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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东连哈密、瓜洲，东北为乌鲁木齐、石河子，西北则可达库尔勒、阿克苏。它北靠雄伟的博格达山脉，南临厚实的库鲁塔格山群，是古代丝绸之路南北线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民国版《新疆地理志》说“吐鲁番，地在哈密之西，汉时车师前王之地（交河城），后为匈与汉之折卫地，时属此、时隶彼、离合不常至”，史载汉曾与匈奴“五争车师”，直至汉宣帝车师正式归附，自此之后，吐鲁番就一直是中央经略西域的战略前沿。
吐鲁番地理位置重要，而且土壤肥沃。“地势当天山之麓，往时为湖沼之地”，天山、博格达山融雪成河，浇灌出大片的优质农田。这里物产除粮食谷物之外，棉花种植面积辽阔，葡萄和葡萄酒生产也久负盛名，历来是生养人口的理想之地。从目前出土文物来看，吐鲁番至少流行过25种语言和至少18种以上的古文字，大量的文物和史实证明，这里曾是世界文化汇聚之地，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在此留下了强烈的文化印记，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都曾在这片土地上拥有过信徒。
在未到之前，沙漠、戈壁、火焰山和暑日里高达70摄氏度的地表高温，还有葡萄沟、坎儿井和世界海拔最低的艾丁湖等还是顽强地构成了笔者对吐鲁番的机械印象。直到走进交河故城，徜徉于高昌古城，流连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迷醉在苏公塔下，笔者才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在世界文明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城市的伟大心跳。
黄昏时的火焰山
交河故城 东方的庞贝
从吐鲁番博物馆出来，沿老城西路一直向西，约10千米就能到交河故城。这一路平坦顺直，道旁杨树整齐茂密，过亚尔乡，四下田地里绿油油一片，看不见河流，却有淙淙流水声充盈于耳，那是坎儿井的巨大魔力。临近维吾尔古村时，平直的大路逐渐向西北蜿蜒，一条宽阔的河谷展现在笔者眼前，这就是雅尔乃孜沟。这条河沟中间耸立着长约1600多米、宽约300米、高约30多米的大型土黄色台地，台地之上就是吐鲁番地区最早的城市聚落——交河故城。
水是城市营建首要考虑的因素。《管子·乘马第五》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与故城遗址的土黄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台下两侧河谷富含生命的绿色，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交河故城，极像一片漂浮在绿水之上的细长柳叶。清代《西峪图经》说：“招哈郭勒出其北，郭勒之水分道南流，环城左右，即汉时交河旧地也。”这东西流淌的交河水充当了护城河，也是城市生命的守候者。被台地一分为二的涓涓河水不仅滋养了河谷的林木与庄稼，还在下游汇聚成雅尔乃孜沟水库，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
交河故城在维吾尔语中为“雅尔和图”，意为“崖边之城”;《汉书·西域传》则解释说：“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自东南角登上故城，满眼都是土黄色的残垣断壁，院墙、隔墙、窑洞、壁龛、地下室等建筑遗存看似随意的散落，但城市机理清晰，街巷、佛塔、寺院和官署都歷历可辨。一条略宽的中央大道贯通南北，将城区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以台地北高南低的地势，城内自然形成了北部寺庙区、中部官署区和南部院落居住区3个区块。白日里，蓝天下的交河故城空旷孤寂;到了晚上，随着月亮的升起，河谷树林和黄土台地的颜色变得非常壮观，远处的山峰呈现出蓝紫色，黄色的土城里高高低低的建筑遗址，随着周围环境反射的强弱明暗呈现出神奇的色彩来，这一片是深红色，那一片是深紫色，那儿又是蓝色，这儿又是深黑色，变化多端，奇妙无比。
对交河故城载有最早记述的应为《史记·大宛列传》，其言“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其后“晋设高昌郡后属蠕蠕，称高昌国。唐时结突厥以抗唐，唐于此置西州（乐安城），至宋回鹘勃兴，元灭之为哈喇大州之地”。有元一朝，吐鲁番地区战火频仍，交河故城遭到彻底损毁，田园荒芜，人烟俱散。至明初洪武年间，礼部官员陈诚看到的已经是“断壁悬崖多险要，荒台废址几春秋”的景象。随后交河故城被彻底遗忘，就如同火山爆发覆盖了的庞贝城。
直至19世纪末，西方探险家和盗宝者相继进入交河故城，把这座沉睡了500年的城市唤醒。先是沙皇俄国的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探险队，随之而来的还有德国的冯·勒柯克、日本的大谷光瑞及著名的英国人斯坦因。他们不但第一时间全面考察了这座用“减地造屋，夯城为墙，掘土平路”法筑成的大型土城，还在废墟和寺庙遗址的清理中获得了大量壁画、雕刻和珍贵的文书，掀开了吐鲁番神秘过往的一角。
高昌古城 火州边沿的文明高地
吐鲁番市区向东，经连霍高速行驶约二十多千米就可抵达火焰山景区，“其地多山，青红若火，故名火州。气候热。五谷、畜产与柳城同。城方十余里，僧寺多于民居”，经《西游记》小说的千年渲染，这里已经成为新疆最火热的景区之一。景区向南10千米就是高昌古城遗址，其平面上呈不规则的四方形，城市规模远比交河故城大。清《读史方舆纪要》记载：“（火州）东有荒城，即高昌国都……西北连别失八里。国小，不能自立，后为土鲁番所并。”从地理分布上看，高昌与交河这两座古城正好从东西两头扼守吐鲁番盆地，守护这片绿洲的千年文明。
高昌城历史悠久，史学界普遍认为高昌最初的聚落与汉代军队驻屯关系密切。《魏书》对此解释说：“或云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高昌的得名源自于其城“地势高敞，人庶昌盛”，新疆师范大学阿布力克木教授专题研究“吐鲁番”一词的语源、语意后认为，“吐鲁番”在吐火罗语中“结实的围墙、坚固的围墙、安全住处”之意与“高昌”的汉语意思形成互文，存在一定的语意对应关系，由此可以推测高昌很可能是对吐鲁番一名的汉译对应词。这一研究凸显了早期吐鲁番地区人种、文化、语言等的多样与丰富。 汉文典籍中关于高昌的最重要的记忆之一来自唐玄奘法师，其《大唐西域记》一书便自高昌开篇，言“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国，旧曰焉耆”。相比这寥寥一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详尽地描述了法师在高昌的经历，为我们展示了唐初吐鲁番地区多彩的一面。彼时高昌王麴文泰笃信佛教，听闻法师自东而来，欣喜地顾不上吃饭，与妻子一同读经敬待法师直至深夜。随后，麴文泰王将法师安排在崇阁宝帐虔心供养，邀其在高昌国开坛讲法，并通过各种方式挽留法师。法师“西来为法，法既未得，不可中停”，毅然继续西行，临行时“王与诸僧、大臣、百姓等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师痛哭，道俗皆悲，伤离之声震动郊邑”，场面十分感人。
与交河故城有着类似的命运，高昌古城也废弃于元代中后期的战乱，在随后五六百年中人迹罕至。直到1902年德国人冯·勒柯克的到来，这位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民族学家、考古学家、维吾尔学家身材魁梧、面容冷峻，一副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让他看起来有几分斯文。由于他祖先来自法国高卢，在新疆工作时有人戏称他的姓Khuraz，维吾尔语意为“公鸡”。不过用公鸡形容勒柯克一点也不为过，他真像公鸡觅食一样不停地穿梭在古城每一个角落，不知疲倦地在倒塌的房间内、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中仔细探寻着哪怕是一小段文书、一块细小雕刻或残墙断壁上的或清晰或模糊的绘画。他精通突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回鹘语，也是研究摩尼和古代东方形象语言、壁画等方面的专家，这使他在高昌城的发掘中收获良多。
在高昌城内，勒柯克在瓦砾和垃圾中仔细耐心地清理，不久他就发现了大量摩尼教壁画及壁画残片，包括相对完整的摩尼教画幡、绢画、丝绸刺绣残片和纸画残片，还有不少突厥文题记的摩尼教细密画残片。面对这些来自于中亚的宗教文明，勒柯克断言“摩尼教在这里比上述宗教重要得多，它最初在土耳其斯坦传播的时间也无法肯定，但很可能摩尼本人亲自到过东土耳其斯坦。我们也毫不怀疑，在他死后，有些摩尼教徒先后在那里定居下来，进行传教工作。但直到第8世纪他们才开始有了影响，因为那时回鹘人占据高昌，而他们的可汗皈依了摩尼教。这一变化把伊朗的影响带到了这个地区”。
随后他的发掘愈加顺畅，当一幅几乎是完整的景教教堂的壁画出现在面前时，当古印度风格的佛教早期绘画，浓郁波斯风格的武器、衣物、纺织品，甚至还有马的绺具、马铃及佩戴的缨子等文物源源不断出现在面前时，他惊叹不已的同时也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后来写道：“高昌居民的文化和艺术不是源于东方，而是源于西方和西南方。这里首先应提到的是印度的佛教，它经由两条线路传来，一条经过粟特、大夏以及国界地区犍陀罗。另一条是直接从印度传入，他们感谢印度给了他们这种宝贵的财富。只是到后来，当佛教的种子在中国土地上也结出果实，又由于阿拉伯人入侵而停止了与西方的交往，随着一股反冲的浪潮，原来由中国西部传入的、而后来已中国化了的佛教又被送了回来。看来除印度之外，还有伊朗（可能正是我们还不了解的伊朗东部地区），也对中亚这个地区的文化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真正让勒柯克名扬世界或遗臭万年的，还是其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发掘。那里曾是高昌王的皇家寺院，位于高昌古城正北20千米的高山崖壁之上，经过南北朝、唐宋元700多年的时断时续开凿，形成了规模化、系统化的艺术宝库。千佛洞内壁画保留远比高昌古城完整，手捧香炉的菩萨、联排的波斯人群像、草庐前的婆罗门、留有两撇小胡子和一小撮山羊胡的佛像、衣着印度服饰的天神、面色微红明显是欧洲人脸庞的供养人等都在不断出现在勒柯克眼前，这些无法复制的艺术品激起这位饱学之士内心难以抑制的占有欲，他不顾考察队格伦威德尔教授等人的劝阻，强行用狐尾锯对壁画进行大规模的切割，這些壁画后来悉数运往德国，大部分毁于二战战火，造成永远的遗憾。尽管如此，高昌这座火州边沿的文明高地还是走向了世界。
苏公塔 丝路吹来印地风
现在的吐鲁番城形成于清代，《新疆地理志》说“厅城广安城即汉城，外则回城之吐鲁番（都会之意）也”。与丝路上很多节点城市一样，那时的汉城和回城相对独立，如吐鲁番市区东南至今仍保留着完整的吐鲁番郡王府和苏公塔等伊斯兰风格的建筑群。
苏公塔又称额敏塔，是为纪念清代吐鲁番地区的宗教领袖和统治者额敏和卓而建。额敏和卓深明大义，在清初复杂的边疆形势中拥护国家统一，在朝廷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的多次战争中屡建奇功，去世后得到乾隆帝“吐鲁番族，早年归正，命赞军务，以识回性;知无不言，言无不宜，其心匪石，不可转移”的高度评价。1767年，乾隆帝曾征召他进京担任“御前行走”一职，委任他参与国家大事的处理。5年之后，额敏和卓得到皇帝恩准告老还乡，为感激朝廷和国家对他的恩德，他与自己的儿子苏赉满自筹资金修筑高塔以明志报恩，表达自己对真主安拉和皇帝的感激，这就是留存至今的苏公塔。
苏公塔造型优美，大体呈上大下小的圆柱形，底部直径10米，高37米，塔内有螺旋形台阶72层，全塔由砖块砌筑而成，随塔身的增高，在不同方向留有14阁窗口。塔身还砌出水波纹、仙人掌花纹、菱形纹和山形纹等纹饰，为肃穆庄严的高塔增加了灵动与美感，也弥补了单一建筑材料带来的无趣。从建筑群落来看，苏公塔从属于其右侧的额敏塔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占地2500平方米，可容纳上千人同时礼拜，是吐鲁番地区最大的清真寺，寺内建筑小品精致可人，散发着浓郁的伊斯兰风味。
建筑学家萧默先生认为，苏公塔建筑风格的源头可能在丝路向西的万里之外。当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印度德里的库瓦特·乌尔大寺，那座高72.5米的库特卜塔似乎与苏公塔有些神似。这座修筑于592年的伊斯兰风格的伟大建筑，平面为圆形，底部直径14.3米，“上下以砌出的钟乳状梁托承托带栏杆的阳台隔为四层，最上一层正中立起一座穹顶小亭结束，直径2.5米”;塔身的浮雕装饰既有阿拉伯几何纹样和诺斯基字体的《古兰经》铭文，又有源自印度传统的藤蔓图案。
在伊拉克的萨马拉城，马尔维亚大寺仍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受印度德里库特卜塔的影响，大寺北面也于848年建起巨大的宣礼塔。这座马尔维亚大塔造型与苏公塔也颇为相似，其“下有两层方形塔基，其上坐落着高大的圆柱形塔体，越上越细，一条螺旋道围着塔体盘旋而上，旋绕四圈后直达塔顶小圆殿”。这种螺旋道的建筑模式经丝绸之路的传播到了新疆，聪明的吐鲁番设计师将它安置在塔内，既节省塔的修筑成本，还为塔身承重找到支点，可谓印地之风在遥远东方的美丽回旋。
2015年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新疆吐鲁番地区，设立地级吐鲁番市。这也是继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后，新疆设立的第三个地级市。千年前，经由丝绸之路，吐鲁番汇聚了世界的文化，今天我们期待世界再次在这里聚焦。
【责任编辑】王 凯
吐鲁番地理位置重要，而且土壤肥沃。“地势当天山之麓，往时为湖沼之地”，天山、博格达山融雪成河，浇灌出大片的优质农田。这里物产除粮食谷物之外，棉花种植面积辽阔，葡萄和葡萄酒生产也久负盛名，历来是生养人口的理想之地。从目前出土文物来看，吐鲁番至少流行过25种语言和至少18种以上的古文字，大量的文物和史实证明，这里曾是世界文化汇聚之地，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在此留下了强烈的文化印记，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都曾在这片土地上拥有过信徒。
在未到之前，沙漠、戈壁、火焰山和暑日里高达70摄氏度的地表高温，还有葡萄沟、坎儿井和世界海拔最低的艾丁湖等还是顽强地构成了笔者对吐鲁番的机械印象。直到走进交河故城，徜徉于高昌古城，流连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迷醉在苏公塔下，笔者才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在世界文明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城市的伟大心跳。
交河故城 东方的庞贝
从吐鲁番博物馆出来，沿老城西路一直向西，约10千米就能到交河故城。这一路平坦顺直，道旁杨树整齐茂密，过亚尔乡，四下田地里绿油油一片，看不见河流，却有淙淙流水声充盈于耳，那是坎儿井的巨大魔力。临近维吾尔古村时，平直的大路逐渐向西北蜿蜒，一条宽阔的河谷展现在笔者眼前，这就是雅尔乃孜沟。这条河沟中间耸立着长约1600多米、宽约300米、高约30多米的大型土黄色台地，台地之上就是吐鲁番地区最早的城市聚落——交河故城。
水是城市营建首要考虑的因素。《管子·乘马第五》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与故城遗址的土黄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台下两侧河谷富含生命的绿色，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交河故城，极像一片漂浮在绿水之上的细长柳叶。清代《西峪图经》说：“招哈郭勒出其北，郭勒之水分道南流，环城左右，即汉时交河旧地也。”这东西流淌的交河水充当了护城河，也是城市生命的守候者。被台地一分为二的涓涓河水不仅滋养了河谷的林木与庄稼，还在下游汇聚成雅尔乃孜沟水库，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
交河故城在维吾尔语中为“雅尔和图”，意为“崖边之城”;《汉书·西域传》则解释说：“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自东南角登上故城，满眼都是土黄色的残垣断壁，院墙、隔墙、窑洞、壁龛、地下室等建筑遗存看似随意的散落，但城市机理清晰，街巷、佛塔、寺院和官署都歷历可辨。一条略宽的中央大道贯通南北，将城区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以台地北高南低的地势，城内自然形成了北部寺庙区、中部官署区和南部院落居住区3个区块。白日里，蓝天下的交河故城空旷孤寂;到了晚上，随着月亮的升起，河谷树林和黄土台地的颜色变得非常壮观，远处的山峰呈现出蓝紫色，黄色的土城里高高低低的建筑遗址，随着周围环境反射的强弱明暗呈现出神奇的色彩来，这一片是深红色，那一片是深紫色，那儿又是蓝色，这儿又是深黑色，变化多端，奇妙无比。
对交河故城载有最早记述的应为《史记·大宛列传》，其言“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其后“晋设高昌郡后属蠕蠕，称高昌国。唐时结突厥以抗唐，唐于此置西州（乐安城），至宋回鹘勃兴，元灭之为哈喇大州之地”。有元一朝，吐鲁番地区战火频仍，交河故城遭到彻底损毁，田园荒芜，人烟俱散。至明初洪武年间，礼部官员陈诚看到的已经是“断壁悬崖多险要，荒台废址几春秋”的景象。随后交河故城被彻底遗忘，就如同火山爆发覆盖了的庞贝城。
直至19世纪末，西方探险家和盗宝者相继进入交河故城，把这座沉睡了500年的城市唤醒。先是沙皇俄国的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探险队，随之而来的还有德国的冯·勒柯克、日本的大谷光瑞及著名的英国人斯坦因。他们不但第一时间全面考察了这座用“减地造屋，夯城为墙，掘土平路”法筑成的大型土城，还在废墟和寺庙遗址的清理中获得了大量壁画、雕刻和珍贵的文书，掀开了吐鲁番神秘过往的一角。
高昌古城 火州边沿的文明高地
吐鲁番市区向东，经连霍高速行驶约二十多千米就可抵达火焰山景区，“其地多山，青红若火，故名火州。气候热。五谷、畜产与柳城同。城方十余里，僧寺多于民居”，经《西游记》小说的千年渲染，这里已经成为新疆最火热的景区之一。景区向南10千米就是高昌古城遗址，其平面上呈不规则的四方形，城市规模远比交河故城大。清《读史方舆纪要》记载：“（火州）东有荒城，即高昌国都……西北连别失八里。国小，不能自立，后为土鲁番所并。”从地理分布上看，高昌与交河这两座古城正好从东西两头扼守吐鲁番盆地，守护这片绿洲的千年文明。
高昌城历史悠久，史学界普遍认为高昌最初的聚落与汉代军队驻屯关系密切。《魏书》对此解释说：“或云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高昌的得名源自于其城“地势高敞，人庶昌盛”，新疆师范大学阿布力克木教授专题研究“吐鲁番”一词的语源、语意后认为，“吐鲁番”在吐火罗语中“结实的围墙、坚固的围墙、安全住处”之意与“高昌”的汉语意思形成互文，存在一定的语意对应关系，由此可以推测高昌很可能是对吐鲁番一名的汉译对应词。这一研究凸显了早期吐鲁番地区人种、文化、语言等的多样与丰富。 汉文典籍中关于高昌的最重要的记忆之一来自唐玄奘法师，其《大唐西域记》一书便自高昌开篇，言“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国，旧曰焉耆”。相比这寥寥一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详尽地描述了法师在高昌的经历，为我们展示了唐初吐鲁番地区多彩的一面。彼时高昌王麴文泰笃信佛教，听闻法师自东而来，欣喜地顾不上吃饭，与妻子一同读经敬待法师直至深夜。随后，麴文泰王将法师安排在崇阁宝帐虔心供养，邀其在高昌国开坛讲法，并通过各种方式挽留法师。法师“西来为法，法既未得，不可中停”，毅然继续西行，临行时“王与诸僧、大臣、百姓等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师痛哭，道俗皆悲，伤离之声震动郊邑”，场面十分感人。
与交河故城有着类似的命运，高昌古城也废弃于元代中后期的战乱，在随后五六百年中人迹罕至。直到1902年德国人冯·勒柯克的到来，这位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民族学家、考古学家、维吾尔学家身材魁梧、面容冷峻，一副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让他看起来有几分斯文。由于他祖先来自法国高卢，在新疆工作时有人戏称他的姓Khuraz，维吾尔语意为“公鸡”。不过用公鸡形容勒柯克一点也不为过，他真像公鸡觅食一样不停地穿梭在古城每一个角落，不知疲倦地在倒塌的房间内、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中仔细探寻着哪怕是一小段文书、一块细小雕刻或残墙断壁上的或清晰或模糊的绘画。他精通突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回鹘语，也是研究摩尼和古代东方形象语言、壁画等方面的专家，这使他在高昌城的发掘中收获良多。
在高昌城内，勒柯克在瓦砾和垃圾中仔细耐心地清理，不久他就发现了大量摩尼教壁画及壁画残片，包括相对完整的摩尼教画幡、绢画、丝绸刺绣残片和纸画残片，还有不少突厥文题记的摩尼教细密画残片。面对这些来自于中亚的宗教文明，勒柯克断言“摩尼教在这里比上述宗教重要得多，它最初在土耳其斯坦传播的时间也无法肯定，但很可能摩尼本人亲自到过东土耳其斯坦。我们也毫不怀疑，在他死后，有些摩尼教徒先后在那里定居下来，进行传教工作。但直到第8世纪他们才开始有了影响，因为那时回鹘人占据高昌，而他们的可汗皈依了摩尼教。这一变化把伊朗的影响带到了这个地区”。
随后他的发掘愈加顺畅，当一幅几乎是完整的景教教堂的壁画出现在面前时，当古印度风格的佛教早期绘画，浓郁波斯风格的武器、衣物、纺织品，甚至还有马的绺具、马铃及佩戴的缨子等文物源源不断出现在面前时，他惊叹不已的同时也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后来写道：“高昌居民的文化和艺术不是源于东方，而是源于西方和西南方。这里首先应提到的是印度的佛教，它经由两条线路传来，一条经过粟特、大夏以及国界地区犍陀罗。另一条是直接从印度传入，他们感谢印度给了他们这种宝贵的财富。只是到后来，当佛教的种子在中国土地上也结出果实，又由于阿拉伯人入侵而停止了与西方的交往，随着一股反冲的浪潮，原来由中国西部传入的、而后来已中国化了的佛教又被送了回来。看来除印度之外，还有伊朗（可能正是我们还不了解的伊朗东部地区），也对中亚这个地区的文化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真正让勒柯克名扬世界或遗臭万年的，还是其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发掘。那里曾是高昌王的皇家寺院，位于高昌古城正北20千米的高山崖壁之上，经过南北朝、唐宋元700多年的时断时续开凿，形成了规模化、系统化的艺术宝库。千佛洞内壁画保留远比高昌古城完整，手捧香炉的菩萨、联排的波斯人群像、草庐前的婆罗门、留有两撇小胡子和一小撮山羊胡的佛像、衣着印度服饰的天神、面色微红明显是欧洲人脸庞的供养人等都在不断出现在勒柯克眼前，这些无法复制的艺术品激起这位饱学之士内心难以抑制的占有欲，他不顾考察队格伦威德尔教授等人的劝阻，强行用狐尾锯对壁画进行大规模的切割，這些壁画后来悉数运往德国，大部分毁于二战战火，造成永远的遗憾。尽管如此，高昌这座火州边沿的文明高地还是走向了世界。
苏公塔 丝路吹来印地风
现在的吐鲁番城形成于清代，《新疆地理志》说“厅城广安城即汉城，外则回城之吐鲁番（都会之意）也”。与丝路上很多节点城市一样，那时的汉城和回城相对独立，如吐鲁番市区东南至今仍保留着完整的吐鲁番郡王府和苏公塔等伊斯兰风格的建筑群。
苏公塔又称额敏塔，是为纪念清代吐鲁番地区的宗教领袖和统治者额敏和卓而建。额敏和卓深明大义，在清初复杂的边疆形势中拥护国家统一，在朝廷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的多次战争中屡建奇功，去世后得到乾隆帝“吐鲁番族，早年归正，命赞军务，以识回性;知无不言，言无不宜，其心匪石，不可转移”的高度评价。1767年，乾隆帝曾征召他进京担任“御前行走”一职，委任他参与国家大事的处理。5年之后，额敏和卓得到皇帝恩准告老还乡，为感激朝廷和国家对他的恩德，他与自己的儿子苏赉满自筹资金修筑高塔以明志报恩，表达自己对真主安拉和皇帝的感激，这就是留存至今的苏公塔。
苏公塔造型优美，大体呈上大下小的圆柱形，底部直径10米，高37米，塔内有螺旋形台阶72层，全塔由砖块砌筑而成，随塔身的增高，在不同方向留有14阁窗口。塔身还砌出水波纹、仙人掌花纹、菱形纹和山形纹等纹饰，为肃穆庄严的高塔增加了灵动与美感，也弥补了单一建筑材料带来的无趣。从建筑群落来看，苏公塔从属于其右侧的额敏塔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占地2500平方米，可容纳上千人同时礼拜，是吐鲁番地区最大的清真寺，寺内建筑小品精致可人，散发着浓郁的伊斯兰风味。
建筑学家萧默先生认为，苏公塔建筑风格的源头可能在丝路向西的万里之外。当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印度德里的库瓦特·乌尔大寺，那座高72.5米的库特卜塔似乎与苏公塔有些神似。这座修筑于592年的伊斯兰风格的伟大建筑，平面为圆形，底部直径14.3米，“上下以砌出的钟乳状梁托承托带栏杆的阳台隔为四层，最上一层正中立起一座穹顶小亭结束，直径2.5米”;塔身的浮雕装饰既有阿拉伯几何纹样和诺斯基字体的《古兰经》铭文，又有源自印度传统的藤蔓图案。
在伊拉克的萨马拉城，马尔维亚大寺仍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受印度德里库特卜塔的影响，大寺北面也于848年建起巨大的宣礼塔。这座马尔维亚大塔造型与苏公塔也颇为相似，其“下有两层方形塔基，其上坐落着高大的圆柱形塔体，越上越细，一条螺旋道围着塔体盘旋而上，旋绕四圈后直达塔顶小圆殿”。这种螺旋道的建筑模式经丝绸之路的传播到了新疆，聪明的吐鲁番设计师将它安置在塔内，既节省塔的修筑成本，还为塔身承重找到支点，可谓印地之风在遥远东方的美丽回旋。
2015年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新疆吐鲁番地区，设立地级吐鲁番市。这也是继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后，新疆设立的第三个地级市。千年前，经由丝绸之路，吐鲁番汇聚了世界的文化，今天我们期待世界再次在这里聚焦。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