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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陈毅从百战沙场走向十里洋场，成为大上海的一市之长。面对国民党军散兵游勇的捣乱、敌特的破坏、投机家制造的金融危机、美蒋飞机的轰炸、民族资本家的徘徊观望，以及流氓阿飞、匪徒小偷、妓女难民等旧上海遗留下来的诸多社会问题。陈毅以他高深灵活的政策理论水平、博大的气魄和胸怀，以及坦诚待人、毫无架子的品格，日理万机，废寝忘食地工作，仅一年工夫，就使上海初步走向了稳定和繁荣。
宣布《入城守则》：不准开炮、不准爆破、不人民宅；要求野战军“到了城里不准再‘野’”
1949年5月10日，陈毅在江苏丹阳县城一间大仓库里，面对穿不同服装的2000多名军政干部组成的上海接管纵队，作《入城守则》报告。他说：“攻击市区，绝对不准开炮，绝对不准爆破。进城以后，坚决执行‘不入民宅’。入城纪律是执行入城政策的前奏，是我们解放军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见面礼搞不好，是要被人家赶出来的。记住，我们野战军，到了城里不准再‘野’，纪律一定要严！”
讨论中，大家对不准开炮、不准爆破没有异议。坚决执行，但对不入民宅，有不同想法。有的干部提出：“过去打仗，哪次不是住老百姓家里，上门板捆稻草，挑水扫院子，哪点做得不好?难道上海不是咱中国地盘？”“怎么？难道军指挥部也不准进民房？太过分了吧？”“打上海时，万一遇上天下雨怎么办？”“战士生了病，进房要点开水喝也不行？”
陈毅听了汇报，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不入民宅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他要各级干部下保证。
中共中央接到报告后，毛泽东很快发来一份电报批复：“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5月12日，上海战役总指挥陈毅，向经过20多天集训和准备的几十万解放大军宣布：“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了！”
23日，解放军向上海发起全线总攻，向市区突击。总指挥陈毅向有关军长郑重交代：“你们马上攻打市区了，一定要军政全胜，一定要把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27日，上海全部解放。历时15天的上海战役，歼国民党军15.3万人，城市完好无损，电灯是亮的，自来水未停，电话畅通，工厂学校保存完好。
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早晨，当市民打开家门时，惊奇地发现马路两边湿漉漉的地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英勇攻取了上海的胜利之师不入民宅睡马路，这旷古未有的景象强烈震动了上海市民。很快，解放军在十里洋场露宿街头的照片在香港和世界各国的报刊头条登出。美国销路最广的《生活》杂志说：“各项消息指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是国民党的时代已经结束。”
团结争取原国民党政府212作人员，贯彻统一战线政策
1949年5月28日下午，一身新军装，佩戴着“军管会”臂章的陈毅来到市政府大楼二楼市长办公室。仅代理4天市长的原工务局局长赵祖康，早已将旧职员如数召集到会议室，端坐待命。一听召唤，赵祖康就急忙起身到市长办公室。陈毅严肃地问：“你就是国民党伪市政府代理市长赵祖康吗？”“是。”“军管会的命令你执行了吗？”“条条照办了。”“资产、档案呢?”“完整无损，可一一查点。”……所有的问题问完后，陈毅起身与赵祖康握手，热情诚恳地说：“听说你想请求回交通大学教书？不用回去了，国家需要人才，你是著名的道路和市政工程专家，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继续担任工务局长的职务吧。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很好合作的。”赵祖康听后惊异不已，又感动万分，几十年后他还牢记陈毅那句话：“我们一定能很好合作的。”
陈毅与赵祖康谈完话，义和他一起来到隔壁会议室，向旧政府职员讲话。陈毅希望大家“各安职守，办理移交，并听候人民政府量才录用”。
6月2日晚上，兼任上海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的陈毅，又将夏衍、姚溱、丁玲等几位文化方面的接管干部找来，拟定召开文化界座谈会的名单。陈毅说：“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人才荟萃，情况复杂，知识分子比起资本家来，更敏感，更自尊，更有个性。请谁，暂时不请谁，必须十分用心。我的意见是将所有在上海的文化知识界代表人物，都要请到。当前最重要的事是团结。解放区的和地下党的、党内的和党外的，都要团结。在不团结的问题上，我们党过去是吃过大亏的，现在胜利了，更要特别注意。”陈毅把夏衍他们拟好的名单要过来看。他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问，一个剧种一个剧种地问。凡有遗漏的，他都一一加上，使名单最后增加到160人。
6月5日，陈毅与知名科学家、文学艺术家们推心置腹，侃侃而谈。他说自己并非天生共产党人而是地主出身，信过孔夫子，又信过“德先生、赛先生”，经过多次碰壁、消沉、摸索，才选择了革命道路，等等。陈毅这种坦诚勇敢的自我解剖，实为上海文人闻所未闻，感动敬佩之情发自内心。
接管中常遇到许多难办的人物，像清末民初的老政客呀，与汪伪政权有牵连的人呀，有名的宗教家呀，交际花，洋行买办，等等。对于这些人，陈毅认为：“这些人一不去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这表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只要没有具体的反共行动，都应该用。学有专长的还可以重用。出了问题我来负责就是了。”他多次说：“毛泽东主席在政协会议上讲过一句话：不可使‘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我们上海市，要使‘举座皆欢，人人心情舒畅’。”
上海市文史馆、参事室，原先安排了30人。陈毅说：“太少了，人数加个零。”各区统战部迟迟报不上来，认为这个不合条件，那个历史有问题。最后，陈毅发火了：“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呢！怎么会没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一人一月给个八九十或一百多元生活费，我们养得起的。每月组织他们学习两次，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我看这样做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减少反革命！”
当时，上海有几百家戏院、书场及其他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以此为生的约有30万人。有人向陈毅反映夏衍手太软，应当停演旧戏，接管关闭。陈毅说：“如果现在把什么都反掉，痛快是痛快，却会使30万人没有饭吃，人家就会到市政府来请愿，打破你的脑壳！把什么都反掉，是容易的，从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地改，就不容易。”
陈毅在贯彻统一战线政策中具备的魄力和勇气，使他这个市长能网结各界人士，并很快成为文艺界、教育界、知识界的知音。
与产业界人士交朋友，鼓励发展民族工业
当时，上海的纺织厂纱锭有229万个，占全国的40％，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上海的工厂炯囱若不冒烟，全国经济就将垮掉一半；上海市场一乱，全国财经就将失去控制。要治理好上海，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尽快恢复生产。陈毅从这个大前提出发，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接二连三地参加各种集会、接见各方代表，进行政治“亮相”，政策交底。
1949年6月2日，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荣毅仁和上海其他90多位有名的资本家。拿着有陈毅市长 署名的请帖，赴中国银行四楼参加“产业界人士座谈会”。这些“大款”们忐忑不安：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新市长的“请”字后面会不会是“鸿门宴”，没收我们的工厂、商店，逼我们出巨款，甚至革我们的命呢？
陈毅偕同曾山等市政府几位领导，相继进入会场。“工商界的朋友们，”陈毅口中的“朋友”二字一出口，会场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先向诸位作自我介绍。我叫陈毅，新任了人民政府的市长。我们到上海才几天，大家见见面，认识一下。我知道你们对共产党是怕的，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看看我们今天到会的几位同志，不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之徒吧？”会场里报之以有克制的笑声。
“现在，”陈毅加重语气说，“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是十六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我看敲锣打鼓庆解放是必要的，但敲不出生产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
所有的资本家都仔细聆听着。私人企业不没收！非但不没收，共产党还要帮助他们发展生产。这真是一颗最好的定心丸，他们又惊又喜。拥有申新系统9个纱厂的荣毅仁，兴冲冲回到家，一进门，便对满屋子等待消息的家人和各厂厂长们大声说：“明天开工，明天就开工！”
在上海纺织业三大巨头中排第三的刘靖基，是刚摆脱国民党的监视，4月15日从香港跑回来的。他听了陈毅一席话，感慨万千，庆幸自己留下来留对了。还有一些工商巨头，本来对共产党的工商政策“吃不准”，听了陈毅率直坦荡、开诚相见的讲话，心里有了底。他们说：“认识共产党，就是从认识陈毅开始的。”
1949年7月的一天，工商局长许涤新跑到市委来。，向陈毅汇报说：“陈总，资本家上门来请我们吃饭了，你能不能去？”陈毅正在主持会议，听了很感兴趣：“怎么回事？你详细说说。”许涤新说：“今天荣毅仁和刘靖基两个人跑来找我，说想请你和几个领导干部去他家里吃便饭。他们说，晓得共产党很干净，怕直接来邀请会挨骂碰钉子，知道我这个人不易发脾气，所以先找我来传个话，试探试探。”“哟，你是怎么回他们话的？”“我客客气气地对他们说，你们的好意很感谢，但这事我决定不了，要请示一下。”陈毅摇着手中的大蒲扇。没有马上表态，而是把目光转向其他在座干部：“大家民主讨论吧！”
当时，正是敌人封锁、物价波动、劳资纠纷迭起的困难阶段，而且刚学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有的说：“要是去了会不会被人说成划不清界限?”有的说：“这些大老板鬼名堂多得很，谁知道是不是一发糖衣炮弹。”有的说：“能。不过，目前还不宜去，才解放，工人群众对资本家有看法，我们去了，资本家如果借题发挥……”陈毅笑了：“你们过去搞地下工作，什么都不怕。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党。现在倒怕几个资本家借题发挥?我看还是怕犯错误哦。怕犯错误，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呢！至于工人嘛，我们要说服教育：我们这是去做资产阶级的工作。吃饭也是做工作嘛！”大家都被说服了。
于是，赴宴的不但有陈毅、刘晓、许涤新、夏衍，陈毅还动员了夫人张茜，带上两个儿子，来了个“阖第光临”。
席间谈的都是家常话，并没有谈政治，谈“公事”，也没有提要求，说困难。陈毅觉察到荣毅仁他们有很大的困难，只因交往还不深，不好随便开口。
荣毅仁他们是不是有很大困难?有，近来他们简直感到走投无路。最头痛的是两大问题：劳资纠纷和资金缺乏。这两大矛盾都不好开口。劳资纠纷能找共产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能不帮助本阶级说话？资金缺乏还能倒转过来向“衙门”里要钱？不过，他们从席间陈毅谈笑风生、毫不见外的态度上。感到了一种真正朋友才会有的坦诚态度。
开展银圆之战和反投机反封锁斗争，恢复和发展生产
解放前夕，上海工业已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80％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不畅，产量只有内战爆发前的1/10；占上海工业74％的轻纺工业，缺原料，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人民政府接管的大米、面粉仅够全市吃半个月，而储煤只够全市烧7天。
在陈毅执政上海的10天里，又一个严重危机——通货膨胀袭来，一个普通烧饼，已涨到金圆券3万元，人民群众苦不堪言。
这是国民党留下的祸根。为了扭转通胀局面，刚进城，陈毅就与财委商量，以10万元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收兑金圆券，市民纷纷争换人民币。但由于吃够了钞票贬值之苦，一拿到人民币又去调换银圆，换大米。银圆贩子乘机兴风作浪，哄抬物价，本来一块银圆值人民币100元，一星期内就涨到1400元。物价飞涨，工厂难以经营，许多产业资本便转化为投机资本，反过来更加剧了通货膨胀。陈毅深知，这样下去不消一个月，人民币就会被赶出上海，共产党在上海就会立不住脚。
上海物价一旦失控，天津、北平和江浙等地都会发生恶性连锁反应。中央每天都有电报催问情况，陈毅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他与华东局财委斟酌再三，决定还是先礼后兵。6月5日，财委向上海市抛出10万银圆，以使物价回落。同时，报刊、电台发动了一场“反对银圆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大规模宣传。陈毅在各种群众大会上，多次劝说和警告大搞投机活动的“阔佬”：“我诚恳劝告你们赶快洗手不干，人民政府反对不教而诛，但假如教而不信，一意孤行，那就勿谓言之不预了！”
这些话，投机者只当耳旁风，依旧我行我素。他们资本雄厚，10万银圆被一吸而空。6月7日，银圆继续涨到1800元。陈毅提出采取最后解决手段：查封大投机商操纵银圆市场的活动中心证券交易所。
作出决定后，陈毅当即打电话报告中央，毛泽东回电话表示赞成。
6月10日，由公安局长李士英等率领两营部队，400名便衣公安人员，分5路出动，迅速包围了证券大楼，最后将250名投机主犯扣押带走。这期间大楼外围观的市民莫不拍手称快：“大亨鼠垮台了！”“共产党到底厉害！”
这一果断举措，霎时间传遍上海，震动了江浙两省，震动了整个华东，影响波及全国。第二天，银圆从2000元跌到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第三天米价再跌一成，食油跌价一成半。那些提着米袋子、拎着油瓶的市民，见此情景个个笑得合不拢嘴。
“银圆之战”胜利后仅十几天。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于6月23日，对大陆实行海上封锁，他们利用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岛控制了东海门户。这样一来，各国开往上海的航道都被完全切断了。工业原料运不进来，外销产品运不出去。陈毅说：“这样下去，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
陈毅主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制定了“反封锁六大方针。五大任务”，报中央批准后向全国人民公布宣传， 同时采取相应举措。一是市政府协助工商业复工复业。缺乏资金的给贷款，缺乏原料的贷原料。二是发挥工人阶级积极性和创造性，节约原料，试用代用品。陈毅领导市政府积极支持工人进行锅炉改装，以煤代油，终于将99.7％的燃料改用煤炭，仅此一项每月就节约大量外汇。对经济萎缩造成的失业工人，政府发救济米，组织他们修海塘“以工代赈”。同时号召在业工人每月捐献工资1％用作救济。三是陈毅领导上海市委咬紧牙关厉行整编节约。他在党员大会上说：“要靠我们自己首先紧缩，把肚皮束紧。少享受一些，少开支一些，拿出二万五千里长征精神来克服困难。”
反封锁斗争的结果，纺织业7月只有四成开工，到11月达九成以上，私营纱厂产量增加了75％。机器工业原开5120％，由于解放区日益扩大带来了大批订货，增到60％。上海工业终于从萧条困境中走了出来，走上了复苏之路。陈毅说：“帝国主义曾轻蔑地说，共产党人只会管农村。管城市一无人才，二无效率。上海就是共产党的坟墓。共产党下了海就会淹死……事实证明，我们一定能学会泅水，游到彼岸！”
巧妙化解劳资矛盾
工商界一大难题是劳资纠纷，1949年6、7两月就发生20004余起。陈毅曾在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上说：“解决劳资矛盾好比救火，不能用纸去把火包起来，要从起火的根源上去控制这火。根源是什么？不是一些暂时困难。而是资本家多年剥削、虐待工人，把工人当奴隶所造成的阶级对立。现在工人翻身了，如果还得受气，主人翁不能扬眉吐气。积极性当然就没有了。生产怎么能搞好呢？”
一天晚饭后，陈毅来到一位纺织业大老板家。交谈中，这位老板说：“陈市长，今天工会又来要我废除‘抄身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工人下班有抄身婆搜身，还经常丢纱呢，如果取消抄身制度，纱厂还不被偷光！”
陈毅从自己在法国当工人的体会谈起，说：“老板把工人只当成会说话的工具，劳动重，工资很少，工人实在无法养家糊口，工厂赚了钱对工人毫无好处，他们为什么不拿呢！现在中国不同了，工人翻身当主人了，他们懂得，工厂生产搞好，新中国才能富强起来，工人才能改善待遇。你们虽然是私营企业，但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可以有利于国、有利于民。所以，依我之见，你应该在纺织业带头，用我们的办法试试看，废除抄身制度，关心工人的利益，待工人如朋友，如兄弟，有困难多与他们商量着办。我相信眼前的困难会克服得顺利一些。”
纱厂老板连连点头，他被陈毅的坦荡真诚所打动。第二天，他主动与工会研究，废除了抄身制。他一带头，其他纱厂纷纷效仿。工会也出面做了很多工作。厂门上贴了“光荣门”，左联是：“洗尽奇耻大辱，废除抄身制”。右联是：“不带一丝半缕，走出光荣门”。不到一个月，资本家们惊异地发现，车间棉花的出纱率反倒比以前提高了，布匹产量也不断增加。
因为米价涨得快，荣毅仁的申新六厂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厂方却连原来的工资都发不出。许多女工同住荣家，进而占领了荣家，切火腿、煮大米。陈毅得悉后，立即召集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负责人开会，态度很明确：首先说服工人退出荣家，再由工会出面，劳资双方派代表协商。更重要的是，要从各方面算一算账，具体研究，帮助申新系统解决资金、原料、销售、运输等一系列问题。
经过纺织工会和工人谈心讨论，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后来，有些厂的工人还自动暂减工资，分批轮流回乡生产自救，帮助厂方渡过暂时困难，使资方很受感动。与此同时，副市长会同有关部、局和银行负责人，到荣家开会，还请了刘靖基、郭棣活这两位纺织公会正、副主任委员参加，一起帮助申新研究解决问题。对于申新来说，最困难的还是资金问题。陈毅指示银行给予低息贷款。
在上海市委和陈毅的倡导下，各私营企业成立了“劳资协商会”。上海市也成立了“劳资协商委员会”，主任是刘靖基，副主任是劳动局长马纯古、总工会副主席是汤桂芬。
陈毅这样真心真意地做，没有敷衍，更无权术，是在认认真真执行党的政策。他经常教育提醒干部们说：“把劳资两利问题理解成敷衍资本家，这是错误的。两利首先是对无产阶级有利，同时对资本家亦有利。要知道把资本家团结在我们周围，大大便于建设，便于孤立敌人，这是对人民事业有大利之所在，决不是什么‘脚踏两只船’。”
看到人民政府真心扶持私营企业发展生产，民族资本家们看到了Ⅲ路和希望。号称“味精大王”的化工企业大资本家吴蕴初从美国回来了，陈毅表示热烈欢迎。赫赫有名的“煤炭大王”——前国民党招商局局长。拥有煤矿、毛纺厂、水泥厂、火柴厂、码头、银行……企业遍及半个中国的大资本家刘鸿生回来了，在北京。周恩来接见了他。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他就接到陈毅的邀请。席间。陈毅举杯说：“刘鸿老，你能够断然与蒋介石政府决裂，回来参加经济建设，真是难能可贵。今天为你洗尘，表示热烈欢迎！”刘鸿生回家对儿子说：“共产党的市长确实和国民党的不一样，爽快、诚恳、认真办事。”
改造旧上海遗留的诸多社会问题，不出两年除黑绝娼
上海解放后，最让陈毅伤脑筋和操心的是社会治安和市政建设问题。当时，流散在上海的国民党军官兵2万人，国民党还留下8个组织3万多人，加上惯匪、流氓作乱，社会秩序很不安定，而且当时汇聚在上海的难民、乞丐、小偷、妓女、游民，总数达60万以上。公安局的报告材料说：接管上海的头20多天里，发生重大抢劫案50多起，捕获匪徒500多人。此外，还有重大盗窃案、纵火案、伪造人民币案、冒充人民解放军奸杀外侨案……
上海的棚户区“滚地龙”也是有名的。这里没有一条铺过的路，只有两脚踩出的烂泥小路，最狭窄处，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去。这里没有路灯，没有下水道，没有垃圾箱。死老鼠、烂菜帮泡在脏水沟里。这样的棚户区全市大大小小有322处，再加上几万零散的棚户，等于每6个上海人，就有1个人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之中。
面对解放了的上海，如何解决旧上海遗留下来的这些“毒菌腐臭”?陈毅首先拿黑社会开刀。擒贼先擒王，除帮先除霸。陈毅派军管会干部带两个班武装，登门找到黄金荣，要他按政府的法令办事，并管束门徒，不得再为非作歹。黄金荣唯唯从命，并将手下所有大小头目的花名册交给军管会。后来，一批罪恶深重、民愤极大而又继续作恶的流氓恶霸，如“江北大亨”、“码头春宝”等先后被正法。不出两年，盘踞在上海的黑社会势力，便基本肃清。
对妓女，陈毅决心来一个改造。舞场、按摩院、向导社、妓院，一批批地被查封了，可是那些从黄昏到午夜在马路边弄堂里四处拉客的“野鸡”，却难以禁绝。经再三研究，陈毅同意公安局、民政局送来的方案：派便衣上街“钓鱼”，“钓”到一个送上车一个。结果几天下来，漕河泾妇女教养所里就收容了近4000个妓女。陈毅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治好她们的病。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省。”陈毅又说：“对她们这些人，我们有几条：一是给治病，二是治好了给职业，三是参加工作以后各单位要照顾好她们的婚姻问题。”
短短一两年内，上海街头的妓女硬是绝了迹。这不能不使资本主义世界为之惊叹折服。
1950年1月，上海改造棚户区的工程全面展开。劳动大军中有解放军指战员，也有以工代赈的失业工人。他们铺设下水管道，填坑修路，植树装灯，修建公共厕所……4年之内，全市已有188处像药水弄一样的棚户区，变成工人新村、居民新村，孩子上学、买菜购物都不用出村。
上海在变，没有了舞女妓女，没有了烟馆赌场，没有了黑帮，社会风气日益健康向上。波兰一家报纸说：解放了的上海，再也不是“世界污水沟”了。印度《实业报》说：“新的人民政府管理下的上海，是东方的骄傲。”
宣布《入城守则》：不准开炮、不准爆破、不人民宅；要求野战军“到了城里不准再‘野’”
1949年5月10日，陈毅在江苏丹阳县城一间大仓库里，面对穿不同服装的2000多名军政干部组成的上海接管纵队，作《入城守则》报告。他说：“攻击市区，绝对不准开炮，绝对不准爆破。进城以后，坚决执行‘不入民宅’。入城纪律是执行入城政策的前奏，是我们解放军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见面礼搞不好，是要被人家赶出来的。记住，我们野战军，到了城里不准再‘野’，纪律一定要严！”
讨论中，大家对不准开炮、不准爆破没有异议。坚决执行，但对不入民宅，有不同想法。有的干部提出：“过去打仗，哪次不是住老百姓家里，上门板捆稻草，挑水扫院子，哪点做得不好?难道上海不是咱中国地盘？”“怎么？难道军指挥部也不准进民房？太过分了吧？”“打上海时，万一遇上天下雨怎么办？”“战士生了病，进房要点开水喝也不行？”
陈毅听了汇报，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不入民宅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他要各级干部下保证。
中共中央接到报告后，毛泽东很快发来一份电报批复：“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5月12日，上海战役总指挥陈毅，向经过20多天集训和准备的几十万解放大军宣布：“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了！”
23日，解放军向上海发起全线总攻，向市区突击。总指挥陈毅向有关军长郑重交代：“你们马上攻打市区了，一定要军政全胜，一定要把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27日，上海全部解放。历时15天的上海战役，歼国民党军15.3万人，城市完好无损，电灯是亮的，自来水未停，电话畅通，工厂学校保存完好。
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早晨，当市民打开家门时，惊奇地发现马路两边湿漉漉的地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英勇攻取了上海的胜利之师不入民宅睡马路，这旷古未有的景象强烈震动了上海市民。很快，解放军在十里洋场露宿街头的照片在香港和世界各国的报刊头条登出。美国销路最广的《生活》杂志说：“各项消息指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是国民党的时代已经结束。”
团结争取原国民党政府212作人员，贯彻统一战线政策
1949年5月28日下午，一身新军装，佩戴着“军管会”臂章的陈毅来到市政府大楼二楼市长办公室。仅代理4天市长的原工务局局长赵祖康，早已将旧职员如数召集到会议室，端坐待命。一听召唤，赵祖康就急忙起身到市长办公室。陈毅严肃地问：“你就是国民党伪市政府代理市长赵祖康吗？”“是。”“军管会的命令你执行了吗？”“条条照办了。”“资产、档案呢?”“完整无损，可一一查点。”……所有的问题问完后，陈毅起身与赵祖康握手，热情诚恳地说：“听说你想请求回交通大学教书？不用回去了，国家需要人才，你是著名的道路和市政工程专家，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继续担任工务局长的职务吧。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很好合作的。”赵祖康听后惊异不已，又感动万分，几十年后他还牢记陈毅那句话：“我们一定能很好合作的。”
陈毅与赵祖康谈完话，义和他一起来到隔壁会议室，向旧政府职员讲话。陈毅希望大家“各安职守，办理移交，并听候人民政府量才录用”。
6月2日晚上，兼任上海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的陈毅，又将夏衍、姚溱、丁玲等几位文化方面的接管干部找来，拟定召开文化界座谈会的名单。陈毅说：“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人才荟萃，情况复杂，知识分子比起资本家来，更敏感，更自尊，更有个性。请谁，暂时不请谁，必须十分用心。我的意见是将所有在上海的文化知识界代表人物，都要请到。当前最重要的事是团结。解放区的和地下党的、党内的和党外的，都要团结。在不团结的问题上，我们党过去是吃过大亏的，现在胜利了，更要特别注意。”陈毅把夏衍他们拟好的名单要过来看。他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问，一个剧种一个剧种地问。凡有遗漏的，他都一一加上，使名单最后增加到160人。
6月5日，陈毅与知名科学家、文学艺术家们推心置腹，侃侃而谈。他说自己并非天生共产党人而是地主出身，信过孔夫子，又信过“德先生、赛先生”，经过多次碰壁、消沉、摸索，才选择了革命道路，等等。陈毅这种坦诚勇敢的自我解剖，实为上海文人闻所未闻，感动敬佩之情发自内心。
接管中常遇到许多难办的人物，像清末民初的老政客呀，与汪伪政权有牵连的人呀，有名的宗教家呀，交际花，洋行买办，等等。对于这些人，陈毅认为：“这些人一不去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这表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只要没有具体的反共行动，都应该用。学有专长的还可以重用。出了问题我来负责就是了。”他多次说：“毛泽东主席在政协会议上讲过一句话：不可使‘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我们上海市，要使‘举座皆欢，人人心情舒畅’。”
上海市文史馆、参事室，原先安排了30人。陈毅说：“太少了，人数加个零。”各区统战部迟迟报不上来，认为这个不合条件，那个历史有问题。最后，陈毅发火了：“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呢！怎么会没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一人一月给个八九十或一百多元生活费，我们养得起的。每月组织他们学习两次，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我看这样做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减少反革命！”
当时，上海有几百家戏院、书场及其他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以此为生的约有30万人。有人向陈毅反映夏衍手太软，应当停演旧戏，接管关闭。陈毅说：“如果现在把什么都反掉，痛快是痛快，却会使30万人没有饭吃，人家就会到市政府来请愿，打破你的脑壳！把什么都反掉，是容易的，从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地改，就不容易。”
陈毅在贯彻统一战线政策中具备的魄力和勇气，使他这个市长能网结各界人士，并很快成为文艺界、教育界、知识界的知音。
与产业界人士交朋友，鼓励发展民族工业
当时，上海的纺织厂纱锭有229万个，占全国的40％，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上海的工厂炯囱若不冒烟，全国经济就将垮掉一半；上海市场一乱，全国财经就将失去控制。要治理好上海，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尽快恢复生产。陈毅从这个大前提出发，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接二连三地参加各种集会、接见各方代表，进行政治“亮相”，政策交底。
1949年6月2日，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荣毅仁和上海其他90多位有名的资本家。拿着有陈毅市长 署名的请帖，赴中国银行四楼参加“产业界人士座谈会”。这些“大款”们忐忑不安：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新市长的“请”字后面会不会是“鸿门宴”，没收我们的工厂、商店，逼我们出巨款，甚至革我们的命呢？
陈毅偕同曾山等市政府几位领导，相继进入会场。“工商界的朋友们，”陈毅口中的“朋友”二字一出口，会场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先向诸位作自我介绍。我叫陈毅，新任了人民政府的市长。我们到上海才几天，大家见见面，认识一下。我知道你们对共产党是怕的，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看看我们今天到会的几位同志，不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之徒吧？”会场里报之以有克制的笑声。
“现在，”陈毅加重语气说，“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是十六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我看敲锣打鼓庆解放是必要的，但敲不出生产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
所有的资本家都仔细聆听着。私人企业不没收！非但不没收，共产党还要帮助他们发展生产。这真是一颗最好的定心丸，他们又惊又喜。拥有申新系统9个纱厂的荣毅仁，兴冲冲回到家，一进门，便对满屋子等待消息的家人和各厂厂长们大声说：“明天开工，明天就开工！”
在上海纺织业三大巨头中排第三的刘靖基，是刚摆脱国民党的监视，4月15日从香港跑回来的。他听了陈毅一席话，感慨万千，庆幸自己留下来留对了。还有一些工商巨头，本来对共产党的工商政策“吃不准”，听了陈毅率直坦荡、开诚相见的讲话，心里有了底。他们说：“认识共产党，就是从认识陈毅开始的。”
1949年7月的一天，工商局长许涤新跑到市委来。，向陈毅汇报说：“陈总，资本家上门来请我们吃饭了，你能不能去？”陈毅正在主持会议，听了很感兴趣：“怎么回事？你详细说说。”许涤新说：“今天荣毅仁和刘靖基两个人跑来找我，说想请你和几个领导干部去他家里吃便饭。他们说，晓得共产党很干净，怕直接来邀请会挨骂碰钉子，知道我这个人不易发脾气，所以先找我来传个话，试探试探。”“哟，你是怎么回他们话的？”“我客客气气地对他们说，你们的好意很感谢，但这事我决定不了，要请示一下。”陈毅摇着手中的大蒲扇。没有马上表态，而是把目光转向其他在座干部：“大家民主讨论吧！”
当时，正是敌人封锁、物价波动、劳资纠纷迭起的困难阶段，而且刚学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有的说：“要是去了会不会被人说成划不清界限?”有的说：“这些大老板鬼名堂多得很，谁知道是不是一发糖衣炮弹。”有的说：“能。不过，目前还不宜去，才解放，工人群众对资本家有看法，我们去了，资本家如果借题发挥……”陈毅笑了：“你们过去搞地下工作，什么都不怕。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党。现在倒怕几个资本家借题发挥?我看还是怕犯错误哦。怕犯错误，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呢！至于工人嘛，我们要说服教育：我们这是去做资产阶级的工作。吃饭也是做工作嘛！”大家都被说服了。
于是，赴宴的不但有陈毅、刘晓、许涤新、夏衍，陈毅还动员了夫人张茜，带上两个儿子，来了个“阖第光临”。
席间谈的都是家常话，并没有谈政治，谈“公事”，也没有提要求，说困难。陈毅觉察到荣毅仁他们有很大的困难，只因交往还不深，不好随便开口。
荣毅仁他们是不是有很大困难?有，近来他们简直感到走投无路。最头痛的是两大问题：劳资纠纷和资金缺乏。这两大矛盾都不好开口。劳资纠纷能找共产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能不帮助本阶级说话？资金缺乏还能倒转过来向“衙门”里要钱？不过，他们从席间陈毅谈笑风生、毫不见外的态度上。感到了一种真正朋友才会有的坦诚态度。
开展银圆之战和反投机反封锁斗争，恢复和发展生产
解放前夕，上海工业已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80％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不畅，产量只有内战爆发前的1/10；占上海工业74％的轻纺工业，缺原料，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人民政府接管的大米、面粉仅够全市吃半个月，而储煤只够全市烧7天。
在陈毅执政上海的10天里，又一个严重危机——通货膨胀袭来，一个普通烧饼，已涨到金圆券3万元，人民群众苦不堪言。
这是国民党留下的祸根。为了扭转通胀局面，刚进城，陈毅就与财委商量，以10万元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收兑金圆券，市民纷纷争换人民币。但由于吃够了钞票贬值之苦，一拿到人民币又去调换银圆，换大米。银圆贩子乘机兴风作浪，哄抬物价，本来一块银圆值人民币100元，一星期内就涨到1400元。物价飞涨，工厂难以经营，许多产业资本便转化为投机资本，反过来更加剧了通货膨胀。陈毅深知，这样下去不消一个月，人民币就会被赶出上海，共产党在上海就会立不住脚。
上海物价一旦失控，天津、北平和江浙等地都会发生恶性连锁反应。中央每天都有电报催问情况，陈毅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他与华东局财委斟酌再三，决定还是先礼后兵。6月5日，财委向上海市抛出10万银圆，以使物价回落。同时，报刊、电台发动了一场“反对银圆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大规模宣传。陈毅在各种群众大会上，多次劝说和警告大搞投机活动的“阔佬”：“我诚恳劝告你们赶快洗手不干，人民政府反对不教而诛，但假如教而不信，一意孤行，那就勿谓言之不预了！”
这些话，投机者只当耳旁风，依旧我行我素。他们资本雄厚，10万银圆被一吸而空。6月7日，银圆继续涨到1800元。陈毅提出采取最后解决手段：查封大投机商操纵银圆市场的活动中心证券交易所。
作出决定后，陈毅当即打电话报告中央，毛泽东回电话表示赞成。
6月10日，由公安局长李士英等率领两营部队，400名便衣公安人员，分5路出动，迅速包围了证券大楼，最后将250名投机主犯扣押带走。这期间大楼外围观的市民莫不拍手称快：“大亨鼠垮台了！”“共产党到底厉害！”
这一果断举措，霎时间传遍上海，震动了江浙两省，震动了整个华东，影响波及全国。第二天，银圆从2000元跌到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第三天米价再跌一成，食油跌价一成半。那些提着米袋子、拎着油瓶的市民，见此情景个个笑得合不拢嘴。
“银圆之战”胜利后仅十几天。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于6月23日，对大陆实行海上封锁，他们利用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岛控制了东海门户。这样一来，各国开往上海的航道都被完全切断了。工业原料运不进来，外销产品运不出去。陈毅说：“这样下去，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
陈毅主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制定了“反封锁六大方针。五大任务”，报中央批准后向全国人民公布宣传， 同时采取相应举措。一是市政府协助工商业复工复业。缺乏资金的给贷款，缺乏原料的贷原料。二是发挥工人阶级积极性和创造性，节约原料，试用代用品。陈毅领导市政府积极支持工人进行锅炉改装，以煤代油，终于将99.7％的燃料改用煤炭，仅此一项每月就节约大量外汇。对经济萎缩造成的失业工人，政府发救济米，组织他们修海塘“以工代赈”。同时号召在业工人每月捐献工资1％用作救济。三是陈毅领导上海市委咬紧牙关厉行整编节约。他在党员大会上说：“要靠我们自己首先紧缩，把肚皮束紧。少享受一些，少开支一些，拿出二万五千里长征精神来克服困难。”
反封锁斗争的结果，纺织业7月只有四成开工，到11月达九成以上，私营纱厂产量增加了75％。机器工业原开5120％，由于解放区日益扩大带来了大批订货，增到60％。上海工业终于从萧条困境中走了出来，走上了复苏之路。陈毅说：“帝国主义曾轻蔑地说，共产党人只会管农村。管城市一无人才，二无效率。上海就是共产党的坟墓。共产党下了海就会淹死……事实证明，我们一定能学会泅水，游到彼岸！”
巧妙化解劳资矛盾
工商界一大难题是劳资纠纷，1949年6、7两月就发生20004余起。陈毅曾在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上说：“解决劳资矛盾好比救火，不能用纸去把火包起来，要从起火的根源上去控制这火。根源是什么？不是一些暂时困难。而是资本家多年剥削、虐待工人，把工人当奴隶所造成的阶级对立。现在工人翻身了，如果还得受气，主人翁不能扬眉吐气。积极性当然就没有了。生产怎么能搞好呢？”
一天晚饭后，陈毅来到一位纺织业大老板家。交谈中，这位老板说：“陈市长，今天工会又来要我废除‘抄身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工人下班有抄身婆搜身，还经常丢纱呢，如果取消抄身制度，纱厂还不被偷光！”
陈毅从自己在法国当工人的体会谈起，说：“老板把工人只当成会说话的工具，劳动重，工资很少，工人实在无法养家糊口，工厂赚了钱对工人毫无好处，他们为什么不拿呢！现在中国不同了，工人翻身当主人了，他们懂得，工厂生产搞好，新中国才能富强起来，工人才能改善待遇。你们虽然是私营企业，但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可以有利于国、有利于民。所以，依我之见，你应该在纺织业带头，用我们的办法试试看，废除抄身制度，关心工人的利益，待工人如朋友，如兄弟，有困难多与他们商量着办。我相信眼前的困难会克服得顺利一些。”
纱厂老板连连点头，他被陈毅的坦荡真诚所打动。第二天，他主动与工会研究，废除了抄身制。他一带头，其他纱厂纷纷效仿。工会也出面做了很多工作。厂门上贴了“光荣门”，左联是：“洗尽奇耻大辱，废除抄身制”。右联是：“不带一丝半缕，走出光荣门”。不到一个月，资本家们惊异地发现，车间棉花的出纱率反倒比以前提高了，布匹产量也不断增加。
因为米价涨得快，荣毅仁的申新六厂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厂方却连原来的工资都发不出。许多女工同住荣家，进而占领了荣家，切火腿、煮大米。陈毅得悉后，立即召集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负责人开会，态度很明确：首先说服工人退出荣家，再由工会出面，劳资双方派代表协商。更重要的是，要从各方面算一算账，具体研究，帮助申新系统解决资金、原料、销售、运输等一系列问题。
经过纺织工会和工人谈心讨论，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后来，有些厂的工人还自动暂减工资，分批轮流回乡生产自救，帮助厂方渡过暂时困难，使资方很受感动。与此同时，副市长会同有关部、局和银行负责人，到荣家开会，还请了刘靖基、郭棣活这两位纺织公会正、副主任委员参加，一起帮助申新研究解决问题。对于申新来说，最困难的还是资金问题。陈毅指示银行给予低息贷款。
在上海市委和陈毅的倡导下，各私营企业成立了“劳资协商会”。上海市也成立了“劳资协商委员会”，主任是刘靖基，副主任是劳动局长马纯古、总工会副主席是汤桂芬。
陈毅这样真心真意地做，没有敷衍，更无权术，是在认认真真执行党的政策。他经常教育提醒干部们说：“把劳资两利问题理解成敷衍资本家，这是错误的。两利首先是对无产阶级有利，同时对资本家亦有利。要知道把资本家团结在我们周围，大大便于建设，便于孤立敌人，这是对人民事业有大利之所在，决不是什么‘脚踏两只船’。”
看到人民政府真心扶持私营企业发展生产，民族资本家们看到了Ⅲ路和希望。号称“味精大王”的化工企业大资本家吴蕴初从美国回来了，陈毅表示热烈欢迎。赫赫有名的“煤炭大王”——前国民党招商局局长。拥有煤矿、毛纺厂、水泥厂、火柴厂、码头、银行……企业遍及半个中国的大资本家刘鸿生回来了，在北京。周恩来接见了他。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他就接到陈毅的邀请。席间。陈毅举杯说：“刘鸿老，你能够断然与蒋介石政府决裂，回来参加经济建设，真是难能可贵。今天为你洗尘，表示热烈欢迎！”刘鸿生回家对儿子说：“共产党的市长确实和国民党的不一样，爽快、诚恳、认真办事。”
改造旧上海遗留的诸多社会问题，不出两年除黑绝娼
上海解放后，最让陈毅伤脑筋和操心的是社会治安和市政建设问题。当时，流散在上海的国民党军官兵2万人，国民党还留下8个组织3万多人，加上惯匪、流氓作乱，社会秩序很不安定，而且当时汇聚在上海的难民、乞丐、小偷、妓女、游民，总数达60万以上。公安局的报告材料说：接管上海的头20多天里，发生重大抢劫案50多起，捕获匪徒500多人。此外，还有重大盗窃案、纵火案、伪造人民币案、冒充人民解放军奸杀外侨案……
上海的棚户区“滚地龙”也是有名的。这里没有一条铺过的路，只有两脚踩出的烂泥小路，最狭窄处，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去。这里没有路灯，没有下水道，没有垃圾箱。死老鼠、烂菜帮泡在脏水沟里。这样的棚户区全市大大小小有322处，再加上几万零散的棚户，等于每6个上海人，就有1个人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之中。
面对解放了的上海，如何解决旧上海遗留下来的这些“毒菌腐臭”?陈毅首先拿黑社会开刀。擒贼先擒王，除帮先除霸。陈毅派军管会干部带两个班武装，登门找到黄金荣，要他按政府的法令办事，并管束门徒，不得再为非作歹。黄金荣唯唯从命，并将手下所有大小头目的花名册交给军管会。后来，一批罪恶深重、民愤极大而又继续作恶的流氓恶霸，如“江北大亨”、“码头春宝”等先后被正法。不出两年，盘踞在上海的黑社会势力，便基本肃清。
对妓女，陈毅决心来一个改造。舞场、按摩院、向导社、妓院，一批批地被查封了，可是那些从黄昏到午夜在马路边弄堂里四处拉客的“野鸡”，却难以禁绝。经再三研究，陈毅同意公安局、民政局送来的方案：派便衣上街“钓鱼”，“钓”到一个送上车一个。结果几天下来，漕河泾妇女教养所里就收容了近4000个妓女。陈毅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治好她们的病。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省。”陈毅又说：“对她们这些人，我们有几条：一是给治病，二是治好了给职业，三是参加工作以后各单位要照顾好她们的婚姻问题。”
短短一两年内，上海街头的妓女硬是绝了迹。这不能不使资本主义世界为之惊叹折服。
1950年1月，上海改造棚户区的工程全面展开。劳动大军中有解放军指战员，也有以工代赈的失业工人。他们铺设下水管道，填坑修路，植树装灯，修建公共厕所……4年之内，全市已有188处像药水弄一样的棚户区，变成工人新村、居民新村，孩子上学、买菜购物都不用出村。
上海在变，没有了舞女妓女，没有了烟馆赌场，没有了黑帮，社会风气日益健康向上。波兰一家报纸说：解放了的上海，再也不是“世界污水沟”了。印度《实业报》说：“新的人民政府管理下的上海，是东方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