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达津先生家世及生平

　　王达津先生（1916—1997），笔名梁彦，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史论家，尤精于古典文论与唐诗研究，工诗，善属文；南开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人、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达津先生生长于局势动荡之秋、国难当头之世。1916年元旦，袁世凯复辟帝制，王芝祥宅第遭焚，举家避难于天津。是年6月，先生诞生于天津，故名达津。父辈丰富之藏书，恰成博览图籍之奥府。年在童少，已读毕数十箱家藏经史典籍，历览各朝名家别集或选本。稍长，更旁及各类书籍，乃至于外国文学。
　　1936年，先生中学毕业。负笈怀书，辞亲远游，就读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迫于危急情势，武汉大学西迁四川，师生分批溯江而上，经宜宾抵达乐山。达津先生大学毕业后，1940年至1941年仍留蜀中，先后执教于自流井东北中学、重庆南开中学。
　　1941年，达津先生赴昆明。1942年至1944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青铜器专家唐兰先生，副导师为著名哲学家汤用彤先生。
　　1944年自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后，达津先生再入巴蜀，直至1946年，一直任教于重庆柏溪中央大学中文系，讲授《尚书》等课程。1946年至1950年，达津先生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讲《尚书》《诗经》《荀子》《墨子》等课程。1950年后，先生北上执教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年，1951年至1952年再度回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达津先生奉调来到南开大学。从此以后，先生一直执教于南开大学中文系。

学术建树

　　达津先生学术堂庑之大，重要表现之一，乃在于广涉四部，经史功深。他早年随高亨先生完成本科毕业论文《荀子笺证》，考入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后，又师从唐兰先生，专力于《尚书》经典研究；迄于晚年，则着手选编《文史探源辨异录》。
　　达津先生学术气象之大，又体现在贯通文学发展历史，诗文兼治，雅俗并重。1987年巴蜀书社出版了达津先生《古典文学研究丛稿》，总字数未足十万，而论题所涉，上起先秦《楚辞》、诸子，下迄明代《金瓶梅》；举凡诗、词、文、笔记及章回小说等文体，皆为重要研讨对象。由此可见其文学史研究视野之宽广、格局之阔大。尤为难能可贵处，在于涉猎虽广，篇幅不长，却绝非泛泛之谈；每撰一文，必深入探讨，解决相关学术疑难问题。
　　达津先生在中国古代文论方面的学术建树，历来享誉学界。他与陈洪先生合著的《中国古典文论选》，出版于1989年，字词注释、理论说明，不落窠臼，自出机杼，确有不同凡俗之处。仅以选录篇目论，节录班固《汉书·地理志》，以为其中所涉及“地理环境及所形成的风俗在文学上的反映，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又选录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以为此文“总结了古代文学创作生命与死亡的永恒主题，并描叙了作者的创作心理特征。这些方面是有文学理论价值的”。众所周知，非断代文论选注本，一般不选此类篇章，而达津先生慧眼识珠，足见其理论胸襟与卓识。

《唐诗丛考》述略

　　就当今通行之专业方向而论，达津先生显然属于唐代文学研究名家之列：所著《古典文学研究丛稿》收录四篇唐代文学研究论文；所编《王维孟浩然选集》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初；《唐诗丛考》则被视为达津先生的代表性论著。
　　《唐诗丛考》初版于1986年，各篇的具体写作年代自然更早。几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旧貌换新颜，别是一番天地，然而，一如诸多学术经典，《唐诗丛考》自有恒久价值，未因年光流转、时风变幻而失却光辉。究其缘由，姑且一言以蔽之，曰“通”。
　　其一，通晓训诂，务明大义。
　　达津先生少习经史，以清人注疏为津梁；年甫弱冠，即求学于著名学府，先后从高亨、唐兰等名家宿儒游，为《荀子》作笺证，以甲骨、金文证《尚书》，自然娴于乾嘉精严考据之学。故达津先生治中国古典文学与文论，考据、赏析两不偏废，力倡言内义之诂训与言外义之阐发相结合。《古典文学研究丛稿》最能体现这一优长，《唐诗丛考》亦不乏其例。如论李商隐《寿安公主出降》诗末联“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曰：
　　这一联如解释不确，对全诗理解便有影响……按“此礼恐无时”语本《礼记·檀弓》……无其时，即无时，就是指时代情况不适当，不允许……李商隐诗的结句用《檀弓》的话，很是得体，但何焯不知。而《李商隐诗选》解“無时”为无时停止，自不确切，揆之实际，也不大能讲得通。李商隐诗善于用典，我们应该追本索源，才可以避免有误。
　　此一训释，切当无间，堪称定谳，已为学界所采纳。此一典型个案，又包含着方法论意味：研究诗人作品，不宜忽略诗句基本含义，而应力求“讲得通”。唯其如此，方可探骊得珠，进一步理解作者之匠心与诗心。
　　其二，贯通文史，纵横相参。
　　通读《唐诗丛考》，隐隐然有闻一多先生学术影响在。1933年，闻一多先生拟订八项学术研究计划，六项与唐诗相关，包括《全唐诗小传补订》《全唐诗人生卒年考》等，此前撰有《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后有《岑嘉州系年考证》。《唐诗丛考》之学术志趣与路径，显然与此同调：全书共收19篇论文，其中13篇涉及12位诗人生平考证或作品系年，可见达津先生对唐诗研究的着力点之所在。其中《诗人高适年谱》乃国内学界之首创，而《戎昱生平系诗》《卢纶生平系诗》《姚合的诗及其生平》《郑谷生平系诗》等，对中晚唐诗家的研究已初具规模。
　　从师承关系看，达津先生确实自觉继承发扬了一多先生之学术精神。据达津先生《闻一多先生与〈楚辞〉》《“吾将上下而求索”——学习一多先生的治学精神》可知，早在求学武汉大学期间，他就曾拜望闻一多；先生考入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后，听闻一多讲《楚辞》，同时潜心研读《天问讲稿》：研究生毕业时，闻一多是答辩考试委员之一，用楷书写详细评语于论文卷面，并加朱印。达津先生说： 　　当时我是以金文、甲骨、《尚书》来论证古代人身代词的用法的，而闻先生却严勉以应进一步研究典章制度。这一指示，就使我终身难忘。
　　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唐诗丛考》为何如此注重诗人生平、作品系年，自然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达津先生如何沿着前贤开辟的学术道路，进一步深化、推进唐诗研究。
　　其三，博古通今，观澜索源。
　　达津先生知识之渊博，固不待言；博而有识，贯通古今，则宜加参详。《唐诗丛考》属于断代文学史之专论，而探本索源、研阅穷照之宏通发展史观，却是其极为重要的特点之一。
　　达津先生擅长沟通古今作家的继承发展关系，具体论述过程，往往铺观列代，沿波讨源。譬如论孟浩然诗境，
　　浩然诗更接近现实些，比陶、阮以及陈子昂诗要更明朗化些（但思想内容写得不是很深刻的），这也是诗歌新的动向。同时他的诗风有继承有创造，率性任真处有的地方学陶，豪放处有左思的意味，同时对嵇康、鲍照、大小谢、陈子昂都是有所继承的，但已形成了唐人的同时也是自己的一种豪逸的风格，可以说已开启盛唐诗风。
　　又如论柳宗元诗境：
　　有些诗则是用比兴手法寄托政治感慨的，风格近于阮籍的《咏怀》，陶渊明的《饮酒》等诗，而忧深思远，又有自己的特点。”“他学陶却没有陶渊明那样旷达，他的山水诗峭拔处倒似大谢。他也有金刚怒目式的诗篇，像乐府和一些叙事诗。他的《感遇》《咏史》一类忧深思远，也是兼有陶、阮《咏怀》《饮酒》诗那样的幽怀的。
　　如此评析，可谓善观通变；前后比照，某种文学精神之传承，某位作家之创造，如数家珍，历历在目。
　　其四，凭情会通，博而能一。
　　钟嵘《诗品序》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文学研究，尤其是诗歌研究，自然以抉发活泼泼性灵为贵。延伸开来，又无妨说，无论使用如何丰富之材料，从何种角度考察问题，最终皆宜以文学自身为目标。换言之，宜固守文学本位。达津先生《唐诗丛考》有作家身世考证，有作家作品系年，又时时注重文史参证，援征博赡，但始终不离“文学本位”——依照孟子说法，论其世也好，知其人也罢，目的乃在更好地读其书、颂其诗。达津先生阐释李白《蜀道难》诗旨，先总括前人旧解，以为“他们都不是从诗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而是凭一些想象和推测”。反过来说，坚持从诗歌作品自身出发，就是一种明确的文学本位论。他分析杜甫《喜雨》等诗篇，指出：“有的文章说杜甫想镇压农民，不是本诗原意，是断章取义。”又分析李商隐《梓州罢吟寄同舍》中“楚雨含情皆有托”的诗意，以为“这首诗表达了李商隐在当时朝政昏乱和党争的客观条件下，政治怀抱不得抒展的深沉不满……怎能把‘楚雨含情皆有托’一句单独抽出来，主观随意地做解释呢？我觉得今后我们研究和编写文学史的人，应该改变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的作风”。反对断章取义、寻章摘句，即强调文学鉴赏、研究应注重整体性、联系性，也就是强调作品自身有意脉、有声气，是有机整体，不宜截取局部而罔顾各部分之关系。这自然也是一种注重文学本位之自觉意识。
　　以上四点，粗略勾勒了《唐诗丛考》的宏通之境。宜加补充说明者，乃达津先生研究唐代文学，又往往有“我”在，性灵腾涌，个性鲜明。
　　譬如，细致读罢《唐诗丛考》，我们不难感受到达津先生富有个性的审美趣味，以及此种趣味里蕴含的生命志趣，那就是乐观、积极，不衰颓。又譬如，我们读《唐诗丛考》，又往往感受到达津先生通达、放旷的人生态度。先生淡泊名利，自内而外，仙风道骨，神清气峻，而赋诗作文，气势从不衰竭。据王开颖老师回忆，达津先生年近八十，遇中秋阴天无月，曾作七律一首，其中第二联云：“犹喜有荷听夜雨，不妨无月过中秋。舞翩跹处花惊眼，歌抑扬时酒泽喉。”句法跌宕，胸襟灑脱，酒歌声里含豪迈，绝无颓唐衰飒之气。
　　先生之洒脱，真是情本乎性，溢于言表。《唐诗丛考》里，有不少文字就是这样。譬如评柳宗元：
　　柳宗元的骚赋文，也是能够推陈出新的。他用来描叙自己的生活，寄托愤慨不平；用来写寓言；用来写现实生活中一些事情。这些文章感情是沉痛而激烈的，文采又极绚丽缤纷……另外一类托物起兴，以寄幽怀；有的也可以算是寓言，但比单纯的寓言文，感情表现得更为充沛……总起来说，这些文章都是哀深愤极，情不自胜，字里行间，却反映出那坚毅不拔的意志。
　　又如，他评孟浩然：
　　孟浩然的诗更近于自然，伫兴而发，不假雕琢，比之王维，仍有工整与不求工整的区别。他所写的五律运单行之气于偶对之中，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就妙在于极自然。
　　这等文字，简洁传神，吐纳声气，宫商自成。达津先生幼癖于诗，早习骈俪，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加以人生阅历丰富，诗书满腹气自华，因情生文而臻于此等佳境，亦自然耳。
　　（作者简介：陈允锋，1997年于南开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