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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省份往往是双极驱动，形成固有的“双子星”格局。典型的如济南和青岛、广州与深圳、杭州与宁波、福州与泉州、沈阳与大连，都是省会城市和沿海城市的组合。
在这几对相爱相杀的“瑜亮”城市里，有的你追我赶，有的互补发展，有的一块沉寂，但有一对城市的实力差距却越来越大—上升的杭州与下降的宁波，在省内还很难形成对称的双中心。放眼沿海诸省，宁波还是“双子星”里唯一一个沿海城市经济体量未能超越省会的孤例。
经过十年浮沉，杭州成了备受瞩目的互联网之都，武汉、成都、长沙、郑州、合肥等中西部省会城市也在不断做大做强，后劲十足。随着海运光环失色、高铁时代来临，宁波一步一步从领跑者沦为追赶者，经济排名始终原地踏步。
当地官员并非没有忧患意识。早在2015年7月，宁波当地官媒曾发文写道：“若再不在宁波人的后背上‘猛击一掌’，使大家惕然警醒，宁波可能难逃‘被抛弃’的命运，不是被时代和别人抛弃，而是被我们自己抛弃。”
五年过去，失落的宁波又该如何逆袭？
因港而生
走进宁波北仑穿山港区，长长的海岸线上，集卡车辆往返穿梭，集装箱码头上，繁忙有序的桥吊一字排开，卸货装载马不停蹄，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映入眼帘。
宁波这座古老的城市，其命运起伏全然寄托于港口之上，用港口汇集了世界各地的现代与繁华，不仅形成了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汽车制造等千亿级产业，还与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投资关系。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宁波舟山港有着古丝绸之路“活化石”之称。不冻不淤的深水良港与工业发展相辅相成，成了整个长三角的重要支点。
如今，这里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港。2019年，宁波舟山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1.2亿吨，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集装箱吞吐量2753万标箱，跃居全球第三。
不止于此，宁波还在江西、湖北、河南等内陆省份设立15个“无水港”，通过海铁联运等方式，将港口腹地从300公里扩大至800～1000公里。
正所谓“港口兴则城兴，港口衰则城衰”。21世纪初是宁波发展的大好时机，海内外对于重化工原材料需求很大，这座港城风头一时无两，GDP长期力压武汉、成都、南京、长沙等省会城市。
随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宁波外贸型经济严重受挫，彼时4万亿的“大放水”对宁波来说像是一场及时雨，可等到泡沫出清的阶段，情况就变了。
眼下对宁波依然是一大挑战。后疫情时代国际形势的变化让全球海运业步入低迷徘徊阶段。从宁波经济半年报来看，其第二产业增加值下降2.3%，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则分别实现增长2.0%、增长1.0%。总体而言，上半年全市GDP同比下降0.6%，基本稳住，但第二产业受影响较大。
作为一个依靠港口驱动经济的城市，传统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被打破，宁波急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一些外界榜单里，宁波的成绩也不算好看。今年5月底，《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正式发布，在这个被俗称为“新一线城市榜单”的排名中，宁波首次出局，取而代之的是此前从未入榜的佛山和合肥。一时间，舆论哗然。
宁波，何以至此？
城市“能级”问题
曾经，身处制造业时代，物流是经济运行的血液，需要有港口作为配套。服务业时代，港口优势一再被削弱，人员加速流动，机场、高铁的价值不断被放大。一直过于依赖港口的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成为宁波发展的包袱。
2019年，宁波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49.1%。但对比南京、杭州、苏州的62%、66.2%、51.5%而言，宁波仍处于低位。
在这些年的转型升级中，宁波明显慢于杭州、苏州、深圳、东莞等其他城市。这里面有多重因素，比如港口优势没能转化为城市竞争力，城市曝光度低；主导产业不够突出，产业结构偏重，转型过程慢；高校资源羸弱，人才严重制约了发展；与上海、杭州、苏州等距离较远，没有充分联动。
与此同时，强省会战略下计划单列市的存在感下降似乎成了必然趋势（深圳除外），这一头衔正逐渐成为阻碍其统筹周边城市资源的劣势。譬如长三角城市的规划中，明确将南京、杭州甚至合肥作为副中心层次，而无情地将宁波划到下一个层次。
从整体上看，宁波是典型的县强市弱，2019年宁波下辖代管的四县市占到全市GDP约36%，随之而来的便是宁波中心城区城市化不足、首位度不够的问题。
由于城市化水平不高，宁波民间强大的购买力难以在全社会统计上得以体现，城市流量经济色彩不足，例如，2019年宁波全社会商品销售额占GDP的比重仅为第10名。
有说法认为，宁波属于生产资料型城市，本身就具有低调务实的属性，不像杭州、成都、西安，都是一些消费资料型的城市，自带网红流量。
这话其实有一定道理。宁波是隐形冠军第一城，工信部公布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宁波有28家，数量位列全国第一。
不过，从总量上看，宁波缺乏航母级企业作为产业支柱，难以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品牌方面，宁波缺乏“流量担当”，更多是面向企业端的装备、新材料、家电等基础领域隐形冠军企业，以及类似方太、雅戈尔这样的消费端“老面孔”，少见极具影响力和技术创新的大品牌。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外界对于寧波代表性产业、创新实力，感知仍然比较模糊。
这一情况持续多年。对此，浙江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郑栅洁在今年6月公开表态：“宁波城市能级不高、核心功能偏弱，说到底是服务业，特别是总部经济、平台经济不够发达。” 他还表示，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打造更加完整、更具竞争力的服务经济体系，促进一二三产业相融相长。
最新经济数据可作为佐证。2019年，宁波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49.1%。但对比南京、杭州、苏州的62%、66.2%、51.5%而言，宁波仍处于低位。
正视差距是第一步，宁波该如何破局？
底蕴“好牌”
时间拨回到中国近现代来看，宁波是长三角当仁不让的明星城市。
近代史上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家机器染织企业、第一家汽车出租公司都发际于宁波，此外，这里还诞生了最早的华人银行、最早的保险公司、最早的房地产公司、最早的证券交易所等“中国之最”。包玉刚、邵逸夫、陈廷骅、曹光彪、王传麟等宁波帮的影响力，一时如雷贯耳。
正所谓“小宁波”成就“大上海”。宁波对上海的强影响力远远超过其它长三角城市。这点正如民国年间出版的《中国商业地理》所言：“上海者，即曰宁波人之上海。”
早在金代，上海滩就是宁波人的天下。自开埠以来，一拨又一拨的宁波人“挈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到上世纪30年代，旅沪宁波人的总数已经突破百万，占当时上海居民的四分之一。
有研究者对1936年前上海238家民族资本工厂创办者的背景进行了调查，发现由宁波人开办的企业有50余家，约占25%。像虞洽卿、叶澄衷、张啸林这些宁波籍的大亨，在上海滩更是翻云覆雨，大显身手，以致当时沪上流传着“无甬不成市”的说法。直到今天，無论是外滩的地名，还是阿拉的称呼，上海依然随处可见宁波的痕迹。
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这座城市也曾一直牵动高层的目光。邓小平对宁波青睐有加，曾就宁波大学、北仑港、宁波机场等事宜先后作了六次指示。在中央的重视和谋划下，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等一系列政策礼包纷至沓来，大批央企入驻、新区开建，冷清的海岸线开始热闹起来。
不可忽视的是，宁波还是著名的院士之乡，拥有上百位宁波籍院士，总数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
一系列迹象表明，宁波手握一手“好牌”，不甘沉沦。
补足人才短板
在新一轮城市竞争中，地随人走，抢夺人才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凭借巨头企业阿里巴巴的带动作用，杭州已经建构出清晰的城市产业品牌，在吸引人才方面，形成了一套正循环。
对于科研教育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宁波来说，该如何突破？
宁波将创新人才提到了最重要的位置。在不久前披露的《中共宁波市委关于深入实施人才和创新“栽树工程”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城市的决定》（下称“2020年版决定”）里，人才引进被放在第一位。
正所谓“小宁波”成就“大上海”。宁波对上海的强影响力远远超过其它长三角城市。
其中提到，到2025年要实现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PCT国际发明专利申请数、数字经济增加值、高新技术企业数、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顶尖人才和科技领军人才等六大重要指标倍增目标。与此相应的是，在建设创新型城市的主要目标中，宁波也将“高素质人才规模和质量大幅提升”摆在了首位。
而在近年来的“抢人”大战中，宁波也取得了初步成效。2019年数据显示，宁波常住人口新增34万人，在长三角仅次于杭州，远超南京、苏州、无锡等竞争对手，排名全国第四。
此前，宁波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张二华团队曾作过测算：按照目前的常住人口增长趋势，宁波到2025年年末常住人口规模在970万至1010万人之间，有望成为人口千万级城市。
在一众政策加持下，宁波步入千万人口，只是时间问题。
不仅如此，审视当下，宁波正全面落实优化营商环境“80条”，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深化对外开放领域改革创新，逐步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同城化方面，宁波在今年5月“牵手”舟山，正式实现两地户籍互认。在此基础上，舟甬两地将实现港口、路桥、公共福利的互联互通。消息一出，传言两地合并的消息不绝如缕。因为户籍障碍打通，哪怕行政区划难以调整，实际上也只是少了个“虚名”。舟山若与宁波合体，凭借后者的海洋优势和政策优势，几乎可以形成一个与杭州具有同等能量场的辐射极，共同引领浙江奔跑。
港口依然是宁波重点发力的王牌优势。为了改变“酒肉穿肠过”，依赖航运物流、航运订舱、船舶买卖赚点辛苦装卸费的传统港口模式，宁波正逐步提高服务附加值，从全球大小宗商品的生产及流转中心蜕变到全球创新资源的配置中心。不仅将“5G 智慧港口”理念深度应用到宁波舟山港的运转中，还引入了航运保险、航运金融等高端服务产业。
这些未雨绸缪的多元化转型之举，是宁波逆袭的最大底气，也让这座海港之城有足够的韧性迎接新一轮的全球性萧条。
宁波，依然充满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