾很大，为了省钱，把烟也戒了，说：“等抗战胜利后再抽吧。”小儿子出生时，华罗庚为他取名“华光”，一盼中华重光，二来是说钱都花光了。
为躲避日军的频繁轰炸，华罗庚一家搬到离西南联大五里地的黄土坡村住下，附近山沟的防空洞成了他的工作间。有一天，敌机来了。一个炸弹落下来，华罗庚的防空洞被炸塌，他被活埋。幸亏当时有两个学生正在附近，马上过来救人，让华罗庚露出头部来维持呼吸。待敌机飞走，人们才把他拉了出来。他长衫的下半截全都没了，还吐了一口血。
消息传到闻一多耳中，他急人之难，将他们一家八口的房子让出一些地方来给华罗庚家。闻一多当时住的是一栋土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楼下是灶房和牲口圈，闻一多一家住在二楼的厢房和正房里，本来已经相当拥挤，但他还是把稍大的一间正房腾出来让华罗庚一家住下。他们在正屋的中央拉起一道帘子，两家住在一个屋檐下，关系甚为融洽。
此事在西南联大传为佳话，为了纪念这段生活，华罗庚后来写下了这样四句诗：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后来，华罗庚在昆明西郊找了一个牛圈，租下牛圈上用来堆草的楼棚。牛住下面，人住上面。多年后，华罗庚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昆明城外20里的一个小村庄里，全家人住在两间小厢楼里，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息。那时，我的身份是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则清汤之清，而高则未也。”
即使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华罗庚也没有间断过研究。据华罗庚长子华俊东回忆，他常常半夜醒来，看到父亲还在小油灯前埋头读书。华罗庚的同事陈省身曾说，华罗庚用功非常人可及。当时，学生徐利治每次去看华罗庚，都会发现他趴在饭桌上研究。徐利治说，老师喜欢计算，很强调计算技巧和做题功底。当他写完一篇文章后，有时会情不自禁地说“有手腕力”。
1942年，《堆垒素数论》中文稿写成。寄到中央研究院后，手稿被研究院遗失，华罗庚大病一场。1944年，英文版《堆垒素数论》出版后，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写信称：“你此一发现，为今后数学界开了一个重要源泉。”
从1938年到1945年，短短七年时间，华罗庚开创了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两本专著及十几篇论文，仅公开发表的论稿就达百万字之多。取得如此成就时，他才35岁。 伊利诺伊大学的终身教授
1946年9月，华罗庚应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去美国讲学。1948年春，华罗庚被伊利诺伊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他决定举家迁居美国。
1949年，华罗庚得知新中国成立，当时就决定回国。当他把回国的打算告诉伊利诺伊大学校方时，得到了对方真诚的挽留：“华先生，你可以先回去看看，你的孩子由伊大代为照料。”
“谢谢校方的好意。孩子我还是带走为好。中国人应该为中国效力，我想你们会理解我的心情的。”不久，华罗庚丢下了洋房、汽车与半年的工资，偕妻将子来到旧金山，登上了前往香港的邮轮。抵达香港后，华罗庚闭门谢客，把自己关在旅馆的房间里。几天后，他写了一封长信：“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这便是著名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1950年3月11日由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在海外留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0年3月27日，中国各大报纸在十分醒目的位置上刊登了这样一条新闻：“闻名全世界的我国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已于本月16日自美国抵达首都北京，并已回清华大学任教，受到该校师生的热烈欢迎。”从这一天起，华罗庚便在生他育他的华夏热土上，辛勤耕耘，撒播成果。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后，筹备数学所的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从1950年起，华罗庚开始着手数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1952年7月，新中国的第一个数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宣告成立。
数学研究所成立之后，华罗庚八方求贤，网罗人才。他注重数学科学的全面发展，既强调理论研究，又关注应用研究。为了使研究人员便于发表成果，华罗庚主张由数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专刊丛书，这一举措对推广中国数学研究、培养数学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
短短几年间，他发表的数学论文与专著已达百万字以上。此外，华罗庚致力于数学推广、科普工作。他编写了《从孙子<神机妙算>谈起》《数学归纳法》《谈谈与蜂房结构有关的数学问题》等小册子，向青少年科普数学知识。从1956年开始，他亲自担任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委员会主任，培养中学生对数学的兴趣，直到今天，“华罗庚杯”数学竞赛仍是中国颇有影响力的青少年数学竞赛。
“很难想象，如果他不曾回国，中国数学会怎么样？”著名数学家赛尔贝格曾这样评价华罗庚。
中国计算机“黄埔军校”的“总教头”
举世皆知华罗庚是数学大师，不为人知的是，华罗庚还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人。
1946年，華罗庚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访问。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新生的计算机学科，敏锐地意识到计算机的远大发展前景。当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冯·诺依曼带着他参观实验室，探讨学术问题，华罗庚心里盘算的，是怎么把计算机研究带回中国去。他收集了大量计算机资料，带着它们踏上了归国之路。
1951年1月，华罗庚被任命为筹建中的中科院数学所所长，他在工作报告中写道：“我们希望在三五年内能有计算数学所需要配备的各种机器，能有善于操纵并了解其结构的人才。”
这里所说的“人才”，指的就是计算机人才。而在当年，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计算机专家在全世界也是凤毛麟角。在中国，不要说专门的计算机人才，就是见过计算机实物的也寥寥无几。华罗庚寻找中国的计算机人才，只能从其他相近的领域里物色。他最先相中的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主任闵乃大。
不料闵乃大没有答应，不过，他给华罗庚推荐了两位同事，一位是留学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博士夏培肃，一位是清华电机系的高材生王传英。
在华罗庚的邀请下，夏培肃和王传英都毫不犹豫地答应“改行”研究计算机。特别是夏培肃，1950年，她刚刚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正在做博士后研究。这时，她在报纸上看到华罗庚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受此感召，毅然回国。后来，夏培肃曾专门回忆过自己涉足计算机领域的缘起：“一个人在一生中，常常会有一些改变命运的重要转折点。对于我来说，这个重要的转折点出现于1952年的一个晚上——我第一次谒见华罗庚教授时。”
夏培肃不但答应调到数学所研究计算机，而且又转回头去，帮华罗庚说服了闵乃大。不久，华罗庚安排闵乃大、夏培肃和王传英从清华大学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由这三人成立计算机研究小组——中国计算机研制的序幕拉开了。
“那时候一切都从零开始，什么都没有！”夏培肃曾这样回忆中国计算机的初创时期。
最大的困难，是当时中国找不到一本系统、完整地介绍计算机原理的书。夏培肃等人只能到图书馆查找英文期刊，从上面零零星星地搜罗相关的内容。当时没有复印设备，所有的内容他们只能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下来。
他们掌握了计算机的原理后，开始对计算所需的基本逻辑电路进行实验，而绝大部分的实验设备、元器件，都不是数学所的必备物品。夏培肃曾经回忆“隔行如隔山”造成的一个笑话：“我们实验需要用一种毫安单位的电流表，委托数学所的采购员去买。结果他买回了一个家用电表。后来我们需要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去买，有时候甚至到旧货市场去找。”
计算机研究小组展现了极高的热忱和效率。1953年3月，闵乃大执笔完成了《电子计算机研究的设想和规划》，提出制造一台电子管串行计算机的设想，其规模与当时美国、英国刚完成不久的EDVAC计算机和EDSAC计算机相当。
1954年，计算机组从数学所调整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中国计算机领域最早的中科院院士高庆狮回忆：“中国半个世纪电子数字计算事业的领路人，是在两位共和国功勋科学家华罗庚和钱三强（时任中科院物理所所长）关注下的一个群体……” 1959年5月，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实际上，从1956年6月计算所筹委会成立开始，这个中国最早的计算机研究基地就已经高效运转起来。在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期间，计算技术规划组组长华罗庚提出了“先集中、后分散”的基本原则，得到大多数科学家的支持。
“先集中”，是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战略的第一步，也就是周恩来所说的“集中全国力量”，实现计算机研制的突破;“后分散”是说普及计算机科学，百花齐放。
当然，这样的“集中”其实能聚集来的人才也非常有限，毕竟计算机还是一个“只闻其声、未见其形”的新学科。为了解决研究和教学人员的极度短缺，计算所筹委会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作，抽调高年级学生和已毕业的大学生，举办了四期训练班。
从1956年至1962年举办的这四期训练班，可以说是中国计算机的“黄埔军校”。四期训练班共毕业学生684人，后来被称为中国计算机的“八百罗汉”。经过约四年时间的集中，总参某部、二机部、原国防部五院的同志，陆续回到了原单位，建立起了各具特点的计算机研究所;来进修的有关高等院校的教师、学生也先后回去，建立起了计算机专业，上海、沈阳、武汉等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了近20个计算所、计算站、计算机研究室。此后几十年中全国计算机研究所的所长、大学计算机系的主任，很多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过、学习过。
一线工人口中的老华
让数学切实为实际生产生活服务，是华罗庚不同于一般数学家的追求。为此，华罗庚查阅了大量的外文资料，对国外应用数学发展状况有了大概的了解。经过反复的推敲、论证与演算，他最后决定把优选法和统筹法作为中国应用数学的发展起点。从1965年开始，他带领团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统筹法与优选法。
华罗庚第一次到工厂时，工人们对他是敬而远之的。“他们总是叫我华教授或华所长，我在那里住下来之后，他们发觉我有用了，于是改口叫我老华。”这是一种亲密的称呼，同时也包含着尊敬。他在诗中写道：“我对生产本无知，幸得工农百万师。吾爱吾师师爱我，协力同心报明时。”
索光明第一次见到华罗庚时，刚出师不满一年。她是大庆油田钻井装建大队的一名电焊工，只有初中学历。当年，华罗庚去大庆油田做推广“双法”（统筹法、优选法）的报告，“当我听到数学家的名字，脑海里立刻出现一个问题：数学家的方法，我一个初中生怎么能听得懂呢？”
到了现场，索光明发现自己不但听得懂、学得会，在焊接工艺中也能用得上。华罗庚那次报告的内容就是介绍“0.618法”。
索光明回忆，“0.618法”帮助她解决了焊接工艺的难题，也帮助她成长为技术能手，一线“小徒工”后来成长为高级工程师。
为了让更多工人受益，1965年，华罗庚把深奥的数学原理转变为最通俗易懂、易操作的“双法”，写成了几乎全是大白话的小册子《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与此同时，华罗庚身先士卒，亲自去了20多个省份办培训、搞推广。
1970年，华罗庚到上海炼油厂宣传“双法”，在工人们的强烈要求下，工厂安排周六晚上让华罗庚作报告，可是这天下起了倾盆大雨。华罗庚按时来到报告地点，他一下子惊呆了：一个只能容纳一百人的小教室早已挤满了人，窗台上、过道上也坐满了人，还有许多人打着雨伞一动不动地站在教室周围。此时此刻华罗庚的眼角湿润了，刹那间，他的脑海里闪过了剑桥、普林斯顿、哈佛、伊利诺伊大学的讲台，但相比之下，都没有今天的情景令他难以忘怀。
这天，华罗庚的报告格外精彩，暴风雨般的掌声阵阵传出。报告结束了，听众还不肯散去。这时，外面的雨更大了。忽然，几个工人走上讲台，把两鬓垂霜的华罗庚抬了起来，送到汽车里。
1977年的冬天，山西大同口泉车站，100万吨存煤运不出去，北京的缺煤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华罗庚在山西大同临时组建了一个实验小组，用统筹法解决上水、除灰、装煤三排队问题，当天运力就提高了20%。等实验结束，运力翻了一倍。
“一个数学家，竟然能够直接给一线的工人讲课，工人还能听懂，立即动手解决问题。”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理事长池宏回忆，他曾跟随华罗庚担任助手工作。华罗庚在向工人们解释什么是统筹法的时候，用的是“烧水泡茶喝”的大白话。
“双法”所到之处，走进死胡同的项目有了转机，停滞不前的项目有了进展。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兴起了“华罗庚热”。华罗庚所到之处，总会有很多群众赶来听课，高校、科研院所、工农业生产一线的都有。一些新产品在打样开发时，工人们甚至会默念“华罗庚保佑”。
在华罗庚的带领下，研究应用推广“双法”的科技工作者队伍不断壮大。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广时，参与者只有他和几个学生;1972年形成“双法”小分队，1977年中科院成立了“应用数学研究推广办公室”;到了1981年，“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各地分會也设立起来，“双法”推广工作有了进一步条件保障，成为服务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
胡耀邦曾高度评价“华氏双法”，他在给华罗庚的信中说：“几十年来，你给予人们认识自然界的东西，毕竟超过了自然界赋予你的东西。”
中国科学院院士林群说，一次，他在外地搭乘出租车时，当司机得知林群是搞数学的，脱口而出：“哦，0.618。”这正是优选法里普及的黄金分割数据。
他说完“谢谢大家”，刚刚坐下，就倒在了讲台上，再也没有醒来
“文革”结束后，华罗庚开始频繁外出访问。他年事已高，常有不适之感，但他仍不把身体放在心上，总想在有生之年多发点光，多散点热。他在一首《述怀》一诗中写道：
即使能活一百年，
36524日而已。
而今已过四分之三，
怎能胡乱轻抛，
何况还有老病无能为计。
若细算，有效工作日， 在2000天以内矣。
搬弄是非者是催命鬼，
谈空话者非真知己，
少说闲话，少生闲气，
争地位，患得失，
更无道理。
学术权威似浮云，
百万富翁若敝屣，
为人民服务，
鞠躬尽瘁而已。
1985年6月3日，华罗庚率助手计雷、陈德泉等一行八人赴日本。这次访问筹划了许久，原本定于1982年就去，因为改革开放后各国热烈邀请而推迟了三年。许多外国同行对华罗庚的印象还停留在半个世纪前那个英俊的、一心钻研数论问题的剑桥天才，而他这时已是75岁的老人了。
据计雷回忆，华罗庚到日本后的行程非常顺利，尤其是重头戏准噶尔煤矿报告会。准噶尔煤矿是由日本政府带团建设的，华罗庚作为规划顾问，把煤矿规划讲得十分具体，如何把1500万吨产能建设出来，产煤之后要怎么运输、电力如何规划、城镇要做怎样的城市规划……甚至还考虑到煤矿工人大多是男性，如何能够协调当地性别比例的问题。报告结束，十分成功，准噶尔委员会的负责人非常高兴，说以后只要是华罗庚小组论证的他们都通过。
访日前，华罗庚的身体状况很不理想，有过三次心肌梗死，但他对这一次访问十分期待，坚持前往。从6月2日准备动身后他一直处在高度兴奋的状态中，到12日他还剩最后一项任务，即在东京大学向日本数学界作一个报告。
准备报告时，助手们察觉到了一些反常。原本他们都认为主要任务已经完成，最后的报告只是走个形式，再重复一遍华罗庚此前在世界教育大会上作过的关于应用数学的一个题目即可。可最后两天，一向热衷与各界人士交游的华罗庚却谢绝了许多社交活动，专心闭门准备起演讲来。
6月11日晚间，他一直准备到深夜。他已决定改变内容，要在报告中回顾自己这一生。计雷说当时华罗庚的这个想法就让他感到“不舒服”，但也不好说什么。因为体力衰竭，华罗庚试着写下提纲，但字迹歪歪扭扭无法识别，于是改为口述，让自己的儿媳同时也是随队医生的柯小英以年代为经线，理论、普及两类工作为纬线，详细记录自己走过的数学生涯。
以前华罗庚的态度一向是“好汉不提当年勇”，甚至学生王元提出写传记时，华罗庚建议整个童年部分干脆可以跳过。把自己几十年的工作回顾一遍之后，华罗庚处在高度亢奋的状态，服用了安眠药后才勉强睡下。
6月12日下午2时，华罗庚坐在轮椅上参观了日本学士院并会见数学界院士。下午4时，在日本数学学会会长小松彦三郎的陪同下，拄着拐杖的华罗庚在掌声中步入东京大学报告厅。
演讲一开始，华罗庚用中文讲，翻译译为日文，节奏不温不火。逐渐地，华罗庚越讲越投入，一些提纲之外的专业数学名词超出了非数学专业的译员的能力。华罗庚向台下的日本数学家们临时提出，可否直接用英文演讲，听众们一致同意。
华罗庚改用英文后，就不受大纲的局限畅快地讲起来了，不久就满头大汗，干脆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脱掉西装外套，过一会儿又解下了领带，甚至挥舞起手中的拐杖如同教鞭。华罗庚骄傲地谈到“文革”前后开始的他最为知名的工作，即在全国推广“双法”——优选法和统筹法;除了西藏、青海等地医生坚决不允许他去，台湾省尚未回归，其他每一个中国省市区他都到过了。他和学生们“到了上万个工厂”，“每到一省听众就有十几万人，应用范围遍及各行业，在实际中培养了一批骨干”，“四川省普及推广双法四个月时间的经济效果就是二亿三千万元”……
原定45分钟的演讲结束时间到了，华罗庚意犹未尽，经向大会主席申请，又讲了近20分钟，他把重点放在80年代以来的工作，尤其是对经济问题的思考。演讲结束，他最后说了一句“谢谢大家”。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华罗庚坐了下来，他的朋友白鸟富美子手捧鲜花向讲台走去，就在这时，华罗庚突然从椅子上滑了下去。大家惊叫着去扶他，但他紧闭着双眼，面色由于缺氧而呈紫色，已经没有了知觉。这不是他第一次病倒，只是这一次他再也没有醒来。★
（责编/李希萌 责校/陈小婷 来源/《华罗庚》，王元著，开明出版社2000年1月;《华罗庚传》，顾迈南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华罗庚传》，李景文编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华罗庚长子忆父亲生前经历：流亡中险让敌机炸死》，崔瑾月/文，《环球人物》2010年12月10日;《这位家喻户晓的天才数学家，讲课一线工人也能懂，还能指导实践》，蒋芳/文，《新华每日电讯》11月13日;《从华罗庚的皮箱到“太湖之光”：中国计算机诞生记》，董少东/文，《北京日报》2018年5月15日;《华罗庚：中国数学拓荒者》，佚名/文，《新京报》2011年5月14日）
相互扶持，相依相伴
华罗庚与家人
华罗庚曾说，
他一生的成就，有夫人吴筱元一半功勞。
在子女眼中，华罗庚不谙政治，没有其他嗜好，一生只痴迷数学
1927年，华罗庚在父母的安排下与吴筱元结婚。她是华罗庚姐姐华莲青的同学，出身大户人家，父亲曾就读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她5岁时不幸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与华罗庚结婚时家境十分贫寒。
“这么多年下来，母亲非常不易。没有她的全力支撑，就没有父亲今天的成就，更不会有我们这个家。”长子华俊东回忆。华罗庚患伤寒时，一年时间里，吴筱元整日在床前侍奉。为了买药，吴筱元一次又一次地提着结婚时购置的衣物、首饰走进当铺。有一天，医生为华罗庚诊过脉后没开方子就走了，出门时告诉吴筱元：“不必吃药了，他想吃啥就给他吃吧。”吴筱元一听就急了，但是她马上镇定下来，跟华罗庚说：“你的病就要好了，医生说，还是吃上次方子上的药就行。”她的沉着和善意的谎言，给了华罗庚莫大的精神支持，不久，华罗庚的病竟奇迹般地痊愈了。华罗庚曾说，他一生的成就，有夫人吴筱元一半功劳。 在大西南流亡时，华罗庚夫妻二人在困境中相互扶持，为了丈夫的事业，吴筱元默默地承担着家庭的重担。每天等孩子们全都入睡了，她还要帮助丈夫抄写稿件……她常常说：“他这个人啊，看起书来会忘了吃饭、睡觉，要是我不帮他、催他，真是不行啊！”
华罗庚也很心疼妻子。有一次，他看到有孕在身的妻子太疲惫了，很是心疼，便自告奋勇地说：“晚饭我来做，我去熬点粥吧！”随即，他舀好米，一瘸一拐地去河边淘米，下锅煮粥。可出乎大数学家的意料，米加热后会严重膨胀，他本想煮一锅粥，结果煮成了足够全家吃三天的干饭。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夫妇依然相濡以沫。据华罗庚小女儿华密回忆，她许多年后在整理父母遗物时，发现了两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书信。当时，华罗庚组建了一支小分队，到全国各地推广统筹法、优选法。他走到哪里，妻子的关心就跟到哪里。
在一封写于1974年11月1日的信中，华罗庚对妻子说：“今天12时多安抵洛阳，在车上发现包中有糖，还是一盒鹿茸糖，你的关心，感动了我。”学生裴定一回北京，华罗庚在1977年3月12日的信中写道：“现趁裴定一同志来送重要公文之便帶上丝棉被絮一条及山萸肉一包，都是买来的。特别是山萸肉，可能学名是山茱萸肉，对你的健康合适，可以泡水、长喝。”
令人遗憾的是，华罗庚与吴筱元的爱情结局并不完满。“文革”对吴筱元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刺激，她与华罗庚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争吵。那时的华罗庚已经患上了心肌梗塞，情绪的激烈起伏可能致命。后来在儿女的协调下，他们分开居住了。1980年，华罗庚搬去与华俊东一家住在一起，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五年。
2003年，吴筱元也过世了。虽然最后的几年未能团聚，但两人一生互相扶持的感情仍然可歌可泣。
华罗庚夫妇育有五男三女，两个儿子夭折，存活的三子分别为华俊东、华陵、华光，三女分别为华顺、华苏与华密。在子女们的印象里，父亲学识渊博、兴趣广泛，除了数学之外，他平时也喜欢听京剧，喜爱读书，记忆力超强，国学功底深厚，尤其对历史感兴趣，而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华光说，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是他们家的邻居，他曾对别人说：“我最喜欢和华罗庚谈论历史。”
华家的子女从小都受过父亲趣味数学的启蒙。华罗庚经常给子女们出些数学题目。如“一斤棉花和一斤铁哪个重？”“一升豆子加一升芝麻是几升？”当子女们自以为是地回答一升豆子加一升芝麻是两升时，华罗庚总是摇摇头说：“错了。仔细想，豆子大，芝麻都钻到豆子缝里去了，怎么还有两升呢？”华罗庚边说边笑，子女们也跟着笑起来。
在子女眼中，华罗庚不谙政治，没有其他嗜好，一生只钻研数学，痴迷数学。而他对子女的管教与关爱，也几乎都体现在数学上。华家子女虽说后来只有一人专门从事数学研究（华顺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但他们都说，父亲的数学启蒙，在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及开启智力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责编/李希萌 责校/陈小婷 来源/《华罗庚传》，李景文编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华罗庚长子忆父亲生前经历：流亡中险让敌机炸死》，崔瑾月/文，《环球人物》2010年12月10日等）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肩上的第一乐事”
华罗庚与弟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起来！起来！”有时天还未大亮，人们便听到华罗庚的敲门声。
有时半夜三更的，他也去敲学生的门：
“别睡了！白天的题目还得再讲一讲。”
毛泽东：“华罗庚同志，你是苦出身，希望你为我们培养些好学生出来”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肩上的第一乐事。”华罗庚一向重视培养人才。熟悉华罗庚的人都不止一次地听他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1952年，全国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一天晚上，怀仁堂里正在为代表们举办文艺晚会。舞台上，帷幕已徐徐拉开，台下灯光暗淡，鸦雀无声。这时，刚赶写完一篇发言稿的华罗庚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拿着请柬，焦急地寻找自己的座位。可是他找来找去，怎么也找不到。正当他不知所措时，远远的座位上有一个人在频频向他招手，华罗庚心中一喜，连忙朝着招手的方向走去，很快在一个空位置上坐下。
“这个位子角度不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华罗庚一边拿出手帕擦汗一边想。这时，他想起了刚才招手的人，扭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噢，是毛主席啊！”
“你好啊！”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话向他问好，并慈祥地笑了笑。华罗庚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们边看戏边交谈。谈话中，华罗庚惊奇地发现，毛泽东对他的经历非常熟悉，鼓励他要为中国多培养些人才：“华罗庚同志，你也是苦出身，希望你为我们培养出好学生来。”
“主席，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华罗庚连忙答应。
华罗庚十分爱才，选择学生时从不讲究其相貌、出身，只认其学识。不过给华罗庚做弟子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一点他的学生是有同感的。
“起来！起来！”有时天还未大亮，人们便听到华罗庚的敲门声。他把宿舍里的学生一一叫起，或给他们上课，或讨论问题，一忙就是半天。有时半夜三更的，他也去敲学生的门：“别睡了！白天的题目还得再讲一讲。”这一讲就讲到天亮。
那时的华罗庚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从不休礼拜天，学生们也不得不跟他一起加班加点，专攻学业。他一旦发现哪个学生有所懈怠，便严加训斥。这种严格的教育方法，连师母吴筱元也动了恻隐之心，她心疼地说：“哎呀，他们这么年轻，你礼拜天、晚上也不让人家休息，人家找不到对象怎么办？”大家一听就笑了。华罗庚辩解道：“不刻苦，不用功，将来没有出息，恐怕才真找不到对象呢！”
在研究过程中，华罗庚常鼓励学生多给自己提意见，并明确表态：“对于不肯给我提意见的人，我不指导他做研究。”
严师出高徒。在华罗庚的辛勤培养下，短短五年间，陈景润、赵民义、万哲先、陆启锵、龚升、王元、许孔时、吴石、魏道政、严士健等人迅速成长。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我国数学界的骨干。以华罗庚为中心的中国学派在国际数学舞台上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陈景润：“正是华老的教导和熏陶，激励我逐步地走到解析数论前沿。他是培养我成长的恩师”
华罗庚一生育才无数，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陈景润。
1953年，陈景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四中教书，由于口才不佳，不善于教书而遭辞退。他的第一位恩师、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设法把他调回厦大管理图书资料。就在此时，陈景润迷上了数论，迷上了哥德巴赫猜想，手不释卷地啃读华罗庚的专著《堆垒素数论》。那时两岸对峙，地处前线的厦门常有空袭警报，陈景润把这本厚书撕开，进防空洞时也如痴似醉地、一页一页地阅读。不久，他发现这本书有可改进之处：第五章的结果可用来改进第四章的某些结果，并写成了论文。
1956年，陈景润在厦大的老师李文清经由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关肇直把此论文交给华罗庚，华罗庚当即把此文转给数论组的年轻人审读，讨论后，陈景润的结果获得肯定。华罗庚非常高兴，对学生们说：“你们呆在我身边，倒让一个跟我素不相识的青年改进了我的工作！”原来，华罗庚最喜欢有人跟他“抬杠”或对他的著作提出意见，指出错误。
这样，华罗庚记住了陈景润，邀请他参加当年的全国數学论文报告会。当陈景润收到华罗庚的邀请信与一张事先预定的从厦门到北京的软席卧铺票时，他激动得潸然泪下。
陈景润到会场报到后，负责会务的王元立马把他带去见华罗庚。腼腆、木讷的陈景润见到华罗庚时不知所措，只是反复说着：“谢谢华老师！”“谢谢华老师！”久经沧海的华罗庚立即看出，这是一个内向孤僻却能一心一意做数学研究的年轻人。
1956年8月召开的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群英荟萃，当时顶尖的15位数学家作了16个综合性报告，陈景润在分组报告会上作了关于“塔内问题”的报告，讲述了他交给华罗庚的论文中的结果。华罗庚欣然采纳了陈景润的建议，在《堆垒素数论》再版时，将第四章和第五章颠倒了过来，补上了陈景润的新结果，并为此感谢了他。
接着，华罗庚马上张罗着把陈景润调入中科院数学所。他也听到了有关陈景润有怪僻的传闻，但他毫不介意，说：“我们应当注意到科学研究在深入而又深入的时候而出现的‘怪僻’‘偏激’‘似痴若愚’，不对具体的人进行具体分析是不合乎辩证法的，鸣之而通其意，正是我们热心于科学事业者的职责，也正是伯乐之所以为伯乐。”陈景润不负所望，进数学所不到十年，他就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陈景润是华罗庚一生点名要的第一个人，也是最后一个人。
华罗庚对陈景润有知遇之恩，陈景润视华罗庚更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在数学界传为美谈。华罗庚除了给予陈景润学术上的指导和帮助之外，还教会了他如何对待困难和挫折，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陈景润两次出国访问、讲学。出于对老师的尊敬，每次出访之前他都要到华罗庚家道别、请教。华罗庚曾当面对陈景润和陪同他前来的李尚杰说：“景润的工作是建国以来，我们在数学领域最好的成果。”陈景润则谦虚地说：“谢谢华老师，您过奖了，都是华老的栽培，我才有今天的成绩。”
华罗庚对自己的得意弟子关爱有加。1984年，当他得知陈景润患帕金森氏综合症时，华罗庚十分难过，他说：“总不能让陈景润得这种无法工作下去的病呀！”他恨苍天之不公，自己却无能为力。1985年华罗庚出访日本前，曾亲自到中日友好医院去探视正在住院的陈景润，并对他说：“王国湘主任（中日友好医院神经科医生）检查我也可能患有帕金森氏症，等我回国后，咱们都在这儿住院。”谁知这一面竟成了陈景润与华罗庚的诀别。
华罗庚在访日期间猝然辞世的消息传来，陈景润万分悲痛，泣不成声，他嘴里不停地念叨：“华老走了，支持我、爱护我的恩师走了。”在举行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之日，陈景润已是久病缠身，既不能自主行走又不能站立，但他说：“华老如同我的父母，恩重如山，我一定要去见老师最后一面。”在他的坚持下，家人帮他穿衣、穿袜、穿鞋，再由别人把他背下楼。到了八宝山，大家建议他先坐在车里，等仪式结束以后再扶他到华罗庚的遗像、骨灰盒前鞠躬致敬，但陈景润坚持要与大家一样站在礼堂里。因参加仪式的人太多，又怕他摔倒，只好由三个人在左、右、后三个方向搀扶支撑着他。就这样，陈景润一直坚持到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结束。追悼会开了40分钟，他就硬撑着站了40分钟，一直在流泪。
华罗庚的治学之道
初中学历的华罗庚27岁即在清华大学取得正教授资格。抗战期间，华罗庚曾用一顿饭的工夫帮中国军队破译了日军的一组密码，又因享誉国际的研究成为第一位被民国政府嘉奖的数学家，那时他就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天才了。
随着华罗庚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对他的学习方法深感兴趣，他花费了不少时间与精力，在报刊发表文章，力求客观地把自己的学习经验与体会介绍给广大青年。在一篇题为《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的文章中，华罗庚对青年人谆谆教诲：
“许多有名的科学家和作家，都是经过很多次失败，走过很多弯路才成功的。大家平常看见一个作家写出一本好小说或者看见一个科学家发表几篇有分量的论文，便都仰慕不已，很想自己能够信手拈来，便成妙谛，一觉醒来，誉满天下。其实，成功的论文和作品只不过是作者们整个创作和研究中的极小部分，甚至这些作品在数量上还不及失败的作品的十分之一。
“有的同志也许觉得我在数学方面有什么天才，其实从我身上是找不到这种天才的痕迹的。我读小学时，因为成绩不好就没有拿到毕业证，只拿到了张修业证书，在初中一年级时，我的数学也是经常补考才及格的。从初中二年级以后，就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这就是因为我认识到既然我的资质差些，就应该多用点时间来学习，别人只学一小时，我就学两个小时，这样我的数学成绩才不断提高。”
华罗庚还反复强调了积累的重要性，他说：“首先应当提出的是不急不躁，细嚼慢咽。一步不懂不轻易走下一步，每一种方法都力求运用熟练。读十本八本，不甚了解，反不如把一本书从头到尾读得精通烂熟。所谓烂熟不只是会背会算，而是能掌握基本精神、基本原理，能够灵活运用，并且必须注意它的连贯性，依照深浅，一本一本地学习下去。一言以蔽之，我们必须认识科学知识的积累性。学习科学知识有如筑塔级级上升，每一级都建筑在以下诸级之上。因之，一级不稳，就筑不上去。” 1956年1月20日，华罗庚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封给青年的热情洋溢的信，他以數学所几位青年的成长历程为例子，鼓舞成千上万的青年脚踏实地寻找一种适合自身的学习方法，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朝前走。并指出，只有不怕辛勤与艰苦，忘我劳动的人，才有可能攀登别人没有登过的顶峰。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罗庚不断对自己的治学方法进行新的补充与发展。1962年，他把学习过程总结为“由薄到厚”和“由厚到薄”两个阶段。所谓“由薄到厚”是指学习、接受知识的过程。“由厚变薄”是指“把那些学到的东西，经过咀嚼、消化融会贯通，提炼出关键性的问题来”。70年代末，华罗庚又提出了“宽、专、漫”的治学之道，即“基础要宽，然后对专业要专，并且还要使自己的专业知识漫到其他领域”。
华罗庚的经验之谈，不仅指导了年轻人的学习，而且对科学研究也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从这些言谈充分体现了华罗庚对青年一代的厚爱与期望。★
（责编/李希萌 责校/陈小婷 来源/《华罗庚传》，李景文编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等）
多干实事、有益的事，少说空话、大话
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热爱
即便在家里陪孩子们下棋下得正热闹，
华罗庚也会突然抛下一句“我要去做事情了”，
转身开始工作
数学无国界，但数学家有祖国。数学上的成就是一方面，华罗庚最优秀的品质，是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热爱。1949年，华罗庚决定回国时，长子华俊东受父亲感染，以“华夏”的笔名在《华侨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他的决定，并表达了回国的意愿。
在华罗庚的遗嘱中有这样的内容：“我国底子薄、基础差，要提倡多干实事、有益的事，少说空话、大话。”“发展数学，花钱不多，收益很大，应该多加扶持。”在小儿子华光看来，父亲希望后人能够将他的事业继承下去，把中国的数学事业发展得更好，把祖国建设得更好。
对华罗庚来说，数学就是他的生命，他的脑海里仿佛有两个机器，一个专门研究数学，一个处理其他事情，每当研究数学的机器开始运转，另一边就会“停机”。无论是吃饭、走路，还是上厕所，所有事情都要为数学让道。即便在家里陪孩子们下棋下得正热闹，华罗庚也会突然抛下一句“我要去做事情了”，转身开始工作。他有一句口头禅，叫“我有一笔账，全天下都不会算”。每当他若有所思，用家乡话嘟哝起这句话来，家人就知道，他又陷入到数学中了。
此外，对待工作，华罗庚也几乎不分节假日。华家的客厅里有一块大大的黑板，这是方便华罗庚与学子们在这间“小课堂”讨论数学问题用的。此外，华罗庚家的家庭氛围也非常特殊。在华家，永远要保持安静，尤其是华罗庚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玩闹打断了他的沉思，他就会发脾气。华罗庚的书房别人也不能进，于是子女们想了个办法，在他的书房里安了一个铃，他需要他们了，就摇一摇铃，他们再进去。
华罗庚曾不止一次地告诫子女：“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在子女们看来，父亲的教诲往往是身教多于言传。当孩子们做不出数学题时，常常要受到他的责罚。华俊东小时候数学不太好，被父亲责骂后，发奋读书。次子华陵上中学时，有一次花了很长时间终于啃下了一道数学难题，颇为得意，拿去给父亲过目，本指望能得到几句夸奖，谁知父亲只“奖”给他几道更难的题让他去做，吓得他以后再也不敢到父亲面前炫耀了。
华俊东有一道数学题做不出来，求助自己的数学家父亲。没想到华罗庚看了一眼之后，说“你自己去想”，然后扬长而去。这件事对华俊东影响很大，在后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的第一反应是要独立、要坚强、要坚定不移地自己克服。“我想，我们家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的，从父亲身上学到了独立钻研、坚持不懈的精神。”★
（责编/李希萌 责校/ 陈小婷 来源/《华罗庚传》，李景文编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华罗庚长子忆父亲生前经历：流亡中险让敌机炸死》，崔瑾月/文，《环球人物》2010年12月10日;《儿子眼中的华罗庚——访华罗庚之子华陵》，许怡/文，《科技文萃》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